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作者的服饰叙事伦理：谁是《远大前程》中的绅士？

　　关于远大前程的论文第六篇：隐含作者的服饰叙事伦理：谁是《远大前程》中的绅士？

　　摘要：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通过绅士形象的探讨，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观进行了批判。自幼在乡村长大、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孤儿皮普坦然接受来源不明的巨额遗产赐赠，着力通过装束的变换打造自己的绅士形象。暗中资助皮普的囚犯米格韦契与另一囚犯康佩生衣着迥异。一位衣冠楚楚实则内心险恶，诡计多端；一位衣衫褴褛却不乏慷慨正义，但却在意气用事地与恶势力斗争中不断沉沦。究竟谁是绅士？文中没有明确答案。本文通过探究隐含作者的服饰叙事伦理，发现绅士是众多人物形象的合成，文中着墨甚多的绅士描写反映了作者对当时英国物质主义至上，社会道德滑坡的不良风气的深刻忧思，以及对真正绅士美德回归的呼吁。

　　关键词：《远大前程》; 隐含作者; 服饰叙事; 伦理道德; 绅士;

　　The Implied Author's Narrative Ethics on Dressing: Who Are the Gentlemen in Great Expectations?

　　WU Dongjing

　　0.引言

　　“绅士”一词常常让人联想到英国绅士，足见其已然成为概括英国国民性最具代表性的词汇。从诺曼征服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绅士概念逐渐演变，代表绅士的元素由纹章和血统扩展到态度、举止和礼仪。克里斯汀·博贝里希（Christine Berberich）指出，19世纪以来，绅士由拥有纹章或祖辈是自由民的阶层扩大到了自耕农以上阶层，后来范围进一步扩大，普通商人以上的人群，只要具备一定的优雅和才智均可称为绅士（2007:10）。

　　评判“绅士”的标准在19世纪为何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为何对成为“绅士”趋之若鹜？对“绅士”着墨甚多的《远大前程》对这种社会现象作了文学上的回应与思考。评判绅士的标准是什么？狄更斯通过巧妙的叙事手法，特别是隐含作者的服饰叙事伦理，表达了对当时英国物质主义至上、社会道德滑坡的不良风气的深刻忧思，以及对真正绅士美德回归的呼吁。

　　1. 维多利亚时代为何对成为“绅士”趋之若鹜？

　　维多利亚时代为何对成为“绅士”趋之若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社会结构嬗变、英国人固有的贵族情结、没落贵族实行的文化霸权策略以及文化精英为改造国民性所做的努力是几个主要原因。

　　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和发展让评判绅士的标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于14、15世纪的欧洲，经数世纪的发展而日渐成熟。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掌握社会资本的非贵族或者说社会底层人士，地位上升，自然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1640年到168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19世纪取得长足发展的工业革命更是让资产阶级的地位不断上升。政治经济地位改变了的资产阶级势必会追求文化品位的提升，成为一名贵族般的绅士就成了资产阶级追求自身形象改善的目标。由血统门第决定的绅士标准发生了改变。

　　英国人固有的贵族情结也是一个原因。英国是一个崇尚贵族文化的国度，“对贵族及其生活方式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的”（钱乘旦，许洁明2012:270）。英国贵族文化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历史悠久。贵族一部分来自世袭，另一部分则来自统治阶级的封赏，或是在战争中立功的武士。贵族阶层注重血统和门第，等级森严。尽管社会结构嬗变，贵族阶级日趋没落，但其文化风尚在英国社会中一直占据主流。“文化方面贵族的影响也十分大，英国社会有一种向上看的风气，下层模仿中层，中层追随上层，贵族的价值起表率作用，而维多利亚女王就是这种表率的典范”（同上）。获得经济地位的中产阶级往往发现自己在精神上处于劣势。这或许是一种对文化资本的向往，向贵族阶层靠拢，与下层人士进行区隔。

　　没落贵族的文化霸权策略不可忽视。世袭的贵族在乡村拥有地产庄园，不事生产劳作，往往接受古典主义教育，外在做派上着装考究，举止高雅。工业革命使贵族阶级的式微已成必然之势，但他们在文化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仍占据着文化上的霸权地位。他们也有意突出自身在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占领精神高地，对中产阶级形成一种精神压迫。中产阶级通过努力，拥有了贵族的物质条件，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后，在贵族文化的感召下，也往往急于通过做绅士来洗掉身上的铜臭味和粗俗之气。

　　文化精英的努力功不可没。随着贵族阶层的没落和中产阶级的兴起，英国的社会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传统农业社会“贵族—农民”的封闭式结构被打破，变成了“土地贵族—中产阶级—广大劳工阶层”的开放性结构。阶层之间不再壁垒森严，各阶层的流动性增加，阶层之间的相互转换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合理谋利”思想，清教徒信奉的勤勉奋斗信条，以及边沁（Jeremy Bentham）所倡导的“功利主义”原则，无形中加剧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就表示了对人们追求金钱、社会道德滑坡现象的担忧，积极通过词语的正本清源来进行道德重构。1

　　《远大前程》1860-1861年在报上连载，彼时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正午，国内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多数人都沉溺于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之中。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就曾无不得意地炫耀：“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转引自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2007:225）。敏锐的狄更斯却对缺乏坚实道德根基的社会充满忧虑，担心这样的繁华不能持久。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文化批评家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萨克雷的《名利场》（Vanity Fair）和《势利者脸谱》（The Book of Snobs）、艾略特的《亚当·比德》（Adam Bede）和《罗慕拉》（Romola）、盖斯凯尔夫人的《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卡莱尔的《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和《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罗斯金的《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时与潮》（Time and Tide）等作品就对当时道德滑坡和阶级冲突等社会问题有所揭露和批判。

　　上述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使得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成为绅士趋之若鹜。在当时所有的批评话语中，“绅士”自然成了一个核心词汇。狄更斯通过小说，积极参与绅士的形塑和文化构建，《远大前程》就是他集中探讨绅士形象的代表性作品。

　　2.《远大前程》中的绅士形象塑造

　　《远大前程》中的绅士形象塑造主要集中于皮普的绅士形象建构以及两位囚犯之间的较量上。皮普的着装意识与绅士形象建构贯穿故事始终；囚犯康佩生与米格韦契的不对等待遇归因于外在着装的巨大差别，两人的殊死较量也是通过外在着装加以表征。

　　2.1 皮普的着装意识

　　皮普的父母早逝，出身卑微，由住在乡下的姐姐抚养长大。与暴戾乖张的姐姐迥异，姐夫是位勤劳本分的铁匠，待人仁慈宽厚，对皮普尤其呵护关爱。这样的成长背景显然与成为绅士风马牛不相及。偏偏，皮普被选中到镇上为贵妇人郝维香小姐服务。与皮普年纪相仿的郝维香的养女艾丝黛拉从小被当作淑女培养，美丽非凡，对皮普傲慢无礼。郝维香小姐家的所见所闻大大开阔了皮普的眼界，艾丝黛拉的傲慢让皮普意识到自己地位卑微，干的是低三下四的粗活。“我的靴子笨重；我染上了无耻的恶习，把‘克纳弗’叫作‘杰克’；我比自己昨晚认为的还要愚昧无知得多；概括地说，我过的是一种下层社会的糟糕生活”（Dickens 2005:983；以下此书引文仅标注页码）。皮普自惭形秽，在着装时尚优雅但强势无礼的艾丝黛拉面前感到痛苦不堪，渐渐不能忍受自己的身份处境，时常盼望着改变命运。

　　由此可见，初次接触上流社会人士，皮普思想上产生了巨大震动，有了强烈的着装意识。但是以他现在的条件，思想上的震荡当然改变不了什么。没有世袭的纹章，血统上与贵族无缘；相依为命的姐夫姐姐只是乡下的普通老百姓，自然也与当时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相去甚远。中产阶级通过经济地位的提升和接受教育，外兼内敛，有机会跻身绅士行列。对皮普来说，改变命运的唯一契机似乎只有幻想天上掉馅饼，而他偏偏遇到了这样的美事。和往常一样到三船仙酒家听神职人员伍甫赛先生读报的皮普撞了大运，一位陌生绅士前来相告：“他具有远大的前程”（1039）。财产还未到手，皮普心理上已迅速与乡亲们拉开了距离，尤其对朝夕相处、与自己感情深厚的乔刻意拉开了距离。他对乔的评论让毕蒂大为惊讶：“他在某些事情上很落后。毕蒂，比如他在读书学问和礼貌规矩方面就很欠缺”（1048）。

　　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人们注重打造自己的外在形象，追求绅士的派头和着装品味。委托人让皮普立刻离开乡村，到城里接受上等人的教育。当务之急就是贾格斯律师所说的“你应该先做几件新衣服，当然不是做工作服”（1042）。皮普在裁缝店做了衣服，穿上最讲究的服装去镇上还不够，“做一套时尚的套装穿了”去伦敦见监护人（1049）。布料的选择也颇有讲究，选了“一种轻巧的适合夏季穿的布料，这种布料在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中非常流行”（1050）。到了伦敦后的皮普虚荣心不断膨胀，铺张浪费，越发变得虚伪势利。住处的装饰必须得豪华气派，实不实用等方面则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为了配得上自己的“绅士”身份，还得有气派的马车，并雇了一个奴仆。体现绅士地位的奴仆着装当然也不能马虎：蓝外套，鲜黄色背心，白色领结，奶油色马裤和高筒靴。从乡下来看望他的乔被他当作另类，他处处看不顺眼。

　　在监护人贾格斯律师的安排下，皮普在赫尔伯特先生处接受教育。皮普终究没有接受多少绅士文化的训练，在伦敦的花花世界里变得游手好闲，不切实际。精心打造自己的外表，“饱受着装的折磨”（Bloom2005:90），绞尽脑汁思考的也是如何看起来像个绅士。他只注重“绅士外在仪态的高雅做派，并没有真正躬行绅士的内在品格”（陈礼珍，李思兰2015:151）。坦然接受不明人士的巨额赐赠并心安理得地大肆挥霍，那个淳朴善良的皮普不见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严重扭曲。周围人对皮普身份变换后的趋炎附势之态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对金钱的迷恋。粮商潘波趣先生、裁缝店店主、小酒馆的客人等对待皮普由以前的怠慢无礼转眼间变为钦佩仰慕，甚至奴颜媚骨。皮普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人对绅士观念的理解。狄更斯揭露的是整个社会崇拜金钱的丑恶嘴脸。

　　2.2 两囚犯间的服饰较量

　　《远大前程》中还贯穿着囚犯康佩生与米格韦契间的较量，服饰是他们较量的载体。故事的第三部分，即皮普奔赴远大前程的最后阶段，谜底揭晓，倾其所有要打造皮普为绅士的神秘恩主不是郝薇香小姐，而是囚犯米格韦契。狄更斯通过两囚犯间的较量，对当时社会盛行的将外表着装与人的道德品行等同的肤浅识人法进行了强有力的嘲讽。

　　补锅匠的儿子米格韦契自小被父亲抛弃，在不断进出班房中长大。一次赛马场上与康佩生的相遇让他彻底沦为其工具。若不幸被警局逮捕，康佩生总能推脱罪责或让自己从轻发落。米格韦契则成了替罪羊，并在意气用事地与康佩生的较量中不断沉沦。当然，每次较量都以米格韦契的失败而告终。他的境况就如同他后来告诉皮普的一样：“他给我编织了一张巨网，罩着我，我就像这张网下面的一个黑奴，任他指手划脚，终生放债，任他耍横，我只有卖命为他干活，随时可能丧命”（1203）。针对米格韦契的罪恶和堕落，阿利斯泰尔·罗宾逊（Alistair Robinson）通过探究其流浪汉背景和社会边缘地位，认为米格韦契的暴力行为更加突显了文明社会的残酷一面（Robinson 2017:450-464）。

　　两人境遇的极大反差与着装有紧密联系。初次见面的康佩生一身标准的绅士装扮，“他身上揣着个表，挂着根表链，别着块胸针，手上戴着颗戒指，还穿着一身漂亮刺眼的衣服”（1201）。最后，两人都犯了“盗窃货币投入市场”的重罪，各自找律师辩护。法庭上受审时，两人的服饰对比明显。如米格韦契所说，“当我们被押往码头时，我首先就注意到康佩生看起来多么像个上等人啊，卷卷的头发，黑色的衣服，雪白的手帕，而我呢？看起来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卑鄙小人”（1204）。康佩生的律师也说：“法官大人，诸位先生，现在并排站在各位面前的这两个人，你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ibid.）。两人的谈吐也大相径庭，米格韦契直言直语，实话实说。而“康佩生讲起话来，动不动就低下脑袋，用白手帕蒙着脸———哎呀！话里头还夹杂一些诗句……”（ibid.）。布鲁姆明确指出外在形象是导致两人审判结果迥然相异的主要原因：“在审判中，康佩生利用自己的长相和举止将罪责归咎于米格韦契，引发了两人之间永久的仇恨”（Bloom 2005:90）。最后的审判结果，康佩生被判了七年，米格韦契被判了十四年。显然，绅士扮相与流浪汉装束是法院判定两人罪行的主要依据。

　　康佩生还是新婚之日抛弃郝薇香小姐的伪绅士，伙同郝薇香的弟弟将其财产一卷而空。郝薇香的弟弟名为亚瑟（Arthur），与英国中世纪传奇故事中的亚瑟王同名。着名的亚瑟王俊美的容貌、优雅的举止、高尚的品行已深入人心。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广为人知，他们崇尚骑士精神，强调忠诚、勇敢、责任、慷慨，对女性忠心。绅士精神就由此转化而来。风度翩翩、口才俱佳的康佩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和郝薇香的弟弟亚瑟正好形成绅士的反衬，他们绅士装束的外表下是丑陋的灵魂。耐人寻味的是，米格韦契的教名是亚伯（Abel），《圣经》中的亚伯虔诚善良，宽厚大方，是信徒们的榜样，却被伪善阴险的哥哥该隐所杀害。

　　最后，被发配海外的米格韦契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富甲一方，终于摆脱了康佩生的魔爪，苦尽甘来。本可以后半生享受荣华富贵，他却选择全情打造皮普为绅士，并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回国，想看看在他的培育下，皮普是否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绅士。米格韦契花重金打造皮普，缘于皮普小时候帮助过他。这也体现了米格韦契懂感恩、念旧情、重情义的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着装上的巨大反差让他在法庭上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判决，也吃尽了康佩生的苦头，“因而促使米格韦契进行报复并意欲亲自打造一个绅士”（Davis 2007:139），更准确地说，是与邪恶势力和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抗衡。

　　3. 隐含作者的服饰叙事伦理：谁是绅士？

　　《远大前程》中着墨甚多的绅士描写并没有明确指出判断绅士的标准是什么。谁能称得上绅士？探究“隐含作者”的绅士观，或许是推断谁是真正绅士的有效途径。

　　3.1《远大前程》中隐含作者的“绅士观”

　　“隐含作者”（impliedauthor）是布思（Wayne C.Booth）于1961年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布思强调，“当他写作时，他并不只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人化的‘普通人’，而是作者‘他自己’的一个隐含的变体，这个隐含的作者变体有别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隐含作者。……作者会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呈现不同的面貌”（Booth1983:70-71）。这一概念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后继的研究者们不断进行解释和阐发，诸多理解也引发了一些混乱，相关争议持续不断。针对学界对该词莫衷一是的解读状况，申丹通过细读布思文本，结合相关理论和社会背景，做出了相对而言最为清晰明了的阐释。她认为，“这一概念既涉及作者的编码又涉及读者的解码”（申丹，王丽亚2010:70）。“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和方式来‘写作的正式作者’；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申丹2009:37）。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隐含作者”的实质，她用了一个简化清晰的叙事交流图让这一概念更为直观形象：

　　作者（编码）—文本（产品）—读者（解码）

　　并对查特曼的叙事交流图进行了修正，改成如下的图式（见下图）。

　　修改过后的图式去掉了方框，明确表示了隐含

　　作者不仅仅在文本之内，而是具有编码与解码的双重性质。“从编码来说，隐含作者是文本的创造者，因此处于文本之外；但从解码来说，隐含作者是作品隐含的作者形象，因此又处于文本之内”（申丹，王丽亚2010:75）。

　　那么如何判断隐含作者所持的价值立场呢？“他是‘自己选择的总和’：隐含作者自己做出了所有的文本选择”（申丹2019:19），读者以文本为依托，从文本中推导出隐含作者的形象。

　　《远大前程》以皮普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故事的主人公皮普充当叙述者，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交替叙述故事。代表过去的经验自我的眼光与代表现在的叙述自我的眼光互相交错，“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申丹2004:238）。两种视角的交互作用体现了皮普在成年和少年时代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和体验，让读者与皮普一道“看”事态发展，感受经验自我的皮普的幼稚想法，最终不断认同作为叙述自我的成年皮普的观点，形成相应的价值判断。

　　谁“说”在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和与人物保持距离远近方面有重要作用。文本中有关绅士的形象和看法主要是通过叙述者的讲述、人物皮普的心理活动、铁匠乔和囚犯米格韦契等人的谈话构建的。他们与读者的交流频繁，距离较近，易于赢得读者的同情。而囚犯康佩生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是文本中距离读者最远的人物。

　　故事中许多人物可看作是皮普心灵成长，进行正误判断的镜像式人物，如姐夫乔、好友毕蒂和赫伯尔特及其父亲。在这些镜式人物美德的影响下，皮普不断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心智逐渐成熟起来。

　　“若要了解这一作品的‘隐含作者’为何会做出那样的文本选择，就需要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语境”（申丹2019:22）。狄更斯的祖父是贵族家庭的一名听差，与一位贵族夫人的女仆结婚后，成了贵族家庭的总管。在贵族的帮助下，他的父亲成了海军军需处的一名职员。“由于耳濡目染贵族家的绅士生活，他一心想把自己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向绅士看齐，平时讲究服饰，尚慕虚荣，爱好交际，经常在家里举办家庭酒会”（牟雷2012:3）。他因花费无度常常让家庭陷入困境，甚至因为负债而全家入狱。年幼的狄更斯受生活所迫曾一度做童工补贴家用。有学者认为狄更斯的父亲就是《远大前程》中米考伯先生的原型。狄更斯的父亲显然只模仿到了绅士的外在做派，没有具备绅士崇尚的理念与内在品质。

　　父亲这种华而不实的作风给狄更斯和家人带来了伤害，并影响了他对何为一名绅士的理解。成年后的狄更斯继承了父亲乐观爽朗、喜欢结交朋友的性格，也继承了父亲注重外表装扮的做派。1851年3月1日，在“在款待W.C.麦克里迪的宴会上的演讲”中，科尔曼注意到狄更斯“神采奕奕……他的讲演与他的服饰一样绚丽……他那天穿了一件蓝色燕尾服，是丝绸面料的，铜质纽扣熠熠生辉，内套黑色缎子背心，并且配了白色缎子衣领和一件漂亮的精致衬衫。他站起来讲话时，他那长长的鬈发、炯炯的目光以及温文尔雅的气度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萨克雷不动声色地附议道：‘是啊，这家伙就像蝴蝶一样俊俏，尤其是衬衣前面’”（狄更斯2016:110）。

　　但是他与父亲最大的不同是：狄更斯意志坚定，极度自律，靠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英国当时首屈一指的大作家。他脚踏实地、严于律己的性格特征与绅士崇尚的美德一脉相承。狄更斯对着装有自己的审美理念，然而，相对于赏心悦目的服装，他更看重着衣人的内在品质。除了在作品中对此数度进行强调，在演讲中他也多次提到服饰与德行的关系。在1841年爱丁堡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狄更斯谈到，“德行往往可以在遭世人冷落的地方找到；它与清贫的生活并行不悖，甚至常常与衣衫褴褛的人为伍”（同上：4）。1863年，在“在皇家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中他曾强调：“哪怕是在最穷困的乡村剧院，我也从未见过比在下议院发布来自上议院的消息时更糟糕的化装了；……我认识一位每周只挣二十五先令的大臣，它尽管衣衫褴褛，可是他的模样要比那位年薪一万五千镑的真大臣不知好出多少倍”（同上：297）。

　　维多利亚时代，评判绅士的标准尽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时常有不要被伪装的外表所迷惑的呼吁之声，但在服饰制作方式的改变、服饰价格的大幅下调、城市化进程加剧、功利主义盛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当时人们还是普遍通过一个人的穿着判断其道德品质。狄更斯显然更为冷静和清醒，对这种缺乏理性的服饰识人方法进行了批判。

　　3.2“不可靠叙述”与隐含作者的绅士观

　　“不可靠叙述”也是判断隐含作者价值立场的一个有效方法。除了前面提到的“隐含作者”概念，布思在《小说修辞学》里也提出了“不可靠叙述”的概念。布思认为，叙述者的叙述可不可靠，关键在于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是不是保持一致。2从“距离”入手，布思对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人物、叙述者与读者的标准、隐含作者与读者、隐含作者与其他人物的距离进行了探讨，由于没有更合适的术语，他表示，“我将依照作品的标准（就是说，隐含作者的标准），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者与作者标准的距离远近和方向的不同有显着差异”（Booth1983:158-159）。具体而言，布思关注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与故事事实有关，主要指叙述者在叙述事件时前后矛盾或与事实不符。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指在作价值判断时出现偏误的情况。

　　叙事学界一直对“不可靠叙述”的概念热情有加。费伦对此有所创新，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将布思的“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两大轴发展成了三大轴，还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以及“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Phelan 2005:49-53）。与布思和费伦为代表的修辞性研究方法不同，认知（建构）方法的代表人物塔玛·雅克比（Tamar Yacobi）和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nning）聚焦于读者阐释，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考虑不可靠性（申丹，王丽亚2010:82-86）。西方叙事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性研究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孰优孰劣产生了许多争论。申丹对此进行了厘清并认为“两种方法各有其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3（申丹2009:58），两者对“不可靠叙述”的界定互相冲突，不能互相取代。

　　若以费伦的三大轴进行判断，“事实/事件轴”和“知识/感知轴”上，幼年皮普或进行了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或进行了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比如他一直认为郝薇香小姐是改变自己命运的神秘资助人，认为伦敦尽善尽美等。皮普心里想着“仿佛她就是那位美丽的教母，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1054），“我认为他完全清楚郝薇香小姐是我的恩主，正如我自己了解的事实一样”（1029）。认定自己的大宗财产来自郝薇香小姐，皮普显然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但是随着叙事的进程，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的观点不时交叉，成年皮普的叙述不断对幼年皮普的报道和看法进行纠偏，报道和解读越来越趋向于正确和充分。在“价值/判断轴”上，幼年皮普第一次遇到傲慢无礼、以貌取人的艾斯黛拉时，就做出了错误的伦理判断，认同艾斯黛拉以貌取人的观点，对自己和乔的着装深感自卑和不安。当皮普以外貌和着装作为评判人是否有教养的标准时，长久以来乔对他的关爱和照顾，乔善良慷慨等优秀品质都被他一一否定了，他不禁埋怨起来，“真希望乔当年受到的教养高雅一些，那么我也会有这样的教养了”（1054）。

　　文中关于绅士的看法有两种相反的判断。幼年皮普和大部分乡村居民以经济地位和外在形象为判定绅士的基本依据，是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摇身一变成为富豪的皮普潜意识中认为首要任务是进行外表包装，需要尽快配备绅士的装束。他的监护人、来自伦敦的贾格斯律师和小镇上的裁缝等人亦如此建议。平步青云的皮普受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对待，整个小镇的人对他喜笑颜开，奉承巴结。他不禁感叹“我这才第一次明显地体会到了金钱的巨大威力”（同上），这些善于逢迎的人当中，潘波趣最为突出。他刻薄寡情，常以用各种方法折磨幼年皮普为乐事。但面对一夜暴富的皮普，他立刻转变了态度，竭力讨好，奴性十足。“潘波趣先生把他自己的房间让出来专门给我换装，还刻意为这件大事准备了好些毛巾”（同上）。皮普前往伦敦的路上，“在行程中潘波趣老是卑躬屈膝地献殷勤，让我不胜其烦。他跟在我后面，注意力高度集中，自始至终替我整理飘扬的帽带，替我把斗篷弄平整”（同上）。

　　另一方以乔、成年皮普、米格韦契、赫尔伯特的父亲为代表，他们看重绅士的内在品质，突出绅士的美德和良好的行为操守，对绅士的判断与隐含作者的观点趋于一致，是可靠叙述。乔是书中最完美的人物，他对何为绅士进行了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诠释。对于皮普的执迷不悟，好脾气的乔奉劝道：“要是你不能通过走直路正路变得不平凡，你绝对不要为了不平凡而去走歪道斜道……活要活得规规矩矩，死要死得快快乐乐”（988）。文中多次出现乔对皮普类似的劝告。此外，与少年皮普的不可靠叙述形成对照，不断经受各种磨炼的皮普渐渐成年，成了一名“可靠的叙述者”，即“依据隐含作者的准则行事的叙述者”（普林斯2011:192）。成年皮普的可靠叙述不断对幼年皮普的不可靠叙述进行批评、嘲讽和纠正，与乔的观点互相呼应。例如：“我当时违背自己的意愿，还算热情地干活，并不是因为我对勤劳的美德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而是因为乔对勤劳的美德有一种强烈的感觉”（1015）。“哦，亲爱的好乔，当初我执意离开你，对你如此忘恩负义，……哦，我亲爱的、好心的、忠诚的、和善的乔呀”（1042），“我对待乔的行为长期使我心神不安”（1144）。这些可靠叙述在情感和伦理判断上易于引起读者的共鸣。

　　隐含作者涉及作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既在文本内部又在文本之外。无论从作者的编码还是读者的解码而言，隐含作者重内在品性、轻外在装扮的观念都贯穿故事始终。自此，通过书中人物的对比，对于谁是绅士，隐含作者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真正的绅士是内在的光芒造就的。文中众多人物如皮普、乔、米格韦契、赫尔伯特父子等人的良好品行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绅士形象，而经过精心包装、具有绅士外表、内心虚荣势利的皮普则称不上绅士。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面对世事有不断成熟的价值判断，本性善良，乐于助人，宽容大气，善于反省，知错能改，洗净铅华，在沉浮中不断成长，在大彻大悟中回归平淡，最后抛掉幻想，靠诚实劳动自食其力的皮普才是真正的绅士。

　　皮普的本性善良还通过郝薇香小姐的行为凸显出来。对社会心怀怨恨、发誓报复男性的郝薇香小姐，面对皮普始终如一的善良和包容，最后良心发现，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她不再铁石心肠，而是诚恳地对皮普忏悔：“我觉得你简直就是一面镜子，向我展示了我当年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干的是什么！我怎么做出这种事来！我怎么做出这种事来”（1243)!

　　真正的绅士应像铁匠乔一样具有宽广的胸怀，仁慈厚道，对家人和朋友深情厚谊，不受环境和外人所左右，不贪慕虚荣，脚踏实地，靠诚实劳动，本本分分赚钱。事实上，乔是书中刻画的众多男性中最完美的人物，他具有始终如一的好品德。皮普第一次去郝薇香小姐家做事，回家后，反感姐姐和潘波趣舅舅的盘问，对他们撒了谎。面对真诚善良的乔，皮普良心难安，将撒谎的事实告诉了他。乔好心劝导并叮嘱皮普“要想做绅士，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诚实做人”（Bloom 2005:22）。

　　真正的绅士应像米格韦契一样，即使身处社会底层和遭遇不公正对待，却始终不失道德底线，慷慨正直、正义勇敢、乐观坚强，懂得感恩，知恩图报。米格韦契倾力打造皮普成为一名真正的绅士的举止意义深远。深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康佩生的折磨和迫害，并对整个社会通过服饰判断人的标准深感失望，米格韦契寄希望于皮普，通过自己辛苦赚取的财富尽全力打造皮普成为一位内外兼修的真正绅士，甚至冒被绞死的危险回国，目的是验证自己的努力有没有奏效。米格韦契没有失望，在不断磨炼中皮普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绅士：衣着考究，谈吐文雅，尤其重要的是他善良大方，在危机面前勇于担当，对米格韦契有情有义。“皮普最终明白，成为一名绅士的决定因素是内涵而不是财富的外在表现”。（Berberich 2007:35)

　　真正的绅士应如赫尔伯特一样对未来充满梦想并积极行动，对朋友和家人充满关爱，对人生有明确规划，历尽艰辛却不失乐观，最终靠诚实工作实现梦想。绅士还应像赫伯尔特的父亲一样，秉承一贯的美德观念，不受周围环境影响，不见利忘义，不虚荣浮华，对家人宽容慈爱，对工作兢兢业业，遭遇多大的困难也能保持气节和内心安宁，通过诚实劳动养家糊口。皮普曾对郝薇香小姐说：“马修·朴凯特先生和他的儿子赫伯尔特慷慨大方、正直诚实、胸怀坦荡，他们不能忍受任何诡计多端或卑鄙下流之事，如果你不这样认为，就大大地冤枉他们了”（1211）。赫伯尔特也对皮普这样谈论他的父亲：“因为他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一个人如果在本质上不是真正的绅士，那么在行为举止上也决不可能是一名真正的绅士”（1072）。

　　与《大卫·科波菲尔》一样，《远大前程》也属于个人成长小说。若被狄更斯称为“最喜爱的孩子”的《大卫·科波菲尔》几乎是其自传的话，其创作后期的《远大前程》更凝聚了作者对人生、人性和社会的严肃思考，这样的成长经历也能给读者更多的启发和思考。小说的标题为“Great Expectations”，“expectation”一词除了“前程”之外，还有“预期”“期待”“期望值”等含义。小说译名为《远大前程》，其实还有另外的含义，“很大的预期”“高期望值”等，“强调了第一人称主人公皮普的主观欲望”（李赋宁2002:272）。小说标题就对皮普建立在来路不明财富上的幸福进行了双重讥讽：没有脚踏实地获得的幸福只是昙花一现，终究不牢靠，这样的前程谈不上远大，甚至是远大的反面。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4.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狄更斯着墨颇多的绅士描写其实是他对当时狂热追求绅士外在包装的社会现象的一种积极回应。对社会拜金严重、道德滑坡、人们追求华而不实外表的深刻忧思，并通过高超的叙事手法呼吁一种真正绅士美德的回归。狄更斯的担忧与当时许多文人对绅士的看法不谋而合。萨克雷在《名利场》中塑造的都宾上尉身材肥胖，举止笨拙，着装滑稽，“他穿的灯芯绒裤子和短外衣都太紧，一身大骨头在绷破的线缝里撑出来”（萨克雷2015:40），但是却善良热情，为人厚道，心胸宽广，乐于助人，具有绅士的诸多美德。他的另一本着作，《势利者脸谱》对讲究着装排场、华而不实的各色人等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嘲讽。盖斯凯尔夫人在《北方与南方》中，借大工厂主桑顿先生的口吻对当时的绅士现象进行批判，“我对‘像个绅士’这个词已经感到厌烦，因为人们通常用得不恰当，它的意思也经常被夸大到失真的地步”（盖斯凯尔2018:170-171）。柯林斯《白衣女人》的主角，绘画教师沃尔特·哈特莱特经济拮据，着装普通，可他对爱执着，勇敢正义，慷慨大方，是一位有谋略、有智慧、有担当的绅士。乔治·艾略特诸多文章和书评强调小说应培养世人的道德情感，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 Smiles）的《自助》一书曾辟专章讨论真正绅士具有的良好品格，“他的品德不是取决于时尚和举止，而是取决于道德价值———不是取决于个人财产，而是取决于个人素质”（Smiles 1908:467）。由此可见，狄更斯的绅士观也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人普遍持有的绅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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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les,S.1908.Self-Help[M].London:John Murray.

　　注释

　　1参见乔修峰.2017.巴别塔下--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申丹对此评判标准有所质疑，并进行了修正。一般情况下，隐含作者往往代表了正确的道德观。她认为，若隐含作者的规范与正确的道德观相背离，这样的先入为主会形成阐释障碍。若隐含作者的立场违背了正确的道德观，我们必须把衡量标准从隐含作者的立场改为社会道德规范。社会道德规范会不断变化，但普遍人性的道德观（如正直善良，尊重生命）等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若要较好地了解某一部作品隐含的特定作者的道德立场，需要打破现有的阐释定见，对作品进行“整体细读”：既全面仔细考察作品的叙事结构和遣词造句，又将内在和外在批评有机结合，对作者的创作语境充分考虑。同时还需要进行互文解读，通过对照比较来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作品。参见申丹.2009.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56-162。

　　3针对学界两种方法孰优孰劣的争论，申丹认为，两种方法涉及两种难以调和的阅读位置，两者对“不可靠叙述”的界定也互为冲突。两者都有存在的理由，相互之间具有排他性，不能互相取代。参见申丹.2009.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