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理论与建构特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 "数字图书馆"这一概念提出以来，有关数字图书馆各层面的相关研究就从未间断。当今，随着信息环境数字化、网络化、知识化、智能化的发展，人们在体验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不断变化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现实情境与愿景目标的差距，尤其是大数据环境下伴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升级换代而涌现的分布、异构、海量的数字信息，使得数字图书馆在给用户信息接受带来丰富体验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接受时空碎片化、信息接受内容碎片化以及信息接受注意力分散化等诸多问题。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用户对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需求不仅跳出了 "量"的范围，从 "量"向 "质"转变，而且跳出了 "质"的简单要求，向着更细粒度的知识发现的要求转变，由以往信息接受活动中的信息需求渐进到知识需求，这也对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对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研究不仅可以通过对用户信息接受活动的具体作用环境因素的深入挖掘，提高用户信息接受的感知度和体验度，还可以充分发挥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集用户、资源、服务、技术、时空等要素为一体的多维立体情境空间对信息接受活动及情境形成所提供的场域作用，从多维度视角为用户信息接受活动提供良好的情境支持。

　　1 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理论演进

　　1. 1 从情境到情境认知再到基于语义的情境认知

　　1991 年 M. Weiser 首次提出了第三种计算机模式---普适计算的概念[1],其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为情境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所谓情境是指 "有关实体处境的任何信息",既包括用户与时空信息，又包括应用程序[2].情境是信息的形式，情境是由一系列隐含属性组成的用以描述用户及其信息活动的环境。随着普适计算的推广，包括时间、位置、环境等时空情境逐渐被重视并越来越多地被应用，"情境"也逐渐形成一种理论且不断细化，出现了情境感知、情境认知、情境语义、知识情境等内容，随着情境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其应用范围愈来愈广泛，涉及了计算机技术、教育、哲学、心理、社会与管理等领域，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情境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内涵，如图 1 所示。

　　从情境的内涵发展来看，情境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发展情境论等学科中均得到了广泛应用，情境内涵在适应各领域研究中柔韧性不断提高的同时，以人为中心的突出特征引发了情境认知与情境感知的专门研究。情境认知是在认知科学与情境理论相融合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理论内容。其中，认知科学是哲学、心理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形成的理论结果[3],其与情境的融合源于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研究。

　　认知科学起源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主义，是研究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过程的科学，强调知识的情境性。认知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催生了基于认知科学观的情报学理论流派的形成，其中较为突出的情报认知观代表人物，如英国的布鲁克斯 （ B. C. Brookes） 、加拿大的贝尔金和美国的德尔文。布鲁克斯在情报认知研究领域提出了着名的 "情报科学基本方程式"即 K（ S） + ΔI = K[S + ΔS]结构，这一理论强调了使人们原有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一小部分知识或情报 （ ΔI） 的重要作用，突出了在信息需求满足条件下认知改变的必然结果。贝尔金则从用户需求、用户认知出发提出了 "知识非常态" （ AnomalousState s of Knowledge,ASK） 理论，其认为，用户之所以有情报需求产生，是因为用户意识到自己存在着知识的非常态以至于无法面对某种问题的情境，针对这一现象可以通过研究用户所处的情境 （ 包括知识背景、经验等） 来加强与用户的沟通以了解用户的知识状态，这一理论在认知观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理论作用，是认知信息应用的理论基础之一[4]; 德尔文从强调运用意义构建方法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角度出发提出了 "特定情境- （ 时/空） 认知差异-信息使用"三阶段模式，如图 2 所示。

　　意义构建模式揭示了情报需要的本质： 用户信息需求存在于某一特定时空范围内，用户信息查找行为是存在于特定情境中，断层是信息行为构建的意义，信息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沟通的桥梁才能实现满足用户需求的结果[5].

　　这一 "情境中断"模式可以看作是德尔文 "意义建构"理论在数字图书馆认知情境应用的典型模式。可见，从布鲁克斯到贝尔金与德尔文的情报认知观都更加突出用户主体的能动论特征并强调 "主体在他们所面临的情境中活跃地建构意义",这些理论被国内外众多数字图书馆研究者应用于数字图书馆情境中 "用户自助认知行为"分析与模式化建设的研究，推动了图情学科范式逐渐向以认知范式为主导并融合 "系统范式"与 "物理范式"两大传统范式的综合性范式转变，这也为认知科学与情境融合下的情境认知提供了一个契机。

　　随着情境感知计算技术与人的认知活动密切融合，国内外学者开始将情境和情境感知方法引入个性化信息服务中[6-9],本着将 "合适的信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方式提供给合适的人"的目标[10]对基于情境感知的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应用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使个体的情境认知作为情境感知交互的基础，实现认知活动特性与处所情境因素的充分挖掘，增强情境感知系统辅助用户进行决策的准确度，以提高人机交互效率。

　　在情境认知与情境感知的基础上，随着语义理论与语义网络、语义技术的发展，基于语义的情境认知应运而生。20 世纪 80 年代初，逻辑学家巴威斯 （ J. Barwise） 和语言哲学教授佩里 （ J. Perry） 提出了情境语义学 （ Situa-tion Semantics,SS） ,从语用视角将情境语义学分为自然语言语义理论或逻辑语法理论。情境语义的理论研究也逐渐触伸到语义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等研究领域，并形成了语义理论下的信息认知框架。基于语义的情境认知框架是从情境和信息认知的视角出发，在情境本体论框架和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理认知框架的基础上形成基于语义的信息认知架构。这一架构强调情境的重要地位，认为情境包含信息，借助情境类间的制约关联可以形成从一个情境到另一情境的语义情境信息流。其中，认知主体可以利用语义挖掘从某情境中获取关于其他情境的信息[11],其类似于计算机从数据编码到数据解码的过程[12],是一个从直观到抽象的过程。罗贤春在交互式信息查询的研究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阐释[13],其从信息内容、系统、用户、环境的认知层次出发，将交互过程和全信息认知层次相结合，建立了基于界面语法交互、认知语义交互和状态语用交互过程，实现了信息本身认知同查寻过程、层次的交互循环。

　　从情境到情境认知到基于语义的情境认知的相关理论发展为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产生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其中，情境理论对情境内容与技术研究为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维度建立与技术应用提供了初步依据；情境认知与情境感知理论对认知主体及用户需求的强调突出了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研究重点； 基于语义的情境认知理论则为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语义化、知识化发展方向提供了支持和借鉴。

　　1. 2 从情境到知识情境再到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

　　随着情境、情境认知、情境感知以及基于语义的情境认知等理论的发展成熟，和情境联系密切的知识因素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外对知识情境的研究主要聚焦在 3 个方面： 一是知识情境的理论层面，包括对知识情境的概念、特性归纳、具体情境因素分类等。如，对情境的特性上，Whitaker[14]与 Germain[15]都强调了知识情景的难以捕捉性； 二者与 Barrett[16],Sveiby[17],Williams[18]等从不同应用领域强调了知识情境的重要性。在具体分类研究中，Blackler[19]等借用知识分类方法把知识情境划分为五类。

　　二是就知识情境的技术层面，包括知识情境模型及知识情境相关的技术，如知识表示、知识检索与知识管理中相应的情境技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Bobillo[20]构建了情境-知识依赖 （ Context-Domain Relevance,CDR）模型，Ahn[21]构建了虚拟环境中的知识情境模型 （ Knowl-edge Context Model） ; Bouquet[22]研究了情境整合与应用技术，Kwan 和 Bala-subramanian[23]开发了便于知识检索与理解的 "Knowledge Scope"的知识管理系统等。三是知识情境的应用层面，涉及了广告应用、生活智能、软件开发、馆藏应用、教育与学习、电子商务、语义开发、医疗生物、心理学与遗传学等等。知识情境的概念源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知识与企业"论坛中以知识的角度对情境重要性的探讨所引发的 "知识创新源泉理论"等系列理论，这些理论催生了 "知识情境灿"一词，进而诞生了知识情境的广义内涵，其中，Cohen[24]从知识管理角度指出，情境已从语境的基本含义扩展到涉及知识活动及知识本身的各个方面，包括知识运用与交流时的背景、场景与平台以及知识本身的状态、历史信息、方法和趋势等。

　　国内有关知识情境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自教育领域引入情境教学法以来，知识情境在 "教"与"学"的方法研究中得到了较深层次的发展； 20 世纪初期，知识情境逐渐转入企业管理领域，以潘旭伟[25]与徐金发[26]对企业中知识和情境的应用进行了模型构建与分析； 而后知识情境的研究范畴延伸到情报、互联网、医药等领域，研究内容从概念、模型、方法、机理[27]的理论研究延伸到具体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知识情境的概念也随研究层面的深入不断得到丰富。李敏[28]从有关企业竞争信息的语义研究角度将知识情境定义为实现实体内部机理与外部关联特征化的语义环境信息集合，能够避免用户目标偏离； 又从情报挖掘角度指出知识情境是一种知识空间结构，具有难以获取、不易把握和不易利用的特点。潘旭伟[29]从知识管理角度提出知识情境是指 "知识创造、获取、应用、共享、传递等知识过程发生的背景、环境、场景等",其是知识产生和应用的环境，是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重用的基础，体现了人们创造与应用知识的思维过程，刻画了知识的内在特性，徐进与朱菁[30]在综合国内外知识情境的研究文献中提出知识情境有狭义与广义两个范畴，其中狭义的知识情境仅指知识创建时所包含的相关语境与环境信息，广义的知识情境不仅指知识语境还包括知识活动中所涉及各个方面的信息，甚至包含 "任何影响或解释知识理解与应用的观念、事物或行为".

　　数字图书馆情境的形成是伴随着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发展与知识情境的融合而出现的。在大数据环境背景的影响下，人们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过载与信息孤岛的问题以及信息不足与信息过剩的矛盾。针对这些问题与矛盾，数字图书馆情境建构为人们更好地获取信息和接受知识资源提供了契机，情境在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应用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出现了诸如情境理论与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31-32]、知识推荐[33]、用户接受[34]等具体行为的融合应用研究以及数字图书馆具体情境理论、情境模型等的理论建构研究[35-37]等。其中，将知识情境理论与用户信息接受行为相融合形成了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这一融合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知识情境与数字图书馆融合基础上的数字图书馆情境的实现，二是数字图书馆情境与用户信息接受行为融合基础上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实现。

　　信息接受作为用户的一种信息行为，体现了信息客体及其主体个体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双向构建的认识活动，体现了主体人合目的、合规范性的行为过程，具体示意如图 3 所示。

　　首先，信息接受是一种双向建构的认识活动。这种双向建构发生于接受主体与信息客体之间，一方面，信息客体的客观实在性、价值的可能性是接受主体与信息客体发生接受关系的基础，信息接受必然涉及信息客体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上的意义建构，以更好地满足接受主体的信息需要； 另一方面，接受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累和形成的认知结构，是信息主体个体与信息客体发生接受关系的必要条件，信息接受必然体现了接受主体情境与信息客体情境之间的耦合关系，两者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在相互贯通中实现相互转化。其次，信息接受是接受主体人的一种合目的性行为。人们总是希望通过信息接受达成某种结果或实现某种愿望来满足某种需要，就现实的信息接受来说，接受主体的合目的性可归纳为以下 4 种： 积累知识、应用知识、科学研究和精神享受。再次，信息接受是接受主体人的一种合规律性行为。人们的信息接受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接受主体的信息接受活动是合规律的。接受主体的信息接受活动一般遵循以下规律： ①最小努力原则； ②期望法则； ③匹配法则； ④适度满足法则。从认识论角度，我们可以把数字图书馆用户的信息接受活动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的结果既包含了作为交互对象的数字图书馆的情境因素，又包含了作为接受主体的用户情境因素的整合因素。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信息接受模式主要由数字图书馆驱动、接受信念、信息搜寻、相关性判断、择定和接受环节协同构成。其中，数字图书馆驱动包括本能驱动、数字图书馆情境驱动和数字图书馆示范驱动； 接受信念是用户内存与内生的信息接受 "格式塔完形",从认知心理学术语讲它是蕴藏在人脑中的 "认知图式",是自我与超我相互平衡之后生成的信息接受期望； 信息搜寻是为了了解数字图书馆情境以寻找和发现可能的接受目标； 相关性判断利用用户既已形成的习惯、规范、准则作为内部标尺，共同限定信息接受过程中的搜寻范围、搜寻内容和搜寻方式； 择定是信息主体对信息进行相关性判断后决定是否接受信息； 接受是信息接受者就与接受期望相匹配的信息进行接受的动态循环过程。

　　2 信息接受视角下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建构特征

　　信息接受视角下的数字图书馆情境建构呈现出如下一些较为突出的特征。

　　1） 行为过程与情境因素的交叉融合。任何信息行为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中，情境是所有信息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其信息行为的依据和指南[38].情境决定了用户信息行为的目标和过程[39].在接受主体与数字图书馆情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信息接受都普遍存在着操作方面的、效果方面的、指向方面的差异。就操作层面的差异性而言，有积极主动参与的信息接受行为，也有盲目被动的信息接受行为； 就效果层面的差异而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微观个体差异那样： 即使在类似的任务中，用户信息需求也并非完全一致的，不同用户有不同的认知能力和经验---理论格局，这会让他们可能出现的 "异常状态"截然不同。就指向层面差异而言，信息接受不是一种接受模式，而是分层的，不同层次的接受主体有着不同层次的信息接受需要，同时信息接受表现为一组行为，而非单个的行为。这里面包含了 "宏观"和 "微观"的两层意义。

　　从宏观来看，用户信息接受方式是由数字图书馆情境决定的，即用户信息接受的发生在数字图书馆情境给定的一系列解决方案之中，用户个体的信息接受行为具有情境敏感性，会随着数字图书馆资源情境、服务情境和技术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从微观来看，采取多个行为的原因，通常来自单个的行为无法使用户达到满意效果，另外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因为用户希望获得更多信息进行选择与再选择。

　　总之，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是信息接受行为过程与情境维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相互融合中不断循环往复相互转化的空间场域。

　　2） 整体与部分的协调统一。信息接受的本质是接受主体情境与数字图书馆情境之间的意义建构过程，即存在着从 "数字图书馆情境到接受主体情境"和 "从接受主体情境到数字图书馆情境"之间的互逆运动，一方面，信息接受必然涉及数字图书馆情境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意义建构，使之满足接受主体的信息接受需要； 另一方面，信息接受必然体现了接受主体情境与数字图书馆情境之间的耦合关系，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相互贯通又相互转化。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包括了资源、服务、技术、时空、成本等多重属性，多种情境维度之间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体现了情境空间整体与具体情境维度的协调统一。但由于各情境的要素以及与不同用户认知特点的耦合，使之呈现出数字图书馆情境的多种模态，其中，数字图书馆情境作为所有信息接受活动发生的空间场所，为信息接受情境提供了最外延的环境支持，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作为信息接受活动的发生场域，为信息接受的具体情境维度提供了作用空间； 而用户情境、资源情境、技术情境、服务情境、时空情境等因素体现着信息接受每一环节的具体特征标识，共同推动着信息接受的实现。

　　3） 合目的、合规范的动态开放系统。首先，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其体现在信息接受作为信息接受主体需求与期望的一种行为，其本身具有合目的性，受用户需求导向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包含体现用户期望、用户认知的用户情境维度，相应也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其次，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具有合规范性的特征，一方面，信息接受主体的行为过程具有规范性，其在信息接受过程中受时空及成本情境的制约影响作用，往往追求信息接受获取的适度性、匹配性与期望性； 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中的保障因素---技术情境，其通过一系列规范标准对用户进行行为约束与认知指引，向用户清晰呈现有关目标需求、资源分布与变化等相关情境概况，为用户信息接受提供一种有目的、有规划、有方向、有重心的作用空间。再次，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工程。信息接受作为一个过程，本身就具有动态性，且涉及信息接受过程的各情境维度也都是动态变化的； 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其是在数字图书馆情境下融合信息接受过程的各个情境因素形成的开放体系。

　　4） 知识化的发展趋势。随着知识服务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以及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语义化、深度聚合、广度关联的发展要求，其越来越重视信息资源向知识资源的情境发展构建，充分挖掘信息资源的深层价值； 用户信息需求也在时代大势与接受效果的影响下越来越强调知识的重用性，通过对知识的再组织赋予信息资源以知识意义。

　　知识只有融入情境之中，才能显示出活力---即体现资源情境中蕴含知识的价值属性； 其服务情境也在知识服务导向的影响下从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演化，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对知识信息的深层次需求，实现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3 结束语

　　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是信息接受行为作用下的系统情境工程，其理论形成过程是在情境、情境认知、情境感知、基于语义的情境认知等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数字图书馆情境相融合而产生的，在用户需求作用影响下，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具有行为过程与情境因素的交叉融合特征、情境空间整体与部分的协调统一特征、合目的合规范的动态开放特征以及知识化发展的建构特征。针对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的情境理论及其建构特征，本文从信息接受视角就信息需求到知识需求的转变、信息资源到知识资源的转变、信息组织到知识组织的转变以及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变 4 个方面提出了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构建的具体要求，以期为数字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研究的具体维度分析、情境优化及情境构建的实现等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