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文学的根、本、魂传统文化的建立

　　广西文学桂军崛起和广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密不可分，民族作家团队及其民族文学构成文学桂军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学存在、生存、发展具有鲜明的地缘优势与地域特征，在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对于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而言具有五个明显特点：一是广西拥有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达1500万，全国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333万人，所占比例近12.2%，壮族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并使广西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二是广西拥有11个世居少数民族，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难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还有25个少数民族成分，各少数民族在区内所占人口比例为三分之一，形成广西各民族和睦聚居、团结友爱、开放包容的人文传统与民族特色；三是广西为地处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与其他民族自治区均地处西北所形成的特点不同，具有南方少数民族的鲜明特色与南方稻作文化特征，具备南方民族的典型性；四是广西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唯一既沿边又沿海的地区，并拥有全国唯一的沿边沿海民族——京族，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与民族区域特点；五是基于地缘优势拥有北部湾大开发、大西南出海通道、毗邻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中国-东盟自贸区博览会、国家海洋战略实施等最佳机遇与优势条件。

　　广西不仅拥有地缘优势与地域特色，而且拥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民族文学发展传统及其特色和优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西民族文学有了长足进步与发展，不仅成为南方民族文学重镇，而且也在全国各民族文学中享有盛誉，成为中国文学及其广西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广西文学桂军在全国文坛迅猛崛起，民族文学有着不可忽略的功劳，既是其重要的支柱性力量，又是其民族特色与优势所在。文学桂军中少数民族作家占有重要比重，形成老中青梯队整齐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

　　老一代民族作家有陆地、韦其麟、包玉堂、莎红、李英敏、海代泉、黄勇刹、王云高、周民震等，创作出享誉全国的优秀作品，如壮族作家陆地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瀑布》，壮族作家韦其麟长篇叙事诗《百鸟衣》，仫佬族作家包玉堂诗歌《回音壁》、合作戏曲剧本《刘三姐》，壮族作家京族作家李英敏电影剧本《南岛风云》，壮族作家王云高电影剧本《彩云归》，壮族作家周民震电影剧本《甜蜜的事业》，等等。

　　中年一代民族作家有潘琦、蓝怀昌、韦一凡、岑隆业、凌渡等，创作出在文坛享有盛誉的优秀作品，如瑶族作家蓝怀昌长篇小说《北海狂潮》，壮族作家韦一凡合作长篇报告文学《百色大地宣言》，仫佬族作家潘琦散文集《琴心集》，壮族作家岑隆业短篇小说《闰腊月》、《木楼住客》，壮族作家凌渡散文集《南方的风》，等等。青年一代民族作家有鬼子、凡一平、黄佩华、冯艺、黄神彪、包晓泉、海力洪等，创作的精品力作在全国文坛颇有实力和影响力，如仫佬族作家鬼子小说“瓦城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壮族作家凡一平长篇小说《跪下》、中篇小说《理发师》，壮族作家黄佩华长篇小说《生生长流》、《公务员》、《杀牛坪》，壮族作家冯艺散文集《朱红色的沉思》，壮族作家黄神彪散文诗《花山壁画》，仫佬族作家包晓泉《青色风铃》、《山水沉香》，回族作家海力洪小说《药片的精神》、《左和右》，等等。近年来，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不断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如被誉为“广西文学三剑客”之一的鬼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并有近百人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及全国性各种文学大奖。

　　广西文学伴随着文学桂军崛起而有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广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同时，身处广西民族地区的文学桂军，扎根于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吸吮民族文化乳汁成长，充分开发和利用广西民族文化资源，创新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广西文学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优势，展现出各民族团结、和睦、友好与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绚丽多彩的风貌。李建平等《广西文学50年》认为，广西“五十年文学成就，是在培养民族文学作家，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努力探索民族文学发展之路的结果。五十年的文学发展事实证明，广西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离不开民族作家的成长和贡献”。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学桂军的崛起也是广西民族文学的崛起，广西民族文学发展离不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离不开丰富厚实的民间文化土壤，离不开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精神，构成广西民族文学根、本、魂的三位一体优良传统，形成广西民族文学发展的动力源。

　　一、立足之根：传承广西历代文学及其民族作家创作传统

　　广西民族文学发展立足于继承广西历代文学传统：一方面源自于旅桂文人创作传统，自南朝颜延之任始安郡（桂林）太守时留下歌咏独秀峰诗句“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始，历代旅桂文人留下大量诗文作品，重要的文学家有颜延之、禇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戎昱、莫休符、柳宗元、李商隐、李渤、元晦、范成大、张孝祥、李师中、刘克庄、朱希颜、李纲、陆游、米芾、苏轼、黄庭坚、王正功、徐霞客、瞿式耜、张同敞、李定国、袁枚、赵翼、谢启昆、梁章钜、康有为等，留下大量著称于世的桂林山水诗、风情散文、游记杂记、地方史志、桂林石刻、桂学文献等，不仅创作了影响广西文学史发展的旅桂文学，而且也记载与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地方文史资料，其中不乏民族、民俗、民间文化资料，如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刘欣期《交州记》、段公路《北户杂录》、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康有为《桂学答问》等，构成旅桂文学创作及其桂学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源自于广西本土作家文学及其粤西文化传统，自汉代经学世家“三陈六士”的陈钦、陈元、陈坚祖孙三代，士赐、士燮、士壹、士贿、士武及士燮之子士钦祖孙三代的经学研究始，历代本土作家有唐代状元赵观文的诗文成就，曹邺、曹唐的唐诗“二曹”的诗歌成就；宋代文武状元王世则与李珙，三元及第状元冯京，状元毛自知的科举文化成就；明代礼部尚书与户部尚书的蒋冕、蒋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吕调阳，清代封疆大臣陈宏谋等治政文化成就；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状元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的科举文化成就；“进士之家”张言家族、“父子三翰林”朱若东一家、“文学世家”朱琦家族等诗书世家文化；“画圣”石涛与山水画家李秉授、古文“岭西五大家”、诗学“杉湖十子”、词学“临桂词派”等文艺成就，著作有曹邺《曹祠部集》、曹唐《大游仙诗》、《小游仙诗》、石涛《画语录》、陈宏谋《五种遗规》、“岭西五大家”《涵通楼师友文钞》、“杉湖十子”《杉湖十子诗钞》、况周颐《蕙风词话》，以及汪森辑《粤西文载》、《粤西丛载》、《粤西诗载》等，形成广西源远流长的文学及其文化传统。尤其重要的是广西历代民族作家为广西文学史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对广西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动力源。壮族作家郑献甫就是广西历代民族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典型代表。

　　郑献甫（1801-1872），本名存纻，字小谷，自号识字耕田夫，广西象州人。嘉庆二十年（1815）秀才，道光五年（1825）举人，十五年（1835）进士，官至刑部主事。

　　第二年，辞官归里，以讲学著述为乐，先后在广西德胜书院、庆江书院、榕湖书院、秀峰书院、柳江书院、广东顺德凤山书院、广州越华书院等地任主讲，被誉为“两粤宗师”，最后卒于桂林榕湖经舍。著有《手批十三经注疏》、《四书经注集证》、《四书翼注论文》、《愚一录》等学术著作，有《补学轩文集》、《鸿爪续集》、《鸦吟集》、《鹤唳集》、《鸡尾集》、《鸥闲集》诗文集等，编纂《象州志》。他“为文直抒所见，力避道统文派之说”，主张撇开门户之见，敢于发表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他批评桐城派一味崇尚古文的弊端，“不惟于大拘，而于事亦太陋矣”；他提倡为文落笔，“出于自然，不事规仿，于广西文学界独树一帜”，论者推崇他为“思想解放之急先锋”。故而“力避近人所论，归方文统之非”的新见为坚持道统者所排斥。清程大璋提到：“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时，自乾隆至咸丰间，海内共采三十八人，内有吾乡吕（璜）、龙（启瑞）、彭（昱尧）、王（拯）各数篇，独不及郑（献甫）。或亦风尚文统之见也。”

　　从其文学成就而论，王德明认为：“郑献甫具有很高的文学才华，诗文皆工，诗尤为突出。他的诗题材广泛，各体兼具，思想深刻，艺术上也有深厚的功力。在广西堪称一流，在当时全国的诗坛上也有较大的影响。”此外，郑献甫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中的典型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西民族文学创作水准，也反映出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接受文化教育与汉文化影响及其壮汉文化交融状况，其典型性与代表性具有文学研究价值意义。

　　郑献甫诗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直抒胸臆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其《罪言》三首其三曰：“国家享万方，赋税惟两涂。商者各纳税，农者各输租。横征及杂敛，圣世所必除。世事日以变，国用日以虚。奸民与贪吏，交起献甚愚。搜牢及圩落，拦截穷舟车。贩鼠而卖蛙，所得良区区。半以充宦囊，半以供军需。将军领其全，军士給其余。虚领不虚給，还为纳粟输。取之如竭泽，用之如归圩。何不尽去之，进读周官书。”这首诗描写社会现实真实状况，揭露了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表达作者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与同情之心。二是托物言志，表现爱国主义之情。如《义马行》诗曰：“有客闲谈义马事，劝我为作义马行。生能为主死杀寇，海波万里扬其名。我意未了客且云，谁其乘者陈将军。房星早岁下天育，湖南曾立平蛮勋。海夷不意扰鲛市，将军含笑骑狮子。沙虫化尽猿鹤惊，桃花牵入红毛鬼。万马噤声一马嘶，不饮不龁亦不驰。皮干骨立未敢死，此革知裹何人尸？海夷别召养牲者，柔心渐觉为人下。蛮奴失喜报夷酋，短衣来试房公马。鼻端如火耳如风，行地不着翻行空。豫让剑只伏桥下，张良椎不来沙中。绝嶂崩崖突千丈，苍黄落叶听无响。破碎如泥想亦甘，马骨人尸同一壤。海氛正苦频年恶，鳌抃鲸呿相间作。火牛无计助田单，燧象何曾为宗悫。不见马状知马心，论赞不到皆精神。雄姿如尔倘数辈，顷刻直洗炎州尘，有骨当教燕市宝，有肉当教秦士饱。尔余尙可激壮夫，尔志何堪委秋草。天闲落日望长楸，生马何多死何少。”这首长诗围绕“义”而展开在鸦片战争中被外国侵略军俘虏的一匹战马，不吃不喝而活活饿死的传奇故事，托马言“义”，表达了民族抗争的不屈不挠斗志和爱国主义精神。三是借景抒情，怀古思今，表现文人品格与人文精神。如《游赤壁》诗云：“鹤声夜语赤壁乐，客舟晓泊黄州郭。汉川门外江水边，断壁余红建高阁。壁上虽无竹瓦楼，壁下尚有沙棠舟。东坡老去杨生死，不妨重作逍遥游。攀虬踞豹了无处，惨淡余霞吹不去。苍茫满目古人来，滴露研朱坐相语。……归去聊供一场梦，残山剩水将毋同。舟人更缓前程路，劝我重为后游赋。破壁敲余断碣沉，硬黄拓得惊人句。归舟笑觅四腮鲈，渔翁正卖一尺鱼。坐有诗人尊有酒，先生能醉来相於。”作者将描写、叙述、抒情、议论融为一体，既借景物以怀古，又借景物与怀古以抒怀，既表现出英雄壮志、历史情怀的无限感慨，又抒发了看淡功名利禄的超然淡泊情怀。

　　郑献甫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王德明指出：“从诗人队伍的构成来说，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诗人在广西诗人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广西诗歌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少数民族诗人的身影。在清代，前期就有刘定遒、黎建三等著名的壮族诗人，后来又有张鹏展、黄体正、韦天宝、黄体元、韦丰华、黎申产、黄焕中、韦绣孟等壮族诗人，甚至还涌现了被喻为‘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的郑献甫。这些壮族诗人带动了当地的诗歌创作，同时自身也成为广西诗人中重要的一员。

　　这样一种以少数民族诗人作为重要成员的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诗人中是比较少见的，也是广西诗人区别于当时其他地区诗人的重要特征”。壮族作家郑献甫所代表的广西历代民族作家创作成就所形成的文学传统为广西民族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立身之本：开发与利用刘三姐民间文化资源

　　广西素称“歌海”、“民歌之乡”、歌仙刘三姐故乡，山歌文化是广西文化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也是广西文学发展的基础条件及其优良传统。“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刘三姐“传歌”的意义在于不仅是传承、传播了山歌文化，而且也传承、传播了民间文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刘三姐现象”的形成、发展和构建既形成了广西民间文艺的精华和经典，形成民族民间文化发展的优良传统，又为广西文艺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以刘三姐为代表的民族民间文化具有丰富的审美想象力和完美的艺术创造力，为广西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灵感、激情和自然朴实的创作风格与民族特色。

　　长期以来，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地方文学在主流、中心、正宗思想观念的影响与排斥下被边缘化，刘三姐传说故事及其山歌作为民间文学也“长在深闺人未识”。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相关文艺政策措施支持下，提供其保护、开发、发展的制度、体制、机制的保障，民间、民族、地方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的调查、整理、发掘工作逐步深入开展，对刘三姐资源的开发、利用、提炼的文艺创作也逐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期，宜山专区及宜山县文联、文化局组织专人深入生活进行社会调查，获得许多有关刘三姐的传说故事、山歌等材料。罗茂坤、周伟与民间艺人吴老年搜集整理的叙事山歌《“歌仙”刘三姐》；肖甘牛整理出版民间故事《刘三姐》；宜山桂剧团排演桂剧《刘三姐》，柳州彩调团排演彩调《刘三姐》；其后，广西举办刘三姐文艺汇演，演出了彩调剧、歌舞剧、歌剧、桂剧、木偶剧、粤剧、采茶戏、师公戏等各种形式的刘三姐剧目共43场，形成广西演出刘三姐戏剧高潮，进京演出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赞扬，也受到专家肯定和群众欢迎，随后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500多场，在全国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

　　1960年，彩色故事片《刘三姐》在全国上映后引起轰动效应。更为重要的是，电影《刘三姐》发行海内外，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及其港澳地区引起巨大反响。电影《刘三姐》巧妙地将广西民族文化资源、桂林山水自然风光资源与影像艺术的独特优势和特点有机结合起来，成功打造刘三姐形象，它不仅成功塑造了电影刘三姐形象，而且成功地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刘三姐形象跨时空传播和流传，形成比刘三姐传说故事和戏剧更为广阔空间和更为永恒时间的传播效果。

　　曾创作了广西文艺经典作品叙事长诗《百鸟衣》的著名作家韦其麟指出：“长期以来，壮族人民带着敬爱之情传颂着刘三姐的传说，这固然和壮族是一个善歌能唱民族有关，唱歌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刘三姐这个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意义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35无疑这也说明包括《百鸟衣》在内的广西文艺的发展都离不开刘三姐文化精神的滋养，离不开民间文学的资源宝库，离不开“刘三姐现象”的影响。“刘三姐现象”从传说故事到戏剧舞台，从戏剧舞台到电影银幕，刘三姐创作步步深入发展，刘三姐文化传播和流传也步步拓展。从民间传说到戏剧艺术，再到电影艺术的创作深化发展角度分析刘三姐现象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由民间文艺创作进入到文人创作及其文人与民间合作的由普及到提高，又由提高再进一步普及的自觉创作阶段。这不仅标志着刘三姐民间文艺这一文化品牌的逐步打造和构建的成功，而且也标志着民间文艺与主流文艺合流的趋向，标志着民间文艺地位、影响和作用的提升，更标志着广西文艺在全国初露锋芒，崭露头角，在国内外文艺界和受众反应中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广西文艺总是以戏剧《刘三姐》和电影《刘三姐》而骄傲和自豪。

　　其二，广西刘三姐文艺现象通过戏剧艺术和电影艺术的创作和传播，使之成为带有典型性的全国文艺现象。与之相似的地方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文艺创作作品一经电影这一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兴艺术形式的改编和创造，几乎都取得了成功，如云南《阿诗玛》、内蒙古《嗄达梅林》等，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越了本地域和本民族而具有了中华民族的全国性意义及其中国文艺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建构的现实意义。

　　其三，从刘三姐传说故事到刘三姐戏剧、电影，大大地拓展了刘三姐故事情节的内容空间，更为丰富完美地塑造了刘三姐艺术形象。刘三姐通过戏剧与电影艺术形式获得丰富多彩的艺术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使刘三姐赢得了更多的受众，扩大了流传的范围空间，确立了刘三姐艺术的经典性和典型性，昭示出民间文艺的活力和生命力，也昭示出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途径，更昭示出广西民族文学创造力和审美力的提升。

　　以刘三姐山歌为主体的民间文学兴盛奠定广西民族文学发展基础，形成这一重要特点。广西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央集权制行政管理版图之前，被称为百越（百粤）、骆越、瓯越、西瓯之地，在本土地区长期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史诗、歌谣等民间文学，如壮族史诗《布洛陀》、瑶族史诗《密洛陀》以及后来的刘三姐传说故事、桂林山水神话传说、民族风情山歌等。即使在此后文人文学逐渐发达起来，民间文学及其民族文学仍然非常活跃。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都十分重视和尊重民间文学，恩格斯经常为民间文学作品作序、写评论。他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指出：“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书虽然语言陈旧，印刷错误，版画拙劣，对我来说却有一种不平常的诗一般的魅力。它们把我从我的这个混乱的现代‘制度、纠纷和居心险恶的相互关系’中带到一个跟大自然近似的世界里。”

　　刘三姐民间传说故事及其刘三姐山歌，正具有一种不平常的诗一般的魅力，刘三姐的清新、淳朴、聪颖、机敏如同广西的桂林山水、宜山风光、龙脊梯田、阳朔田园一样自然，不仅将我们带到一个跟大自然近似的世界里，带回我们赖以生存和栖居的精神家园，而且形成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为广西民族文学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三、立命之魂：彰显与弘扬广西民族精神

　　广西作为南方少数民族自治区拥有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形态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与民族文化发展中形成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奠定广西民族文学发展的坚实厚重的基础，构建各民族聚居聚合、团结和谐、开放兼容、积极进取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构成其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与认同性所在。

　　广西世居民族早在先秦时期所称“百越”的古越人中的骆越、西瓯族群就是壮族先民，他们与广西各民族先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史前大石铲文化、石器文化、图腾文化、花山崖壁画、铜鼓文化、青铜文化等；至今保留有“三月三”歌节、瑶族盘王节、苗族芦笙节、彝族火把节、水族端节、仡佬族拜树节、京族哈节等节庆文化；歌圩、歌堂、歌会、坡会等山歌文化；壮剧、侗戏、末伦、唱哈、石牌话、琵琶歌、唱师、傩戏傩舞等民族戏曲文化；壮族师公舞、草龙舞、扁担舞，瑶族铜鼓舞、长鼓舞、蚩尤舞、盘王舞等，侗族大歌、多耶舞、逐妖舞等，苗族芦笙舞、摆手舞、踩堂舞等，京族哈舞等民族歌舞文化；壮族干栏、苗族吊脚楼、侗族风雨桥与鼓楼等民族建筑文化；壮锦、绣球、蜡染、扎染、刺绣、服饰、银饰、傩面等民族工艺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文化、生活文化、行为文化，等等。这些民族文化传统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又彰显出民族精神；既为广西民族文学发展奠定雄厚基础，又构成广西民族文学的精神灵魂所在。

　　其一，民族精神的向心力与凝聚性。长期以来，因历史、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尤其出于民族生存、生活、发展的内在需求，广西各少数民族具有世居、聚居、杂居等特点，通过历史传承、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乡规民约、信仰崇拜、歌舞庆典、聚会活动、生活方式等加强民族团结、族群和睦、人际交往，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与认同感、归属感，形成其民族特色与民族精神。如民族服饰，这不仅是民族识别的最为重要的标识之一，而且也是通过民族服饰一方面以继承传统、保持本色、突出特征，另一方面则是潜移默化地进行民族向心力、内聚力、凝聚力的教育，从而起到民族团结的作用；再如民族歌舞，往往将其民族生产、生活、行为活动的特征蕴含于歌舞元素中，同时也通过载歌载舞的集体活动增强民族意识与集体意识，故而少数民族舞蹈往往都是集体舞、广场舞，具有充分的参与性与群众性，而且往往在舞蹈及其活动高潮都会出现“团结舞”，几乎所有在场者都会投入其中，民族团结的功能价值作用显而易见。这是对于过去无论是必须面对存在、生存、生活、发展的压力与危机，还是面对自然、人为、强势的侵扰与压迫，都是以强化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与民族凝聚机制势所必然；这对于今天在“全球化”现代潮流中，无论是传承民族历史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坚守精神家园，还是以民族化追求特色、以多样化追求丰富性，显然更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的民族文化现代发展之路。立足本土、立足民族、立足特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其实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向心力与凝聚性所在。因此，基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民族团结是民族精神的内核，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也缔结为民族文学发展的内驱力与原动力。

　　其二，民族精神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广西基于沿边沿海沿江的地缘优势与地域政治特点，民族文化发展早在先秦时期就带有百越各族交流融合的特点；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行政管理及其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推动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各民族文化交融；汉代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既成为对外交往交流的窗口，又成为面向东南亚诸国传播中华文化的平台；唐宋之后，历代来桂任职官吏与旅桂文人进一步推动粤西科举文教兴盛发展的同时，桂籍外任官吏及其文人也在全国产生影响，推动跨域文化交流；鸦片战争后，北海成为清政府最早被迫对外开埠的沿海城市之一，无形中构成西南经贸重镇及其海内外交往交流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北部湾大开发风生水起，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风起云涌，国家海洋战略大展宏图，对外合作交流跃上新阶段。这足以说明广西从古至今拥有交往交流的历史文化传统，广西民族文化在其传承发展中一方面在更为强化其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同时，增强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宿感，激发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自觉性与自信心；另一方面在交往交流中形成民族精神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能够将其凝聚力、向心力与开放性、包容性为一体，构成顶天立地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开放包容的精神，成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安宁、合作交流的模范。

　　其三，民族精神的积极性与进取性。广西地理地貌属于丘陵地区，过去曾被称为所谓“南蛮之地”，也被称为“老少边山穷”地区，历史上存在交通不发达、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相对滞后等不利因素，形成制约其发展的环境、条件、历史等诸多原因；但也是激发其穷而思变、厚积薄发、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内驱力与动力源，存在能量积蓄、边缘崛起与后发优势的积极性一面。正是在“九分山石一分田”的极其险恶的自然环境与山地条件下，才能培育出南方少数民族内在的坚韧不拔、执著顽强的民族性格与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斗志，才能形成以刘三姐民族文化形象及其山歌文化为主体的抒情性、理想化、生活审美化的民族文化特质与特征，才能建构民族文化精神的积极性与进取性的核心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在其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不断突破环境条件限制，不断超越现实与自我，甚至不惜以“凤凰涅槃”彰显“上下求索”的精神。上世纪80年代，面对当时广西文学固步自封、徘徊不前的困境，文学界率先提倡“百越境界”，旨在寻根溯源，回归民族传统，从花山出发，重构百越民族精神境界；在“88新反思”思潮中，批评界又提出超越“刘三姐”、突破“百鸟衣”创作模式，旨在推动广西文学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在进入21世纪后的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文论界提出“由山到海”的文化战略转移，旨在推动广西民族文化现代发展的深化与拓展，将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充分彰显出民族文化精神的积极性与进取性。

　　其四，民族文化精神的自然性与生态性。广西民族文化的地缘特征和民族特征决定其文化精神的自然性和生态性特点，一方面祖祖辈辈世代居住于深山老林中的少数民族能够更多地保存和保持其文化传统和生活状态，其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原始、古朴、原生态的特征，其文化精神中蕴含自然性和生态性不言而喻，其文化传统能够得到更好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依山而居、傍水而栖，与大自然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形成“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带有朴实、本真、自然、原始的原生态意识与元文化特征，其文化精神中体现出自然性与生态性毋庸置疑，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相得益彰,都能得到有效保护与维护。这种具有原始、朴实、自然特点的自然文化与生态文化观，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从而决定了人们的活动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矛盾统一体，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生活，既会向自然索取、奋争和改造自然，又会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敬畏自然。加之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掌握自然规律，自觉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从而也就形成自然文化与生态文化传统，在其民族精神中体现出自然性与生态性特征，并将这一观念意识反映在生产生活及其行为中。诸如民族建筑、饮食、服饰、乐舞、民歌、器具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质、精神文化产品，都或多或少凝聚和折射出自然崇拜观念意识。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据丘振声在《壮族图腾考》一书中的考证，仅壮族图腾就有20多种，除动物图腾外，还有植物图腾，以及水、石图腾或自然崇拜。列举出“雷—蛙”、“日—鸟—鸡—凤”、“蛇—龙（鳄）—潭（水神）”、“牛、羊、犬、鹿”、“花、树、竹、百”等，以通过各种形式和方式来表达本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对自然的敬畏，崇拜的意识。例如广西那坡县的黑衣壮姑娘的绣花鞋面上的装饰图纹就是树枝，据说是树神，是其民族的崇拜物。这种例证屡见不鲜，几乎任何民族文化物都或多或少保存和凝聚着自然物的痕迹，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和折射出本民族的自然观。因此，民族文化从这一角度而言可谓自然文化，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或者说是充分自然化的文化，是一种自然而然与自主而然统一的文化，是自然的合规律性与人的合目的性统一的文化。自然被赋予了人化的意义从而构成自然文化，文化也被赋予自然的意义，从而构成了文化的自然性，自然与文化交融为一体，人与自然交融为一体。由此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缔造了民族文化精神，为广西民族文学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及其创作动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广西民族文学发展及其崛起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扎根于广西历代文学传统及其历代民族作家创作发展的肥沃丰硕土壤中，立足于广西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发展的现实生活中，着眼于广西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与构建，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广西民族文学传统，形成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广西民族文学发展历程与趋向，为广西文学桂军新的崛起和新的突破奠定基础与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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