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诗对偶看汉语的语法和词类(4)

　　五、从新认识汉语的词类系统
　　
　　曹逢甫（2004a）说，“词类对偶一直是困扰着研究者的大问题”,我们把有待解决的难题归纳为：如果“宽对”再放宽到容许名词和动词相对，那么宽对就没有边界，造成“名动不分”,跟已经认定的事实“名动有别”相矛盾。如果“宽对”不容许名词和动词相对，那么事实存在的名动相对就跟“词性相同是对偶的底线”的认识相矛盾。究竟是“宽对是只要词性相同”这个说法有问题，还是我们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
　　
　　蒋绍愚（1990:168）在谈到对偶要词性相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所谓‘词性相同',不能完全按照现代的语法观念”.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唐诗时代字词的词性跟现代汉语不尽相同，例如，“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杜甫《阁夜》），唐诗时代的“歌”经常单用作动词，所以“歌”对“哭”还算对得上。“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刘长卿《送灵澈》），唐诗时代的“晚”还经常单用作名词，所以“晚”对“寺”也算对得上。另一种理解是：从《马氏文通》开始才有的“现代的语法观念”,是深受印欧语眼光支配和影响的语法观念，它不切合汉语词类的实际情形。唐诗时代和现代相比，虽然就一个个字词而言词性不尽相同，但是整个词类系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照赵元任（1968:13）的说法，不管是方言之间还是文白之间，“中国话其实只有一个文法”,而且王力在《汉语诗律学》里论述和判定唐诗词性的时候也是按照他在《中国现代语法》里确立的词类系统。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更重视“现代的语法观念”带有的印欧语语法观念的烙印，探究我们现在对汉语词类的认识跟汉语的实际有什么样的偏差。这种认识或观念上的偏差集中在名词和动词的关系上，下面将逐步说明。
　　
　　1.字词“并置”
　　
　　首先，词类跟结构关系密切相关，例如“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不夜”对“无风”,如果认定“无”和“不”词性不同，“无”是动词，“不”是副词，那么结构关系也不同，“无风”是动宾关系，“不夜”是偏正关系。又如“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如果认定“独立”的“独”是副词，“轻生”的“轻”是形容词的动词用法（使成），那么结构关系也不同，“独立”是偏正关系，而“轻生”是动宾关系。曹逢甫（2004a）用“结构相近”来解释“宽对”,但又说“严格要求结构相同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结构关系不平行在唐诗中极普遍，蒋绍愚（1990:167-170）提供了大量的实例。结构不平行往往是词性也不相同，为什么结构会经常不平行呢？曹文说“这是一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须从字词的“并置”说起。汉语的字词没有形态变化，五言七言的诗句都是一个个字的“并置”,就对偶来说，只要在声音和意义上字字相对，诗人并不十分重视结构关系。蒋绍愚（1990:168）讲唐诗结构“假平行”的时候也说“对仗的两句句子结构不一定相同”,“因为对仗主要是要求两句中相同位置上的字词性相同”,举的例子有：
　　
　　（109）翠屏遮烛影，红袖下帘声。（白居易《人定》）
　　
　　（110）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杜甫《秋兴八首》）
　　
　　“遮 | 烛影”是动宾结构，“下帘 | 声”是名词性偏正结构，但是字字相对。“沉云 | 黑”是主谓结构，“坠 | 粉红”是动宾结构，但也是字字相对。字词并置，不受形态的束缚，结构关系其实是人们在理解的时候依靠语境和背景知识推导出来的，而且并不那么确定，如“遮烛影”分析为偏正的“遮烛 | 影”也解释得通，“遮”是“烛”的定语，“坠粉红”的释读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也是“坠粉 | 红”,“粉”指零落的花瓣。又例如上面讲到的“信马归”对“陪鹓列”,曹文分析前者是偏正结构“信马 | 归”,后者是动宾结构“陪 | 鹓列”,其实不一定要这么分析，“陪鹓列”也可以像“信马归”一样理解为偏正的“陪鹓 | 列”,“鹓”（指朝官同僚）做“陪”的宾语，“列”按动词理解。又如与“独立”相对的“轻生”,形式上只是“轻”和“生”二字并置，在“轻生一剑知”里它是动宾结构还是偏正结构也不那么重要，因为从意义上讲，按动宾结构理解的“轻生”的“生”就是按偏正关系理解的“轻生”,假如一个人轻视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就是轻贱的。同样，“箸拨冷灰书闷字，枕陪寒席带愁眠”一联，一般分析“书 | 闷字”是动宾结构，“带愁 | 眠”是偏正结构，其实“带愁眠”理解为动宾的“带 | 愁眠”也无妨，因为带愁而眠的“眠”就一定是个“愁眠”.汉语同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如“耕田，劈柴，剪纸，煎饼，赛马，蹦床，染衣，印花，出租汽车，养殖对虾，冷冻猪肉，组装衣柜，研究方法”等等，都有动宾和偏正两解。正因为中国人觉得这样的语义联系和语义推导人人都懂都会，所以汉语不需要在词形上区分两种结构关系。启功（1997:16-17）曾以王维的一句诗“长河落日圆”为例，说明五个字颠来倒去变出十个句式，靠增添的上句理解意义，语法上都成立，限于篇幅这里仅抄列其中五个：
　　
　　（111）a 巨潭悬古瀑，长日落圆河。
　　
　　b 瓮牗窥斜照，河圆日落长。
　　
　　c 瀑边观夕照，河日落长圆。
　　
　　d 潭瀑不曾枯，圆河长日落。
　　
　　e 西无远山遮，河长日圆落。
　　
　　可见，汉语造句的基本方式就是字词的并置。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声音和意义字字相对，诗人并不十分重视结构关系的平行。这也好解释动词跟副词相对的情形，例如前面举过的“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添”,动词“喜”跟副词“犹”相对，好像说不过去，其实“喜遇”是动宾关系还是偏正关系是不确定的，按偏正关系理解那就跟“犹瞻”在结构上平行。王力观察到，动词跟副词相对，动词多为“表示精神行为的”,这是因为这类动词如“喜、知、想、应、敢”等（例见前）在语义上都接近副词。又如“牛马行无色，蛟龙斗不开”,“不开”对“无色”,重要的是“不”和“无”意义都表示否定，词性不重要，“开”和“色”的词性差别也不那么重要（见下）。这就告诉我们，诗句对偶真正重要的是声音和意义字字相对，词性和结构关系都在其次。
　　
　　2.话题 - 说明
　　
　　印欧语的语法，句子以“主谓结构”为本，S→NP+VP,名词组 NP 是主语，动词组 VP 是谓语，主语一般有主格标记，跟宾语的宾格标记对立，主语和谓语动词要保持形态一致（agreement）。然而汉语不一样，没有上面说的那种语法上的主谓结构，只有从语篇（text）上讲的“话题 - 说明”结构，从用法（usage）上讲的“指称 - 述谓”结构。字词“并置”的自然顺序是，话题在先，说明在后，指称在先，述谓在后。这个自然顺序对汉语重要，中国人就靠这个自然顺序从字词的“并置”推导结构关系。如果说汉语也有“主语”和“谓语”,那么“主语”实际就是放在头里的话题或指称语，“谓语”就是放在后头的说明或述谓语。话题和说明之间不仅没有形态一致的要求，而且意义上的联系可以十分松散，只要有一定的语境和背景知识，都可以说得通，例如“她是个日本女人”和“这场火幸亏消防车来得早”,这已经是老生常谈。唐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其八）一联，讨论甚多，如果按印欧语的“主动宾”结构来分析很别扭，曹逢甫（2004b）指出，不应“沿用西洋语法架构”,应该按“话题 - 说明”结构来分析，“鹦鹉粒”和“凤凰枝”都是对前面话题的说明，尽管它们是名词组，即：香稻啄余者，鹦鹉之粒也；碧梧栖老者，凤凰之枝也。又例如上面说过的“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一联，曹文说“去不回”和“谁能识”都是对前面话题的说明，所以可以相对，其实“谁能识”和“去不回”本身也都是“话题 - 说明”结构，“谁”和“去”都是话题，尽管一个是代名词一个是动词。同样，“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云霞出海”和“梅柳渡江”都是话题，“曙”和“春”都是说明，尽管“曙”是动词“春”是名词。这也应了赵元任（1968/1979:53-57）的判断，汉语的谓语（即对话题的说明）类型不受限制，不论动词还是名词。
　　
　　3.链式话题结构
　　
　　在语篇中，汉语特多“链式话题结构”,指连续出现的话题结构中，后一个话题结构的话题与前一个话题结构的说明（或说明的一部分）相同（董秀芳 2012），例如：
　　
　　（112）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国语·鲁语下》）
　　
　　（113）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左传·僖公五年》）
　　
　　（114）鬼不祟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则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韩非子·解老》）
　　
　　这样的链式话题结构在唐诗里紧缩为所谓的“递系式”,如“牛马行无色，蛟龙斗不开”,它实际是“牛马行，行无色；蛟龙斗，斗不开”的紧缩形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实际是“星垂平野，平野阔；月涌大江，大江流”的紧缩形式。紧缩很容易实现，因为从说明转化为话题并不受形式上的束缚，所以“行”和“斗”既是说明也是话题，既是述谓语也是指称语。唐诗里递系式对偶的诗句很多（王力 2005: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