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

    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多元社区图书馆的发展模式探讨  
【第一章】社区图书馆的四种发展类型研究绪论 
【第二章】社区图书馆多元化概述 
【第三章】纯公办社区图书馆 
【第四章】公办民助社区图书馆 
【第五章】纯民办社区图书馆 
【第六章】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 
【结语/参考文献】社区图书馆建设路径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6 章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指社区图书馆创办中以民间力量为主，政府和国家为辅。社区图书馆的创始资金来源于民间，非财政拨款，创办之后得到了国家和政府在政策、资金、人员或管理上的支持和援助。

　　6.1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的现实条件

　　6.1.1 民间力量活跃

　　民间力量在国家文化教育发展方面一直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从某些角度来看，民间力量称得上是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先驱”和“领路人”.比如中国古代的私塾，近代的民办学校，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为一个国家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发展动力和经验。“民办公助”或者称为“民办官助”类型的图书馆可以有效克服纯民办图书馆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为图书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开拓了新思路。此种类型的图书馆在国内外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多是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出资兴办，经过一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发展规模后才正式得到“公助”.譬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是以其捐赠者的名字命名的，他同时也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捐赠者。这位闻名至今，受人敬仰的捐赠者就是 John Harvad.[52]

　　全世界有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他可以算是世界个人捐建图书馆的神话，国外许多公共图书馆都是由他出资捐建的。中国历史上民间力量创办图书馆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民国时期尤其兴盛，耳熟能详的比如浙江绍兴的古越藏书楼。近些年来国内民间力量办馆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

　　6.1.2 政府援助建设

　　学术界针对社区图书馆的创办主体进行过很多有益探讨，社区图书馆作为基层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创建主体是哪一方，都必须最大程度发挥社区图书馆的社会公益性。多数学者趋向于认为政府应该是社区图书馆的建设主体，同时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加入建设。但部分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基于社区图书馆本身的特点，政府不必然成为其建设主体。王子舟老师在文章《伟大的力量来自哪里--解读社会力量办馆助馆》中阐述了社会力量办馆存在的原因、意义，社会力量办馆的几种模式，经过分析最后指出“而广大农村以及乡镇街道、社区应该侧重走”民办官助“的道路。”[53]

　　文章认同王子舟老师的观点，认为在广大经济条件落后的农村和社区街道，政府应鼓励和引导民间办馆，对已建民办社区图书馆应给与大力援助。政府可从政策、人力和物力方面给与扶助，另外政府安排相关部门对纯民办社区图书馆进行登记管理的同时，应对其后续发展进行追踪考察，及时发现问题，伸出国家援与民间创办主体一起呵护、保障民办社区图书馆幼苗的健康发展。

　　6.1.3 双方优势互补

　　民间力量单独办馆虽然有其可取之处，如办馆形式多样，服务内容丰富等，但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上文所讲，第一资金补给不稳定，随意性强，经费紧张问题严重；第二缺乏统一的领导，管理趋于松散；第三、资源短缺问题凸显，尤其是电子资源。民间力量单独办馆的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政府适时介入，对民办社区图书馆予以监督、指导和扶持。“民办公助”的形式建设社区图书馆，民办为主，公助为辅，既可以保留民办图书馆的优势和特色，继续贴近群众生活，因地制宜的为群众提供他们所需服务。与此同时，在政府的指导援助下增加资金来源途径，不断规范、完善管理模式。2002 年，杭州市相关部门首次允许民间力量创建图书馆，包括个人独立创建、多人共同创建或者股份制创建等形式。[54]

　　6.2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的发展模式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中，政府管理援助为主模式指社区图书馆由民间力量出资筹建或者以民间力量出资为主，国家和政府给与少量的资金支持，图书馆后期的管理工作主要由政府负责，包括资金管理、人员管理、资源设备管理和日常服务管理等方面。为了使残疾人能够享受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以服务盲人群体为例，全国多个地方，比如唐山、烟台等地，兴建了许多盲人阅览室，提供盲文资料和有声读物。这些盲人阅览室创建资金来源于当地残联，公办图书馆援助场地并负责管理工作。[48]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中，政府财务援助为主模式指图书馆建成之后，国家和政府几乎不参与图书馆的具体管理工作，由民间力量单独完成管理工作，政府给予其它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比如书店社区图书馆，政府可以对书店给予一定的馆舍和政策支持，书店负责筹备资金、人员和管理，实行免费借阅或者会员制管理。会员制管理即社区居民定期到书店缴纳一定的会费注册会员，会员可享受免费借阅和购书优惠活动。

　　6.2.1 社区书屋模式

　　农家书屋模式，以华容镇地区为例进行探讨。湖北省 2004 年开始，召开相关会议，政府主导下多行业参与、大范围的援助农村文化中心户建设。樊小庆和秦腊英通过调查，将鄂州市农村文化中心户以文化的发展运作方式为标准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都属于民间单独管理模式：文化产业型、文化科技型和文商互补型。文化产业型，政府给与一定支持，文化中心户将自己出资创建的文化中心作为一种产业去经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文化科技型，创办者是拥有高水平的养殖户或者种植户，搜集收藏与自身特长相关的书籍建立图书室并对其他社区居民开放，政府给与一定的实物或者资金补贴。文商互补型，创办者自己出资建设图书馆，提供有偿服务，但所得经营性收费又持续投入图书馆的建设中，类似所谓的“以书养书”、“以文养文”.以鄂州市在村这一行政级别中最大的文化中心为例，先是由村民李之志和徐子兵等人筹资创办图书室并配套其他休闲娱乐设施，实行有偿服务，条件成熟之时，接受鄂州市图书馆资助图书 2000 多册，目前发展态势良好。[55]

　　华容镇农村村民自建文化中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社区图书馆的发展探索出新的具有可行性的模式。华容镇模式的成功在于将农村社区图书馆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农民身上，充分激发和调动当地农民“种文化”的主观能动性，然后由政府寻找、筛选出高质量的村民自办图书文化中心并予以全方位的扶持，包括配合宣传、援助财物等。华容镇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政府大范围的援助会导致部分村民为了获取政府援助资金，跟风建设图书馆，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个别领导不以图书馆的建设水平为标准，以权谋私，扶持对象不符合基本要求；一些地方政府，流于形式，没有深入了解本地村民自建图书馆发展情况，胡乱抓两个交差等。针对存在不足，政府必须坚强管理监督，减少上述不良情况的发生。

　　6.2.2 健华公益模式

　　健华图书馆，馆名“健华”我们可以推测，创建者有通过建设图书馆表达“强健中华”之意，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健华图书馆是由一个名为“加州圣峪中华文化协会健华社”（以下简称为“健华社”）的社团专门为符合条件的中国贫困乡镇筹资建设图书馆。在乡镇政府提供馆舍和管理人员的前提下，健华社在 4 到 5年的时间给予 4000-6000 美元的购书经费。建华社提供资助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援助期满后乡镇政府须将购书经费列入本地的财政预算之中。[56]

　　健华图书馆一般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农村，比如广西省和贵州省的贫困农村。健华社选择农村的标准可以总结为：（1）经济上贫穷落后，这是建华社援建图书馆的必备经济条件；（2）当地政府积极对待教育文化事业建设，充满热情；（3）当地有对知识文化的热爱和需求，青少年等学生所在学校无法满足他们对图书等文献资料的渴望和需求，急需外界给予支持；（4）当地政府所提供的馆舍必须是独立的，专门用于图书馆建设，要求在 100 平方米以上，所配管理人员中须有一名专职人员。

　　1990 年，第一所健华图书馆筹建成功，在浙江省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健华图书馆由海外的健华社出资捐建，与国内的工作业务联系主要是通过健华大使来实现的。健华大使在性质上类似于志愿服务者和义工，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必须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素养和沟通协调能力，且按要求须为受捐赠的当地人担任。

　　经建华社聘请后，无偿在健华社和需要援助的贫困农村政府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健华大使的工作十分重要，在筹建健华图书馆的过程中处于关键性位置，具体职责为保管建华社的捐赠资金；挑选急需被援助的乡镇或者农村社区；为被援助地区规划筹建新馆，筹集购买所需书籍；争取当地政府资金、人员支持；积极联络当地级别较高的公共图书馆，争取业务上的指导和支持等。

　　健华图书馆成功健康发展在社会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建华社模式的成功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资金方面，受健华社资助，资金来源相对稳定持续；严格的准入制度，便于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2）人员方面，健华大使的设立，对建成的健华图书馆的发展进行监督指导，为健华社在国内开展具体工作奠定了人员基础。（3）管理方面，积极发掘当地政府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建立书面协议，三年后由政府单独负责健华图书馆的经费，通过当地财政拨款的形式实现。健华图书馆的数量在私人出资筹建的图书馆中已然十分可观，但相较于健华社的援助对象，中国贫困农村的数量，又显得十分微弱。健华图书馆筹建资金来源于健华社，资金来源稳定的同时，造成了资金来源单一的影响，限制了健华图书馆向更多贫困农村地区的覆盖。基于健华图书馆的具体发展模式，可以考虑委派健华大使在当地加强宣传，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广泛发掘和动员当地志同道合的民间力量，将健华图书馆的建设力量延伸到当地群众。

　　6.2.3 特许加盟模式

　　特许加盟模式以科教图书馆为例进行具体探讨。科教图书馆，“不是一个单独的图书馆，而是一个图书馆体系”,[57]是一个特许加盟模式的图书馆集团。科教图书馆最早于 1999 年创办于山东济宁，主办人潘跃勇是一名下岗职工，创办资金来源于潘跃勇和他的合伙人。科教图书馆实行图书借阅和图书零售一体化，它集公益性与盈利性于一身，带有民营性质，不是完全是意义上的公益性图书馆。

　　科教图书馆利用自身所具有的部分公益性为社区居民提供一部分免费借阅服务，群众基础广泛；重视与公共图书馆和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为了通过资源共建共享拥有更多可用资源，科教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携手共同创建了应用于文献信息方面的信息服务中心，便于文献信息资源便捷、快速地传递和共享，[49]同时体现了国家政府对私人办馆的技术性援助。

　　科教图书馆提供的多数服务属于延伸服务，都是需要支付一定费用的。譬如开展各类培训教育活动，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经过深加工的文献信息资源。最值得一提的当属科教图书馆的特许经营模式，类似于服装和饮食行业的连锁店，有一个总店，其他人可以通过加盟方式经总店许可后开设分店。首先由加盟者提出申请，通过后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盟费，总店负责支持引导加盟者按照既有的模式经营分店。

　　科教图书馆模式开展各色各样的服务活动吸引读者到馆，社会认可度高，通过特许加盟和有偿服务获得了经营性收入，解决了其他类型图书馆资金紧缺的问题。但带来主要收入的特许经营模式尚不成熟，盈利点稍显不足，需要市场和时间的进一步考验。

　　6.3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的瓶颈问题

　　6.3.1 援助机制缺失

　　自政府放宽民间力量进入社会文化事业建设的大门以来，政府从宏观上对民办图书馆予以政策引导、支持和优惠。很多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规模的对民办社区图书馆进行登记、考察，对符合条件的社区图书馆给予物质或者资金支持，进行大力的扶持。但从整体上来看，政府援助体制不能只停留在宏观的政策指导层面，很多地方存在盲点或者不足，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在指导、监督和管理实践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援助缺乏畅通渠道，政府部门直接上门登记、考察民间图书馆并考虑是否给予援助是一种自上而下“点到面”的政府行为；民间图书馆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急需政府给予支持，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援助申请是一种自下而上“面到点”的民众行为。很显然如果没有畅通的援助渠道，民众行为很多时候做的都是无用功。（2）援助缺乏明确标准，对于民间创办社区图书馆的行为政府持支持鼓励态度，并规定达到一定条件可以给予支持，但是并没有下达具体的规定，指明具体的援助标准，存在政策灰色地带，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个人和政府管理人员有机可乘，致使被援助馆的财物去向不明。（3）援助缺乏可持续性，地方政府从来都是紧跟中央政策办事，中央大力宣传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地方政府就加紧建设文化事业；中央文件指出对民间办馆予以支持时，地方政府就加紧开展援助活动。并不是说地方响应中央号召不对，而是表明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存在“跟风”嫌疑，当活动热潮退去，一切又回归原样，办事缺乏可持续性。政府对很多民办图书馆的援助活动都是一次性的，过后很少再过问，缺乏相应监督指导，可持续性差。

　　6.3.2 形式主义泛滥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不同与纯民办社区图书馆的最大之处在与引入了政府力量。政府的参与给民办社区图书馆提供了多方位的援助，其中以政策支持、管理支持和物质资金支持为主。物质资金支持很容易理解，而政策支持可以分两层意思去理解，政策准入和政策援助。政策准入即政府明文规定准许民间力量参与到社区图书馆建设中，发出一种信号出表明态度，是一种引导性政策；政策援助即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或者发布一些文件，给与民间力量办馆提供一些政策优惠，比如免税，低价或免费提供场地等，归根到底是通过政策给与物质和资金方面的支持。管理支持主要是指人力方面的支持。

　　政府对民间办馆的援助给民间社区图书馆的发展带来福音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弊端。（1）某些个人或者民间组织办馆动机不纯，打着服务基层群众的幌子，实则为了跟风或者为了获取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少数个人创办者在民间力量大量兴办图书室、农村书屋的大环境下，人云亦云，贸然跟风，缺乏科学的规划，造成资源的重复建设和严重浪费；一些个人创办者是在政府大规模支持民间力量办馆的优惠政策下开始创办社区图书馆，办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支持资金，并在当地获得好名声。支持资金到手便疏于管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不得不闭馆，惨淡收场。（2）民间组织办馆的不纯动机跟个人办馆的十分类似，只是规模比较大，很多企业出资办馆仅仅是为了提升企业形象，一旦达到所谓的“公益广告效应”,后续可持续发展问题便无人问津，属于典型的“重建设，轻管理”.（3）政府援助中也会出现个别政府管理人员以权谋私，因私废公现象。他们不考虑社区图书馆是否符合被援助的条件或者是否需要被援助，而是从各种人际关系的亲疏上做文章，有些甚至联合亲属“骗取”政府的援助资金或者从中收取回扣。以上现象虽然不是普遍存在，但反映出很多社会问题，值得重视。

　　6.3.3 政府监管不力

　　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应担当主角身份，民间力量办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行政压力，但政府仍需认真履行应尽职能。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中，政府作为辅助力量在政策、资金和管理方面都给予了相应援助，但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的监管行为仍需继续完善。首先，民间力量办馆自身具有随意性的特征，需要政府给与指导和监管。民间力量办馆，不论公益性还是经营性，整个图书馆的运营成败都与创办者生息相关，此类性社区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都根据建设主体的意志进行，随意性很强，管理缺乏规范。其次，民间力量创办的社区图书馆也应归属于社区图书馆建设体系，理应受到政府的重视，但政府的监管却处于缺失状态。最后，目前尚无完善的法律法规对政府的文化监管行为进行规范，政府监管体系体制缺失，这是政府监管不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6.4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的发展对策

　　6.4.1 完善扶助机制

　　基于政府援助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1）畅通援助申请渠道，交由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管理。政府自上而下的援助行为有助于民办图书馆的健康发展，但对民办社区图书馆的考察、登记和审核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的各方面的力量是有限的，分摊到基层图书馆事业上面就更加有限了。小范围的实施或许可以，大范围的进行难免有心无力。民众自下而上的行为可以省去很多中间环节，减轻了政府的行政管理压力。（2）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同样存在差异，国家可以给予地方一个指导性援助标准，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社区图书馆发展的现状和民办社区图书馆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个具体标准，可以分为农村社区图书馆和城市社区图书馆两方面进行考虑。标准应该包括图书资料的数量、馆舍大小、有无专职管理人员、经费来源、到馆率等多个方面，并规定援助财物的使用要公开透明。（3）加强政府援助行为的可持续性，如同上文提及的畅通援助申请渠道的方法，可以交由专门的政府部门进行管理，实时跟进被援助图书馆的发展动态。另外，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主动性，成立民间监督小组，选出被援助馆中发展较好的，聘任该馆馆长作为组长，组长也可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由组长牵头，指导、监督其他被援助馆的发展，定期向政府汇报情况。

　　6.4.2 加强责任意识

　　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侧重于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弱势群体，基于木桶原理，重视贫困地区社区图书馆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很大程度上加快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率。社会经济学方面，有助于从根本上降低和减缓贫困差距继续扩大，有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国家政府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应从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与贫困地区支持。无论社区的投资建设主体是谁，政府在社区图书馆建设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宪法规定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发展图书馆等文化事业为人民服务，据此政府应为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发展提供引导和支持，认真履行自身的文化职责。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的投资建设主体也应加强自身的责任意识，以一个新的高度去要求自己。当集体和个人用一颗充满责任之心去从事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时，必然会以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为重，自觉将不良动机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政府官员在公共文化事业中的腐败思想，从社会教育角度出发，应该定期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促使他们时刻保持思想上的警醒，自觉抵制诱惑，避免以公谋私，谨防被腐败思想“绑架”,误入歧途。

　　6.4.3 实施绩效管理

　　近些年政府一直处于从“权利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型过渡时期，政府的服务意识不断觉醒。针对政府在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建设中出现的监管不力的问题，可以从实施绩效管理角度予以解决。绩效管理的概念来源于企业，指以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导向，对员工进行考核，从而改善员工行为，主要用于企业的生产管理。政府实施绩效管理可以参照企业的绩效管理理念，但政府主要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其绩效管理的实施有自身的特点。绩效管理实施的关键在于有效培育绩效管理文化，在对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的援助中，政府必须从两个方面培育绩效管理文化，一方面是针对参与援助的政府人员，制定援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明确援助职责，对工作人员进行业绩考核，避免援助行为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是针对民办公助社区图书馆中的民办主体，应对他们进行引导和激励，强调服务社区居民的社会意义，帮助他们改善建设和管理中的不当行为。绩效管理有效实施的关键还在于实践活动的开展，应坚定不移、尽职尽责地做好既定工作的每一步，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效地执行能力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