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话语下中国问题研究评析

　　[摘要]后殖民主义是在后现代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理论，自传入中国后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看，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现代性与后殖民、后殖民主义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与后殖民、现代中国启蒙话语与后殖民三大问题。虽然不少中国学者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后殖民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由于缺少文化自律与文化他律统一的辩证视角，因而其中一些观点有失偏颇。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中国问题；文化自律；文化他律
　　
　　殖民主义是一种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的文化思潮，自产生起就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影响与讨论。由于这种思潮是以东西方话题体系（即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到作为东方大国之一的中国问题，因而自产生起就注定会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研究与关注。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区分了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三个“东方主义”,并声称其主要关注点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东方主义（下文所讲“后殖民”就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即意指具有权力关系国别话语）。萨义德通过分析殖民宗主国怎样想像、虚构“东方”进而贬低东方的做法，揭示了西方权力话语在将东方他者化过程中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实际上向人们揭示了一种新型权力关系---话语权力关系。但话语权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权力，它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又存在着什么关系，是不是所有话语权力都只有贬义等等，对这些问题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都没有作出很好的回答。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是带着成就与问题一起出场的。本文不打算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只试图结合近些年来国内学者相关问题研究，对涉及与后殖民主义相关的中国问题作一梳理与评价，以期引起更多关注与探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现代性与后殖民
　　
　　后殖民主义是从后现代主义发展而来的理论形态，它的许多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都是由后现代主义原创思想家奠定的。由于后现代主义十分重视话语关系，像德里达这样着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就曾通过对西方深层话语体系特点分析指出其“欧洲统治论”等性质，并试图借助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去批判这种欧洲统治论。因此，研究后殖民主义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不能不从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评价分析入手。另外，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不少学者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思维特点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特点比较后提出了“相似说”等观点，并以此进一步演绎中国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一特点也足以证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带着明显的“后殖民”问题。
　　
　　后现代主义自传入中国后，学界很快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批判者与拥护者。批判者认为它让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一切都成了碎片，让人们没有了共识，失去了团结的力量；拥护者认为它消解了霸权，维护了弱势群体利益，使众多平民大众得到了话语权力与广泛的社会参与机会。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客观的评论者，如张世英认为，“当我们今天公开明确提出和讨论主体性问题之时，西方人已经对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原则带给他们的好处日益淡漠，而一味强调它的弊端，于是产生了一种反主客二分式，反主体性的思想，后现代主义就是其集中表现。面对这种国际思潮，中国传统哲学应走向何方？是固守天人合一的老传统，拒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于千里之外呢？还是亦步亦趋地先走完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式道路，再走后现代主义的反主客二分式的道路呢？我以为这两者都是不可取、不可行的，我们应该走中西结合的道路，走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相结合的道路。”
　　
　　正像汤一介所说：“后现代是以混沌为体，模糊为用‘.世界本来应该是一和谐的统一体（混沌），因此可以用模糊界限的办法使这个世界成为一多样性的统一体。这种把世界看成一没有界限（不分明的）的统一体（混沌）和使界限模糊的理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更接近东方的（中国的）思维模式，所以后现代的理论很可能会更多地吸取东方的某些思想。”因而，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成了一段时间学界争论的热点。
　　
　　当然，汤一介是反对不加甄别地弘扬后现代主义的，他认为后殖民主义存在着走向狭隘民族主义的危险。不过，另一些学者却不以为然，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西方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接近，因而是一个很好地向世界推进中国文化并确立中国文化世界地位的时机。有论者指出：“后结构主义的奠基人德里达使我恍然大悟到当代西方文明正从理论上走出固守的逻各斯中心论，和对物和有的盲目崇拜，在寻找人类更开放的思维：无固定中心，以变为本的强调无的开放型宇宙观……难以想像解构哲学与距其几千年时间的中国老子竟在道及踪迹一点上踏完了一个圆圈。这种发现使我更坚信极富智慧的东方文化有责任在新世纪中西渐，以补充西方文化在物质、科学方面的卓越成就。”
　　
　　另一论者则进一步说，当西方显示出向后现代转折的时候，应是中国重新认识自己文化价值，重新续上千年文化之根的时候，“今天的中国亟须一场中国文化本根的复兴，提倡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当是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
　　
　　且不说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对立的孪生体（没有现代主义提出的一切，后现代主义就变得虚无飘渺），就从后殖民主义反对中心、反对霸权的角度看，上述观点就值得商榷。后殖民主义本是想说明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隐性霸权，而这种文化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却是一种显性文化霸权主义。我们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同时也反对大中华文化霸权，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并不是以中国文化统率世界，而是要用中国文化“和”的精神促使世界各民族用平等与对话的方式形成融合性的文化。
　　
　　对此，有论者对他们的批评是中肯的，“中国版的后学一方面在批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诉之于西方后学的反本质主义；另一方面又悖论式也持有另一种本质主义的族---身份观念与华夏中心主义的情绪，试图寻回一种本真而绝对的中国身份（中华性），并把它与西方现代性对举，构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急切的本真性焦虑不但导致部分后学批评家对于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误读，而且导致它对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为我所用式的武断描述---目的在于说明这个转型既是现代性的终结，也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二、后殖民主义东方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与后殖民
　　
　　后殖民主义自产生起“似乎”就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立场上谈论西方文化的霸权，因此，这一理论传入中国后自然不会缺少响应者与推进者。有论者指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着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这一概念欠缺理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相反，欧美人则是洋溢着理性光辉，道德完美，成熟可靠的正常人。程序化了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的扭曲早已偏离了真实，只是顺应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制造出了西方全面优越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
　　
　　其实，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西方，也存在于中国。从学术研究到文艺创作，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着明显的崇洋媚外心理，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往往愉悦于使用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则有明显的诺贝尔情结，而从事电影创作的则急盼着走向奥斯卡领奖台。即使普通的民众，当他们碰到某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时，也认为需要搬用西方模式。学习西方并非是坏事，但若抱着没有内省式地为学习而学习的心理，甚至“拿西方需要的东方献媚于西方”,那就是有明显的后殖民主义倾向。对这一现象，有论者作了尖锐批评：“西方人的这种东方观实际上源自启蒙时代主体-客体、人类-自然、个人-社会、我们-他们、文明-野蛮、落后-进步的二元论……当来自东方的文人学子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的洗礼以后，又反过来成为这种东方观的信奉者和传播者，不过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顽固抵制或者全面拥抱无非是这种二元论逻辑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对立格局下的极端形态。于是又有了用这种东方观审视西方，实际上无非是一种被我叫做东方观熏陶下的西方学的东西。”
　　
　　如果说用西方现代主义话语范式评论中国是一种后殖民主义，那么，用后殖民主义范式研究并分析中国问题岂不是另一种后殖民主义？因为，后殖民主义像现代主义一样也是西方人的发明，尽管提出这些理论的学者都有东方国家的背景，但他们毕竟没有生活在东方，他们对东方缺少更深入的了解。也许他们心中的东方不同于真正西方人心中的东方，但它肯定不完全是真正的东方。对这些悖论式的问题，国内也有学者认识到并作了较深刻的分析；“我们在批评的意识形态中操用从西方引渡过来的后殖民理论时，我们还是被后殖民化了，也就是说，被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后殖民化了……我们只有接受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后殖民化，才能检视到东方文化艺术思潮其严重的后殖民倾向。不错，当东方大陆的学人操用着西方后殖民理论的批评话语，揭示大陆本土艺术创作与批评中的后殖民倾向时，自身已经无可逃避地陷入了后殖民化中了。”
　　
　　三、现代启蒙话语与后殖民
　　
　　谈到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能绕开的话题就是它与中国式现代启蒙话语的关系。如果说后殖民主义带来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印迹，那中国式现代启蒙话语则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印迹。改革开放后，现代启蒙话语时兴一时。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论”,90年代后又有人提出“二十世纪是鲁迅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世纪”的口号。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了，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了，而“文革”“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封建主义披着社会主义衣装复活和变本加厉了”,于是，“启蒙”不得不补课，新时代必须开展“新启蒙”.
　　
　　因此，考察后殖民主义与现代启蒙话语的交锋与对话更有意义。针对现代启蒙激进话语，有论者指出：“中国的五四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简单否定态度”.
　　
　　为了回应，现代启蒙话语也对中国式后殖民主义观点进行了批评。有论者反驳说，有人“指责中国启蒙派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把这一西方话语横移到中国，成了近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在他看来，不清除这些东西，中国会成为新的殖民地……但在转型期的中国，失落是最严重的精神、文化、社会问题。人们在交易中无规范，在职业责任中无规范，在婚姻家庭中无规范，在学术研究、写作批评方面无规范，责任当然不在后学，但敢于公开为失落辩护的，恐怕也只有后学。”
　　
　　当然，这场交锋与对话还没有结束，后殖民主义者与现代启蒙话语者还在各自继续并完善着他们的观点。不管如何，我们希望这样的交锋与对话有益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
　　
　　四、余论
　　
　　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既得到了深化与发展，又推进着中国文化建设。学者们的观点交锋更有利于不同观点的利弊得到充分展现，并在此过程中吸收有益因素，促进当代中国文化向纵深发展。不过，有两个问题在这里必须加以明晰：一是文化的自律，二是文化的他律。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当它们应用于文化问题时必须尊重文化的自律。
　　
　　不同民族有不同文化，民族文化之间没有绝对优劣，有的只是继承与借鉴，对话与交流。西方式的后殖民是一种文化霸权，但东方式的后殖民同样是一种文化霸权，真正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应该是平等的，未来世界式的文化只能是跨文化，任何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必须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
　　
　　不过，只看到文化的自律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同时看到文化的他律。任何民族的文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决定文化变化的往往是文化之外的因素，如经济、政治、环境等。后殖民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缺陷，这个缺陷也是它从后现代主义不加批判地继承过来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文本就是一切，文化之外无他物，因而，后殖民主义也只把殖民问题仅仅看成是文化问题。虽然当今世界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但无论如何文化之外的物质因素不可能失去作用，而且到一定时期它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此，德里克对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是发人深省的，他说：“后殖民，与其说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试图用那些将自己看成是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建构世界；重申我最初的说法，他们是走入第一世界学术圈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后殖民性的关注看上去好似是表达了对自己身份感到的痛苦，实际上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新找到的力量。”
　　
　　他主张必须把批判的社会视角也植入后殖民的讨论中，“这对于把后殖民从与当代权力形式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共谋关系中解救出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出发点。”
　　
　　针对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向世界推广儒学的做法，他评论说：“我认为，最好把八十年代儒学复兴理解为两种话语的嫁接：一种话语把儒学作为发展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机能构件，另一种话语认为儒学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第一种话语为第二种话语提供了思想空间，并且改变了其导向。”也许有人会认为无论是批判或是肯定德里克对儒学复兴的评论都会有陷入被后殖民的危险，但无论如何，他对后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既然文化明显受到它之外因素的影响，因此，考虑文化发展时不能不综合考虑这些他律因素。正是因为有了这他律因素，文化就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若一种文化维护了人的精神家园，也较好地维系了人际关系，但若它是一种缺失的精神家园、扭曲的人际关系，那么，这种文化迟早会被改良或淘汰。从中国漫长的历史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虽然也有一定的局限，但它却较好地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精神家园与人际关系。虽然封建社会几经改朝换代，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并没有被遗弃。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真正被打破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内部力量，而是以船坚炮利为基础的外部力量。若考虑到文化的他律，我们就应该尊重文化自律的基础上借助于这些他律因素综合考虑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若一种文化能促进社会繁荣与人的发展，哪怕它是外来文化，我们也需要坚定地学习与借鉴（当然，这种学习与借鉴是批判式的），而不能用简单的殖民---被殖民二元对立来考量。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当前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更多是在文化自律与一种形式文化他律---权力之间思考，这是明显不够的。只有综合像经济、政治、科学等更多他律因素，文化问题才能得到更好地解决。文化自尊、自信与自强不是简单基于文化是否源于本土，更是基于文化是否充满活力。
　　
　　注释：
　　
　　[1]张世英。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J].社会科学战线，1994（2）。
　　[2]汤一介。“现代”与“后现代”[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秋季卷）。
　　[3]郑敏。且说“经典”[N].中华读书报，1999-05-05.
　　[4]河清。现代与后现代[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439.
　　[5]陶东风。从呼唤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J].二十一世纪，1999（6）。
　　[6]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从“东方主义”到“西方主义”[J].读书，1993（9）。
　　[7]黄平。太庙：世纪末的辉煌？[J].天涯，1999（1）。
　　[8]杨乃乔。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民族性[J].东方丛刊，1998（1）。
　　[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7.
　　[10]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J].天涯，19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