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神经美学的方法论问题探究

　　目前的神经美学研究主题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审美体验的神经机制，其中包括审美知觉、审美情绪以及审美判断等主体认知行为的大脑相关物; 二是审美判断的本质; 三是审美奖赏的特征; 四是审美认知的个体差异及其心脑基础。其基本方法主要包括脑电观测术、神经成像术、神经生物化学分析和功能神经解剖学定位法等来自神经生物学的定量手段。经过十多年的辛勤探索与实验验证，活跃在多个领域的神经美学研究者们获得了一大批丰富翔实的客观资料，从而为今后的美学、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和人类学研究与应用贡献了独特的方法论智慧及科学数据库，使千百年来始终徘徊于概念论争、理论旁证、思想理念辨析等抽象时空的美学研究首次赢得了较高的客观信效度，进而使之步入了科学化的审美研究境地。

　　同时应当看到，当代西方的神经美学研究尚缺乏用以整合上述经验方法论的高阶系统理论方法，同时缺乏基于自上而下路径的系统整体解释性范式。因而其所获得的庞杂数据、浩繁表象均无法体现内在贯通的逻辑自洽性，研究者更无法据此抽析出深入和普遍的人类大脑的审美规律。［1］为此，我们亟须对当代西方神经美学的方法论问题展开深入检视、梳理问题、探究症结，进而提出建设性的思想操作对策，借此推动它的方法论进步与理论创新进程。

　　一、神经美学的技术方法论贡献

　　目前，科学实验是人们研究神经美学时所采用的主导方法。神经成像术作为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主导性实验技术，已经被研究神经美学的科学家们引入相关的定量分析工作之中了。

　　在有关审美体验的神经机制方面，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审美体验中审美知觉、审美情绪以及审美判断三个方面，常用的实验材料为面孔、绘画作品和音乐。

　　其研究内容包括正常人的审美经验所涉及的不同神经系统、神经网络、神经加工过程的特殊作用，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实验有助于科学家探查被试在执行某种任务时其大脑特定脑区的神经活动状态，尤其是当被试对所呈现的刺激信息作出是否美的判断、或陈述他们对刺激对象的喜欢程度及偏好程度时。此类研究已经初步揭示了审美经验所涉及的大脑活动、特别是与知觉、记忆、理解、注意、情感和快乐有关的神经过程。

　　(一) 实证技术: 提升了美学研究的信效度

　　多年来，活跃于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的西方神经美学工作者，积极移植神经科学、临床医学、实验医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专业领域的多种技术范式、实证方法与标准数据，对人类的审美行为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精准的测量、统计与分析，据此发现了与审美活动密切相关的大量经验数据与客观依据，从而切实有效地提升了美学研究的信效度，增强了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客观品格、科学精神和理性特征。

　　一是有关审美行为的神经电生理学实验观测，为我们提供了用以鉴察人的审美知觉判断、审美记忆加工和审美意象输出的脑电指标，诸如扎特莱和科谢等人有关音乐审美的脑电研究; 二是有关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和审美意识的神经成像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用以探究与比较不同脑区在审美情感活动、审美想象活动、审美意识体验和审美表达活动等方面的结构性特征、功能性指标及其信息变化模式，诸如伊莎贝尔·波恩(Isabel C． Bohrn) 及隆志大西(Takashi Ohnishi)等关于主体实施审美判断、审美想象和审美情感体验的主客观数据比较及特定脑区定位研究; 三是有关审美活动所牵涉的大脑神经化学物质变化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深入、具体和细致标定人类审美的正负情感、情感反应强度、映射审美表达活动的分子神经生物学反应模式等客观内容提供了精准的定量数据，诸如蒙娜丽莎·昌达(Mona Lisa Chanda) 和丹尼尔·列维津(Daniel J．Levitin) 关于音乐审美奖赏体验过程中人脑的多巴胺与阿片肽显着升高的定量研究、关于悲剧音乐审美体验中人脑的五羟色胺及催乳素等神经递质的显着变化观测，等等。

　　(二) 实证研究的不足之处

　　针对神经美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查特吉等指出，分解与定量研究属于还原论的研究范式，可能会削弱那些我们在研究中最感兴趣的内容。

　　神经美学在实验方面的风险，在于人们简单地通过确定那些被激活的脑区来推论根本的心理学过程。如果某个脑区仅仅在审美活动中被激活，那么这种推论是有效的。目前，诸如此类的许多研究与其说是被初步实证了的客观发现，还不如说是有待于严格检验的假说。［2］譬如对审美判断的本质之研究，现行的神经美学工作者主要运用脑成像技术考察艺术活动所激活的相关脑区等情形，而对艺术与审美活动中认知和情绪加工的脑活动的动态时间进程知之甚少。例如，虽然已有研究发现了与审美判断有关的脑区，但还不清楚这些脑区的活动是否为审美判断的特异性脑区。［3］又如审美奖赏的特征研究，到底艺术或审美带来的快乐是否与其他的快乐(如美食或金钱所诱发的) 具有不同的神经基础? 与审美快乐有关的这些脑区是如何共同作用而产生审美情绪的? ［4］博德曼和维塞尔等指出，神经美学家常说的审美情感的神经对应物，诸如眶额皮层、扣带回前后部、前额叶腹内侧、伏核、杏仁核等，是怎样相互协作并通力演奏出审美情感体验这出美学交响乐的? 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做出深入细致的科学实验和理论阐释，包括上述的神经结构受到激活的时间序列、空间序列、其所加工的特征性情感内容。［5］总之，现有的神经美学研究主要运用脑成像技术考察艺术行为有关的脑区激活情况，而对艺术与审美活动中认知和情绪加工的脑活动的动态时间进程知之甚少。在有关审美判断的本质的研究方面，虽然科学家们业已发现了与审美判断有关的脑区，但还不清楚这些脑区的活动是否属于审美判断所涉及的特异性脑区。在有关审美奖赏的特征研究方面，学者们揭示了审美快乐所涉及的特定脑区，但是尚不清楚: 艺术或审美的快乐是否与其他的快乐(如美食或金钱) 所诱发的脑区具有不同的神经基础、与审美快乐有关的这些脑区是如何共同作用而激发人的审美情绪的，等等。

　　有鉴于此，今后，神经美学家需要在人脑对审美经验所做出的神经反应与人脑对非审美经验、非审美情感所做出的神经反应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别和明确的解释。同时笔者认为，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及不同心境状态下，对同样的音乐都会产生不同的联想 － 想象以及相关的情绪反应。因而可以说，主体在聆听音乐时所进行的二度创造活动，包括对音乐所蕴涵的情感和思想意义的猜想判断与体验、对自己相关经验的选择性回忆 － 联想 － 想象和审美憧憬，对主客体审美价值的认知整合与心理表征，对自我的完满价值与最高理想的内在预演和虚拟实现，都会导致其对同样的音乐产生不同的情知意反应与价值认知、行为范式设计。由此可见，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审美认知过程中个性主体基于自我的特殊心理资源与独特的情知意内容及其认知反应方式而做出的创造性反应———而不是千人一面、模式化、机械刻板的机器式反应。在这方面，当代学者在借助脑电图、脑磁图、无创性的经颅刺激术和神经成像术等探查审美活动的神经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在形成共性事据的基础上深入揭析个性化的审美脑电反应、审美生化反应、审美神经影像图谱、审美情感反应、审美思维反应和审美行为。

　　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人的审美过程中，第一，自下而上与由上到下的两种加工方式，分别体现了人脑对认知内容的低阶 － 高阶加工和心理 －生理反式作用; 第二，审美对象仅仅是一种诱发人的心脑反应的物性工具与感性手段，万千大众不可能按照统一的大脑反应方式及千人一面的情感反应模式、思维判断与意识体验样式来进行二度创造，因为每个人的大脑及心灵的结构、功能、信息资源、遗传特征、后天重塑样式都是不可重复、独一无二的。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现有的神经美学在实验研究方面明显缺乏对人的审美偏好、审美鉴赏、审美判断和审美创作行为的个性化阐释，其中包括独特的泛脑体系、精细的神经网络结构和深刻的认知范式等系列内容。为此，今后的神经美学实验研究需要首先在主题建构方面继续进行深化、细化和系统化加工，以期借此为神经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差异化的神经结构 － 功能 － 信息阐释论据，继而促进神经美学自下而上 － 由上到下的方法论之双元互补与协同增益过程。

　　二、用以构造科学假设的认识论框架及研究范式

　　(一) 主要进展

　　科学实验需要由总体框架加以驱动，以便人们对可证伪的假设进行检验，进而有助于人们揭示与美学世界有关的特殊的神经机制。

　　在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查特吉(Chat-terjee，1999) 的视觉审美加工的认知神经模型、拉亚德兰 (Ramachandran) 与海斯泰因 (Hirstein，1999) 提出的影响审美体验的知觉模型、利文斯顿(Livinstone，2002) 关于美术家创作图画的审美创作模型，玛瑞莉娅·努内斯·西尔瓦(MaríliaNunes Silva) 创建的音乐审美的认知－神经心理学模型，等等。

　　另外，文森伯格和卡罗尔等(Winsberg ＆ Car-oll) 构建了用以分析人脑神秘的大脑空间拓扑学数学模型“the EXSCAL MDS”，进而借此成功地测量了被试对不同情感格调的音乐作品的鉴赏反应，体现了研究者借助数学手段对人脑审美活动进行三维立体分析与辨证描述的可贵的认识论进步之处，证明主体的审美判断与情感效价之间缺乏显着相关性、与情感唤起度之间具有显着的相关性。［6］这提示我们: 人的审美行为在本质上属于主体对自我情感、思维和意识内容的创造性重构与本体体验活动。

　　这些理论不但促进了研究者对艺术家的技巧和作品与大脑的组织之间的多元比较，还为学术界和艺术界同仁提供了用以优化学术研究、提高创作－鉴赏－表演水平的思想路径和参照系，同时有助于充实、丰富与提升当代审美研究的理论框架及其解释力和预见性品格。

　　(二) 存在的问题: 神经美学需要努力建构多层级的审美心理表征体系

　　人类的审美行为依托大脑的多层级结构、功能与信息系统，同时依托自下而上的经验驱动和自上而下的意识驱动系统，进而体现为超越还原论的认知心理表征模式。在此需要指出，人的机体行为主要受其思想观念的调控，生物学的本能驱动因素在人类心身进化过程中逐渐被弱化。

　　因而为了深入揭析人类审美活动的根本规律，我们必须分别采用自下而上的结构辨析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功能辨识方法，以便借此获得用以观照高低阶系统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方法论。

　　然而，在审美反应的动力来源这个重要问题上，当代的西方神经美学给出的答案是: 正是大脑的特定脑区之结构与功能导致并表征了主体的审美反应。换言之，这被称作“逆向推论范式”。库布切克认为，神经美学的逆向推论范式乃是当今其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或者说是它所遭遇的最大挑战。譬如，仅仅知道引发我们的审美快乐与自己脑中的眶额皮层与伏核有关，这只不过为我们理解审美行为增加了一点知识，但是仍然不等于我们据此可以理解审美情感奖赏的心理学本质所在。总之，大脑的生理学过程到底是如何与审美的心理学活动相互作用的? ［7］那么，到底是审美对象通过刺激人的大脑的特定脑区而使人产生后续的强烈深刻的大脑机体系统的审美反应的，还是审美对象通过刺激人的心灵之隐幽神秘的空间而引发人的后续的强烈深刻的大脑机体系统的审美反应的? 对此，笔者不能认可神经美学的观点。进而言之，上述问题涉及到研究者对人类审美行为的心脑表征体系的认知、假设、建构、实证与阐释等系列内容;客观而言，笔者迄今尚未找到西方神经美学研究者所形成的有关人类心脑审美行为的完整的心理表征模型。

　　笔者认为，从感性证据向理性证据转化，不但需要研究者完善分析工具，而且还需要首先强化对科学假设的建构，借此引导数据整合工作。科学假设的建构又需要基于先进的认识论坐标。

　　第一，审美意象经由审美表象和审美概象而次第形成，进而对前二者进行自上而下的顶级调节与改造，特别是审美主体的意识体验对其知觉性的概念符号体验与感觉性的表象体验发挥着超前能动的下行调控及优化作用。然而，迄今的神经美学研究缺少相关的理论探讨与模型建构，囿于对主体审美的神经现象学观测，从而无助于揭示人类审美的高阶心理机制。

　　第二，人类的审美心理表征体系具有多元化多层级内容，处于动态渐成的不断建构与升级状态，包括心理表象对主客观世界感知样式的经验表征和情感表征，心理概象对主客观世界之机制规律与认知规则策略的知识表征和逻辑关系表征(如语法图式和推理图式) ，心理意象对主客观世界之完满本质、理想价值和虚拟实现的潜态结构与功能之战略性、建设性和象征性的理念表征与意识表征。总之，此“建构”指向大脑、心理和内外世界三重时空。

　　迄今的西方神经美学研究仅仅注重分析自下而上的审美认知加工过程，相对忽视了从自上而下的维度揭示人类审美认知的理念意识驱动作用，从而致使主体的创造性与个性化的审美认知行为沦为自然主义和机械唯物论式的被动反应与单向行为，进而导致审美主体的多元动机、多层级预期和超时空的审美理想等关键因素被消解。［8］为此，今后的神经美学研究应当努力借鉴来自哲学、特别是神经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哲学和认知哲学的系统整体论观念与方法，进而据此建构能够反映人类审美心理客观规律的认知表征模型、逐步形成心脑一体化的多层级高阶理论框架，借此深刻阐释人类审美的创造性与个性化认知机制，不致被浩繁的实验数据与庞杂的经验事实所左右，真正体现人类审美行为的科学理性、审美理性与认知理性特征。

　　(三) 思想视域层面: 研究主题需要继续深化、细化和系统化

　　当前，西方的神经美学研究主要致力于探索与审美体验有关的如下问题: 第一，审美知觉是否区别于人对一般物体的知觉? 哪些因素影响人对美的知觉? 第二，艺术为什么会从情绪上触动我们? 这一过程是怎样产生的? 审美情绪与一般的情绪过程有何异同? 第三，审美判断的本质是什么? 它与一般的判断活动或者道德判断有何异同? 第四，不同的脑区如何协调活动以产生审美体验? 哪些因素调节审美欣赏所涉及的神经网络的活动? ［9］同时，当代的神经美学缺少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理论观照，特别是对审美悲剧经验与非审美悲剧经验的异同点的鉴别，对审美惆怅感与非审美惆怅感的相通之处及相异之处的细致区分及客观论证、对人们在情感层面的审美需要－趣味与非审美需要－趣味的科学辨识与客观甄别，等等。

　　为此笔者认为，今后的神经美学研究还需要高度关注悲剧美、惆怅美等重要主题，需要深入探究人们喜爱伤感艺术的心理动因、神经机理和现实效价。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非通过欣赏快乐的艺术或亮丽的自然生命现象来驱散心中的雾霾、发泄情感的郁闷、化解精神的伤痛、激发生活的信念，而是通过体验富有悲剧韵味的作品来引发自己的心脑风暴，激发心颤魂抖和热泪盈眶的强烈反应，借此获得“痛并快乐”的奇妙美感。

　　(四) 研究范式的可取之处与不足之处

　　目前，科学实验是人们研究神经美学时所采用的主导方法。科学实验需要由总体框架加以驱动，以便对可证伪的假设进行检验，进而有助于人们揭示与美学世界有关的特殊的神经机制。

　　当代西方的神经美学研究主要基于还原论的认知坐标，对研究对象采取时空隔离、分解观察、定量测度和自下而上的经验驱动认知范式，诸如查特吉(Chatterjee，1999) 提出基于大脑并协原理和经验驱动模式的视觉审美研究范式，据此形成了神经美学研究艺术现象的认知神经模型;拉亚德兰(Ramachandran) 与海斯泰因(Hirstein，1999) 基于中介原理，建立了研究审美体验的符号表征范式，据此构建了影响审美体验的知觉原则; 等等。［10］这些理论范式促进了人们对艺术家的创作技巧、作品表达及其大脑感觉系统的功能信息之组织与变化等复杂现象的比较、辨识与深刻把握。

　　同时，上述的研究范式由于缺少自上而下的思想路径，因而实际上会妨碍人们对研究对象的高阶结构与功能的辩证考察、进而陷入机械唯物论、生物决定论、感觉主义等片面的认识论的泥沼，导致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迷失研究的真正目标，无助于揭示人类调控审美活动的心脑系统之高阶机制，包括审美意象、审美意识、审美人格、审美决策、审美创造、审美预演与审美(表达性) 实现等重要环节及其依托的心脑相关物。如果无法对这些重要环节做出科学的理论阐释，那么我们的审美研究依然属于感性化、概念化和本能性的经验描述与现象学分析，依然无法形成感性－知性－理性－实践相统一的、以主体对自我世界与对象世界的意象性审美创造－审美体验－审美评价－审美享受－审美实现为指归的、拥有系统化、全息性、可重复、可观察的客观数据与判断标准的真正的科学美学———包括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技术标准和数据图谱统计分析体系。［11］查特吉等指出，分解与定量研究属于还原论的研究范式，可能会削弱那些我们在研究中最感兴趣的内容。神经美学在实验方面的风险，在于人们简单地通过确定那些被激活的脑区来推论根本的心理学过程。如果某个脑区仅仅在审美活动中被激活，那么这种推论才是有效的。目前，诸如此类的许多研究与其说是被初步实证了的客观发现，还不如说是有待于严格检验的假说。［2］纳达尔认为，有关审美偏好、审美判断的多个神经成像术实验，针对同样的被试、艺术材料及其认知任务，得到了不同的数据; 它们并不是自相矛盾的产物，而是需要相互补充和加以有机整合的分散的经验性证据。［12］库布切克指出，现有的神经美学实验研究过于强调艺术作品对人的情绪 －情感的审美激发作用，且主要以大脑的相关的神经生理学反应作为衡量艺术功能的客观标志。这种研究路径存在着潜在的认知偏颇，即研究者忽视了审美主体对自己的审美经验的认知调控与知觉易化加工。［7］总之，神经美学在方法论上至少面临两大问题:

　　其一，神经美学的技术方法基于还原主义的思想理念、继承了实验美学的传统，采用严格的外部条件限制及实验设计来分析千变万化的个体的审美行为，通常采用量化、分解和平均化的手段处置被试及其反应结果，忽略了对被试内在条件的引导与调控，进而导致被试面对同样的审美刺激出现不同的心脑反应、实验数据难以重复再现、实验结果产生不一致性等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方法论基于还原论、单子决定论和外因主导论等传统的科学认识论范畴，因而需要加以革旧立新。查特吉认为，还原主义方法论的解释坐标是自下而上的顺式结构 － 功能范式，它难以解释突现式的神经心理学信息加工机制。

　　其二，其思想方法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逆向推理(reverse inference) 的思维逻辑，即将某些脑区的活动作为人脑执行特定认知活动的主要客观指标。如果激活的脑区只参与一种认知加工，这种推论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很少存在这种情况，某个脑区通常参与多种认知活动; 因而需要基于神经网络的系统维度来考量人类的特定审美行为的运作机制。

　　总之，今后的神经美学研究需要谨慎使用逆向推理，并使用某些有效的策略在神经美学领域内建立认知加工与脑活动之间的关系，包括增加从心理到生理、从意识层面到感觉层面、从前额叶到皮层下组织等结构 － 功能 － 信息作用路径的全面观察与纵横向比较，进而从中抽析出合乎人脑、人心本质特征的审美规律，最后将之升华为科学的审美理论与思想体系，借此指导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艺术活动及教育传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