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与婚姻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婚恋的黄金时期, 他们婚恋中体现出传统与现代共生与冲突的特点。这在恋爱方面表现在现代婚恋消费、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择偶标准、日益开放的性观念、多样化择偶方式与传统择偶途径并存;而婚姻方面则表现通婚圈的扩展和“户籍对应”的婚配模式并存、“闪婚”的出现、传统观与现代交织的生育观和两地的分隔家庭模式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恋爱; 婚姻;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当前, 我国有一个特殊的婚恋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 年龄在20-30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 其中已婚者仅占20%左右, 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在外出务工期间完成恋爱、结婚、生育等一系列重大人生问题。在城乡二元体制下, 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 虽然他们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的影响, 其行为模式总是弥散着其特有的乡村气息。这种现代与传统的共生与冲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各个方面, 其中也存在于婚恋状态之中。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
　　
　　1. 追求浪漫的现代婚恋消费
　　
　　尚·布希亚曾经说过:农民的消费兴趣与优越的上流阶层、有文化素养的中等阶级不一样, “这是因为他们既无暇亦无金钱,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尚未参与感染其他阶级的文化吸收现象”[1]。工作、生活在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由于长期受城市居民消费现象耳濡目染, 其消费观与城市居民日趋一致。在恋爱过程中, 他们没有了田间地头约会, 没有了荷包、鞋垫传情, 书信也被逐渐淘汰;他们逐渐学会了城里人的浪漫, 通过送鲜花、发短信或打电话向对方示爱。有调查显示, 2成以上青年农民工花掉收入的一半来谈恋爱制造浪漫, 而4成青年农民工的恋爱费用占到了收入的1/4-1/2[2]。
　　
　　2.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择偶标准
　　
　　择偶是建立家庭不可或缺的前奏, 择偶标准作为每个人心中寻求婚配对象的期望模式, 不仅体现了个人意志与好恶, 同时也包含了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在传统型择偶中, 择偶更多考虑的是情感以外的其他因素, 如家族利益、门当户对等, 而在现代型择偶中, 当事人的感情因素、个人感受成为择偶的重要标尺。
　　在现代城市文明长期影响下, 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将婚姻看成是个人决定的事情, 而非关系家族利益的因素。在择偶的过程中, 他们开始更注重精神因素, 更加突出人品的吸引和共同志趣, “谈得来”、“感情好”、“有共同语言”等现代择偶因素越来越受重视, 而家庭背景、政治成分等传统择偶标准逐渐被淡化。调查显示, 在上海务工的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的择偶标准前三位的分别是人品、感情和能力[3]。另外, 有调查显示, 超过四成人表示选择结婚对象首选老乡, 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 其中19.2%的人还明确要回家乡选, 对双方家庭有保障。这种务实的婚恋观和传统农民工几乎一致[4]。
　　女性青年民工对婚姻爱情的期许比男性高, 她们中的一部分把“有房”、“有车”、“有钱”、“城市人”作为恋爱结婚的重要条件, 期待与一个经济条件优越或者具有城市户口的对象建立婚恋关系, 以便早日摆脱经济生活拮据的状况、早日融入城市。这些都深刻体现着“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的传统婚恋思想。
　　
　　3. 日益开放的性观念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性生活、家庭生活与生育三位一体的传统两性模式逐渐被打破,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人们有更多的选择[5]。在过去, 非婚同居、婚前性行为等往往是被认为伤风败俗, 而现在人们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更大的宽容。进城务工的经历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观念更加具有现代性。靳小怡等人的研究发现, 流动之后, 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发生了显著地改变, 现代性有所增强, 他们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变得比较宽容[6]。另外, 由于性成熟的年龄不断提前, 初婚年龄却逐渐推后, 导致的“性待业期”延长,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性抱持更开放、更宽容的态度, 他们主张按照自己认可的行为方式去生活。有调查显示, 男女青年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持“接受”态度的分别占4/5及3/4。在对打工妹进行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中, 发现广州外来女工对“婚前同居”大部分持“接受”的态度[7]。
　　
　　4. 多样化择偶方式与传统择偶途径并存
　　
　　择偶途径, 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相识并进而结合为配偶。由于传统婚姻关系着家族利益, 当事人无法摆脱家族的控制, 其择偶自主性不强, 与配偶结识方式大多是“媒妁之言”;而在现代婚姻中, 爱情是成为择偶的首要目的, 择偶主动权回归当事者本人, 择偶自主性增大、择偶途径多样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过程由以媒人为中介的传统婚配模式, 向自主结识、自由恋爱的现代婚恋模式方向发展, 他们更多地表现出自主结识的意愿。城市工作使男女青年交往频率增多和交往范围扩大, 为他们自由择偶提供了可能;日益发达的各种交通、通讯设施, 也为他们的自由交往提供了方便, “媒人”也由原来的亲戚、朋友等熟人圈子, 逐步向具有现代气息的婚介所、报纸、杂志、电视台、网络等媒介扩展。有调查显示, 老一代农民工有52.7%是自己认识的, 有42.7%是通过朋友家人介绍的, 而新生代农民工主张自由恋爱, 有75.9%是自己认识的[8]。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自主的婚恋模式, 但网络上曾流传的一句话:“新生代农民工, ‘媒婆’喊你回家相亲!”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市场化的情境和边缘化的身份之下, 新生代农民工中盛行的相亲这种传统择偶途径和另一种新型婚姻模式———“闪婚”。在闪婚的过程中, 陌生男女双方由亲戚或媒人介绍认识, 并迅速结婚, 在整个过程中, 亲戚或者媒人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这样的择偶方式更大程度上带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色彩。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
　　
　　1. 通婚圈的扩展和“户籍对应”的婚配模式并存
　　
　　通婚圈即择偶半径地域范围的大小。长期以来, 由于农村社区受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与此相联系的交往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的影响, 广大农村青年的择偶行为以及通婚圈, 不仅主要发生在农村青年之间, 同时还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9]。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打工时80%已婚, 他们的通婚圈同样受到地域限制, 大部分局限于本村和周边乡村。与此前两者不同, 当前,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 由于就业空间、流动性的增大, 他们的婚配对象明显突破了原有地域范围的局限, 跨县、跨省通婚的现象占一定比例。有调查显示, 21.7%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择偶半径超过50公里, 跨过县界, 其中有6.9%的人择偶半径在100公里以上, 跨过省界[10]。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区域大大延伸的同时, 婚姻圈由原来的地缘、血缘关系为主, 逐步向业缘关系为主的方向过渡和发展。有调查显示, 12.7%的人希望结婚对象是工友, 希望日后要创业也能互相扶持开个夫妻档[11]。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通婚, 是通婚圈扩大的另一个表现, 但是总体而言, 在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中仍以保持“农村-农村”的模式为主。虽然在城乡间通婚中, 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的通婚意愿, 有调查显示超过1/3新生代农民工的被访者愿意与市民恋爱结婚[12]。但在现实中, 由于婚姻市场中的“婚姻挤压”所导致的“新娘短缺”和“婚姻梯度”的择偶“偏好”, 农村女青年与城市男青年的通婚机会远远大于农村男青年与城市女青年通婚, 城乡的通婚以农村女青年嫁到城市居多。
　　另外, 由于多方面的限制, 新生代农民工最亲密交往圈都发生在同质群体内部, 对他们而言, 与城市居民建立婚恋关系简直是奢望。在王春光的一项调查中, 有208人还没有婚恋对象, 其中有18.75%的人回答:“想 (找个城市人) , 但不现实, 不门当户对”;13.94%的人说:“想, 正在努力”;6.3%的人说:“努力过, 但失败了”;55.3%的人根本没有想过找城市人当婚恋对象[13]。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们的婚姻模式将仍然以“农村-农村”的模式为主。
　　
　　2.“闪婚”的出现
　　
　　“闪婚”, 即闪电式婚姻, 就是两人在短暂的相识后, 未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确立婚姻关系的一种快速的婚姻形式。正如媒体描述“他们几秒钟可以爱上一个人, 几分钟就能谈完一场恋爱, 数小时内可以决定终身大事, 一周便能踏上红地毯。”这股快餐式婚姻潮流, 时下并非只是都市人的专利,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也步入这一行列, 而这并非是他们追求时尚, 更多的是一种无奈选择。
　　都市青年的“闪婚”中, 对于婚姻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个性吸引上, “闪”强调的是迅速, 这就意味着在择偶过程中, 人际网络包括家庭成员的意见并不特别重要, 关键性的因素在于个人的判断[14]。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闪婚”则不同, 它既非都市的自由婚恋, 又非传统“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趁着过年回家等短暂的时间, 在父母或亲朋好友的介绍下、安排下相亲, 满意的很快就确定下来, 随后就送彩礼、登记、办酒席。男女双方快速地从相识并跨越了恋爱期, 直接建立家庭, “先结婚后恋爱”。“闪婚”中, 男女双方沟通时间极短, 不要说培养感情, 甚至连相互了解的时间都没有;男女双方在这个过程中主动性较弱, 他们可以说“不”,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听从家人的安排, 在几个见面对象中挑选一个结婚对象。在这个过程中, 人际网络包括家庭成员的作用非但没有淡化, 而是加强了, “求亲男女居住于对方村中的亲戚朋友往往是促成或拆散一对青年男女的关键人物”[15]。现代人的婚姻最起码的基础是互相了解, 闪婚则直奔结婚的主题而去, 根基不牢, 又何来稳固的婚姻?
　　
　　3. 传统观与现代交织的生育观
　　
　　人类的生育意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关的重数量、轻质量和强烈男孩偏好的传统生育意愿;另一类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关的少生、优生和无性别偏好的现代生育意愿[16]。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务工的经历, 使他们不断摆脱传统生育观的束缚, 逐渐向现代型的生育观念转变。但是, 由于乡土文化极深的积淀和极强的生命力, 一些传统生育观念还在影响着他们。
　　日趋情感型的生育动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虽然“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占据一定比例, 但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生育最主要的目的不再是传续香火或养儿防老, 而是更关注生养孩子给自己带来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意义。一项关于生育意义认识的调查显示, 第一代农民工选择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次数最多, 而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生育意义更多的是体现在增加家庭乐趣、增加夫妻感情、人生无憾和圆满[17]。
　　意愿生育数量减少。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但生育二胎仍有一定的市场, 时尚的“丁克”观念开始显现。庄渝霞对厦门农民工生育意愿调查显示, 有43.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生育2孩比较合理, 低于第一代农民工70%的比例;有52.9%的人认为生育l孩比较合理, 高于父辈的21.8%;第一代农民工中有8%认为生育3孩比较理想, 而新生代中没有人选择生育3孩;有3.4%持不生育后代的观念[18]。
　　男孩偏好减弱。随着时代演进, 新生代农民工在生育意愿和性别偏好方面都有所减弱, “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进步婚育观念已经成为他们的生育新观念。对于生男生女, 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持无所谓态度, 但表露希望生育男孩的比例还是远远高于生育女孩的比例。有调查显示, 在有条件生育2个孩子的前提下, “儿女双全”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最高理想。
　　
　　4. 两地分隔的家庭模式
　　
　　在工业化初期, 伴随城市房地产、城市交通等的兴建, 城市创造出大量蓝领工作岗位, 吸引农村男性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打工。但到工业化中期, 伴随城市基建用工数量的收缩, 制造业和服务业用工数量的扩张, 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19]。随之而来呈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模式上, 则表现为其家庭化候鸟式迁移现象越来越突出, 两地分居的家庭模式将逐渐减少。但从目前状况来看, 两地分居的家庭模式仍然为数不少, 分隔家庭依然存在。在赵俊文等的研究中发现, 在H村新生代农民工中, 分居者占了近七成, 而在分居者当中, 长久性和异地分居的比例都在六成以上。他们或者一方在城里务工, 另一方留守农村;或者外出务工同处一地分居[20]。在两地分隔家庭模式中, 子女和父母的分隔是另一种状态。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劳动强度过大, 新生代农民工在生育子女之后, 或者女方回农村抚养子女, 造成夫妻两地分居;或者是将孩子留在农村由父母或亲戚代为抚养和照料。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选择后一种方式。
　　
　　三、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困境
　　
　　随着时代的变迁,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日趋具有现代的气息, 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感情孤独”、“难婚难娶”、“婚姻满意度低”等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
　　
　　1.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压力大
　　
　　工作差、待遇低、非城非乡的身份, 是婚恋市场中男性新生代青年农民工面前的重大障碍。“择偶梯度”即婚姻配对的“男高女低”模式, 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相当或较低的女性, 而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收入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新生代农民工男青年大多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这些脏、累、差的行业工作;由于工作资历和技能等原因, 他们的收入普遍偏低, 甚至不如老一代, 难以达到女青年对现代婚恋的期许。相比之下,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女性, 她们具有包括肤色、长相、体型、相对年龄以及持家能力等更多的资源, 这使她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以此换取向城镇流动的机会。在“择偶梯度”的模式以及当前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状况下,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必然受到强烈的婚姻挤压, 其婚恋的压力非常大。
　　
　　2.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难
　　
　　从理论上来说, 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有更多的婚恋机会, 但是通过分析可以看到, 她们的婚恋同样遭遇窘境。女性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与工作场所相关的职业的、业务的联系, 难以实现与市民平等的、朋友式的情感交流。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普遍呈现强度大、时间长、加班为常态的特点, 她们休闲时间少, 与外界交往的机会也随之减小。打工妹欲与城镇青年通婚困难不小。另外, 从人口流动的趋势来看, 目前,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数量已接近或超过男性。在某些中小型城市, 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也迅速增长。而在未来的时间内, 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的比例将趋于均等, 大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将超过男性[21]。大量的女工主要集中在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纺织制衣等行业, 由于“女多男少”, 她们寻找合适婚恋对象的机会不多。同时, 女性的适婚年龄通常比男性短, 新生代农民工女性的婚恋压力也不小, 由于各方面原因错过黄金婚恋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龄女青年婚恋压力则更大。
　　
　　3.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满意度低, 婚姻危机重重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显示, 在接受调查的5000名农民工中30岁以下的人群里, 有437人对自己的感情和婚姻现状不满意, 1268人认为一般, 几乎占受访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半[22]。另外, 在已婚的青年农民工中, 离婚率高达44.05%, 青年农民工群体的离婚率远远高于全国离婚率平均水平。“闪婚”、两地分居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以“闪婚”方式完成终身大事, 缺乏相互了解和情感基础, 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另外, 由于经济上的支撑和较为强烈的乡土归属感, 两地分居对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稳定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他们大多是为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生存境遇的改变而出外务工, 乡土归属感极小。而两地分居使婚姻诸多功能不能正常实现, 家庭中成员的关系纽带逐渐淡化甚至切断, 导致婚姻危机不断。
　　
　　四、结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整合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拥有一份温馨的爱情和一个温暖的婚姻及幸福的家;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地生活, 已成为当下全社会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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