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朝鲜族文学的民族文学徽记

　　在抗战时期的东北,日伪施行残酷的民族政策,东北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遭遇迫害,其中朝鲜族民众因其特殊的移民身份以及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宿怨而遭到了更加严苛的殖民压迫。

　　面对深重的民族苦难,朝鲜族作家尹东柱、金昌杰、李旭、金达镇等代表广大族众发出了不屈的抗争之声,构成中华抗战文学的坚实一脉。同时,作为民族文化的滋育者,东北朝鲜族作家还以一种“下意识的文化自在性”传播、书写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书写,为抗战时期的朝鲜族文学烙上了鲜明的民族文学徽记。

　　一
　　
　　作为一种广布民间的文化传统,朝鲜族的民俗文化得到了抗战时期东北朝鲜族作家的生动展示。诗人金达镇在《龙井》(外一首)中写道:夕阳西照的黄昏路上踯躅前行的白色长袍的影子啊在我酸楚的心中缕缕行行地演义出一连串祖先的影子9—20尹东柱在《晾衣服》中也有类似的描写:绳子上晾着上衣长裤这些白色的衣服下午互相附耳倾诉七月炎热的阳光静穆穆注视着这些淡雅的衣物23“白色长袍的影子”、“白色的衣服”、“上衣长裤”折射出了朝鲜族的“尚白”习俗和服饰习俗。

　　朝鲜族素称“白衣民族”,喜爱和崇仰白色。据载,“崇白观念,在东北亚诸民族中颇带有普遍性,源于原始的萨满教太阳崇拜”。在服饰选择上倾向于穿着白色上衣、长袍,所谓“上衣长裤”。尹东柱的《伤心的族属》对朝鲜族服饰习俗做了更加全面的展示:

　　白色的头巾裹起黢黑的发丝白色的胶鞋套住粗糙的脚趾白色的衣裙把可怜的躯体掩饰白色的腰带箍筋纤细的腰肢3朝鲜族妇女劳动时普遍带头巾,“将半米方形的四角巾对折叠起,从前额围到脑后系上”。

　　且还喜穿裙装,包括筒裙、长裙、短裙、折裙、围裙等,常常配以腰带,一方面可以防止胸腰外露,另一方面还能防风御寒。此外,朝鲜族无论男女一般都喜穿全胶鞋,“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钱人开始穿皮鞋和胶鞋。女胶鞋为鞋头尖而突起的船型,男胶鞋为宽大的长方形。

　　20世纪30年代,城市青少年普遍穿运动胶鞋,劳动人民则穿劳动胶鞋”。关于朝鲜族服饰的材质,在朝鲜族作家笔下也时有生动反映。蔡泽龙在《织麻布之歌》(外一首)写道:织夏布,/给公婆,/做衣裳;/白麻布,给小姑,/做嫁妆;/厚麻布,/缝衣服,/送前线;/粗麻布,/做夫婿,/劳动服1。

　　金昌杰在《暗夜》中曾写到主人公明孙的一个理想,即“盼着美妮也能穿上粉红色的普通丝绸衣裳,西瓜皮色翠绿的裙儿”,并希望自己作为新郎也能“做上库纱裤子”。再联系蔡泽龙诗歌中的描述,可大致了解朝鲜族在衣料选择上的习惯。朝鲜族在迁入东北初期,生活困苦,衣料多采自家种植的土布和麻布,好麻布又称“夏布”,常给老年人做衣料(“织夏布,给公婆”)。根据麻布的色泽质地,可分别用做嫁妆(白麻布)、军装(厚麻布)和劳动服(粗麻布)。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和近代文化的输入,很多朝鲜族农民虽然仍穿麻布、土布,但一些有钱人已开始穿绸缎、绢丝衣料的服饰。《暗夜》中写明孙渴望“丝绸衣裳”和“库纱裤子”的理想,正反映了这种民俗事项。

　　朝鲜族的劳动生活习俗、饮食习俗、岁时节令习俗等也在东北朝鲜族作家笔下有所体现。姜敬爱的小说《穷山村》描写了七星的母亲头顶柴禾以及“大丫”顶木盆的情形。《暗夜》中也有关于美妮“顶水罐”的描写,这反映的是朝鲜族妇女头顶东西的习俗。“顶运”是朝鲜族妇女的一种特殊的运输方法。主要依靠头颈的力量支撑运送物体。顶东西时,通常在头顶放置一个用麻布或者葛藤做成的垫圈,防止头部直接与硬东西接触。如没有垫圈,可用毛巾代替。顶运之物包括很多,有水罐、柴禾、木盆、包裹、篮筐、铁桶、瓦盆等。朝鲜族妇女顶运时,往往能身体平稳、行走自如。在这种习俗 基 础 上,还 形 成 了 着 名 的 朝 鲜 族 民 间 舞蹈———“顶水舞”。关于“顶运”习俗的来历,尚未发现确切的历史记载。大概由于古代朝鲜族妇女在很多场合都是背孩子劳动,无法再背别物,故只好用头顶。

　　安寿吉的小说《修补匠》写到了朝鲜族的“汤饭”和“打糕”。在朝鲜族的家常便饭中,米饭和汤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汤,在朝鲜族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汤文化’可谓被朝鲜族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世界上堪称一绝。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常的生活,朝鲜族都是离不开汤的”,“朝鲜族的汤菜有30多种味道,它是朝鲜族妇女在长期辛劳且融智慧于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汤菜使朝鲜族餐桌辉映出一道光彩诱人的民族饮食画卷。在朝鲜的餐桌上几乎每天每餐都要有汤,无汤则不能下饭。我们看一下朝鲜族餐桌,汤的重要性便一目了然。餐桌中央放一中等盆盛满喷香的稻米饭,而且要拍整成圆顶状好像蒙古包,周围几盘朝鲜族泡菜,最引人注目的是每人面前一碗汤菜(汤菜一般不共同饮用),每人用自己的小勺从面对自己一方的米饭盆中盛饭舀在自己的汤菜碗中,吃法有略浸点汤饮用的,也有边吃边饮汤的,还有将饭泡在汤菜中的”。正因汤如此重要,故朝鲜族在泛指饭菜时,往往不只说“饭”,而要在“饭”前加“汤”,称为“汤饭”。小说中穷困的修补匠“希望换一碗汤饭吃”,喜欢上了“汤饭店里的小媳妇”,这都是朝鲜族“汤饭”饮食习俗的间接折射。小说还写修补匠常“与老娘们一起做打糕、做小吃”,“打糕”是朝鲜族一种特制食品,常作为节日饮食。有糯米打糕、小黄米打糕、大黄米打糕等。朝鲜族小吃可谓风味独具,像“辣白菜”、“冷面”、“烤鱼片”、“牛板筋”、“松扁”(类似蒸饺)等都很有名。朝鲜族尤喜辣椒。尹东柱在《辣椒地》一诗中写道:在枯萎了的叶丛中一个个辣椒红彤彤它们像豆蔻年华的姑娘在阳光下成熟得像一只只小灯笼奶奶拎着篮子在辣椒地头磨磨蹭蹭吮吸着手指的小孩子跟在她后面不敢妄动73“红彤彤的辣椒”出现在“枯萎了的叶丛中”,显然辣椒成了“生机和活力”的象征。而且,能把辣椒喻为“豆蔻年华的姑娘”,也实属少见,足见朝鲜族的辣椒之爱。据载:“在延边自治州初建时,为照顾朝鲜族的特殊习惯,曾发放过辣椒面津贴费(现已取消)。”

　　李旭、金昌杰的某些作品还揭示了朝鲜族的岁时节令习俗。李旭的《踯躅》(外五首)写道:“八月的花节过去了,满山踯躅悄悄凋谢。”渗透出朝鲜族每逢四月八日上山过花节之俗。金昌杰在《暗夜》中写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摔跤赛”。摔跤是朝鲜族的一种传统游艺活动,每逢端午或其他喜庆节日举行,是一种角逐力气和技巧的竞技运动,深受广大朝鲜族男子喜爱。

　　二
　　
　　抗战时期的东北朝鲜族作家还对本民族的精神传统诸如勤劳、顽强、坚韧、乐观、豁达等民族品性进行了生动诠释。朝鲜族历来是一个以农为本、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精耕细作的劳动传统铸就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迁入中国东北之后,面对陌生的土地,赤手空拳的朝鲜族必须加倍辛劳才能闯出生路。这促使朝鲜民族固有的勤勉意识大大增强。放眼中国朝鲜族百余年奋斗史,勤劳无疑是其生存发展的一大基石。

　　很多朝鲜族作家都拥有勤劳美德,尹东柱胞弟尹一柱曾在《舍兄的生涯》中回忆: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的,不是穿着校服戴着四角帽的哥哥,而是他穿着麻布制成的裤子和衬衣同黄牛站在一起的身影。

　　他每次回到故乡,当天便脱去西装,换上便衣帮助爷爷和母亲干活。或去井边汲水,有时 还 坐 在 奶 奶 的 对 面 同 她 老 人 家 一 起推磨。

　　这种对劳动的热爱,使尹东柱乐于勾勒劳动人民的辛勤身影:天刚蒙蒙亮妇女们便为谋生而奔忙装满一篓一篓或一筐一筐或抱或顶或背匆匆涌向市场奔涌过来拥挤过去盼望改变艰辛的生活她们高声叫卖争夺顾客各不相让用秤砣用升计用尺量把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生活掂量直到天色已晚暮霭四合才顶着苦难的生活踏上归途一个个步履慌慌张张54姜敬爱的 《穷山 村》塑 造了 一个勤劳 母 亲。

　　“母亲”在小说中每次出现,几乎都在“干活”:听到母亲的喊声,七星转过身来。他看见母亲头上顶着一大捆柴禾朝自己走来……母亲干完田间活上山打柴的时候,多次朝通往小镇的路口眼巴巴地张望过,但是都没有看见儿子的身影……母亲很晚才回来,天色已黑。她又去山里打柴了,所以才回来这么晚的……七星深知母亲此时疲惫至极,她在田间锄草忙活一天,又去山里打柴回来,现在还要哄着小妹给她喂奶,母亲实在太累了,假如今天一旦睡下,恐怕不会再醒过来。此类女性可以说是千万朝鲜族勤苦女性的缩影。

　　长期的辛勤劳作,再加之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奉系军阀等恶势力的多重压迫,使得朝鲜族的生存境遇相当恶劣。“长年的自然灾害和日益腐败的封建统治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大多农民处于破产的境地,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权力也没有得到保障,为了生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他们受着各种艰难和痛苦,只能凭双手开垦荒山野岭,过着一种没有任何保障的悲惨生活。”

　　然而,就是在同恶劣环境的斗争中,朝鲜族人民逐渐养成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

　　这种民族精神曾支撑苦难的朝鲜民族经受住水淬火锻般的考验,成为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资本。现在,我们每每提到朝鲜民族,总会本能地将他们同勤劳、勇敢、顽强、坚韧等形容词联在一起。的确,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已成为朝鲜族最重要的民族特征和精神文化名片。

　　金昌杰是一个非常能吃苦且极具韧性的朝鲜族作家。他曾在所谓的“人间大学”摸爬滚打了七年。七年之间,他辗转流离于黑龙江、前苏联、朝鲜等偏远地区。务过农,做过水产工、锅炉工、修理工,历经艰辛磨难,险些丢掉性命。他在《绝笔辞》中写道:“在北满xx爆炸事件时,我长达一个月每顿只吃一个煮土豆。有一次一天走150里,没吃上饭,在野外饿着肚子呆两天。在汉城流浪时,3个多月每天只吃一个沙果般大小的馒头,有时连续3个月没理发,头变得像女孩子。”

　　是什么支撑金昌杰熬过难关?是什么支撑他矢志不渝地写作?是根植于金昌杰灵魂深处的吃苦耐劳、顽强坚韧的民族精神!在《暗夜》中,金昌杰通过明孙这一平凡人物诠释了这种民族精神。明孙的座右铭是:“穷人的根脚就是力气,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

　　他不惜力、不怕苦,坚信自己的力气能战胜任何穷困:“我和父亲若是碰上好运气租上几亩地,就以种田为主,剩余时间兼打短工,做零活儿。要是连个零活儿都找不着,我就出外找活儿,挖个煤,修个路,样样都干。到了冬天,我就以砍材为生。不管怎样,我们老少仨能都出大力,流大汗,或多或少挣个饭钱”。为了和美妮过上美好生活,他“宁肯多留点汗,多出把力,甚至累折肋骨压弯了腰,夜里躺下不能动弹,也要多卖上一捆柴,多赚下一文钱。”这种顽强坚韧的民族精神使明孙始终没有被贫穷、不 公和 压迫 所击倒。

　　李旭的《岩石》也以象征方式颂扬了朝鲜族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无独有偶,柳致环同样也创作了一首《岩石》:我死了就要变做一尊岩石索性不再被爱怜所左右不被喜怒所支配一任风雨来雕塑亿万年无情的缄默中自顾暗中鞭策自己直到忘却生命流动的云遥远的雷声即便是在梦里也不歌唱即便是碎成两块也要做一尊不吭声的岩石3岩石,在朝鲜族文化里一向是顽强、坚韧的代名词。这也是两位朝鲜族诗人同声相和、“不期而遇”的内在缘由。两诗风格不尽相同,前者激情外泄,后者沉郁铿锵,但却殊途同归:同以岩石自况,显出朝鲜族顽韧刚强的品性。一个坚韧的民族必拥有一种达观的心态。只有满怀希望、淡化苦难,才能负重前行、拥抱未来,朝鲜族亦是如此。百般苦难,一方面炼就了朝鲜族的坚韧个性,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他们宽阔的心胸,形成一种苦中作乐、乐观旷达的民族性格。曾有学者将其形容为“乐生主义”,认为朝鲜族拥有“乐观、潇洒和乐天的情感世界”,“以劳动为乐,在辛勤中形成了乐观的性格”。在抗战时期的东北朝鲜族作家笔下,这种乐观的民族精神比比皆是。看申尚宝的《沙漠》:这里是亚细亚多梦的国度明天该是兴高采烈地升起太阳的国度银狐的毛皮中比极乐还要甜蜜的梦境跨过比乳房还要温柔的沙坡夜里星儿便一个一个地嫁过来的沙漠驼峰上载起生活走千年之后再坐他千年始终享有在梦里能够窥见明日的喜悦诗歌取材于沙漠,却丝毫不见沙漠带给人的荒凉。这不是一个贫瘠、荒芜的国度,而是一个让人“兴高采烈”的“升起太阳的国度”,是一个“多梦的国度”,是一个“甜蜜的梦境”,是一片“温柔的沙坡”,诗人的心态是何其放达!而“走千年之后再坐他千年,始终享有在梦里能够窥见明日的喜悦”则显出“苦中作乐到底”的决然和对美好明天的坚信。李旭在《母亲和孩子》中同样表达了对美好明天的憧憬:斑鹿冲进密林,奔向山岗,我的小宝贝呵,明天也像斑鹿一样强壮!海洋朝向天空,拥抱太阳。我的小宝贝啊,明天也像海洋一样宽广!

　　如果说李旭的《岩石》《北斗星》《图们江》强调的是苦难中的达观,那么这首诗则完全不见苦难踪影,只有对明天的热情高歌。“明天也像海洋一样宽广”,正是朝鲜族豁达心胸的生动写照。明天固然美好,但今世的苦难却该如何面对?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淡化愁烦、笑对今生,这也反映了“乐生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朝鲜族在辛勤劳作之余能载歌载舞、自得其乐,正是“乐生主义”使然。

　　《暗夜》中的明孙虽意识到自己的贫穷和“寒碜”,但仍能在歌舞诗书中寻找欢乐和精神慰藉:我背着背架的身影在店房的玻璃窗上,看上去实在有点寒碜。然而美妮到底看上我什么了呢?也许她看上了我的演技。因为这几年我都参加了春节和元宵期间的晚会。每到这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聚集在一起,能吹洞箫的吹洞箫,能唱的唱,能跳的跳,玩得好不热闹。遗憾的是没有鼓,只好把块布蒙在水罐上当鼓敲。我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还敲得一手北道人连名都叫不上的好铜锣。不仅如此,而当我放开嗓子朗读小说的时候,连全屯的老人都拍手称快。那么她又是看上了我嗓子好吗?说实在的,倘若我打上发蜡、穿上洋服的话,也是够俊的了。

　　明孙也能看开世间烦恼,珍惜身边幸福:此刻我幸福极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烦事多。我用不着去考虑明天如何,不管它是下雨还是刮风。今日是为了今天,我的心在幸福之中搏动。当苦难成为一种生活常态,的确需要“得过且过、享受今生”的心境。这并非颓然消极,而是苦难中的缓释。喘上几口气,仍要面对明天的风雨。

　　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需要顽强坚韧才能屹立不倒。但在漫长的征途中,坚韧的神经不能时刻绷紧,否则就会断裂。中国朝鲜族用他们的“乐生主义”平衡心灵的紧张,从而使其能以一种从容洒脱之心面对现实、憧憬未来。朝鲜族作家所彰显的“乐生主义”,不仅拓宽了本民族的精神境界,也充实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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