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论文
关于远大前程的论文第五篇：豪宅中的作坊——《远大前程》的中产阶级身份转变意象
摘要：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沙提斯豪宅及啤酒作坊的衰败和重建的空间书写,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历程。作坊与豪宅是中产阶级神话的叙事要素,也是其生产与消费特质的空间象征。作坊豪宅的“物”转化的诗化共情,巧妙隐喻了中产阶级“人”的身份转化。尽管要直面阶级间性的政治、道德和美学话语冲突,但是“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幸福”终成为中产阶级价值取向的理念内涵。消费欲望、自我认同和人性关怀的能量被注入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人性资本”,实现了“劳动、生命和语言的统一”。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代; 中产阶级; 身份转变; 《远大前程》;
Household Workplace in the Courtyard:Image of Middle Class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in Great Expectations
Yang Wei
《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是狄更斯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早期创作的带有中产阶级意味的成长小说，故事的时间背景设定在比维多利亚时代更早的乔治王时代(1714—1837)。在这两个时代交替时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依靠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积累财富，在政治上通过《改革法案》1(Reform Act)带来的选举范围的扩大，凸显出其力量:“他们与帝国同步成长，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尤其在文学领域促成了十九世纪文学的中产阶级转向。”2
与狄更斯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乔治·亨利·刘易斯声称:“中产阶级的史诗资源尽在狄更斯的掌握之中。”3在狄更斯笔下，中产阶级的生活和生产形态以及抱负、欲望，甚至软弱和摇摆，都表露无遗。当代美国学者乔治·列文也认为“狄更斯是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伟大神话创造者”4，狄更斯之后，中产阶级确立了文学史上的优势地位，“破除了沃尔特·司各特代表的旧世界和上层阶级的口味和理念”5。米歇尔·西梅尔和艾米·阿伦森则从性别和身份定位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认为狄更斯的小说为研究中产阶级的性别和男性气质提供了广阔的领域，狄更斯经常给读者带来颠覆阶级和身份的人物形象，并针对他们物质上的成功、阶级理想的荣誉和体面的价值观进行考量，对中产阶级自身定位的困难尤感兴趣6，而“《远大前程》就是对这一主题最引人关注的检验”。7
从中产阶级身份定位的困境来看，比《远大前程》更早的女性成长小说《简·爱》就虚构了简·爱这一中产阶级女性角色，鲜明地区别于之前小说中“男性上层阶级”的虚构设定传统，“把这种权威的虚构延伸到了上层阶级的女性……并培育了发端于1847年以后的成长小说的传统”8。甚至有学者指出，狄更斯借鉴《简·爱》以构建《远大前程》中的“男性中产阶级”。9在情节上，二者的确有相似性，简·爱从带有仆人意味的家庭教师成长为具有中产阶级意味的公立学校教师，同样，皮普也是从铁匠铺的学徒成长为海外贸易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不过，与《简·爱》中罗彻斯特庄园的城堡及教会学校这种哥特式空间相比，《远大前程》中的沙提斯豪宅和啤酒作坊空间中从学徒到中产阶级的身份转变过程更为曲折和复杂，也更具启示性。值得探究的是，贯穿《远大前程》始末的“学徒-作坊主”的转变意象是如何进行空间生产的?它与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有何内在联系?反映了中产阶级面对的哪些话语冲突?
“作坊”(household workplace)指带有小规模经营、家庭生产性质的“工场”，区别于“工厂”，是英国十八世纪之前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10到了十九世纪初，尽管新兴的工厂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说，当时“英国工业大部分仍由各种乡村工匠来承担，他们通常在家庭内从事经济活动，既负责产品的生产，也负责产品的销售”11。相对于工厂制来说，作坊制有时也被称作“家内制”(domestic establishment)。12这种家内制的作坊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主要生产形式，并且持续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是“维多利亚早期很多中产阶级的童年记忆”。13在《远大前程》中，家内制贯穿全文，作坊成为小说的主要生产空间。小说中皮普第一次“窥视”(peep)啤酒作坊，用的词是“brewery”14(啤酒坊，原意是发酵间)，这个空间位于房屋一侧，与鸽舍、猪圈和马房同在一个院子，明显是小型的、家庭式的生产场所。
这一场所构成了全篇的主要空间意象。在《远大前程》之前发表的《艰难时世》和《董贝父子》中，狄更斯聚焦于新兴的大型工厂和工业城镇，但《远大前程》中却没有任何关于工厂的描写，甚至连象征工业革命的火车、轮船和蒸汽机都未曾提及。这部小说似乎描述了一个时代背景模糊、与十九世纪现实很难对应的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事件，“狄更斯似乎并没有坦诚地记录他所处时期的英国社会的发展”15，“他对工业制度的理解充满了矛盾和含混”16。本文认为，这并非是狄更斯的理解偏失，而是视角定位的不同，狄更斯之所以回避大型工厂的空间，主要是为了隐藏与其相关的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社会情境，专注于书写中产阶级的生活和生产，而后者的生产和消费与作坊这种空间有着更多更天然的联系。小说中最典型的作坊是沙提斯豪宅中的啤酒作坊，此外还有彭波契克的种子商店、特拉布的裁缝铺和乔家的铁匠铺等，这些作坊的主人都带有某种中产阶级的意味。同时，这些作坊各有特点，处于作坊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的是其主人的中产阶级身份转化的过程，存在着一种连续、承接和传递的关系。
作坊和豪宅的空间增殖反映了“学徒-作坊主”式的中产阶级的身份转变。这种空间生产开始于作为学徒的皮普童年时对沙提斯豪宅的想象，他幻想成为沙提斯豪宅的主人;随着啤酒作坊的荒废和豪宅的焚毁，皮普的身份转变梦想也发生了动摇，经历了挫败;之后经过铁匠铺这一锻造“人性”的作坊，他的中产阶级信念才成熟起来，去海外发展成为高级管理者后，他再次回归与艾斯黛拉一起重建豪宅。17
因此，豪宅中的作坊是《远大前程》中与“学徒-作坊主”这样的人物形象设定相对应的空间意象，可以说，全文就是围绕这一空间意象的转化来进行叙事的。就像克里斯多弗·布鲁克斯深刻体察的那样:“许多以学徒制为特征的价值观，最终成为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身份认同的特征。”18从空间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说，配置壁炉与花园的豪宅是消费的空间，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生活消费的表征19，而学徒和作坊主共同工作的作坊则是生产的空间，是中产阶级特殊的、列斐伏尔式的“生产关系”20的反映，这种生产-消费关系共同构建了中产阶级身份的内涵，并决定了其自我塑造(self-made)和自我塑形(self-fashioning)的特殊过程。鉴于此，下文拟从豪宅及作坊这两种特殊的空间作为叙事分析的出发点，探讨在这些空间要素中“学徒-作坊主”的转变意象在中产阶级成长叙事中的功能，揭示乔治王时代中产阶级身份构建的逻辑。
一、学徒眼中的沙提斯豪宅:自足的标识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肇始于十八世纪晚期“中等阶层”(middling sort)这一提法21，在维多利亚时代逐渐流行开来22,到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专业术语。但这一概念有多重内涵,所指也不尽相同,而且随着中产阶级的实践,其“言语”也一直发生着显着的变化。历史学家约翰·斯梅尔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出发,总结道:“在分析中产阶级的认同感时,将语言分析置于中心地位是正确的,阶级意识依赖于语言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23西门·冈恩和蕾切尔·贝尔则以“中产阶级”一词的语义特征为基础,进一步分析道:“中产阶级与金钱、标准发音、独立或半独立的住宅等联系在一起。这个词可以表示势利和精英主义,但同样也可以表示得体或常识。”24因此,在“中产阶级”的语义中,它既强调了其鲜明的财富特征,也强调了其消费特征反映出的独特审美趣味。
“独立或半独立的住宅”在现代文化意义上一般称作“房子”(house),玛丽·赫尔姆斯指出,“房子”一词已成为研究者的得力分析工具,经常被当作与群体和个人身份相关的概念的直白说法。25诚如朱迪斯·福兰蒂斯看到的那样,“狄更斯在作品中通过描写房子的结构刻画了典型的中产阶级幸福家庭生活,尽管其时大部分中产阶级都对做生意时赔钱或是陷入债务危机备感恐惧”。26中产阶级和不稳定的经济状态联系在一起27,天然有一种由过度消费导致的经济状态不稳定的特质。
这种难以克制的消费欲望是因为相对于“神助性”而言,中产阶级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自助性”28,即其阶级的崛起并非依靠封建特权的抽象神力,而是依靠其自身的组织、协作和优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行决定其消费水平,也因而容易造成收支不平衡的状态。与狄更斯同时代的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虽然对中产阶级过度消费的一面极尽讽刺,但也肯定了中产阶级“自助性”的意义,称其为“自立性”(self-reliance)29;而罗宾·吉尔莫认为狄更斯是小说家中最懂“自助”精神的一位,“《远大前程》开篇就围绕着‘自助’精神追寻了孤儿皮普的身世”30。
中产阶级的经济特质和审美趣味的形成与其萌芽、发展过程中的记忆有关,从学徒到作坊主的身份转换即被印刻其中。十八世纪前,英国主体的阶级是贵族(拥有世袭的头衔和土地)与平民31,他们的关系有时也被称为“剑与梭”(转引自《近》:13)。贵族的象征是用钢铁做的佩剑和盾牌,佩剑用来册封贵族,意味着权威与力量,盾牌则代表对传统的守护以及对地位的扞卫,后又延伸为标识贵族家庭身份的“家徽”。而平民的象征是木头做的“梭子”,意味着时刻不停地手工劳作,司各特就曾把工人描写为“陈旧的梭子”32。在这样的社会中,贵族和平民这样的阶级身份被渲染为天然形成、自然合理,天生就是不同的形状和材质,是神的安排,绝无自由流动的可能。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的,社会的不同阶级是用不同的材料制成的,国家的管理者(贵族)由黄金制成,辅助人员(战士)由银子制成,而农夫和工匠则是由铜和铁制成,不同的材料寓意其身份的绝对差异性,彼此几乎没有相互转化的可能。33
在文艺复兴前的西欧,可能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34,又出现了一种仿照人的器官、组织来隐喻社会身份的倾向,比如贵族、精英是国家的“首脑”,思考国家的大问题;劳动人民是国家的“手”和“脚”,用来创造社会财富;而消费阶层是国家的“肠胃”,用来消化社会财富。35尽管这种社会身份划分的语言倾向包含了社会阶层有机配合的意味,但也暗示阶层之间的界限是固定明确的,没有转化的可能,更强调社会身份的差异性、天然性和稳定性。
中世纪末期,兴起了重新认识人和阶级的思潮,人与人的差异性和本质性被公开讨论,一种观点认为阶级之间完全没有差异性,例如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倡导的口号“当亚当夏娃男耕女织的时候,哪里有什么绅士”36;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阶级虽然有出身上的差异,但后天的行为因素更大,比如蕴含着浓厚阶级意味的“绅士”37便是后天养成。在乔叟看来,“如果你仅仅依靠祖上的贵族头衔活着,而不去做一些优雅得体的事情的话,那么即便你是王侯贵族的后代,也不能称作是真正的绅士”38。
中产阶级正是随着十九世纪前的二分社会解体而派生出来的新兴阶级。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与贵族和劳工阶级并列为社会的“三大阶级”。马修·阿诺德在其名着《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就把社会划分为这样三个阶层:贵族-野蛮人(barbarians),中产阶级-菲利士人(philistine),劳工阶级-群氓(populace)(see Anarchy:75-78)。实际上,中产阶级生产关系在更早的中世纪就已经萌芽。当时除了与劳工和贵族的这样主体阶级对应的农业和商业经济形态之外,还有以工匠的作坊联合形成的“行会”(guild)39,作为社会经济的补充部分,它与中产阶级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作坊中,以学徒-作坊主这样的师徒关系糅合雇佣关系形成了基本的劳动形式,作坊主不仅是主人,还兼具管理者、劳动者和师傅的角色,给学徒提供食宿、传授生产和经营的技能;而学徒作为主人的家庭成员,兼有工人、学生、家人和仆人的角色(学徒在合同条款中承诺的角色更多)。在学徒期间或学成后,学徒会获得少许的报酬或是有限的零用(see Making: 93)。
《远大前程》中的皮普就具有这样的复合身份,他既是铁匠乔的妻弟,也是乔的学徒,还差一点成为乔的舅舅彭波契克的学徒。在彭波契克谈论的学徒规矩中,学徒像家人一样,不能“打牌、饮烈酒、夜晚迟归,或者交上坏朋友”40。1563年颁布的《工匠规约》(Statute of Artificers)对于学徒的雇佣做出了如下规定:所有24岁以上的家族业主可以雇佣学徒;从事从铁匠到商人等一系列技术行业的人,必须经过七年的学徒期,学徒在期满时应在24岁或以上。41此外,当时大多数医药和法律职业的人员,例如律师、外科医生和药剂师都是通过学徒制接受训练入行的。42
由于英国传统的重商主义和长子继承制度,以及十四、十五世纪的圈地运动,到1640年英国第一次内战时期,城市学徒的人数在百年间增加了近十倍,构成了城市移民的主体,到工业革命前的1750年,则增加百倍左右,达到570万人之多。43部分作坊由于技术革新、经营得当,仍然以家内制的形式运营,它们不断积累财富,其拥有者逐渐演变为中产阶级。在此过程中,“作坊中的一些学徒后来也幸运地‘转变’(turn over)成新的作坊主”44,进而实现了自己的阶层跃迁。这种跃迁引起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不但给了平民阶层“转变”的希望,甚至波及贵族阶层,“许多贵族之子,尤其是其庶子也去当学徒,以备在工商业领域中谋求发展”(《近》:100)。据资料记载,在1630—1660年间,伦敦不同类型行业(缝纫用品商人、鱼贩子等)中“绅士之子”的比例,由原来的9%上升至18%。45随着时代的变迁,学徒-作坊主这种生产关系还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变体,大部分变得更为“隐蔽”,或者融入其他生产关系中46,但学徒的多元复合身份的特点则保留了下来,在如今拥有实习生、合伙人的事务所等典型的中产阶级生产空间内都有体现。
从阶级流动的角度来说,中产阶级虽然起源于英国社会的“三阶层模式”,但他们更认可阶级的流动和身份的转换,并以此与持阶级固化认知的族群相区分,即中产阶级也“以‘我们’和‘他们’的两阶层模式为特征,这种模式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着社会关系”(Middle:14)。狄更斯本人的经历就体现了上述特点。他是在岳父乔治·霍格斯主办的报社担任实习记者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之后成为记者、编辑,直到报社主编。后来他自己又创办了《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和《家常话》(Household Words)等杂志,成为名副其实的杂志社“作坊主”。杂志社的大部分员工都是他学生和家人,他的大儿子和女婿便在他的杂志社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狄更斯就是一个从学徒成长为作坊主的中产阶级典型,而这样的成长经历也恰好辅证了马修·阿诺德对狄更斯的定位:“狄更斯熟谙中产阶级,他与他们血肉相连,深知中产阶级的成长历程。”47
因此,学徒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其出身一般普普通通,就如柏拉图所谓的来源于“青铜”材料的平民阶级,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平民,因具备专业技能,其身份具有转化的可能。西恩·格拉斯从商品和身份转化隐喻的角度研究了《远大前程》,指出“《远大前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炼金’故事,这种‘炼金术’使身份变成了‘物’,将身份置于‘物’的所有权、交易权和支配权的危险规则之下”48。文艺复兴之后的作坊主有别于中世纪平民化的作坊主,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消费能力大大提高,服装和住房水平有明显的提升。而学徒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大多数仍然生活在作坊主家或者作坊中。49“作坊”(household workshop)中household的直接意思就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引申为“家庭的、家内的”,区别于强调共同血缘的family,更多指的是空间上的共享。从这个层面来说,学徒和作坊主是“一家人”(household)。家庭式生活形成的共同生活空间,使学徒与作坊主产生了共同的消费观,而家庭式生产的共同空间又产生了理论上从学徒到作坊主转变的可能性。小说中,皮普本来会等到学徒期结束之后与师父乔合伙经营,成为铁匠铺的主人,因此,在作坊这一空间中,“有一天学徒会成为熟练工,再到作坊主,这对于年轻工匠来说已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unrealistic expectation)”(Making:26),甚至可能就是学徒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这种愿景(expectations)使学徒渴望成为拥有消费能力和经济地位的作坊主,其身份转变意识也随着其成为作坊主式的中产阶级而传递下去,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继承、分封和神谕的全新的身份构建逻辑——“身份转变”。
为了宣示这种神奇的“身份转变”的成功,中产阶级发展出独特的消费方式和审美趣味,其消费目的除了满足物质需要以外,更多的是要宣示一种“转变”,豪宅、私人马车、壁炉就是最能够体现这种转变的消费能力的符号。有些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想住上层阶级的房子,穷人则满足于生活在精简版的中产阶级的房子中”50,而土地投资商和建筑商则努力逢迎中产阶级,小心留意他们的偏爱,新建的房屋有一种崇尚“规模”的仿贵族倾向51。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中产阶级对住房的需求背后蕴含的是一种独特的审美需求。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典型“豪宅”一般包含花园、篱笆、台阶和壁炉等建筑元素,多数位于城市的郊区。52
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住宅有本质不同,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远离烟尘和疾病,其潜意识中也或多或少有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see Middle: 31)的中产阶级愿望,“以此与下层阶级区别开来”53。同时,房子的建筑材料一般选用红色砖瓦54,“并以对比鲜明的彩色砖砌成的条带作为装饰”55。据记载,在1855年,由亨利·克莱顿(Henry Clayton)发明的制砖机每天可以生产25000块砖,比之前手工制砖的效率提高了百倍左右,在技术史上的地位堪与珍妮纺纱机相媲美。56这一速度也正好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住房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制砖过程中,从“低俗”泥土到“典雅”砖瓦的神奇转化特别符合中产阶级潜在的审美情趣,与中产阶级身份转化的情感结构实现了共情。所以,中产阶级特别偏爱砖瓦结构的住宅。
从文中看,沙提斯豪宅即为“砖瓦结构的房子”(《远》:57),有一个“荒废了的园子”(《远》:67),也有“铁栅栏”与外界隔离。尽管这所房子也算雅致,但很难与之前哥特小说中常出现的雄伟华丽的贵族石质宅邸相提并论。在《远大前程》中,沙提斯豪宅给皮普的初始印象是:“传说”中它是“几英里一带”“既大又阴森的房子”,而其主人“家产无限”(详见《远》:54)。从后文看,沙提斯豪宅主人郝薇仙的家产应在五千英镑以上,不过也不会“无限”,因为郝薇仙为了凑钱甚至变卖啤酒桶等动产,可以说,郝薇仙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的中上层。但对于皮普这个生活在简陋“木屋”的铁匠铺学徒而言,这种砖瓦结构的雅致住宅就已属于“豪宅”(court-yard),它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宣示其消费能力的名字:“沙提斯”(satis:意为足够和满意),因为“无论是谁,一旦有了这所房子就足够了,再不希求别的”(《远》:59)。
这种“满足”就是学徒想象中的中产阶级住宅消费需求的“满足”,相对于斯麦尔所谓的中产阶级“自助”概念57而言,是中产阶级“自足”的一种体现,即奋斗的目标是拥有可标识身份的提高消费的能力。不同于低水平消费的“知足”,“自足”更强调为了实现消费水平提升所表现出的努力方向和动机。而且“自足”并非是普通的、平常意义上的努力,而是带有某种精英性质,因为“沙提斯”(satis)“这个词不是希腊文就是拉丁文,不是拉丁文就是希伯来文,或者全是”(《远》:59)。在当时西欧的社会语境中,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意味着知识、教养和精英主义。尽管沙提斯豪宅在皮普踏入时已经变得荒凉、衰败,但其透露出的“财富气息、消费气息与精英身份的气息”(“Commodity”:622)仍然深深吸引着皮普。
不仅如此,就像萨拉·桑顿认为的那样,沙提斯豪宅像皮普家附近的沼泽地一样,充满了生机,而且有在废墟上“涅盘重生”的可能。58从后文看,皮普所在的海外贸易公司是赫伯特作为合伙人入股开办的(赫伯特从公司办事员发展为合伙人,带有比较强的中产阶级意味),而赫伯特九百英镑的启动资金正是沙提斯豪宅主人郝薇仙给皮普的,以“表明她绝不是个心如铁石的人……她的内心尚留一些人味”(《远》:419)。由此,西恩·格拉斯指出了沙提斯豪宅的空间象征意义:“沙提斯豪宅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场所,是投资赫伯特·潘凯特事业的资金来源。”(“Commodity”:620)
苏珊·沃尔什则把郝薇仙小姐的身份定位为“家族企业”的女性投资者,并认为她是豪宅“经济重建”背后的推动力量。59在小说中,沙提斯豪宅是皮普中产阶级理想的催生剂,也是他心境转变的“梦工场”,是其“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中制作的第一环”(《远》:77)。在这里,皮普眼中的沙提斯豪宅完成了从传说到现实再到想象的转换过程,他的心境也被加工,发生了变化。通过在房间繁多的阴暗豪宅中的梦幻体验,和“巫婆”一样的郝薇仙、美丽的“魔女”艾斯黛拉聊天、玩牌、恶作剧的互动之后,皮普开始了灵魂的自我审视,觉得自己“无知、可怜和低下”(《远》:69),不再想当那个铁匠铺“干粗活”的、“两手是粗糙的,皮靴是笨重的”(《远》:69)的学徒,而想变成一名“自助者”(self-helper)和“自足者”,“期望从铁匠的学徒直接成为沙提斯豪宅的主人”60。他在野外的古炮台上看到夕阳、云朵、船帆、青山这些“美丽的自然景物”时,想到的是“郝薇仙小姐、艾斯黛拉、那奇怪的宅邸、那古怪的生活”,他们仿佛和这些“美丽的自然景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详见《远》:117)。此时的沙提斯豪宅不再是腐朽、荒凉之地,而是具有身份转化和生活转变的潜在可能性的生机盎然的场所。皮普因此在潜意识中否定了自己原来的既定身份,以拥有豪宅作为自己的潜在目标,期冀过上体面的、随心消费的生活。在艾斯黛拉去伦敦后,皮普从沙提斯豪宅离开,走在大街上,甚至幻想自己已经转变为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我正沿着大街闲逛,郁郁不乐地浏览着店铺的橱窗,想着如果我是个上流社会的绅士,我会买些什么呢?”(《远》:124)
沙提斯豪宅俨然成为皮普心目中潜在的目标,从此,皮普也按照沙提斯豪宅主人的消费特征建构了未来的自己。在维多利亚的社会话语语境中,皮普想成为的“中产阶级”有时带有贬义色彩。如马修·阿诺德认为的那样,虽然中产阶级“时尚、有活力、有进取心”(Anarchy:87),但他们同时也是“无知和带有偏见”(Anarchy:84)的社会阶层,阿诺德甚至对他们的消费个性不屑一顾,认为充满“小家子气和俗气”(Anarchy:22),就像皮普希望成为沙提斯豪宅主人的梦想,常常被简单批判为“虚荣”和“拜金主义”,是中产阶级的“陋习”和“庸习”61。但赫伯特·保罗则持有不同意见,他以狄更斯作为中产阶级的旗帜来反对阿诺德,认为“狄更斯被称为中产阶级最喜爱的作家”,中产阶级以其良好的品味和脱离偏见的自由而声誉在外,狄更斯虽然肯定没有奉承他们,但他也不会喜欢马修·阿诺德之类的中产阶级的反对者。62 可见,皮普基于豪宅的中产阶级身份建构的梦想陷于政治和道德话语冲突的漩涡中。
在小说中,狄更斯一方面把皮普的梦想描写得有些“可笑和不切实际”,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文本间展现出一种悲悯情怀,对皮普充满了同情和理解,让人似乎不易判断狄更斯对此所持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远大前程》的创作过程也是狄更斯自己“学徒-作坊主”身份转换完成的过程,这一转换以他迁入象征中产阶级生活的雅致住宅作为标志。《远大前程》以连载形式于1860—1861年在《一年四季》上发表,此时,30年前从事务所秘书、国会记录员、见习记者等“学徒”身份一路展开其职业生涯的狄更斯已经是一位“作坊主”,他拥有属于自己的杂志社,收入不菲,还搬入了几年前购得的盖茨山庄(Gad's Hill Place)。
盖茨山庄是一座雅致住宅,位于伦敦西区罗切斯特镇郊外,建于乔治王时代,为三层砖瓦结构,房子前面是漂亮的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精致的白色钟楼。它是罗彻斯特的地标性建筑,坐落于通往伦敦的大路边高地,原由罗彻斯特前市长托马斯·斯蒂芬于1780年建造,狄更斯于1856年花费1700多英镑购得并重新装修。搬进盖茨山庄后,狄更斯给瑞士好友威廉·德·赛尔贾特(William de Cerjat)写信说:“这一年冬天出奇的冷,但是盖茨山庄里面有舒适的房间、暖烘烘的大壁炉和一个聪明的老用人。”63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盖茨山庄这样的大城市郊外豪华别墅大多属于中产阶级64,因为“这样的房子更能反映文雅的界限”65。“房子”的雅致只是中产阶级自我定义的符号,表面上似乎是为了突出审美品味、旨趣,实际上是用“雅”这种审美消费特点来含蓄地表露他们从学徒-作坊主阶级跃迁的“事实”。追逐这样雅致豪宅的狄更斯被美国历史学家艾伦·莫尔斯评价为:作为精力充沛的白手起家的中产阶级作家,狄更斯着迷于纨绔子(Dandy)66式的生活,但有时也对它极度厌恶。67
卡莱尔明确反对纨绔子式作风,极具讽刺地把“纨绔子”定义为花花公子,即穿不同寻常的衣服的人,其职业、职位以及生存都在穿衣服,他的灵魂、精神、财力以及个人的一切能力都义无反顾地奉献给了这一目标。68但理查德·派恩却对“纨绔子作风”(Dandyism)持肯定态度,认为这种“不同”不仅仅是自我的宣告,也是一种身份、心智、道德修养和自我认识的更新。69罗宾·吉尔莫则更进一步,他看到了狄更斯身上所包含的复杂审美趣味冲突,“绅士、纨绔子、论出身的绅士和白手起家、有男性气概的维多利亚绅士——狄更斯对这些相互矛盾的意象的回复是根据他的经历和生活而变化的”(Gentleman: 109)。在《远大前程》中,狄更斯并非通过皮普对豪华房屋消费的迷恋来讽喻不切实际的阶层跃迁的幻想,亦非简单地肯定或者反对纨绔子式的生活形态,而是基于中产阶级确实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这一事实出发,从其自身学徒-作坊主这种身份转化的经历以及所面临的审美和认同的话语冲突,来肯定这种身份转化诉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说,沙提斯豪宅这样“砖瓦结构房子”(《远》:57)的出现和增殖,意味着需要独立“砖瓦结构”来构筑“私人空间”的中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和成熟。之前哥特小说中常出现的城堡、山庄大多是石质建筑(旧时的封建领主防御外敌入侵所建),其坚固性、崇高性、天然性隐喻的是权力、秩序和形而上学,同时还有象征贵族世袭身份的血缘关系:“在贵族城堡这样的房子外面,怡然的自然景观尽在人类的控制之下,它提供了令人愉快的散步经历和田园诗般的远景。房子内部则是绘画、雕塑、装饰品和珍藏品……大房子和它周围的环境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象征。它们代表稳定、财产安全、王朝延续和土地利益的支配。”70而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作品中逐渐增多的沙提斯豪宅之类的砖瓦结构的雅致住宅则是人性的象征,因为其雅致性、人造性对应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和消费的欲望,以及从普通泥土到精致砖瓦的“学徒-作坊主”式的中产阶级可转化性。
早在《远大前程》中的故事发生前20年,“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就肯定了“追求幸福、躲避痛苦的权利”,认为“功利主义意味着对任何对象的所有权,借此可以生产利润、利益、快乐、善良或是幸福”,它既反对教会所提倡的“禁欲、虔诚”的纯精神的生活态度,也反对来源于清教徒的“节俭”、“克制”的生活主张。71边沁肯定了现世的幸福和物质快乐对于中产阶级的意义,物质的欲望、消费的行为得到了肯定和提倡。雷蒙·威廉斯认为“功利主义”是一个完全合适中产阶级的学说,并进一步指出“中产阶级通过反对贵族特权的改革来寻求对自身日益增长的权力的认同”72。豪华住房消费以及与其类似的纺织品消费、啤酒消费和马车消费等等变成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些消费甚至花掉了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收入。“保持体面、引领时尚”(Middle: 49)这种纨绔子式的生活,逐渐变成了中产阶级标示、炫耀自己身份的符号。阿诺德从广义上的文化角度出发,以此来揶揄被他称为“菲利士人”的中产阶级,认为他们“不追求美好与光明”(Anarchy: 75)73,“喜欢自我放松、舒适和茶会”(Anarchy: 80)。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看似不同于被阿诺德谓为“精英”的贵族取向,后者一般倾向于马术、台球和户外运动,以彰显其源于“野蛮人”的战争气质;但从身份标识的目的来说,其作用原理是一样的,即用消费这种外在的符号来标识其内在的身份。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审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表达政治抱负的通用模式,证明了其自主和自律的新形式,转变了法律与欲望、道德与知识之间的关系,重铸了个人和整体之间的联系,修正了习惯、感情和同情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74。
沙提斯豪宅这样的砖瓦住宅代表的中产阶级住房消费趣味,与中产阶级的其他标志消费品,如瓷器、啤酒和纺织品等一样,在制作过程中,“物”都发生了“质”的转变,与学徒到作坊主的“人”的身份转变有着潜在的对应性,这种身份的“质”的转变构成了中产阶级的语义来源。
二、乡绅的啤酒作坊:工作的福音
约翰·罗斯金在着作《威尼斯之石》中谈到“哥特式艺术的本质”时,通过哥特式建筑探讨了劳动生产和创造财富的关系。他认为,“就社会所有阶级而言,都应该认识到,什么样的劳动对人类是最有益处的,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且给他们带来福祉”75。雷蒙·威廉斯由此认为,罗斯金最根本的关注点在于“对劳动的正确理解”:劳动的正当性在于“生物的功能正常发挥作用”并且形成有效的财富,而不正当的劳动则会带来贫困,这样的话,价值、财富和劳力就会摆脱供求关系定律的约束。76因此,劳动和财富、劳动和消费是相互联系的。中产阶级住房消费等生活资料的变化以作坊这种劳动生产资料为基础,在小说中,通过皮普的视角,作坊的空间依次巡历了啤酒作坊—种子商店—铁匠铺—海外贸易公司的变化。
皮普在感受到沙提斯豪宅的“豪华”后,还特别注意到宅院中有一个啤酒作坊,“路上有一个通道和造酒作坊连在一起”(《远》:58)。这样的建筑布局显示出啤酒作坊的家庭经营性质,其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连接在一起,具有明显的中产阶级意味,因为中产阶级为自己工作的成分更大。即使乔的铁匠铺这样简单的作坊,也和沙提斯豪宅的布局一样,住宅与作坊连在一起,乔的木屋“厨房里有一扇门通向铁匠铺”(《远》:16)。在《远大前程》中,作坊是一个典型的生产和工作的空间,皮普在艾斯黛拉的带领下,深入啤酒作坊内部——“也就是当年酿制啤酒的地方”进行观察,间接地感受到郝薇仙的父亲——沙提斯豪宅原来的主人工作过的空间,这一空间布满了啤酒酿造工作的痕迹,例如地面上用来防水的“石板”、象征啤酒酿造工艺的“各种酿酒器皿”、象征复杂酿造过程的频繁穿梭的“铁梯”和“头顶上的长廊”,从而间接体验到啤酒作坊在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的工作情景(详见《远》:68)。文中,沙提斯豪宅现在的主人虽然是郝薇仙,但隐形的主人却是她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啤酒坊老板,当地的乡绅,“一流的名人”:“她的父亲是你们那一带的乡绅,是啤酒作坊的老板。我弄不懂为什么啤酒作坊的老板就可以成为一流名人,而烤面包的就不能成为上流人物,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远》:190)
在小说中,啤酒的价格表现得较为昂贵,是接待贵宾和休闲享受的一种饮品,皮普的姐姐只有在招待士兵和彭波契克的时候才会拿出啤酒。乔治王时代一位牧师大卫·戴维斯就曾指出:“对于工人家庭,啤酒是相当遥不可及的,除了在临盆或洗礼时。”77特别是一些淡色种类的啤酒(pale beer)价格更高,被视为象征地位的饮料。78区别于狄更斯作品中常出现的便宜的、“难以下咽的”杜松子酒(gin),啤酒是一种富裕、满意的生活的象征,“具有中产阶级式的消费特征”79,同时又区别于贵族经常饮用的葡萄酒、白兰地和甜酒(see Plenty: 68)。
更重要的是,啤酒是由小麦、大麦和啤酒花(一种用来产生啤酒苦味的桑科植物)发酵而成的,在酿造的过程中,这些普通的粮食不仅外形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其“本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成了昂贵的啤酒,这个过程类似从泥土到砖瓦、瓷器的烧制过程。啤酒作坊(brewery)就是产生这种质变的空间。brew原意为“发酵”,因此啤酒作坊意为“发酵的地方”,而“发酵”也隐喻了在合适的条件和场所下,事物发生的平缓但本质的、神奇的异变。作坊中的这种劳动不仅产生了“物”的转变,也产生了“人”的转变,象征了从学徒到作坊主的“本质”的、神奇的转变,即从平民阶级到中产阶级的身份转变。
啤酒消费产生了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话语,并且延伸到了生产过程,通过对“发酵质变”的审美情趣的热衷,中产阶级身份变化过程实现了与“物”的共情。与此相比,面包的加工是一种简单的烤制过程,不涉及“质”的转化,而且面包出售的价格较低,是一种普通消费品,因此,烤制面包的劳动无法产生“物”的性质的转变,也不会产生“人”的身份的转变,“烤面包的[也]就不能成为上流人物”(《远》:190)。正如阿诺德所说:“国家统治者会派出皇家成员或是大臣参加酒馆和商务学校的典礼活动,并且赞扬经营者精力充沛,拥有自立精神。”(Anarchy: 88)酿酒坊-酒馆这种作坊空间不仅生产出啤酒,也生产出了中产阶级的“自立精神”。因此,啤酒作坊是沙提斯豪宅存在的前提,郝薇仙父亲去世后,啤酒作坊变成了“荒凉之地”,没有了生产啤酒的劳动,沙提斯豪宅也随之变得荒凉、衰败,可见“为自己工作”对于中产阶级的重要性,而作坊为学徒提供了“为自己工作、产生身份转变”的可能性。
在同年出版的游记《非商业旅人》(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中,狄更斯就记录了一个“为自己工作”的故事。他从盖茨山庄出发到国外旅游,与他同路搭乘马车的九岁小男孩说他从小就喜欢盖茨山庄,还回想起他父亲曾对他说过的话:“你要是能够坚持,愿意努力工作,或许你有一天可以住进那里。”80这一段的叙述语气略显沉重,似乎不像一个九岁学童的言语,“愿意努力工作”更像是一个作坊学徒深刻的记忆。狄更斯的好友约翰·福斯特便因此断言:“这个奇怪的小男孩就是狄更斯自己”,“他”是狄更斯童年经历的再现。81狄更斯年少时曾因父亲入负债人监狱而被迫去黑鞋油作坊作学徒,这段经历刻骨铭心,以至于在他创作的多部小说中都有类似的作坊和学徒的“经验性书写”。皮普就被塑造为一个典型的学徒。他在铁匠铺以及在律师事务所当学徒的“工作”经历促使了皮普的身份转变。
工作对学徒的意义是重要的,被狄更斯奉为“精神导师”的卡莱尔就强调了工作对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传递清晰可辨的自我意识。我们的工作是一面镜子,灵魂可以通过它第一次看见自己天然的轮廓……通过工作才能认识你自己”82。卡莱尔还进一步提出了“工作福音”的概念,以福音来比喻努力工作获得的丰厚收益。他认为,这个世界最新的福音是,知道你的工作并去做,通过有计划的工作,勇敢地完成任务,灵魂便可以实现真正的和谐,可以洗涤怀疑、欲望、悲伤、悔恨、愤怒和绝望之毒,由此指出工作对人性灵魂塑造的重要性。83与之类似,基督教福音派的一些价值观也宣扬工作的好处,工作被认为可以“促进中产阶级的进步,因为努力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益处;如果财富随之而来,那就是对美德的承认”84。
《远大前程》就体现了工作对中产阶级的重大意义,正如狄更斯宣称的那样:“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85皮普的地位和职业的提升依靠的就是工作,身为事务所办事员、克拉利柯公司合伙人的工作经历,赋予了他“中产阶级的社会角色”86。从生产方式来看,劳动或者工作对于中产阶级是必要的,但是从劳动的内容或职业的角度来说,中产阶级又不同于劳工阶级或资产阶级。沙尼·科鲁兹抓住了中产阶级职业的关键,即“中等阶级必须运用培训过的商业和职业技能亲自劳动,从而获得收入;另外,他们很少受雇于他人,常常以家庭(household)的形式来定义自己”87。
彼特·厄尔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 “中产阶级既不同于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的上层阶级,也不同于靠自己双手干活的劳动者,他们需要工作,但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Making:3)。是在作坊这种家庭式的工场(workshop)中,工作才带有了中产阶级“工作福音”的意味,因为在这样的情境中,工作过程和工作成果是属于工作者本人的,不仅能让他精神上获得满足,而且也能让他支配绝大部分收益,获得物质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工作福音有时也被阿诺德称作“自立精神的完美之道”,以突出中产阶级“成就伟大事业的力量,以及他们对工作的专注”(Anarchy: 73)。中产阶级“为自己工作,为自己生产”,使自己拥有消费能力,从而实现了中产阶级的身份构建。
《远大前程》的总体叙事框架和游记中记述的那个场景非常相似,即盖茨山庄对应沙提斯豪宅、小男孩对应皮普,更主要的是,游记中那种“努力工作住进豪宅”的学徒情结与《远大前程》中皮普追求的“远大前程”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契合。在游记中,狄更斯的马车放下小男孩后,继续前行,此时狄更斯写道:“路过古代的坎特伯雷的朝圣者所走过的那条路。”88坎特伯雷是古代撒克逊人肯特王国的都城,拥有世界着名的坎特伯雷大教堂,被认为是英国基督教的摇篮,而盖茨山庄位于罗彻斯特镇和坎特伯雷之间。因此,如果把《远大前程》中与盖茨山庄对应的沙提斯豪宅看成中产阶级“神庙”的话,那么皮普无疑就是盖茨山的香客,皮普的远大前程就是中产阶级的朝圣之旅,是建立在为自己工作理念上的、建立在“学徒-作坊主”式中产阶级生产模式上的朝圣之旅,是中产阶级为自己书写的一种神话。
由此可见,“为自己工作”是塑造中产阶级气质必不可少的力量,就像啤酒坊是沙提斯豪宅存在的一个前提,努力为自己工作、为自己获得财富的意识也是中产阶级身份转化的一个前提。在作坊这种生产空间中,中产阶级的“劳动”属性和“财富”属性实现了统一,并且有可能发生身份转化,而这正体现出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功利主义和工作福音思潮的结合是中产阶级进行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的思想驱动力。
三、彭波契克的种子商店:身份的桎梏
沙提斯豪宅虽自命为“满足的”豪宅,但看起来有些破落,“阴森凄凉……石板间的缝中长满了小草”(《远》:57),这就是砖瓦结构住宅“生成”空间的特质。它意味着被焚毁、随着时间腐烂败落的可能性,反映了以作坊主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经济状况不稳定的特质。《远大前程》中有两条昭示沙提斯豪宅破落的线索,第一条与消费有关,即郝薇仙的弟弟挥霍无度,并且联手康培生诈骗郝薇仙继承的财产;第二条隐含在小说的叙事中,与生产有关,即谷物和啤酒的价格逆差,这可以从彭波契克的种子商店一窥其详。彭波契克的种子商店是一个特殊的作坊空间,它与啤酒作坊有一种神秘的、不易察觉的联系。
当皮普去伦敦贾格斯的事务所做学徒的时候,赫伯特给他讲述了沙提斯豪宅破落的第一个原因。郝薇仙的弟弟是一个私生子,挥霍无度,把父亲留给他的那份家产花完后,又联手康培生诈骗自己的姐姐,让康培生去欺骗郝薇仙的感情以骗取她的钱财,结果郝薇仙不仅财产上遭受了巨额损失,感情上也受到严重伤害,最终自我囚禁于沙提斯豪宅。可见,无度的消费引起的连锁反应是造成沙提斯豪宅破落的一个原因,也影响了学徒-作坊主这种中产阶级身份转变模式的构建。从后文看,皮普在伦敦的花销也很大,即使有神秘的“资助”,仍然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最后竟欠债一百多英镑,差点儿入狱。
实际上,皮普没到伦敦之前,小说就植入了一段“戏中戏”式的叙事:皮普离开沙提斯豪宅在村子里看戏的时候,特别留意到了沃普塞先生拿着剧本《乔治·巴恩威尔》(George Barnwell),他意识到同样作为学徒的自己的命运和学徒乔治·巴恩威尔有潜在的重合性:“沃普塞先生的手中拿着一本情浓意深的悲剧,描写了学徒出身的乔治·巴恩威尔的身世,这是他刚才花了六个便士的价钱买来的……他一看到我便立刻想到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正好对着一个学徒来读一读一个学徒的悲剧……”(《远》:125)
令皮普害怕的是,沃普塞先生把他和巴恩威尔这个罪犯联系起来,不仅因为他们都曾经是学徒,而且因为他们未来的命运可能一样不确定。乔治·巴恩威尔是十九世纪英国剧作家乔治·李罗(George Lillo)创作的悲剧《伦敦商人》中的人物。89商人索罗古德的学徒乔治·巴恩威尔逛街时看到了妖艳的风尘女子萨拉·米尔伍德,被后者诱惑去骗取索罗古德的金钱,被识破后,他俩又转而去抢劫谋杀另一个富人——乔治的叔叔。该剧具有明显的中产阶级意味,金钱和“过度”消费是全剧的主要线索。《远大前程》把巴恩威尔式的想象空间投射到了皮普的现实空间中,中产阶级空间的消费特质得以显现。阿诺德在讨论阶级概念的时候,要读者明白“适中和过度”,他认为“中产阶级的突出特点是自立精神”,其不足就是“对于伟大事业的无能为力,缺乏自我满足感,变得可怜又可鄙”(Anarchy: 66),即当其生产能力不足以承担其消费时,就会表现出中产阶级“匮乏”的一面。
中产阶级雅致和体面的生活是与高额消费联系在一起的,因而非常容易破产或者负债入狱。约瑟·马西从收支平衡的角度对英国乔治王时代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除了绝对财富以外,家庭年均收入是衡量各阶级安全感的重要指标。在乔治王时代,农民、农夫和学徒的收入在10—100英镑之间,处于饥饿和破产的边缘,贵族的收入在2000—20000英镑之间,处于绝对盈余状态,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在100—1000英镑之间,他们经常为收支平衡而焦虑。90当时维持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年大约需要花销250—750英镑。91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的生活由于炫耀性的消费特征而呈现出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种子商店的主人彭波契克则给出了沙提斯豪宅破败的另一个原因。彭波契克“是乔的舅舅,在附近的镇上做粮食和种子生意,手头富裕,出门有自己的马车”(《远》:24),同时他也是郝薇仙的房客,每隔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到沙提斯那儿去付房屋租金。他的店铺除了买卖粮食和种子外,也进行一些简单的粉碎和加工,因此,他也是一个带有作坊主色彩的店主,皮普的姐姐就曾一度想让皮普去彭波契克家作学徒。皮普第一次去彭波契克的家,注意到“彭波契克先生的宅邸,弥漫着干胡椒和谷粉的味道”(《远》:56),他在“店后面的客厅中享用早餐”(《远》:57)。皮普“直觉地”发现“他是一个做粮食生意、卖种子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十分幸福的人”(《远》:56)。为什么皮普会这么觉得呢?因为彭波契克的生意利润特别丰厚。他在报纸上谎称自己是“这位青年的早期恩主、同伴和朋友”(《远》:245),在得知皮普被资助后,他力劝皮普投资他的粮食种子生意,“把粮食买卖和种子生意合并起来做,就可以施行生意上的垄断,可以实现一年百分之五十的高额利润”(《远》:166)。
彭波契克的话看似有一些诓骗游说的意味,但实际上所言非虚。当时由于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施行粮食出口补贴政策,国内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粮食买卖和种子生意能牟取暴利,而中下阶层却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因而对这种贸易保护政策颇为反感。小说末尾,彭波契克不仅商店遭到乔的伙计奥力克抢劫,自己也被奥力克痛打一顿,还塞了满嘴粮食,映射出当时中产阶级对粮食买卖贸易保护政策的厌恶。诗人雪莱的岳父威廉·戈德文就曾义愤填膺地诅咒道:“凡是独自垄断一切奢华、称号和财富而有损于整体的人,都会落到人群之外……”92《谷物法》的实施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港口封锁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乔治王时代,“财富、地位和权力都紧紧地掌握在拥有头衔的贵族和土地精英手中”93。他们不仅拥有政治上的特权,占有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而且还拥有大量土地,垄断着粮食、羊毛和矿产等原材料的生产。大贵族主导议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采取出口补贴方式鼓励粮食出口,限制粮食进口,使国内粮食价格畸高,以此维持自身高额的垄断利润。狄更斯本人就强烈反对《谷物法》的实施,倾向于支持“反谷物法同盟”。94他希望培育“有活力的、独立的、白手起家的‘铁质绅士’(iron gentleman)这样的实用阶层,削减大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权力,打破这种垄断僵局”。95
1830年英国颁布了《啤酒法》,实行了啤酒自由流通的政策,一改法令颁布前啤酒销售需要当地治安官批准的苛刻规定。这看起来是一个对啤酒制造商有利的政策,但是在当时却遭到大多数啤酒商的反对。96因为这导致啤酒销售门槛放低,啤酒价格大幅下降,保守估计下降幅度达到20%。97而作为啤酒原料的大麦、小麦和啤酒花的价格却由于《谷物法》的施行,仍然居高不下。98按照当时的制酒工艺,啤酒的生产成本主要取决于粮食价格,粮食价格的波动会导致啤酒生产成本数倍的波动99,但啤酒的销售价格却大幅下降,啤酒市场的低迷导致了大量啤酒产品无法销售出去。因此,作为产品的啤酒价格和作为原料的粮食价格发生了“倒挂”,很多啤酒作坊由于利润低下而无法经营。这也是皮普注意到郝薇仙家的啤酒作坊生产仓库“空空荡荡”的原因:“仓库中没有麦芽,连大钢罐及大酒桶也不再散发出麦子和啤酒的香气。造酒作坊里的全部酒气都已经随着已消失的烟雾蒸发光了。在作坊的侧院里,放着一批空酒桶……”(《远》:67)
相对于彭波契克的种子商店的繁荣和充实,啤酒作坊的粮食原料仓库却“空空荡荡”;本来要作为啤酒发酵原料的谷物却不在啤酒作坊的仓库,而被“转移”到彭波契克的粮食种子商店,作为获取高额垄断利益的工具。艾斯黛拉告诉皮普,“酒已经造过了”,地窖里有很多啤酒库存,“多得可以把这一座庄园宅第淹掉”(《远》:59),由此可以看到一条隐蔽而确定的因果链条,即土地的垄断和贵族的政治特权导致粮食价格的垄断,进而造成了啤酒产品成本的畸高,在啤酒作坊盈利无望的情况下,生产只能停止,而以其为基础的豪宅也只能破败。所谓的啤酒自由流通,因为贵族等权力阶层对啤酒制造原料粮食的牢牢把控,也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自由”,同样,从学徒到作坊主的“自由”跃迁及身份维持也受到制约,有可能如沙提斯豪宅的啤酒作坊一样惨淡失败。
狄更斯研究专家格雷厄姆·史密斯深刻地体察到:“狄更斯有时不像维多利亚社会的权力结构中的一员,比如他拒绝购买土地,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不诚实的冒险行为,成为他从意识形态上既不了解也不相信的财富之源。”100结合上面的分析就不难理解史密斯的观点。因为只有在啤酒作坊这样的生产资料空间中,个人的劳动、技能以及“为自己工作”的热情的结合才有可能产生神奇的转变,才是财富之源,而土地只是贵族和上层阶级用于垄断经济的工具,无法产生实质的财富。面对这种经济上不平等的现实,中产阶级把其财富话语以道德话语的方式表述出来,“强调个人良心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反对土地贵族和国家的传统,散发出政治、宗教和道德的力量(see Middle:21)。
可见,虽然《改革法案》曾使富裕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商人和制造业主受益,但大部分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土地贵族手中。101这一时期作坊式的中产阶级经济仍受制于土地贵族的垄断经济,尽管工业革命释放了中产阶级的能量,但在原材料和商品价格等方面受到土地贵族把持的经济政策和生产资料的影响,其生产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就如啤酒作坊的空荡和种子商店的繁荣。在现实中,中产阶级是随着作坊主分化而出现的,能否由学徒成为作坊主,能否从作坊主转型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消费生活能否维系,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产阶级和不稳定的状态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作坊虽然提供了中产阶级身份转换的可能性,但由于构成中产阶级劳动的“物”以及“人”都受到了传统等级社会的约束102,中产阶级身份的空间生产也常常被束缚。
四、乔·葛奇里的铁匠铺:人性的锻造
在作坊这个空间中,学徒和作坊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学徒的身份是学习者、家庭成员、雇佣者甚至仆人的复合体。学徒与作坊主是培养/被培养的关系,通过技艺、德行、风格和精神之类的无形资产的传承,实现作坊的空间生产。在此过程中,学徒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即继承师傅的作坊或者遗产,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就是“一大笔财富”,这即是《远大前程》的英文标题“Great Expectations”的意旨所在。文中提到的皮普实际上和名义上的恩主有郝薇仙、马格维奇、乔和彭波契克等人。沙提斯豪宅的主人郝薇仙没有继承人,因此郝薇仙的亲戚都觊觎她的家产,甚至整个镇上的人都渴望成为郝薇仙的继承人。在此情形下,不仅是皮普的姐姐,皮普本人也自然地想象郝薇仙“挑选”他为继承人,但实际上这只是他自作多情。与皮普真正与有师徒关系的、是他实际恩主的只有马格维奇和乔,而这种关系主要发生在铁匠铺这一作坊空间 中。
乔的铁匠铺是贯穿全文的一个作坊,尽管乔是一个带有底层中产阶级色彩的作坊主,但铁匠铺是一个更为核心的、更能体现狄更斯对作坊的理解以及中产阶级内在价值的空间。皮普的成长与乔的铁匠铺分不开,他“把那铁匠铺当成锻炼人和走向独立成长之路的所在”(《远》:114)。经此“锻炼”,他完成了自己身份转变的心理准备。这样的“锻炼”与马克·奥斯汀对“铁匠铺”(forge)的界定不谋而合,奥斯汀认为,《远大前程》中的铁匠铺不仅指“铁匠铺车间里的熔炉”,也指“在那里完成的工作”(锻造[forge]),更多的是“克服困难”的反复过程。103
在小说中,铁匠铺既是一个家庭空间,又是一个商业空间,同时,“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它也是一个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空间……与温米克的城堡这一封建不动产和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成熟价值观‘竞赛’”104。因此,铁匠铺是一个阈限空间(see “Commodity”:620-623)。通过铁匠铺可以实现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转换,皮普每次回归铁匠铺,都会发生身份和心境的变化。
从文中看,皮普最早的恩主是乔,乔是他的姐夫,也是与他有正式合同关系、经过法院公证的师傅。乔是一位善良、幽默和乐观的铁匠师傅。皮普在乔的铁匠铺做学徒的时候,年龄尚小,具体的技能学习并不太多,更多收获的是和乔朝夕相处的快乐。乔的铁匠铺也具有明显的空间象征意义。铁匠带有人性塑造导师的意味,在《圣经旧约》中上帝就是以铁匠的口吻示人:“我试炼你,但不像在炉中烧炼银子;我是用痛苦的火锻炼你。”(《以赛亚书》48:10)乔就仿如皮普的人格导师。铁在中世纪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用来打造武器、盔甲和镣铐,在工业革命后变成一种制造工具和机械的基础材料(也是制造酿酒机械、钢罐的基本材料)。
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冶铁业产值已经接近标志工业革命来临的毛纺业,居全国产业规模的第二位(详见《近》:199)。从象征的角度来说,铁这样的“物”同泥土和粮食一样,也具有“化普通为神奇”的潜在可转变性。同时,铁还隐喻了热情、能量、被锻造后产生凝聚力的过程,以及由“镣铐到机械”的个人身份的解放。皮普在铁匠铺学到的最多的技能就是“认出那是乔的锉子”(《远》:82),表面上看,皮普在揶揄自己没有学到多少打铁的技能,但实际上,“锉刀”在这里不仅是铁匠铺最常见的工具,也与皮普的“远大前程”和马格维奇(Magwitch[意为魔法师])的神奇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被喻指为打开约束中产阶级理想桎梏的、实现身份转变的工具。
从小说中来看,皮普能够跨入中产阶级生活门槛的财产来源于马格维奇。马格维奇托付贾格斯先生给皮普一年五百镑的收入,正好可以维持一个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而马格维奇的这种财力,来源于他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的农场,他是那里“一个富裕的农场主”(《远》:352),拥有“牲畜和田地”(《远》:341)。他能这样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和他有着相同经历的“东家的钱留给了他”(《远》:340),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获得自由,便开始干自己的事”(《远》:340)以及把皮普培养为绅士的思想驱动力:
是的,皮普,亲爱的孩子,我已经把你培养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是我一手培养了你。我曾经发过誓,我只要赚到一块金币,我就把这块金币用到你身上。后来我又发誓,一旦我时来运转发了财,也就要让你发财。我生活艰苦朴素,但让你享受荣华;我艰苦勤奋地工作,为的是使你脱离劳动的苦海。(《远》:338)
这里,马格维奇表述了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即“获得自由—为自己工作—享受荣华—培养绅士”,这也是中产阶级成长和延续的模式。当然,马格维奇到澳洲的这一成功路径有时被解读为是殖民话语而非中产阶级的成功话语。萨义德就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式”话语,狄更斯为马格维奇培养的“伦敦绅士”皮普所想象的路径大致上跟作为“恩主”的英国为澳洲所想象的相同,都是一个社会空间授权另一社会空间。105而皮普只是“被犯罪、监狱船和殖民冒险联合玷污的产品(product)”(“Great”:429)。但本文认为,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创作理念,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殖民主义的传播和民族身份的建构是同时进行的,狄更斯对此自然也不能置身度外,“这一情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崛起和帝国扩张的正常回应”106。但就如格蕾丝·莫尔所分析的那样,有所不同的是,狄更斯允许出身卑微的马格维奇“战胜”年轻、聪明、又有绅士风度的康培生,在澳大利亚通过自己的劳动发财致富,而且允许本来应被判绞刑的马格维奇“病死”,这是对“等级森严的纪律和惩罚制度的一种间接的反抗”107。
狄更斯对殖民话语的修正,尤其是在创作后期,使他能够将阶级和种族问题区分开来,能够独立地、温和地处理每一个国内的或殖民的困境。108基于此,这一情节也可以有“去殖民化”的解读,因为狄更斯对澳大利亚有着浓厚的兴趣,小说完成后,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支持下就像《大卫·科波菲尔》结尾处的密考伯那样,快乐地移居澳洲,他本人甚至为寻求移民澳洲的家庭提供贷款(see “Great”:491)。因此,澳大利亚在狄更斯看来并非域外之地,而是中产阶级的中土乐园,马格维奇的澳洲成功之路也因此可以被解读为中产阶级的觉醒和成功话语。
马格维奇去澳洲之前的生活非常不幸,生活在贫穷和犯罪之间,这实际上是乔治王时代社会底层的缩影。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等级社会的压迫,阶级和身份的固化使得“人”这种社会的基础材料和泥土、粮食、铁这些“物”一样,没有发生身份转变的机会,常常沦为乞丐、流浪者和罪犯。小说即是以戴着脚镣的马格维奇逃到皮普家附近的沼泽地开始的,当时皮普给他带去一些馅饼充饥,并且给了他一把锉刀,马格维奇正是用这把锉刀锉开了脚镣逃走。后来马格维奇又被抓住,以罪犯身份被遣送至澳大利亚,但他再次从监狱船逃走,这次仍然是“锉刀”发挥了作用。109多年以后,马格维奇在澳洲发财致富,回到伦敦后,告诉皮普他是因为皮普当年给他这把锉刀,让他有了获得自由的机会,他出于感恩才暗中资助皮普成为绅士,这让皮普非常感动:“现在,我对他的一切厌恶不满均已消融;现在我抓住的这只手是一个已经被捕的、受了伤的、上了镣铐的人的手,我在他身上发现他对我有着无比的恩情,而他多少年来却诚心诚意、一如既往地对我怀着深情厚谊,感谢我少年时的一顿早餐和一把锉刀,竟以全部的所有和生命相报。”(《远》:473)
但皮普在未见到马格维奇时,一直以为沙提斯豪宅的主人郝薇仙是他的资助人,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远》:208),过着纨绔子的生活。当得知自己的真正恩主是马格维奇后,他起初非常失望和困扰,生了一场大病。因为不管马格维奇为何犯罪,他始终是一名逃犯,处于被“伦敦”精英社会边缘化的状态。在维多利亚的道德话语语境中,马格维奇没有作为“师傅”的德行(moral),没有把学徒准则的“道德品质和实用品质的统一”(Making: 90)进行示范和实践,在他身上,道德和实用主义是混乱的组合,尽管他拥有一定的财富,但这财富是源于一个犯过罪的社会底层人物的“自我奋斗”,而非带有“神予”色彩的“一笔意外的大财富”(great expectations)。小说以一种“道德评论家的视角来叙事”110,所以皮普“渴望继承的大笔遗产已经消融”,他试图剥离中产阶级的劳动属性、而仅含财富属性的身份构想以失败告终。
皮普身体上和道德上接受了双重考验,他伤痕累累,这些考验让他对身份本身的构造过程产生了新的认识。111“在狄更斯的作品中,道德关怀尤为突出”112,但他并不会脱离社会语境去讨论道德。皮普对“意外的大财富”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注定要失败,但这也是身份构造的新契机。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在现在看来固然“暗示了假正经、虚伪、性压抑和僵化的社会控制”,然而在当时也有“自助、工作、尊重、女性家庭形象、绅士”的意味113,狄更斯没有对其进行简单化处理。皮普幻想破灭受到打击后,他从马格维奇身上认识到劳动致富的意义,认识到道德话语的局限,并且重新思考马格维奇的澳洲成功之路,重新来认识马格维奇。我们可以在皮普身上感受到两种成功路径引发的道德话语冲突。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劳动就像那把锉刀一样,不仅是争取自由的工具,也是创造财富的前提。
更重要的是,如福柯所说:劳动和生命、语言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人的基础。114当皮普了解了马格维奇在澳洲艰苦奋斗的历程,感受到他知恩图报的道德面貌,还有培养绅士、实现阶层上升的决心后,他找回了在铁匠铺的那个“自己”,那个曾经搭救马格维奇的少年。这时皮普对马格维奇的称呼也变为了普鲁威斯(Provis)(暗指“提供者”[provide])先生,马格维奇由此成为皮普的另一个“师傅”。阿诺德在谈到法国的大众教育时曾说道:中产阶级没有“自足”(adequate)到能够传递“伟大和高贵的精神”,因此需要国立学校把他们与国家最优质的文化结合在一起。115在此,马格维奇通过自己德行的实践,为皮普创造了一个自我教育的空间,说明中产阶级完全可以在这种自助的空间中实现并传递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皮普对马格维奇的态度由嫌恶逐渐转变为理解、尊重和关爱,而且又一次竭尽全力来帮助他脱险。在搭救马格维奇未成功之后,面对马格维奇随时可能被抓住绞死的危险,皮普人性中的怜悯和挣扎再次迸发出来:
即使普鲁威斯本人被人们认出来而遭逮捕,尽管原因出于他自己,我自己是清白无辜,我仍然会感到不幸与痛苦,因为他遭捕总和我有关。是的,如果我把他放在我身边,我还是会感到不幸与痛苦,说实话,我宁愿一生中天天在铁匠铺中打铁,也不愿意处于这种情况。(《远》:231)
皮普把马格维奇的钱袋交给警察,“绝不贪图毫无希望之财”(《远》:475),只希望马格维奇平安。虽然曾经渴望得到的“大笔遗产和远大前程已经消融”(《远》:316),但皮普甚至愿意“天天在铁匠铺打铁”(《远》:362),也不愿意马格维奇死去,这意味着他愿意用自己中产阶级身份跃迁的理想去置换马格维奇的生命,这体现了人性、情感在中产阶级理想中的价值,而这才是中产阶级真正的“大笔财富”。
皮普再次回到他出生的铁匠铺(forge),这是他中产阶级人性理想的“锻造”空间:“离这里不远便是乔的铁匠铺,于是我一面奔走在芳香的菩提树下,一面注意倾听乔的铁锤声音,快步向前赶着。”(《远》:507)伊格尔顿对皮普的这一行为分析道:“皮普之所以要回到铁匠铺,目的是为了剥离自己虚假的社会面具(persona),去直面自己的真实身份。”116其身份不再取决于别人,也并非是“天生就有”117,而是取决于自我,他将成为一个“自我锻造者(self-forger)”118。同时,本文认为,“菩提树”(意为觉悟)意味着皮普对中产阶级理想的一种新的觉悟,他回到铁匠铺的目的是想重温他用“锉刀”搭救马格维奇的场景,希望在想象中再次用“人性的锉刀”搭救马格维奇,延续中产阶级理想中的人性关怀,肯定中产阶级自我塑造的身份逻辑。早在还未回到铁匠铺、尚在伦敦养病时,皮鲁就想象了自己回到铁匠铺的场景,并在想象中对毕蒂重申了塑造中产阶级身份理想的决心:“我就会拥有一个新的世界,我就会成为一个新人,我就会努力奋斗,为你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远》:407)
雷蒙·威廉斯在追溯社会各个阶级的形成时谈道:“中产阶级这一描述越来越具有浓厚的自觉(self-conscious)意识。”119中产阶级对自身阶级身份和价值观的自我认同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完成,而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已经预见了这一过程:“《远大前程》开创了虚构的主题,它最早构建了‘身份认同’的意识。作为主人公的皮普,通过其复杂的经历,获得了自我的认同。”120小说结尾,皮普大病一场,而且还欠珠宝商一百多英镑的债未还,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这个时候乔来到了伦敦照顾皮普,至其痊愈,而且还帮助皮普还清了这笔债务。后来皮普离开英格兰,成为克拉利柯公司的东方分公司的管理者,这个公司的业务主要是船运、保险和矿业贸易。“公司不是大公司,他们也没有赚到巨额钞票,他们有良好的信誉,获利不大,但很有起色。”(《远》:510)
可以看到,“狄更斯关注的是中产阶级中较为底层的人,这些人处在自我定义的最焦虑的阶段,他们苦苦挣扎于贸易和国内服务还有银行的工作,希望获得一些尊重。”(Gentleman: 106)显然,这个公司与同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冒险、追求巨额财富的意象并不一样,它意味着中产阶级对财富和劳动的正确想象,这时的皮普成了典型的中产阶级一员。在萨义德看来,狄更斯笔下的皮普最终就像他笔下的其他殖民商人一样,“都与帝国有着一种极其正常、稳定的联系……海外世界在狄更斯笔下被描绘成对鲁滨孙的殖民介入持欢迎和开放态度的殖民乐园”121。本文认为,皮普强调这个公司有“良好的信誉,获利不大,但很有起色”,正是一种去殖民化、去帝国化、去上层化话语的过程,体现了中产阶级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依靠个人努力、良好信誉来获取财富的话语。
11年后皮普再回沙提斯豪宅旧址,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废墟,但是“常春藤又扎下了新根,在一堆堆废墟上发出了新绿”(《远》:512):
这里除了一道昔日花园的围墙之外,再没有当年的房屋,再没有制酒作坊,再没有其他连在一起的建筑了。一切当年的建筑均不复存在。一眼望去,空荡荡一片,外面是一道粗糙的篱笆围栏;但我看到一些昔日的常春藤又扎下了新根,在一堆堆废墟上发出了新绿,虽然那么低低地、那么寂寞地在生长着。一扇篱笆的门半开着,我推开它走了进去。(《远》:512)
更重要的是,皮普在此又遇到离婚后的艾斯黛拉——沙提斯豪宅的另一个叙事要素,这个时候,艾斯黛拉也发生了转变,她时常想到皮普,“特别是近些日子,我更常想到你。虽然我生活中有一段很长的艰苦日子,但是我不会去想;我想到的是我竟对珍宝一无所知,把无价之宝竟然随便抛弃”(《远》:514)。这里的“珍宝”指的是皮普对她的深情厚谊,艾斯黛拉看到了皮普人性资本的价值。阿诺德把中产阶级“转变”的目标定为“光明和美好”,即文化意义上的理性和人性的完善,而非单纯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模式的变化,在此意义上,皮普的实践实现了向着“光明与美好”的转变。从前,皮普握着艾斯黛拉的手,没有温度,缺乏情感,“而今天手上有一股真正友情的暖流”(《远》:513),他们挽着手,“一同走出废墟”(《远》:515)122,进行沙提斯豪宅的重建以及与之对应的中产阶级理想的“重建”,实现了以豪宅和作坊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空间的增殖和生产:“还准备在这里建房子吗?会建的。我就是在建屋之前来这里向它告别的。”(《远》:514)
皮普再次回到沙提斯豪宅的时间大约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这个时候随着《改革法案》的实施,英国进入了维多利亚时代,限制中产阶级发展的《谷物法》也在几年后废除。这个时期是英国自由市场和海外贸易达到巅峰的时期,也是英国开始完全主导世界的时期。英国工商业的高速发展使中产阶级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依附的和“客体性”的阶级,而成长为一个有自觉意识、重要影响力和“主体性”的阶级。同时,英国成为“世界工场”(workshop of the world)、世界的作坊,这与中产阶级的特殊属性不无关系。
英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固然有时代、历史和地理环境的际遇,但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在萌生、发展过程中,把人性关怀、自我认同注入到追求财富的动机中,把劳动、生命和语言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劳动和财富的统一,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转变。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狄更斯的优点不在于支持社会的进步主义,而在于弘扬他所认为的人性的要素——个人的善良、同情和宽容”123。而这种身份转变之所以能够实现,与作坊这种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其中,师徒友爱的特殊关系,知恩图报的道德风貌,学徒多重身份的特质,共同空间下的消费欲望等这些人性的资本被挖掘和生产出来,并进行增殖,进而与物质资本交换,实现了中产阶级的财富梦想。
安德鲁·桑德斯给《远大前程》下了一个按语:“它最终不是一部关于幻灭、疏离、孤独,或是失和的小说,而是一部在劳动的过程中找到自我位置的作品。”(“Great”:431)本文进一步认为,它是以学徒-作坊主视角创作的乔治王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中产阶级成长的文学再现,其“作坊-豪宅”式的空间生产,映射了中产阶级理想的萌生、构造和认同的过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和英国选举制度的改革推动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功利主义”的幸福观得到了肯定,被宗教束缚的消费欲望得到了释放。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生命、劳动这些构建人性的基础部分充分地理解和尊重,他们超越了贵族和宗教的特权和惯例,发掘出人性的“资本”与活力,进而进行中产阶级的空间生产。在此过程中,依附于旧有的社会等级、秩序的身份构造逻辑逐渐被消解,依靠自我肯定、自我塑造的自主性的力量,在属于中产阶级自己的工作空间(作坊)和生活空间(豪宅)中,“为自己工作—获得财富—实现身份转变”的中产阶级身份构建逻辑被肯定,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为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力量的阶层,实现了中产阶级真正的远大前程。
注释
1详见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陈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2Simon Gunn and Rachel Bell,Middle Classes:Their Rise and Sprawl,London:Cassell & Co.,2002,p.14.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Middl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See Mary W.Helms,Access to Origin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8,p.15.
4See Judith Flanders,Inside the Victorian Home,London:Harper Collins,2003,pp.11-25.
5See John R.Reed,“Laws,the Legal World,and Politics”,in Patrick Brantlinger and William B.Thesing,eds.,A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London: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2,pp.158-162.
6See Samuel Smiles,Self-Help;With Illustrations of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London:John Murray,1911,pp.1-26.
7See 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49.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Anarchy”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8Robin Gilmour,The Idea of the Gentleman in the Victorian Novel,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Publishers) Ltd.,1981,p.103.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Gentleman”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9See Sally Mitchell,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London:Greenwood Press,2009,p.18.
10Qtd.in Harold Perkin,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London:Routledge Press,2002,p.146.
11详见柏拉图《理想国》,刘丽译,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132-133页。
12在印度教中,婆罗门被认为是造物神的嘴,从神的手生出刹帝利,从腿生出吠舍,从脚生出首陀罗,分别代表了贵族和教士,武士,手工业者和佣人。
13See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p.30-31.
141381年英格兰爆发了瓦特·泰勒农民起义,作为起义领导者之一的约翰·鲍尔(John Ball)就曾经提出这一口号,后来被演绎为中文的通用说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5学者罗宾·吉尔莫认为:“对于一个绅士来说,绅士风度(gentlemanliness)的重要性超越了天生所具有的等级,因为它有着道德内涵,而不仅仅是社会属性。”(Gentleman:13)
16Goeffrey Chaucer,The Canterbury Tales,ed.Nevill Coghill,London:The Penguin Group,1951,p.307.
17See Sheilagh Ogilvie,Institutions and European Tra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45-46.
18查尔斯·狄更斯《远大前程》,罗志野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112-113页。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远》”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9See Donald Woodward,“The Background to 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The Genesis of Labour Policy,1558-63”,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33.1 (Feb.,1980),pp.32-44.
20See Patrick Wallisa,“Apprenticeship and Training in Pre-Modern England”,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68.3 (2008),p.834.
21See Christopher Brooks,“Apprenticeship,Social Mobility and the Middling Sort,1550-1800”,in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eds.,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p.55.
22Patrick Wallisa,“Apprenticeship and Training in Pre-Modern England”,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68.3 (2008),p.842.
23See R.G.Lang,The Greater Merchants of London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Ph.D.Dissertation,1963,p.78.
24See R.J.Morris,Men,Women and Property i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79.
25Matthew Arnold,“From ‘The Incompatibles’”,in Phillip Collins,ed.,Charles Dickens,p.275.
26Sean Grass,“Commodity and Identity in ‘Great Expectations’”,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40.2 (2012),p.617.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Commodity”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7See Peter Rushton,“The Matter in Variance:Adolescents and Domestic Conflict i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of Northeast England”,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25.1 (1991),p.96.
28Judith Flanders,Inside the Victorian Home,p.32.
29详见劳伦斯·詹姆斯《中产阶级史》,第153页。
30See R.J.Morris,Men,Women and Property in England,pp.278-317.
31李宝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婚姻家庭生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1页。
32典型的中产阶级的房子一般是老式的红砖房子,上面爬满了玫瑰,房子周围还有一个果菜园,种有高级的水果(see John Tosh,A Man's Place,p.15)。
33Helen Long,Victorian Houses and Their Details,Oxford:Architectural Press,2002,p.42.
34详见弗兰克·翰德乐《陶瓷材料挤出成型技术》,张文法、湛轩业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35See Samuel Smiles,Self-Help:With Illustration of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pp.1-26.
36See Sara Thornton,“The Burning of Miss Havisham:Dickens,Fire and the ‘Fire-Baptism’”,in Harold Bloom,ed.,Charles Dickens's Great Expectations,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10,p.94.
37See Susan Walsh,“Bodies of Capital:‘Great Expectations’ and the Climacteric Economy”,in Victorian Studies,37.1 (Autumn,1993),p.93.
38Jerome Meckier,“Great Expectations and Self-Help:Dickens Frowns on Smiles”,in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100.4 (Oct.,2001),p.543.
39See John Seed,“From ‘middling sort’ to middle class in late eighteenth-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in M.L.Bush,ed.,Social Orders and Social Classes in Europe since 1500:Studi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New York:Longman House,1992,pp.114-135.
40See Herbert Paul,“The Apotheosis of the Novel”,in Harold Bloom,ed.,Charles Dickens,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8,p.83.
41Charles Dickens,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vol.7,ed.Graham Store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249-250.
42详见李宝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婚姻家庭生活研究》,第41页。
43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第227页。
44Dandy一词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中译为“纨绔子”,意为过分注重衣着和外表的男人。
45See Ellen Moers,The Dandy,New York:The Viking Press,Inc.,1960,pp.193-228.
46See Thomas Carlyle,Sartor Resartus,eds.Kerry McSweeney and Peter Sabo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77.
47See Richard Pine,The Dandy and the Herald,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8,p.12.
48Lawrence James,Aristocrats,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9,p.95.
49See Jeremy 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31-34,pp.14-15.
50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60,p.60.
51在阿诺德看来,“美好”接近人性的完美,“光明”接近理性。
52Terry 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0,p.28.
53John Ruskin,The Stones of Venice:The Sea Stories,volume II,London:Thames & Hudson,2002,p.165.
54See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p.154.
55Qtd.in John Burnett,Plenty and Want,London:Routledge,1989,p.22.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Plenty”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6See Thora Hands,Drinking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Britai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8,p.60.
57啤酒在乔治王时代成为衡量劳工阶层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普通劳动人民平时基本上喝不到啤酒(see Plenty:17-22)。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啤酒的消费量剧增,人均每年消费167.9升,但基本上仍然是社会富裕阶层才能享受的消费品(see Peter J.Atkins,Peter Lummel and Derek J.Oddy,Food and the City in Europe since 1800,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pp.35-36,pp.81)。
58查尔斯·狄更斯《非商业旅人》,陈信宏译,台湾:卫城出版社,2012年,第72-73页。
59See John Forster,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vol.1,London:J.M.Dent & Sons Ltd.,1976,p.5.
60Thomas Carlyle,Sartor Resartus,p.126.
61See Thomas Carlyle,Past and Present,Charleston:Nabu Press,2012,pp.244-250.
62Sally Mitchell,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p.263.
63Qtd.in Bernard Schilling,The Rain of Years:Great Expectations and the World of Dickens,New York: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1,p.63.
64See Andrew Sanders,“Great Expectations”,in David Paroissien,ed.,A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p.429.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Great”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65Shani d'Cruze,“The Middling Sort in Eighteenth-Century Colchester:Independence,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ommunity Broker”,in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eds.,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p.184.
66查尔斯·狄更斯《非商业旅人》,第73页。
67有学者认为,狄更斯在小说中所植入的这个故事,灵感来源于威廉姆·霍加斯(William Hogarth)的版画《勤奋和懒惰》,其中,懒惰的学徒汤姆·艾德勒(Tom Idle)的原型即是乔治·巴恩威尔(see Eiichi Hara,“Stories Present and Absent in Great Expectations”,in ELH,53.3[Autumn,1986],pp.598-614)。
68See Peter Mathia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p.186-187.
69See H.M.Boot,“Real Incomes of the British Middle Class,1760-1850:The Experience of Clerks at the East India Company”,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52.4 (1999),p.653.
70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72-373页。
71琳达·科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周玉鹏、刘耀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2页。
72See Michael Shelden,“Dickens,‘The Chimes,’ and the Anti-Corn Law League”,in Victorian Studies,25.3 (Spring,1982),p.330.
73See Philip Collins,“Dickens and Industrialism”,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20.4 (Autumn,1980),p.662.
741830年颁布的《啤酒法》允许任何人在支付两畿尼消费税的情况下出售啤酒,杂货店、乡村小屋很快都变成了啤酒屋(see Plenty:96)。
75See Brian Harrison,Drink and the Victorians:The Temperance Question in England,1815-1872,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p.82.
76尽管其时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港口封锁已结束,但粮食价格依然居高不下。本来战前英国国内粮食平均价格只有每夸脱44先令,但由于《谷物法》规定的粮食出口补贴和进口禁令,战后谷物价格波动剧烈,经常在每夸脱52—74先令之间波动(see Cheryl Schonhardt-Bailey,From the Corn Laws to Free Trade,London:The MIT Press,2006,p.9)。
77一般对于精酿啤酒来说,粗略估计1夸脱大麦可以生产5夸脱啤酒,当时大麦价格大约为62先令/夸脱,按照销售价格推算的啤酒成本为14-42先令/夸脱,除掉人工费用、机器费用和销售费用,利润非常低(see John Gordon,“Female Figures in Great Expectations:In Praise of Mrs.Joe”,in Dickens Quarterly,34.3 [September,2017],p.249)。
78Grahame Smith,“Suppressing Narratives:Childhood and Empire in 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 and Great Expectations”,in Wendy S.Jacobson,ed.,Dickens and the Children of Empire,New York: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50.
79See John R.Reed,“Laws,the Legal World,and Politics”,in Patrick Brantlinger and William B.Thesing,eds.,A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p.156.
80小说中,皮普想到彭波契克“店堂中许许多多的小抽屉中有各式各样的牛皮纸包,里面都是些花或根茎之类的种子”(《远》:56),而这些种子“有那么一天,从这纸做的监狱中破门而出、开花结果”(《远》:56)。在这里,皮普的慨叹充满了“复杂性和感伤”,因为“狄更斯意识到中产阶级追求更好生活的合理抱负不可避免地在阶级的束缚中变得复杂起来”(Gentleman:11)。从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的角度来说,抽屉和纸包构成了对种子的约束,只有在粮食自由流通的时候,这些种子才能“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皮普也是这样一枚“种子”,粮食种子的桎梏也象征着个人身份“种子”的桎梏。
81See Mark Osteen,“The Great Expectations of Stephen Dedalus”,in James Joyce Quarterly,41.1/2 (Fall,2003 -Winter,2004),p.169.
82Jay Clayton,“Great Expectations as a Foreshadowing of Postmodernism”,in Harold Bloom,ed.,Charles Dickens's Great Expectations,London: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5,pp.99-100.
83See 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London: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1994,pp.xv-xvi.
84Grace Moor,Dickens and Empire,New York:Routledge,2016,p.18.
85Grace Moor,Dickens and Empire,p.18.
86See Grace Moor,Dickens and Empire,p.177.
87马格维奇被抓走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皮普去村里的“三个快乐船夫酒家”找乔,偶遇一个化妆的陌生人。皮普发现他搅拌朗姆酒的工具正是之前他给马格维奇的那把锉刀,于是知道他就是马格维奇,而马格维奇也从乔的口中得知眼前的孩子就是皮普,他给了皮普一先令:“记住!这是你自己的。”(《远》:83)由此可以看到,马格维奇能够再次从监狱船逃出(虽然最终他又被抓回送到澳洲服刑),是由于锉刀再次发挥了“作用”。
88Peter L.Hays,“What the Dickens?‘Great Expectations’ and ‘The Great Gatsby’”,in The F.Scott Fitzgerald Review,3.1 (2004),p.136.
89See Stewart Justman,“Great Expectations:‘Absolute Equality’”,in Harold Bloom,ed.,Charles Dickens's Great Expectations,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10,pp.139-140.
90Barbara Hardy,The Moral Art of Dickens,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0,p.xi.
91See Sally Mitchelle,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p.261.
92详见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396-414页。
93See Matthew Arnold,The Popular Education of France,London:Longman,Green,Longman and Roberts,1861,pp.76-77.
94Terry Eagleton,English Novel:An Introduction,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p.109-110.
95Gail Turley Houston,“‘Pip’ and ‘Property’: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elf”,in Harold Bloom,ed.,Charles Dickens's Great Expectations,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10,p.21.
96Mark Osteen,“The Great Expectations of Stephen Dedalus”,in James Joyce Quarterly,41.1(Fall,2003-Winter,2004),p.171.
97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p.28.
98Pam Morris,Dickens's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1,pp.108-109.
99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p.xvi.
100严格意义上说,从狄更斯的手稿可以窥见小说的另外两个结尾,一个是皮普和艾斯黛拉结婚,这个结尾遭到福斯特的反对,另一个结尾是皮普和艾斯黛拉见面后又分开(see Stanley Friedman,Dickens's Fiction:Tapestries of Conscience,New York:AMS Press,2003,pp.115-116)。
101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p.102.
102(1)英国历史上一共颁布了三次《改革法案》。第一次《改革法案》颁布的时间为1832年，接下来在1867年和1884年分别颁布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法案，进一步扩大了公民的选举权。
103(2)E. M.福斯特《福斯特散文选》，李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页。
104(1)Qtd. in Hock Guan Tjoa,George Henry Lewes:A Victorian Min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 81.
105(2)George Levine，“Dickens and Darwin”,in Harold Bloom,ed.,The Victorian Novel,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4,p. 350.
106(3)James Hannay，“From His Course of English Literature”,in Phillip Collins,ed.,Charles Dickens,Taylor&Francis eLibrary,2005,p. 487.
107(4)狄更斯意识到，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中产阶级面对的不仅是身份定位的难题，更要解决与传统的上层阶级的政治、道德和审美话语之间的冲突(see Michael Kimmel and Amy Aronson,Men and Masculinities,London:Routledge,2004,p. 219)。
108(5)See Michael Kimmel and Amy Aronson,Men and Masculinities,pp. 218-219.
109(6)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110(7)详见龚静《〈远大前程〉对〈简·爱〉的借鉴与反冲及其对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男性气质的建构》，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65-75页。
111(1)See Shani d'Cruze，“The Middling Sort in Eighteenth-Century Colchester:Independence,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ommunity Broker”,in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eds.,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4,p. 196.
112(2)胡玲《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56页。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近》”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3(3)See David Spring，“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7 . 1(1964),p. 146.
114(4)See John Tosh,A Man's Place,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 15-16.
115(5)Charles Dickens,Great Expectations,London:Everymans Library,1992,p. 76.
116(6)T. B. Tomlinson,The English Middle-Class Novel,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6,p. 52.
117(7)Philip Collins，“Dickens and Industrialism”,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20. 4(1980),p. 657.
118(1)小说末尾，艾斯黛拉准备“重建房子”，皮普说到要和艾斯黛拉“永远一起”，暗示了他们要在废墟上重建豪宅。
119(2)Christopher Brooks，“Apprenticeship,Social Mobility and the Middling Sort,1550-1800”,in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eds.,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p. 73.
120(3)详见劳伦斯·詹姆斯《中产阶级史》，李春玲、杨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153页。
121(4)详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收入包亚明等编选《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122(5)学者彼特·厄尔专门撰文论述伦敦的“中间阶层”，并进一步区分了middle class和middling sort(see Peter Earle,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Los Angeles:Methuen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 3.后文出自同一着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着名称简称“Making”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see also Peter Earle，“The Middling Sort in London”,in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eds.,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pp. 141-158)。
123(6)See 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