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35个县级市FDI形成过程中的聚集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国际投资几乎为零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2009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 900.33 亿美元，累计使用外资金额达9426.46 亿美元。作为我国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最为优越，社会开放程度最高，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乃至世界投资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据统计，2009年长三角地区 GDP、财政收入和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17.0%、24.9%和 34.3%,同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达 47.8%.该地区迅速发展的经济与大量涌入的外资之间的联系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中小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县级市平均外商直接投资居全国首位.虽然国内对长三角地区 FDI 增长进行了大规模研究，但多集中在地区或省、（地级）市层面，对行政级别较低的县级市的研究较少。学术界普遍认为，长三角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经济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大规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外商投资通过“挤入效应”带动国内投资发展，并通过增加产品生产和销售，扩大劳动就业等途径推动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有利于改善引资条件，从而进一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这样就在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形成循环因果累积效应[1-5].而张春霞[6]、毛新雅等[7]

　　认为，与 FDI 相比，国内资本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Sun 等[8]通过对我国外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累计国内投资对累计外资投入具有“挤入效应”,然而外资的集聚会增加区域竞争压力，从而不利于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其他学者如 Liu 等[9]、Xu 等[10]则认为，经济外向性是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原因.产品进口有助于外资流入，并提高外资企业在区域产出中的份额，而外商投资的增加能促进我国向外资来源国出口额的增加.Yeung[11]和 Qiu[12]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选址涉及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不完全竞争问题以及企业战略管理中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问题，跨国公司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紧密的社会和政治联系为跨国经营提供了政治影响力和战略资源，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笔者利用 1997-2009 年的面板数据，对长三角地区 35 个县级市FDI 形成过程中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选取长三角地区 35 个县级市为研究对象，1997-2009年为研究区间。各年份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上海、江苏和浙江 3 省（市）各年份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选取经济外向性、劳动力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外资集聚度 5 个影响条件共 15 个拟选变量。由于在多长三角地区县级市外资集聚效应研究元线性回归分析中，多重共线性现象往往对分析结果造成不利影响，为减小共线性影响，借鉴 Sun 等[8]的研究方法，即首先对所拟选变量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并筛除其中相关性较大（相关系数≥0.70）的变量，选取剩余变量作为回归分析的自变量.

　　以长三角地区 35 个县级市各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因变量，以筛选后剩余的变量（共 7 个变量，包括经济外部性变 量 FOROPUT/O、DFORT, 劳 动 力 资 源 变 量 WKER、WKERP/WAGE,外资集聚度变量 TOTFDI/OPUT,经济发展水平变量 GDP 和市场规模变量 SALEP/GDPP）为自变量作回归分析（OLS），并通过其与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结果的对比分析来考察变量筛选降低自变量共线性的效果。

　　为进一步对长三角县级市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别以 TOTFDI/GDP、TOTFDI/OPUT、TOTFDI/SALE 和 TOTFDI/WKER 为因变量，对前一步回归分析的自变量（“TOTFDI/OPUT”除外）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变量筛选结果

　　由表 1 可知，各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变量筛选有效降低了变量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不利影响.对比 OLS和 PLS回归结果中的 R2和回归系数显着性可知，以所选变量为自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是可取的.
 

　　2.2 以 FDI 为因变量回归分析

    由表 1 可知，外资集聚效应对 FDI 形成的影响最大，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外向性也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而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规模变量对 FDI 的影响力较弱.

　　从回归系数可知，外资集聚度（TOTFDI/OPUT）和外资企业产值比（FOROPUT/O） 每增加 1%,FDI 分别增加 0.43和 0.22 个百分点，说明跨国公司的区位分布呈现较明显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GDP 和外贸依存度（DFORT）每增加1%,分别带动 FDI 增加 0.33 和 0.07 个百分点，说明区域产业发展基础与模式是促使跨国公司“集中”投资的重要因素：区域产业基础越强，经济开放度越高，越易吸引外资企业在该地区投资.

　　2.3 以外资集聚度为因变量回归分析

　　由表 2 可知，外资企业产值比（FOROPUT/O）对外资集聚效应影响最大，经济水平-外资集聚、产业规模-外资集聚和产品市场-外资集聚效应均受其显着影响；其次是GDP,它对经济水平-外资集聚、产品市场-外资集聚和劳动力资源-外资集聚效应影响显着；外贸依存度（DFORT）对经济水平-外资集聚和产品市场-外资集聚效应有显着影响；而居民购买力（SALEP/GDPP）则对产品市场-外资集聚效应影响显着.
 

　　2.3.1 经济水平 - 外资集聚效应（TOTFDI/GDP） 经济水平 - 外资集聚反映了区域对外综合影响力水平。由回归系数可知，GDP 每增加 1%,外资集聚度提高 0.15%,说明作为区域产业规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聚集基础的经济总量是吸引外资集聚的基本条件。此外，FOROPUT/O和 DFORT每增加 1 个单位，分别导致集聚度增加 0.48 和0.16 个单位，可知区域对外影响力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之间的信息与技术交流日益普遍，因而在外资企业选址过程中，示范作用和社会关系网络会对其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区域 外 资企 业 产 值 比 （FOROPUT/O） 和 外 贸 依 存度（DFORT）越高，在该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与其他跨国公司之间的交流就越频繁，从而极大地提升该地区对外知名度和吸引力。

　　2.3.2 产业规模 - 外资集聚效应（TOTFDI/OPUT） 由回归结果可知，FOROPUT/O 每增加 1%,外资集聚水平提高0.59 个百分点，说明其对推动（外商投资的）产业集聚作用明显.

　　外资企业在特定地区集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性，在产业基础雄厚和有大量外资企业投产的地区，往往投资环境优越，如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措施；二是该地区已形成较完善的产业分工体系，有利于市场开发.

　　区域产业基础与外资企业投资具有双向促进关系。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外资企业投资的重要条件，而外资企业进入则有助于增强该地区产业能力和跨国公司集聚机制。

　　2.3.3 产品市场 - 外资集聚效应（TOTFDI/SALE） 该回归的整体显着性最高，除劳动力市场变量外，其余 4 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达显着水平，说明该集聚效应是长三角地区县级市外资集聚效应最主要的方面。2009 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达 71%,而知识密集型产业（科研教育、信息技术服务业）仅占 0.04%.由于我国外资多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基础上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市场（GDP）或潜在市场（SALEP/GDPP）的区域选址，由表 2 可知，这 2 个变量每增加 1%,外资集聚度分别提升 0.24%和 0.17%.

　　此外，FOROPUT/O 和 DFORT 对产品市场 - 外资集聚效应也有重要影响：FOROPUT/O 和 DFORT 每增加 1%,外资集聚度分别增加 0.27 和 0.24 个百分点。这与我国整体生产模式有紧密联系.目前，“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产品由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生产；这些跨国公司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从我国购买或从国外运进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并将成品大量销往海外.外资企业大规模投资（FOROPUT/O）和产品大量出口（DFORT），有利于提高该地区工资、税收等，从而提高居民的产品购买力，并进一步吸引外资企业投资。

　　2.3.4 人力资本 - 外资集聚效应（TOTFDI/WKER） 由表2 可知，GDP 每增长 1 个单位，外资集聚度增加 0.81 个单位，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用于劳动者技能培训的投入就越多，从而提高外资吸引力。然而，区域劳动力资源（WKER 和 WKERP/WAGE）对人力资本 - 外资集聚效应的影响并不显着.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我国几乎所有的科研院校都位于地级（以上）城市，县级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和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从业人员主要为专业技术人才，而从中西部地区流入长三角的劳动力资源多为体力劳动者，技能水平不高，竞争力较弱.

　　3 结论

　　该研究采用长三角地区 35 个县级市 1997-2009 年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考察了该地区县级市 FDI 形成过程中的集聚效应.

　　结果表明，外资集聚度增加 1%,推动 FDI 形成量增长 0.43 个百分点，外资企业的区位选址呈现明显的集聚效应。

　　第一，在外资集聚效应形成过程中，外企产值比的影响作用最大，这说明在外资企业选址时，累计外商投资会通过“挤入效应”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外企产值比越高，在该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与其他跨国公司之间的信息与技术交流就越频繁，从而有助于提升该地区对外知名度和吸引力，并通过示范作用和社会关系网络对其他外资企业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区域产业水平和产业分工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方面，也是外资集聚效应形成的基础。区域产业基础与外资企业投资具有双向促进关系，前者是吸引外资企业投资的重要条件，而外资企业进入则有助于增强该地区产业能力和跨国公司集聚机制。

　　第三，区域劳动力资源对外资集聚效应并无显着影响。

　　一方面，由于科研院校大部分位于地级（以上）城市，县级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和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从业人员主要为专业技术人才，而从中西部地区流入长三角的劳动力资源多为体力劳动者，由于技能水平低，竞争力弱而对外资集聚的吸引力较弱。

　　参考文献：

　　[1] FIREB UGH G. Growth effect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invest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2（98）：105- 130.
　　[2] 魏后凯。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2（4）：19- 26.
　　[3] 博文广。 FDI、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和检验[J]. 世界经济研究，2005（9）：63- 69.
　　[4] 徐建军，汪浩瀚。 新开放条件下外资、外贸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07（8）：27- 34.
　　[5] 毛其淋。 我国长三角地区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本与外资绩效[J].科技与经济，2010（23）：23- 26.
　　[6] 张春霞。 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10- 312.
　　[7] 毛新雅，王桂新。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形成及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2006（1）：65- 71.
　　[8] SUN Q, TONG W, YU Q.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across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Finance,2002（21）：79- 113.
　　[9] LIU X,WANG C,WEI Y. Causal links between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and trade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1（12）：190- 202.
　　[10] XU B,LU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rocessing trade,andthe sophistication of China'export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425- 439.
　　[11] YEUNG H W. Local politics and foreign ventures in China'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gaporeaninvestment in China[J]. Political Geography,2000（19）：809- 840.
　　[12] QIU Y. Personal networks, institutional involvement, and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into China's interior[J]. EconomicGeography,2005（81）：261- 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