《矛盾论》产生的背景及其学习关键点

　　摘要：毛泽东着作《矛盾论》,独创性地以对立统一规律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批判党内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结合《矛盾论》产生背景和今日现实进行学习解析，对于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矛盾论》; 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 习近平;

　　AnAnalysis of the Key Points of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 in the New Era

　　LIU Shulin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又懂得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摆脱了近代的苦难，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于1937年8月着《矛盾论》,从哲学层面上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一步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矛盾论》不但在当时奠定了党的干部队伍科学世界观的基础，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学习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四个“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刻理解《矛盾论》产生的国内外背景

　　《矛盾论》原为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课内容《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文稿于1937年8月7日写完，后来经过毛泽东修改，以《矛盾论》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在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党中央刚刚落脚延安，毛泽东就亲自向红军的干部授课，普及唯物辩证法的教育。这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的。

　　(一)国内思想政治背景

　　第一，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转变的现实需要。1937年夏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程度的加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随着主要矛盾的转换，党的斗争任务、战略、策略都要进行调整，需要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干部有学习和提高思想认识的必要。

　　第二，彻底清算党内教条主义影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调查研究出发，通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和成果，但是党内曾经盛行的教条主义依仗当时共产国际的背景，照搬本本，权势很大，屡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多次撤销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造成严重曲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和党实际上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然而，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机会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清理和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来到陕北，就有了这种机会。

　　第三，培训干部的需要。在长征过程中，由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党内王明路线错误和张国焘分裂活动，红军牺牲减员严重，出发时8万人，到陕北后仅剩2万人。毛泽东说：“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2) “……经过远征的战士，原则上每人都要使之成为干部，不应该使之当作一个兵去消耗掉。”(3) 发展革命形势，需大批地培养红军干部，最重要的就是要打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基础。

　　从主观条件来说，毛泽东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做了足够的理论准备。仅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系统地研读和做过批注的哲学着作就有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着《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读了三四遍，写了12000字的批注(4);还有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写批注2600多字(5)。毛泽东还读了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和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着作(6),共写下几万字的批注(7)。毛泽东在哲学创新方面的理论准备已经成熟。

　　(二)国际思想政治背景

　　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长期把持党的领导岗位，造成巨大损失，是有国际背景的。他们把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指示当成最高法令，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国际背景严重制约了我国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20世纪30年代苏共在哲学界开展了批判德波林学派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人们发现，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许多决定并非出自斯大林，根子在德波林盘踞的哲学学派。斯大林带头批判德波林学派，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人解放了思想、认清了真相，勇敢地起来清算国内外的教条主义。《矛盾论》指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8)

　　苏联批判德波林哲学派别的斗争实际上是清算唯心化、教条化哲学影响，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开展批判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关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种宇宙观的对立

　　(一)《矛盾论》展开唯物辩证法的新角度

　　《矛盾论》是研究唯物辩证法的着作，其特点是把对立统一的法则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9)为此，《矛盾论》包括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内容。 “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10)这是一个突出的理论创新。

　　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有：矛盾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量、质互变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11)。《矛盾论》则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根本规律，其他规律只是附属的规律，“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12)。

　　这种重点论进入到列宁辩证法的前沿，抽象出了辩证法的灵魂，那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3)。这就揭示了一切主观与客观分离、一切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思维的致命的缺陷：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做不到调查研究。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扫荡教条主义，具有理论优势。

　　(二)形而上学宇宙观的主要特点

　　从宇宙发展的观点来说，宇宙观可以分为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两派。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中外的形而上学都属于唯心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产生之后，与之对立的形而上学包括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

　　《矛盾论》给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14)这种形而上学宇宙观的弊病就是：“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15)

　　显然这种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在21世纪的今日仍有表现：照搬单一模式、拒绝世界发展的多极化、推行霸权主义、把所谓“普世价值”强加于人、策划政变、颠覆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不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也不理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三)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的重要特点

　　《矛盾论》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16)

　　从事物的内部及其与之相关的联系去研究事物，同时从事物自身的发展和运动中去研究事物间相关的联系，这样就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特点。这就使对立统一规律贯通了斯大林阐述的唯物辩证法的四个特点：普遍联系的、发展运动的、量变推进质变的以及质变的本质在于事物内在矛盾对立面的斗争的观点。

　　(四)唯物辩证法的意义在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矛盾论》指出了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目的：“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17) 这就是我们学习辩证法的根本目的：研究事物的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就是研究矛盾、找到办法的思路。“在长期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一个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18)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得力措施，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一些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一些问题还可能再冒出来。”(19)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的变化，为迎接新的挑战和风险，必须“有效防范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有效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20)。基于对党的政治生态现状的调查研究，党中央采取主要举措解决问题。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和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了新形势下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等十二条新的政治规则。十二项新规则就是解决党内建设问题的办法。这使党的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理想信念动摇等问题得到了遏制或根治，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不断巩固发展，全面从严治党出现一系列制度化新局面。

　　三、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

　　“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原理是辩证法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

　　(一)矛盾的普遍性及德波林错误的哲学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矛盾存在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存在着矛盾呢?德波林学派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过程一开始不存在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21)德波林不承认事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实际上等于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阉割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就给形而上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就必然背离唯物辩证法。

　　(二)矛盾特殊性的内涵及其研究的价值

　　《矛盾论》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22)

　　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事物质的差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23)科学研究中学科的设立所依据的基石，就是其明确的研究对象。

　　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就是从正确认识这个学科的特殊研究对象开始的。在2005年之前的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殊研究对象认识不够，还没有将其设立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结果，许多教师在科研和教学中觉得没有属于自己停靠的“学术港湾”,纷纷流向其他学科。在当年进行“四部委”的大调查中，许多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队伍担负着传播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具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据此，教育部向党中央正式报告，党中央果断地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这不但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教师队伍，而且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和指导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从理论认识和实践政策上大力支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支撑、带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育人全过程。截至2020年11月，登记在库的全国高校思政课专兼职教师突破10万人大关。

　　(三)研究横向角度的特殊性与纵向角度的特殊性

　　横向角度与纵向角度的矛盾特殊性，就是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24)

　　习近平在2021年1月11日发表的重要讲话，既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矛盾和本质，又研究了初级阶段之中的“新发展阶段”的特殊矛盾及其本质。这样就能够找到现实工作的指导和方法。习近平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25)他还指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做出这样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依据。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26) 这样既研究大过程，又研究其每个阶段的具体特点，才能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途径。

　　(四)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

　　《矛盾论》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27)因此，看问题切忌带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

　　我国展开了对历史xuwuzhuyi思潮的持续批判，揭露了它颠倒黑白、主观片面的特征及其颠覆性思潮的本质：有人说话、写文章随意抹黑新中国的历史，把新中国和党的历史丑化成“不断犯错误”的历史。这种抓住一时一地的表象、捏造夸大“细节”、颠倒是非的看法，完全违背实际情况，严重污染舆论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批判历史xuwuzhuyi思潮的同时，习近平指明全面客观看待历史的正确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28) 习近平还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9)这不仅回击了敌对的历史xuwuzhuyi思潮，也是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批判。习近平在2021年2月2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xuwuzhuyi，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30)

　　(五)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可以这样分析：第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概念之间由于所处场合不同而可以转换。第二，由于每一事物既包含了特殊性，又包含着普遍性，所以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第三，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这是共产党人事业的共性或普遍性的体现。有人曾经发生离开这个共性或普遍性的误读。党中央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自己特点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其个性或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或个性意味着，我们决不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国家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宜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在这里共性和普遍性是原则、是本质，个性和特殊性是表现形式、形态特点。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31) 因此，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形态说清楚。

　　四、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主要矛盾及其作用

　　《矛盾论》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2)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3)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包含着抓主要矛盾的朴素辩证法。东汉名士张纲有名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34),唐朝的着名诗人杜甫也有名诗佳句“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35),其中都有抓主要矛盾的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36)这就抓住了新的主要矛盾，设计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凝聚了全国的人心所向，社会发展就充满了活力。习近平善于在众多矛盾中抓主要矛盾、抓最有影响的问题，抓住最突出的问题，这样能够起到以点带面、举一反三的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工作实效大为增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作用

　　《矛盾论》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37)

　　新时代，抓主要矛盾的辩证法得到了新的发挥。习近平指出：“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38) 这种抓住主要矛盾、推进解决主要矛盾的辩证法，极大地推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

　　(三)矛盾的主要、次要方面地位变换的辩证法

　　矛盾两方面的主要与次要的地位都是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形成的，也是随着一定的时间和条件相互转化的。《矛盾论》指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39)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地位的转变很说明问题。中国最初参加全球化时，某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起主导或支配作用，它挥舞全球化旗帜，强调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领导作用，借此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40)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2017年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要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但一向号称领导全球化的某些西方国家却抛弃了全球化的旗帜、抛弃了全球贸易自由主义，打起了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旗帜。

　　中国政府领导人高举全球化旗帜，论说全球化的必然性，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掷地有声：“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推动。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41)西方有些学者和有识之士，听了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深深感叹：世界潮流走向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全球化的压力承受者，成为全球化的积极主动引导者，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也显示了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辩证法的力量。

　　五、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同一性的全部的意义即：“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42)同一性只有在必要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分析矛盾的同一性时一定要注意“一定的必要条件”。

　　同时，我们要高度重视矛盾斗争性的作用。

　　《矛盾论》指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43)这对于共产党人、革命人民在处于弱小和困难状态中坚信以弱胜强、发扬历史主动性具有重要鼓舞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处于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局中，人们习惯了平和的思维方式，淡忘了斗争。其实我们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征程中还有许多艰难险阻、风险挑战，习近平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44) 这可以视为斗争意义的新时代解读。

　　当然，《矛盾论》中还包括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思想的论述。新时代我们要深刻领会《矛盾论》的精神实质用于不断指导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努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页。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5-617页。

　　5《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0页。

　　6《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9-460页。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3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11《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8页。

　　12《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08页。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09页。

　　2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1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25《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26《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314页。

　　28《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

　　30《学党史悟出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

　　3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34《唐宋诗鉴赏辞典》,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2015年版,第149页。

　　35《资治通鉴》第3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68-2069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3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8页。

　　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7-478、484页。

　　4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

　　4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