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性精神积淀的中国特色及主要内容(2)

　　三、文化理性精神积淀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性精神在世界历史上大放异彩。在中国，透过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问题与主义之争、科玄论战，还是真理标准讨论、姓资姓社论争，都一一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在中国的生成和积淀过程。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生成和积淀的中国特色如下。

　　（一） 在生成路径上，坚持实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不断创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将建党以来的工作概括成“三件大事”,并总结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 （胡锦涛，2011）[11]诚然如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的生成和积淀，在生成路径上，始终坚持实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不断创新。我们的诸多创见和创举，譬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举措，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等等，就是这样取得的。

　　（二） 在精神实质上，坚守信念，坚定方向，始终贯穿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

　　中国实践产生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引领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生成，在精神实质上，同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相一致，始终坚守社会主义理想，坚定共产主义方向，始终贯穿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正所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才能……赢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012）[12]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正是围绕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理想追求和价值选择来生成和积淀起来的，在将来，这一精神实质也要自觉坚持下去。

　　（三） 在时代内容上，不畏风险，勇抓机遇，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走向世界

　　时代要求是精神文化的孵化器和催化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正是在不断应对时代挑战中与时俱进，走向世界，深入人心的，正所谓“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 （江泽民，2006）[13]450围绕新中国成立、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拼搏，我们在精神文明上也结出累累硕果，譬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等。这些不同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精神成果，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产物，它们成于中国，走向世界，从不同侧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

　　（四） 在理论形态上，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开放进取，综合创新

　　在致力于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中华民族的大动员中，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确实成为历史实践的主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也有些时候，人们以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于是，向“毒草”、“牛鬼蛇神”横扫一通，在构建新的文化理性精神上面步入邪路。对此，邓小平总结道：“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1993）[14]375但是，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个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成果，都克服了“左”和“右”的干扰，在推动全新的文化理性精神的生成方面，吸收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开放发展，是联系实际、博采众长、综合创新的集体结晶。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地提出了文化理性精神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的传播发展丰富了文化理性精神的具体内涵，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积淀的中国特色则凝聚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正在向全球化的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开启中国的未来。四、文化理性精神积淀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代表性成果，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积淀的主要内容。该内容的主要方面有：“科学”理性精神、“发展”理性精神和“和谐”理性精神。

　　（一） “科学”理性精神

　　“科学”理性精神，与工业文明为表里，在“五四”运动中被先进的中国人尊称为“赛先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高扬了“科学”理性精神。

　　毛泽东思想通过对“认识论”的强调高扬了“科学”理性精神。毛泽东本人在哲学上最为看重的是“认识论”,他说：“哲学就是认识论”.[15]390在 《实践论》 中，毛泽东曾将他的认识论总结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6]

　　毛泽东认为这一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知行统一观。据此，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性精神。正是此种“科学”理性精神，既扬弃了唯理主义，也扬弃了经验主义，保持了对革命战争、经济社会建设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清醒认识，有力地针砭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通过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强调和落实来倡行“科学”理性精神。邓小平曾告诫世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断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邓小平，1993）。基于此，他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格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精神。正如邓小平所强调：

　　“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 （邓小平，1993）[14]183,“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1993）[14]377在今日中国看来，只有秉持“科学”理性精神，才能完整地、全面地理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地、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才会化挫折为财富，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必胜的信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来集中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不是“唯科学主义”、不是“实用主义”,不是“庸俗生产力论”,不是哈贝马斯口中所谓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而是内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活的精神。

　　（二） “发展”理性精神

　　当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时，面对中华民族独立求存，发展自强的现实问题，它历史性地生成了“发展”理性精神。

　　新中国的先驱们无不痛感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深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毛泽东号召全党不仅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等将革命和建设统一起来，表现出强烈的发展愿望，与此同时，又不失清醒的发展理性。一方面，毛泽东指出“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对这门科学，全党上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则明确“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要求创造性地推进和加快中国的发展。

　　随着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1993） ,[14]63“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邓小平，1993）[14]265,主张抓住机遇，搞快一点；与此同时，又不失理性，要求“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 （邓小平，1993）[14]130,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尤其要警惕两极分化，因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1993）[14]364.这种“发展”理性精神，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1993）、[14]37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1993）、[14]274“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 （江泽民，2006）[18]533到“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 （江泽民，2006），[13]295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勇抓机遇创新发展战略到文化强国战略，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均可看到“发展”理性精神始终在不断深化、积淀。

　　在“发展”理性精神之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能不能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问题、实现新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19]时至今日，发展不足的问题和片面发展的问题同时存在，因此，“发展”理性精神还突出地表现为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强调。一方面，我们承认发展是“必须”的，是“硬道理”,“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发展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搞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搞好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关系：其一，要一如既往地认识自然，“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

　　其二，要尊重自然，“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江泽民，2006）[13]295其三，要以人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江泽民，2006）[13]295***总书记在指出邓小平曾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这句话“现在仍然管用”的同时，强调：“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 （***，2013），恰是对“发展”理性精神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