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中社会公众期待视野探究(2)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不仅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具备相对独立的学科意识，而且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自身必须在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传播论、接受论、发展论等层面朝着系统化的方向迈进，并努力开启少数民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和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等学科的自觉建构之旅。对此，龙长吟、刘大先、欧阳可惺、李长中等学者各有阐发，本文不再赘述。

　　在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理化检视中，综合性交叉研究成为重要指向。这种研究思维的具体操作方式是---打破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文艺学、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诸学科之间的藩篱，在学科越界和方法交叉上强调其可能而必要的互惠融通，以追求学术“取景”的最大化和阐释效果的最优化。这种全面而综合的研究，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全貌和实质，增强研究的理论性、交叉性、立体性和前卫性，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催生新兴跨界学科的生成。从建构路径上讲，综合性交叉研究正是谋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科化聚合的实践基础。

　　少数民族文学考察中的宗教视角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这显然同时关乎文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关于佛教等宗教形态与少数民族文学集合体的关联性，早年颇多禁忌，现今已成热门。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学中宗教因素的评价，不仅仅是在文学研究中简单引入宗教学方法的问题，而且也体现了跨文化研究的意趣。席扬指出，少数民族文学与宗教意识关系的紧密性、普遍性和多样性，毫无疑义地决定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16].郁龙余则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佛教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过程与影响方式[17].文艺学与宗教学的交接，具有显着的跨学科研究性质，本质上反映了文学研究中跨文化视角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既可变换视点，主客互文，又能将研究对象置于更为广阔的学术坐标之中，从而从整体上在其共同性与差异性的交叉处，真正领略人类艺术行为的独特价值。可以肯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所提供的文化价值蕴含日渐丰厚，眼界逐步拓宽，研究力度也明显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中所映射出来的文化变迁、异化形象、价值取向和未来前景，正显现出多元文化取向和超越性理性品格[18].很明显，论者所关注的主要是狭义的跨文化研究，广义的跨文化研究常常是跨民族、跨语际的宏阔比较，因而更多地具有比较诗学的色彩。

　　三、现实动力： 世界向往与西部开发

　　正如人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民族身份固然可以成就一个作家，但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追求也可能毁掉一个作家。同理，过于狭隘的民族文学研究心胸无疑将阻滞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为了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以整体形象推向世界，相关理论研究必须做出正面回应。

　　（ 一） 正确审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民族形象”与“中华形象”“世界形象”密切相关，并且，从根本上说，无助于中华形象建构的民族文学也很难有效参与国际文化大循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网状通道，文化多样化的诉求对象正是总体意义上的“世界向往”.就其两极而言，有关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双向乃至多向关联，早在歌德、马克思的相关学术阐释中已有清晰表述，并且至今仍有其理论鉴知意义。

　　歌德早在 1827 年与艾克曼谈论中国文学时说，“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9]113.显然，歌德更为看重的其实是“世界文学的时代”,亦即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时代带给文学格局的空间性改变。毫无疑问，限于当时的科技环境、资讯能力和人类的认知水平，歌德所处的“世界文学的时代”只能是初级的、有限的全球化时代。尽管如此，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各民族、各国家文学仍在有限的交流对话中碰撞出灵魂的火花，世界文学大聚会的时代终将到来。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世界文学”呢？ 歌德认为，“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 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20]458.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并非将各民族文学规制到某种同一化的模式之中，而是各民族文学之间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和互相宽容时的一种同生共荣状态。这一点，英国学者伯拉威尔看得很清楚： “对歌德来说，这种‘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放弃民族的特点。恰恰相反，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因为它的特殊性与差别，因为它加之于世界文学交响乐之中的特殊音色，而受到国外学者的珍视”[21]192.伯拉威尔的理解应该较为切近歌德观点的本意。

　　面对民族交往的加速和不断趋向世界化的态势，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2]35.很明显，马克思眼中的“世界文学”也不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最大公约数或平均值，而是指全球范围内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学的集合方式和整体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一切精神产品，都在世界交流与民族对话的必然趋势中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当历史的车轮进入 20 世纪后，“韦勒克、沃伦将世界文学的概念，分为三种含义： 一是新的理想的文学构建，二是文学的世界构成，三是文学杰作的同义词”[23],体现出更为开放、多元的世界文学视野。

　　歌德、马克思等人关于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以及二者间相互关系的阐释，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多重内涵以及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从而增添了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推向世界文坛的信心和力量。

　　（ 二） 适时把握全球化背景下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契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以整体形象走向世界，还必须借重于合适的通道，寻求必要的动力。全球化进程和西部大开发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推动力。

　　如果说歌德和马克思时代已经出现了早期全球化势头，那么，现在的全球化则是“地球村”式的数字化网络生存。在此背景下，不同文化形态间的相互欣赏至为必要，异质性文学的全球性互动成为常态。我们每个人都处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快速链接状态，所谓的“世界文学”其实就是各个国家、民族、地区文学间的相互参照和彼此流通。当然，尽管全球化时代更多地将人类的精神生产置于“共享”的平台之上，但各民族精神内质的潜在差异又决定了文学面貌的千姿百态。

　　钱中文关于“两种全球化”以及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与有限性的论述对我们不乏启示。他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所谓文化一体化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不可能性。这是因为，文化方式有别于经济行为。从理论上讲，物态文化与显在的精神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走向一体化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就实践角度看，各民族深层的精神文化特征决定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特征，在国与国、族与族的交往仪式中，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流动性规定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发展性。各民族文学在交往与融合中获得新质性文化认同，但又必然受到本土性、民族性以及总体上多元性的规定和制约。

　　准确地说，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民族个性与世界共性之间[24].正因为如此，彝族学者阿牛木支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持续开放、永无止境的过程。面对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意欲固守绝对的个性化和纯洁性十分艰难，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发展地看，少数民族文学必须放弃自我化、模式化的价值取向和表达方式，转而将民族性与普世性、文学性与社会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结合起来[25].这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或中华文学参与全球文化大循环的外部动力。

　　就国内引擎来看，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至少享有三次强大的发展契机： 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建设的激发，二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推进，三是新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强力拉动。赵国军以近代以来西北地区回族的国族认同意识为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回族人民主动迎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选择。他认为，“从近代西北回族的表现来看，西北回族在维护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及利益方面，以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参与其中。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非常重视回族问题，结合西北回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既解决了西北回族自我认同的民族认同问题，又使西北回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与到对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有益的伟大事业中，使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得到了和谐稳定的协调发展。”[26]

　　事实上，回族如此，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无一例外地全程参与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之旅，并与汉民族一道分享了上述建设成果。

　　而现在进行时态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西部”,泛指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深化，广阔的“西部”已经并将继续突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作家交往，推动创作观念更新； 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文学创作灵感； 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所以黄伟林说，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效果来看，“西部大开发”毫无疑义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到了全球化时代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之中，亦即为其提供了立体的、复合型的现实发展背景，因而堪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纵深发展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27].

　　（ 三） 恰当改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异域传播不力的现实境况

　　总体上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外译和外研工作还是个薄弱环节，这直接制约其走向世界的步伐，需要相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深刻反思，整体布局，合理策动，身体力行，以图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具体而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实现三个层面的交流与对话： 一是国内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二是中华民族内部民汉文学间的交流，三是少数民族文学跨越国门的外向型对话。无论哪个层面的文学传播，都离不开世界眼光，离不开跨语际翻译以及对于异域经验有选择地借鉴。就当前情势而言，如何改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异域传播不力的窘况至为紧迫。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成果的外译现状确实无法让人乐观。除少数民族神话、史诗基本走向国外并产生相应影响外，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只有沈从文、端木蕻良、玛拉沁夫、张承志、阿来等少数知名作家有一定国际地位，类似阿库乌雾这样亲自走出国门、走向西方的新进作家当然更少。究其原因，吴赟等归结出以下几点： 一是当前译者西方立场的强势制约； 二是读者根深蒂固的文学偏见； 三是译介传播的渠道不畅； 四是推广机制的定位失当。鉴于此，论者建议，要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合力，敞开“中译外”的立体通道，以具有中国民族作风、民族气派的文学话语表达对社会、人性和世界的中国感受，给国外读者以独特、自然、流畅的阅读快感，进而获取相互了解和彼此尊重的新局面[28].

　　其实，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自我与“他者”的交流、碰撞与对话，既是国际文化交往的现实需要，也是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视野中少数民族文学在对比中优化、参照中前进的必由之路。相比而言，日本学者西胁隆夫等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之功值得特别关注。此外，张正军在《论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29]一文中特别介绍了伊藤清司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研究、日本相关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工藤隆等对云南少数民族对歌的研究等，同样值得重视。

　　总之，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总体研究的当代性、交叉性和开放性，决定了该学科的多样性、兼容性和未完成性。它由兴起、自觉到确立、推进，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和智慧，其中包括了众多汉族学者的建构之功和部分国外学者的接续之力。回眸过去，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绩斐然； 展望未来，这种研究离社会期待的应然境界尚有较大差距。这意味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研究是一项行进中的“朝阳”事业，其发展前景值得期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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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马季。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意义[J]. 南方文坛，2011（ 5） .
　　[3]龚举善。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J].当代作家评论，201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