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起源问题一直是困扰语言学界及相关学科的一个难题。 对于该问题的研究， 早在 18 世纪德国人 J. G.Herder （1772） 便已发表专着 《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Language》予以探讨。 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是否来源于同一原始母语？该问题由来已久，先贤时哲对其所做的探索也从未间断。 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学、遗传学及基因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科学家通过对人类基因之研究，提出颇具影响的人类祖先源于非洲的假说，与此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世界不同区域语言之关系的固有认识。上述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探索人类语言之原始母语问题极具启发性和创见性。
一、 语言学界对原始母语之探索
在历史语言学领域，对语言演变之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是借鉴达尔文进化论之谱系树理念类比运用的语言谱系说， 该学说最早由德国语言学家 August Schleicher 于1863 年提出，其根植于印欧语系语言关系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通过寻找同一语系不同语言系统内部要素变化间的对应关系，诸如语音对应关系、形态变化相关性、核心词汇相似性、语法演化相近度等，以确定不同语言间的亲缘关系，基于不同语言间之内部对应关系，再以历时来源及亲缘关系疏密作为判断依据，试图构拟不同语言间演化的谱系树，亦即发生学关系，重建共同原始语之词汇、音系、形态及形态句法等原初面貌。
语言演化之谱系说坚信：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发生学关系，且语音演变定有规律，即音变规律无例外，换言之，如果 A 语言一个要素里的 x 在 A' 语言（与 A 语言相对应的后起形式）的 z 环境下变成 y，那么 x 在z 环境下的 A' 语言每个要素里都将变为 y。
早在 1786 年，William Jones 发表其关于梵语、 希腊文、拉丁语同源的论文，其观点开启并奠定了印欧语言谱系研究之繁荣局面。 19 世纪的语言学家在历史语言学领域做出杰出的工作，亦形成一套较为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方法。迄今近 230 年已逝，然而，历史语言学之语言谱系研究，客观地说， 除印欧语系各语言之亲缘关系研究较为成熟且已为学界所普遍认可外， 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语系语言之关系目前依旧争议颇多，更无定论可言。 近些年来，语言学界虽基于不同视角有各种新观点或方法提出来， 但在实际操作中多因缺乏相关共时抑或历时文献资料支承， 难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由此可见，历史语言学之研究受到多重限制，其中最为致命的便是历时语料或文献的支撑。 历史语言学之印欧语系谱系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先前卓着成就， 最根本原因之一亦在于：印欧语系语言大多有着丰富的文字材料。相对而言， 除印欧语系外的汉藏及其他语系中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比皆是， 远远达不到印欧语系诸语言材料之充分及完备程度，因此，基于历史语言学之框架对其他语系语言谱系关系之研究，无疑面对一个无法超越的瓶颈。 就目前而言，在谱系树假说框架下， 运用历史比较法， 对原始母语进行构拟，我们所能推进的最早时期约为 6000 年前左右。
此外，如若兼顾不同语言之横向发展机制，传统历史语言学之谱系树说及其研究方法则会遇到极大挑战。 因为排除语言之横向接触去谈语言发展或演化， 显然是一种过于理想化或者说掩耳盗铃的做法， 一种语言之存在环境及演化过程不可能完全撇开其他语言的存在或不受其它语言影响。 谱系树学说之类比思维，同样受到学界广泛批评，因为语言毕竟不是生物体，语言之传播、传递及演化是一种典型且复杂的社会现象，而非单纯的生物遗传问题，类比迁移虽能提供研究之便，但其本身亦从根本上便存在问题，而把类比对象中的条件当作真实因素处理，则类比思维常进之误区。
19 世纪方言地理学派在研究方言间接触问题时， 便已提出解释语言间的横向传播的 “波浪理论（WaveTheory）”，批判历史比较法及其“音变无例外”说。 尽管语言谱系说之重大理论前提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其在理念及方法上仍具有较大的优越性，但对于原始母语之研究，我们应尽量避免单一视角。
二、 遗传学的介入与原始母语探究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 就人类和人类语言起源的等问题，逐渐成为历史语言学和遗传学共同的关注对象。两个领域亦随后展开了一些共同的研究，与此同时，也越来越引起了其它领域的科学家们的关注。这其中，以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专家 Luigi Cavalli-Sforza 及其研究成就最为卓着，Luigi Cavalli-Sforza 可谓基因遗传学及相关技术领域的先驱。
以人类基因为线索和依据，Luigi Cavalli-Sforza 针对“人类及语言之起源和发展”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在地球上首次出现分化及向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迁徙扩散发生在约 14 万年前。
人类族群在不断分化、扩散的同时必然导致原始族群的进一步分裂，而经过分裂所形成的新族群在分流迁徙过程中可能再无机会与原始族群及同分出的其他小族群交流。换句话说，他们之间的基因和语言都已断绝关系。 Sforza 认为：语言与基因演化之间存在着重要相似性，所不同的是，语言的改变比基因的改变来得快，而从二者关系看，若基因与语言之间存有任何交互作用，通常情况则是语言影响基因，其原因在于：不同种族语言上的差异会减少他们之间基因上互换的机会。
Sforza 及其同行对人类之起源及分化问题所做的最有名的研究之一便是：通过检验及比较分析全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 42 种人的基因标识，寻找隐藏在不同人种之基因中的差异，并以其差异为依据，描绘出人类世界之树形谱系图，而通过对所构拟树形图之进一步分析，可以从中发掘人类族群千万余年来分化、迁徙及扩散之信息，从而再现人类自原始单一聚居族群一步步分裂为更多的小聚居族群，小族群经过逐步发展壮大再进一步分裂，以此类推，最终分裂出众多族群的扩散过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Sforza 等根据遗传基因信息所描绘出的反映人类族群分化裂变的树形谱系图与语言学家们（如 Greenberg，Ruhlen，Shevoroshin等）基于语言事实在历史语言学框架下独立研究所构拟的语言谱系树图十分相近。 而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均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人类学界影响较大的 “人类祖先源自非洲” 的假说。 此外，考古学方面亦提供有力的证据：考古学家通过对迄今最早人类化石进行鉴定，基本确定人类第一次分裂时间约在 9.2 万年以前。
李讷从古人类解剖学和古人类考古学角度关于语言产生时间的推测也与上述分子基因学关于语言起源时间的推算不谋而合。此外，1997 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利用基因分析法发现：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基因有 27 处不同，从基因结果分析判断，尼安德特人并非现代人祖先，现代人祖先在非洲，支持现代人类源于非洲大陆的假说。
人类起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甚至可以推测人类语言的起源时间，王士元先生（2006）指出：“分子基因学开始指出，哪些基因学上的事件与语言的产生有高度相关。 最近《科学》杂志上的两篇文章， 就把两件这样的事追溯到距今 37000与 58000 年前。 ”
倘若该结论成立，其一方面能够为语言起源问题提供有力证据。 科学家们根据基因线索通过比对分析和推理能够勾勒出人类分流、分支及迁徙的变化轨迹，而借助于此，语言学家们亦完全可能通过语言间共时和历时层面的比较构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原始母语之语言系统面貌及演化过程。
三、 “父语”概念的提出与“母语”问题探究
语言谱系假说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历史比较法，探究不同语言间的亲属关系，进而试图构拟原始母语。 一直以来，基于谱系说框架所做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母系”式研究，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这一情形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子随母语”的现象，有着不谋而合之处。但在语言演化过程中，是否真的只存在“母语”及其影响？答案是否定的，“父语”及其影响亦不容忽视，对父语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语言演化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同时对我们重新认识“母语”问题极为有益。
在二十世纪末，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 Dixon 在其对澳大利亚土着语言所做的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前占据主流的两种语言演化模型：语言谱系说和语言区域说，进行了长期审视和反思，试图跳出已有模式，提出了“裂变-聚变”的语言演化设想，并试图在语言发展的全球观下将占据主流的两种演化假说合二为一。 Dixon 先生极为重视语言学基元理论的重要性，并在这一模型框架下，提出了“父语”这一概念：“在语言常态演变过程中， 每一种语言都只有单一的父语。 即当说完全不同语言的两个群体的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群体时，讲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将是其中一种而不是两个来源语的后代（然而很可能会存在第二语言的相当大量的底层或者上位层）”，“单一父语” 有其存在限制条件，即在“常态语言演化过程中”，换句话说，此处发生的演化必须是自发的演化，排除对语言所做的有意和故意的加工改造。
父语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对母语概念的补充，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前者着重的是语言间的接触及融合， 而后者的出发点则是语言的分化。 从父语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能够作为父语的通常是融合的两种或多种语言中处于优势的语言。
语言研究中， 父语和母语的概念的提出有着共同之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遗传学的角度得到一定的依据，每个人都有 23+23 条染色体：23 条来自父亲，23 条来自母亲。在基因遗传过程中，来源不同的两组染色体结合后，会发生重组，父本和母本的染色体相同位置会发生交换而把遗传特征重新组合。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之处在于：在基因组里还有不重组的部分。 来自父本的 Y 染色体，跟其他染色体不一样，Y 染色体不会重组，而 Y 染色体最大的特点是只有男性有，只有父亲能给下一代儿子，再由儿子传给下一代儿子，即只在“父-子”之间传递。 与 Y 染色体相反，至于作为能量产生源的线粒体 DNA，到下一代的时候，父亲的线粒体 DNA 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 下一代儿子或者女儿只接受母亲的线粒体 DNA，所以，尽管男性有线粒体 DNA，但只是从母亲那里拿来用一用，并遗传至下一代。故而线粒体 DNA 只是母系遗传，即仅在“母-女”之间遗传。 鉴于 Y染色体和线粒体 DNA 在遗传过程中的独特性， 对二者分别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推测人类的父系历史和母系历史。但是这个 DNA 序列不安分，它会发生突变。 跟遗传学最相似的是语言。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从父母那里传下来的。但有所不同的是：人的基因一半传自父亲，一半传自母亲，所以相对比较稳定，而人的语言本身变化则比较快、不稳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语言分布同遗传的分布也有高度的对应关系。
上述遗传学上所做的研究与语言研究中“父语”和“母语”概念的提出，有一定相通之处。区分父语和母语，抓住语言演变过程中的核心线索，即那些具有区别性的所谓“传男不传女”或“传女不传男”的特征，语言分类、语言关系判断及语言成分归属等问题便更易于得到区分和解决。
四、 “母语”问题的他山之石
有甲骨文记载的文献， 能将汉语的历史上溯推衍到3000 年之前。 相对而言， 历史学之研究可使我们上溯到4000 年前。 就人类语言而言，历史语言学则通过语言间的共时及历时比较， 相关成果最多上溯年限约为 6000 年前，倘若要推至万年或更前，则只能借助可能性猜测，目前仅依靠语言学力量去探究谱系说框架下的原始母语问题，已困难重重，而追寻广视野，多学科交叉之研究途径已是大势所趋。 就考古学而言，因有实物保存及发掘，现行技术至少可将人类历时追溯至 250 万年以前。而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进化遗传学可推得更远，因为人类和黑猩猩作为两个物种在进化上分开约在距今 500 万年到 700 万年之间。 有文献的历史可通过史籍去探究，但对史前史却束手无策，而这一直是遗传学和考古学的强项，尤其是前者，其基本上推测的是史籍上没有的东西。
借鉴相关学科之方法及成果，注重学科间交流，历史语言学原始母语问题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现有瓶颈，取得更大进展。 反之，语言学之成果亦会为相关领域之研究提供相应证据抑或帮助。语言绝非仅为一种交际工具。 语言是人类的一面镜子，不仅呈现我们现行的社会及文化面貌，同时折射出人类先人曾创造的历史和文明。 语言能够将人类诸多零散片面的个体经验系统化，并将之整合、汇集为人类社会之知识和历史。迄今为止，虽不同学科之学者们对语言起源及原始母语问题从不同角度运用多种方法不断进行研究和论证，但时至今日，对于“人类是否同出一源？共同母语是否存在？究竟源于何处？ ”等一系列问题，语言一源论及谱系说仍无确凿证据证明其真实性。 上述诸问题的最终解答则尚待更多领域的科学家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究，且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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