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中社会公众期待视野探究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社会期待视野，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关文学接受者、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集合体所表达的社会心理预期。因为文学接受者和相关学术研究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研究的既定心理预期不同，所以造成了社会期待视野的时代性和多样性。就新中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总体情形来看，社会公众最为紧迫的期待视野主要集中在视域拓展、学理追求和现实动力等三个层面。

　　一、视域拓展： 新视野、新领域、新观念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资源发掘与材料整理工作常规化，概念整合与术语提炼精细化，原理萃取与知识建构体系化。在此基础上，更新观念，创新方法，开拓疆界，我们不妨称之为“三新”,即新视野、新领域、新观念。

　　（ 一） 扩展新视野

　　这里所谓的“新视野”,主要指涉三个层面的涵义： 一是民族身份层面的多民族文学视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大讨论堪称范例； 二是文化地理层面的文学空间视野，“中华情怀”与国际眼光是其显着表征； 三是切入角度层面的知识视野，该视野带有学科交叉和方法论观照的双重意味。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集中讨论大约兴起于 2007 年，以《民族文学研究》为龙头，很快得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艺报》等相关报刊的积极响应。在讨论过程中，关纪新、梁庭望、朝戈金、徐新建、杜国景、刘大先、李晓峰、欧阳可惺、扎拉嘎、罗宗宇、王立杰、杨曦、杨荣、王菊、王瑜、王炜、陈红旗等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回头审视，它们无疑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理性认识。然而，追根溯源，所谓多民族文学史观，源自多民族文学观以及更具原初意味的多民族观。梁启超 1902 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的“中华民族”观、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论等，表达的都是多民族相融共生的既定事实和社会愿景。新中国成立前后，茅盾、张寿康、老舍、何其芳、周扬等更是明确论及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艺、兄弟民族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其中隐含的多民族文学观不言而喻。当然，这种多民族文学观是否成功走进了文学史，或者说，这种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文学观是否演进为新中国的“全民族”（ 或“各民族”） 文学史观，这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有机统一的问题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曾说，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

　　其实，早在 1935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中，也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特别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文艺革命等“三种革命”以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等“四个建设”的问题。***在参加 2014 年“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时，同样强调了“全民族”范畴。上述“全民族”以及民族统一战线、民族革命战线表述中的“民族”,常常是在“中华民族”和国外异民族（ 如日本大和民族） 的对比语境中使用的，此种语境往往涉及中华民族的前途或重大利益关切。

　　由此可见，“全民族”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它不等于“少数民族”,更有别于“多民族”.“全民族”或“中华民族”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相继认同的 56 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少数民族”专指汉族以外的 55 个少数民族集合体，“多民族”的本义应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所组成的族群（ 其中，广义的“多民族”通常包括汉民族在内，狭义的“多民族”一般指汉民族之外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少数民族集群） .因此，从语义上分析，“多民族文学”也是一个存在歧义和缺陷的能指概念，因为它并不能代表“少数民族文学”或“中华民族文学”.尽管如此，有关“多民族文学”的讨论在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特定语境下仍有其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相对而言，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空间视野已经打开，其表现是---少数民族文学意识和中华文学观念基本形成。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扩展国际文化视野，这是后文将要谈到的“世界向往”或“走向世界”的重要前提。关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知识视野，除综合性学科视野外，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视野均有涉猎，文化人类学、知识考古学、生态伦理学、审美文化学、民俗符号学、接受美学、传播学、译介学竞相登场，生活、边疆、族性、母语、制度、意识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已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的新常态。由此判断，新中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已经确立并呈持续扩展势头。值得一提的是，曹顺庆等从文学教育学的角度论及我国高校开展多民族文学教学的积极意义与可行路径，无疑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在检视当前我国综合性高校开展多民族文学教学的现实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之后，论者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我国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不断加大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师资的培养力度，并由重点高校领头重新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以此持续推动中华文学整体教学新方案的形成和发展[1].这是颇有现实针对性和未来前瞻性的建言。

　　（ 二） 开拓新领域

　　目前看来，这些新领域至少包括： 少数民族文学谱系的梳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谱系的建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生态文学、非虚构文学的研究等。因篇幅限制，本文重点审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和生态文学研究问题。

　　国内从事网络文学研究的名家虽然已不在少数，但真正从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的学者却寥若晨星。相比而言，马季堪称用力最勤、思考较深、着述颇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他认为，伴随着网络媒体的面世，我国的文学网站迅猛兴起，为推出文学新秀开辟了新的航线，少数民族地区某种程度上成为网络文学方式的最大受益者。回族作家“夜有轻寒”、藏族作家“心有些乱”、壮族作家“忽然之间”等网络写手的走红已经说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实绩[2].他进而由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论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充分肯定了国内首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业网站---“中国民族文学网”10 余年来的突出业绩，并期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中国民族文学网”三位一体构想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那么，从理论上讲，何谓少数民族网络文学？ 鉴于“少数民族”独特的中国语用环境，我们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界定为： 指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中国境内非汉民族写作者通过网络方式创作和发表的原生性文学作品集合体。其核心界标是： 当代数字化网络媒体； 少数民族身份的创作主体； 网络原创原发资质[3].

　　生态观念的现代化及其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堪称一大亮点。作出这种评价，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学生态批评取得何等精深或系统的成就，而是说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学审视具有现实批判、民族自律、和谐建构与学术均衡等多种价值。正如罗康隆所说，基于价值论立场，“人类生态安全”旨在确认该形态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必须动员文化力量以维护其活力[4].由此出发，魏永贵等论述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示范功能。论者认为，乌热尔图、满都麦、郭雪波、阿云嘎等少数民族作家，以小说、散文等文体形式关注草原民族风情，描述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异，在作品中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现代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意义[5].这种追根溯源的区域性少数民族文学探析，具有学理上的掘进价值。杨海涛和谢廷秋分别探讨了云贵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生态蕴涵。王丙珍在分析鄂伦春族生态文学建构时，将少数民族生态审美文化归结为三大性征： 其一，少数民族生态审美文化在逻辑上是生态美学理论的延伸性发展； 其二，少数民族生态审美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批评理论； 其三，少数民族生态审美文化在形态上隶属于当代审美范畴[6].这种将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纳入审美文化视野的研究思路，体现出较强的学理性，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界面。

　　（ 三） 培育新观念

　　观念的首要功能在于引领方法创新。从这个层面上讲，文化观念决定研究视野，影响研究路径，刺激新的学术增长点。新时期以来，除原有“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核心观念外，相继开启了原住民文学、移民文学、西部文学、多民族文学、中华文学、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的新探讨，并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同志提出“中国梦”命题后，很快成为人文社科界的热门话题，并迅即被纳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们的灵感。朝戈金在“中国梦的世界对话”国际研讨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我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努力和协同发展，需要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有力支撑。他将“中国梦”理解为多层面的、复数的、多彩的梦，其中包含了少数民族的文学梦[7].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首期系列成果中，就有 1 卷《中国梦的多民族文学书写》论文集。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观念创新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观念也在引荐之列。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体系、反理性、反决定论、反本质论的倡导以及关于文本和符号具有无限多样阐释空间的观点，对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在内的我国年轻一代产生了深刻影响。张永刚在谈及后现代主义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驳杂的社会文化思潮，从社会生活、理论观念、创作形态等方面影响到我国西南边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其转变，它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其积极效应是，在反传统中心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异质性； 其消极影响在于，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碎片化和肤浅化[8].如此说来，西方后现代文化观念的有效参照和积极影响，一方面可望彰显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个性，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推进其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步伐，从而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国际展示度和话语竞争力。

　　二、学理追求： 渐次走向现代性和学科化

　　新中国成立 60 余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性研究成果不断丰盛，研究中的感性化、随意化和意识形态化等倾向得到不同程度的矫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学科的基本轮廓也日渐清晰起来。但是，毋庸讳言，其学理性总体不足的问题仍然十分明显。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代性和综合化方面做出特别的努力。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理性不足的问题，姚新勇认为，尽管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也表现出向好发展的苗头，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不振仍是不争的事实，其具体表现是： 宏观性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欠缺； 微观性批评空泛； 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被动、随意和重复[9].他的反思看起来有些苛刻，但体现出一位学者应有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尽管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理性总体上不足，但也应看到，新时期以来，这种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其显着表征便是现代性和学科化的趋势正不断增强。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处理好本土性与中华性、民族性与国家性、历史性与当代性、边缘性与主流性等若干关系，并在根本上以中华性、国家性、当代性和主流性为长远价值追求。就现有理论话语形态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问题域中的现代性话题，最终多以“边缘性”“主流性”及其辩证关系的核心话语方式铺展开来。因此，正视并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相对边缘性，承认其边缘状态的区位合理性，本身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边缘化”的喧嚣不绝于耳，其中不乏深重的忧思和清醒的前瞻，但也不排除某些甘居下游、得过且过的消极心态。完全可以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同样严肃的课题是，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貌似合理的边缘地位，而应不断树立向中国当代文学主流话语靠近乃至逐步进入现代主流话语的决心和信心。或者说，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批评家、理论家、文学史家在内的当代学术界都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建设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必须克服甘于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边缘化”的惰性心态，切实强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总体文学研究中极具特色、必不可少、无可代替的组成部分的观念，鼓励、吸引、推动更多学者进行本土性、高层次的民族文学史、民族文学批评和民族文学理论的学理性阐释和体系化建构，以期早日创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系统学科---少数民族文艺学。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当代建构，刘大先认为国家性和当代性是其突出特征。在他看来，这种宽容包容的现代文化心态，不仅不是对“多元一体”文化生态的拒绝，而且恰恰是对它的补足、完善和发展。他同时强调，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创建，自始至终都以民族团结、和谐相处、共同繁荣为核心话语诉求[10].民族交往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融合，一方面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国家性和现代性，另一方面似乎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去民族化”征候。从历史发展和文学演进的宏观规律来看，我们不应也不能人为干预其中所包含的“合理的去民族化”倾向，因为这种必然的“去民族化”可能带来新一轮社会进步和文学新生。

　　日本学者牧田英二以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情结为例，以为过于狭隘的本土性、民族性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不利影响[11].这种广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观，不仅符合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实际，而且与后现代背景下中华文学共同体的主导性民族国家价值诉求一脉相承。

　　事实上，不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之间拥有交流对话的多种可能，而且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之间也存在广阔而丰富的交融互惠空间，即使是汉族内部，也远非单一族裔的封闭式繁衍。正如廖奔所说，汉族并不是一个血统纯粹的民族，历史上所谓“五胡乱华”以及女真、契丹、党项、蒙、满等民族，都曾经参与了汉族的融合式发展[12].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课题以中原地区出土的人骨等材料为研究对象，证实汉民族实际上是多民族融合而来的“混血民族”,这一过程大致从宋代开始加速[13].据此推论，各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之间的交流互鉴，必然促成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元化及其理论研究形态的多样化，进而造成相融共生、多元一体的现代格局。所以朝戈金说，“多元文化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多元文学论”堪称未来发展大势，理由有三： 一是有史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就是在相互交流、彼此融合中发展的； 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赋予各民族均享有按其自身意愿行使文化主权的权利； 三是保护和发展各民族源远流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需要[14].曹顺庆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在他看来，魏晋南北朝、盛唐和元代的民族交融，都直接促进了文化杂交和文学繁荣，因此，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文学繁荣都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15].朝戈金和曹顺庆关于多元文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学交融互补、多元共生趋向的判断，合乎历史实际和民族文学现代性的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