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人类学对危机中美学的特殊理论价值

　　20 世纪以来，人文科学发展呈现出跨学科发展的样态，打破了封闭的学科壁垒，形成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其中，美学界出现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趋向———审美人类学尤其引人瞩目。审美人类学的学科旨趣在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融合。审美人类学处于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的双重语境中，在对二者的审视中重新思考审美问题，从而形成与此不同的理论形态。

　　由此，审美人类学对处于危机中的美学具有特殊理论价值，对中国当前美学的建构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

　　“西方美学是在两种主流影响下形成的———一个是古希腊思想，另一个是启蒙运动思想。这些已经被康德加以系统化了。”

　　这两个源头的美学，经过德国美学的系统化，构成了现代形态的美学。其标志是康德及其后的康德主义美学的系统阐述。现代美学的标志是审美自律性，形成了以想象为核心，以超越性、无功利性和情感距离为特征的形态。就美学自身历史而言，审美自律是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学要获得独立的发展，就必须从其他非审美领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审美自身就是目的，没有其他目的。审美自律性在美学发展初期，对美学的自身理论建构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但是，审美自律性也使美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误区:审美自律性 = 审美纯粹性。纯艺术和纯审美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观点把审美完全当作一种与人类现实生活和生命欲望完全无关的活动。审美的纯粹性和超越性，成为审美形态的一种根本的状态。日常生活无法被容纳进艺术中，或者说艺术中没有日常生活的空间。与审美自律性相反的是，在实际的审美活动中，审美和非审美的因素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是混合在一起的。纯粹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理论的幻象，而且是现代美学制造的一种幻象。

　　就现代美学所属学科特点而言，现代美学是一种哲学形态的美学。它诞生于哲学内部，是抽象思考和逻辑推理结果，具有形而上的特性。它缺乏现实的艺术和审美的经验基础，面对鲜活的审美现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缺乏说服力。现代美学的这个特点在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在现代美学理论中存在着。美学之父鲍姆嘉通把美学定位于低级感性认识的范围内，美学是哲学认识论的一部分。康德进一步完善了这个体系，把美学当作架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目的是沟通知和意两大领域。以康德主义美学为代表的现代美学，其美学体系就是在头脑中建构起了理论大厦。

　　这种体系的美学理论本身是概念性的演绎，是哲学体系建构的一部分。这种美学理论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阐释现实的审美现象，它更像是一门专门知识，是思想家头脑中的智力游戏。所以，在当代审美文化兴盛，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演进中，这种美学必然会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需要新美学来解释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来看现代形态的美学理论，我们发现它的建构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现代美学是一种西方语境中的美学，只能算是西方美学，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美学。“审美是所有人类经验的一个维度，在所有人类和所有社会中有各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和强度，并且审美经验也不是西方或欧洲文化独一无二的特权……即使它与非审美的因素混合，不同类型的审美仍是可能的。”

　　审美经验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模式，现代美学只是人类审美的一种模式的总结。它不能代表，也更不能取代其他文化中的审美模式。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文化的多样性和审美的多样性已为人们所共识，现代美学所凸显的西方中心论也应该逐步消除，不同于西方的美学体系也应该为人们所重视和建构。文化人类学对异文化的重视恰恰在这个层面上提供了条件。虽然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是为殖民服务的，但是他们也带回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观和审美观，开拓了人们认知世界的多元性视野。后来的人类学更是站在对异文化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化的田野调查工作，倡导文化的平等性。面对不断涌入西方文化中的异域艺术现象和审美现象，它们的复杂性和非纯粹性使得现代美学理论彷徨失措，不能够提供有效的解答。

　　这些都需要新的理论资源对此加以阐释和完善。

　　在美学界内部，康德主义美学虽然是现代美学的主流，但是美学界一直就存在着反对的声音。

　　一条路线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美学，这个主要是尼采、叔本华开创的，包括其后的生命美学、精神分析美学等，它们以非理性来解构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美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如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尔都塞、伊格尔顿等，他们重新恢复艺术审美与社会的联系来解构现代美学。如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充分地揭示了审美与意识形态、审美与阶级的复杂联系，认为审美是透视文化和政治变迁的一扇窗户，审美自律性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政治诉求的工具。审美不过是“18 世纪的资产阶级围坐在桌子边，一边啜饮红葡萄酒，一边虚构用来解决他们的政治困境的美学概念”。

　　伊格尔顿的这些论述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审美本身的复杂性，从历史分析的角度解构了审美自律性的神话。

　　二

　　现代美学法则的失效，造成了美学危机，这需要新的理论资源来应对。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现代思潮应运而生。

　　后现代思潮的来临，一方面是对现代思潮本身的反驳;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文化本身的要求。后现代本身是庞杂的，学术界目前仍然难以达成共识，但是我们看到后现代思潮的来临是为大家所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以解构为内核，对现代思想进行了批判。后现代理论去中心，反对权威，倡导对大众日常经验的宽容;去分化、消解审美自律，恢复审美与生活的联系;秉承多样价值观，尊重差异，这些因素都直接对现代形态美学的弊病提出了新的思考，为我们重新思考美学带来了新的思路。

　　虽然后现代主义者未必承认有后现代美学的存在，但是在后现代观念的支配下的确形成了与以审美自律为核心的现代美学不同的美学形态。

　　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一书中，对现代美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站在后现代立场重新思考美学，指出了传统美学具有反感性、拒绝世界和贬低科学道德三重弊病，把审美扩大到整个文化语境来理解。韦尔施把批判的目光指向审美自身，直接从审美作为生活的意义建构———文化力量的角度，指出审美化过程不仅是生活的表层，而且构造社会的、物质的现实，直接影响个人存在的形式、社会相互作用的各种形式、文化形态等等。审美是文化的制高点，“真理、知识和现实逐渐提到了审美高度”。韦尔施提出“超越美学的美学”的建构，有三条基本的路径:把审美观念扩张到所有的感性领域;扩大艺术的范围，不但注重艺术自身的多样性，而且使艺术遍及整个文化;最后超越艺术，使美学扩展到社会和生活世界。韦尔施的这些构想是后现代语境中美学的一种建构性尝试，不但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赋予美学以新价值，而且是直接应对审美化生活而来的，显示出对现实审美文化的直接关注。后现代美学对通俗艺术、通俗美学的正名，都是在取消现代美学人为地设置的美学界限。实际上，“美学变为纯艺术无功利的美学、艺术转变为自律性艺术是在 19 世纪的历史进化中才发生的……纯美学的象牙塔在通俗艺术及其美学的冲击中已经塌陷”。

　　由此，后现代美学具有了三重解放意义:“其一，将美学、非艺术、生活、模本从美学、艺术、原本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一种独立性和合法存在性……其二，将非西方的审美文化从‘脱离现实、唯理论哲学和高雅艺术的压抑传统’中解放出来;纯美学、纯艺术等昔日的压迫者自身也被从象牙塔和博物馆中，从作茧自缚中解放出来。”

　　后现代美学本身虽然很有建设性价值，但是其在解构现代性美学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商品化、平面化、对理性的消解、价值的虚无主义等。对此，埃伦·迪萨纳亚克批评道:“对艺术依赖文化的认识，非但没有排除反而加重了商品化、浅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

　　这些负面价值的凸显让人们感到，后现代思潮虽然批判了现代美学的很多缺陷，但是在批判的同时，连带着里面的精华也给抛弃了。韦尔施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建构美学的时候，他提出了伦理/美学的主张，认为“艺术品却通过其构架间接地、在相似的意义上与最高层次的道德相关”。

　　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本身的碎片化体验，也不断地加深人自身的分裂。在新的语境中，人类需要从更加宽广的视域中重新寻求自身的整体性体验，与自然、社会等融为一体。这些方面是我们重新思考美学，建构美学所必须注意到的。我们可以吸收后现代美学对现代美学的一些有益的、建设性的批判，但是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其自身的理论缺陷、价值指向。这样才能在新的视野中获得更加全面而充分的认识。当代美学的建构绝对不是重走西方美学的老路，而是在综合审视以往美学缺陷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建构。

　　三

　　在新的语境中，重构美学面对的理论背景是清晰的。这就是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的双重语境。新美学形态的建构必须是在综合架构现代和后现代美学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对其理论的弊端加以反思而形成。当代美学重构的诸种模式中，审美人类学具有特殊的价值。它借鉴了哲学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人类学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从一个崭新角度对审美现象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思考和价值诉求。

　　审美人类学是人类学和美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以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弥补现代美学的不足。一方面，针对现代美学形而上、过于注重思辨性和概念推演，而忽略了审美现实的缺陷，引入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关注现实的审美状况。田野调查方法的引入使得美学研究直接走进了生活本身，脱离了原有的空洞性、抽象性，避免了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倡导也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学模式，真正地立足于本土现实，从而能够在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美学理论。尤其是，晚近的文化人类学抛弃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关注异文化、弱势文化，倡导地方性、跨文化性、文化多样性，使得美学理论的建构把目光投向了非西方的、少数族群、鲜活的文化。这种价值取向在美学理论中，便成为审美多元化的一种理论表述。对于不同文化语境的强调，就会引起一种不同于现代美学的思考:美是一种语境性的存在，审美是一种文化现象，与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这就避免了审美自律性的自我封闭，可以更好地考察审美与社会、文化和人生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审美人类学引进了哲学人类学的理论资源。哲学人类学对人类命运、人类生存的关注体现出了明显的价值关怀，把人推向一种审美化生存。审美人类学的这个理论维度，避免了后现代美学忽视人的生存、人的价值的负面效应，不会走向价值虚无主义的一面。

　　审美人类学有两条研究思路:一条是把人类学资源和方法引入美学，从而形成了新的美学形态，这属于美学内部的变革。另一条思路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从田野调查的艺术和审美材料入手，来进行人类学研究，这属于跨学科的研究。如雅克·马凯的《审美人类学导论》、沃弗里德·万·旦暮的《语境中的美:走向人类学方法的美学》，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就属于第二条研究思路。在当前面对现代性美学危机的基础上，第二条思路尤其具有借鉴意义。在《审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学科意义》中，王杰探讨了审美人类学的可能性、研究方法和学科意义。审美人类学提出的可能性首先在于中国当前的美学危机。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中国美学理论的框架来自西方。在吸收和利用中国的学术资源时，这种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学术话语系统发生冲突，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之间也具有相斥性……中国美学的理论根基，应该建立在中国经验的文化人类学的解释的基础上”。

　　另外，后殖民语境和中国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问题，乃至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表达机制的探索，这些学理的要求都使得研究中国审美经验成为美学摆脱危机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

　　当然审美人类学引入人类学实证的方法的同时，也不排斥其他方法，“在方法论上还应该坚持多元化的方法论原则，把人类学、精神分析、经验美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在某种基础上统一起来、协调起来”。

　　坚持多元化的方法使审美人类学不被文化人类学所束缚，也体现了当代学术研究的取向。

　　在应对现代和后现代双重语境导致的美学危机方面，审美人类学对于当前中国美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对中国经验的强调。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挤压而提出来的，也是后殖民文化语境中必要的价值诉求。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已经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一个多世纪了，作为弱势话语的我们，何时能够和西方平等对话，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焦虑。

　　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本土文化的自信心也相应增强，对话成为必然的话语要求。

　　这种对话不再是阐释西方思想，而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采用规范化的人类学理念与方法，并不是以殖民心态展示‘异国情调’以取悦西方，而是在人类文化整体的宏观视野之下，立足于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体悟与省思”。

　　中国经验的美学表达是中国本土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地方性审美经验是中国经验在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中的表现，研究地方性审美经验成为审美人类学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指向。

　　其次，在国内也存在着如何对待弱势的少数民族和民间审美文化的问题。审美人类学提出“把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美学资源引入到美学研究中来”，让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关注，实现多民族文化共生，同时对底层文化和民间文化也要加以关注。

　　由此，“审美人类学当前的重要任务是通过田野调查方法深入了解并分析中华本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底层文化和边缘文化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审美需要。找出其特征所在，进而在理论上加以说明，以便超越美学思想中西方中心话语的思路”。

　　再次，多样文化价值立场的确立。对民族文化的强调，对弱小民族文化的保护，这里强调的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或者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心，而是坚持多样文化的价值立场。

　　“人类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共生。”

　　所以，审美人类学的当代价值非常明显，其地方性知识和立场，丰富和发展了“弱小话语理论”，有助于实现多种文化、多种民族的共生。由此可见，在现代和后现代美学的双重反思中，美学新格局将会慢慢改变，从而凸显出应该具有的美学。无疑，审美人类学应该是中国美学发展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