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医保制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容忽视。有不少研究证实,社会人口、社会心理和躯体因素等均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然而目前国内还鲜有关于医保制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研究。本文以嘉兴市为例,通过分析不同医疗保障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以探讨医保制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为老年人的精神卫生工作及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嘉兴市农村合作医疗老年人和城镇医保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并符合以下条件:

　　年龄≥60岁;无明显智力障碍和精神疾病;有能力并且愿意阅读和回答问卷;被选取的居委会的常住老年人中有正式户口登记,到被调查日期为止,在嘉兴地区居住2年或2年以上。

　　1.2工具与方法

　　1.2.1测评工具

　　自编人口学变量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医疗来源,居住方式,健康状况,社交和收入状况等。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由24个条目构成,10个条目反映正性和负性情感,其中5个条目反映正性情感(PA),5个条目反映负性情感(NA),14个条目反映正性和负性体验,其中7个条目反映负性体验(NE),另7个条目反映正性体验(PE),总的幸福度=PA-NA+PE-NE。得分范围-24至+24。为了便于计算加上常数24,记分范围0~48。

　　自评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A(life　satis　factionin　dexA,LSIA)。该量表包含20个题目,其中有8个负向问题,12个正向问题;涉及冷漠与热情,决心与不屈服,愿望与实现目标的统一等问题记分,方法是同意正向问题得2分,不同意得0分;同意负向问题得0分,不同意得2分;不回答或不清楚的得0分,总分最低为0分,最高为40分,分值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

　　老年抑郁量表(GDS)。采用老年抑郁量表中译本。量表的30个问题代表了老年人抑郁的核心,其中10个负向问题,20个正向问题,每题表示抑郁的回答得1分。总分最高为30分,总分为0~10分可视为正常范围,11~20分为轻度抑郁,21~30分为中度和重度抑郁。

　　1.2.2调查方法

　　采用上门调查,知情同意的原则。问卷调查过程中使用统一指导语,要求独立完成。文化程度低者,采用口头询问,调查人员代为记录完成。

　　1.2.3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用Epidata软件进行录入与初步整理,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结果

　　2.1一般情况调查结果

　　共发出300份调查问卷,回收283份有效问卷,调查合格率为94.33%,调查对象平均年龄(68.91±5.96)岁,根据不同医保类型,可分为农村合作医疗组和城镇医保组,其中合作医疗组147人,城镇医保组136人。通过对比显示两组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和家庭关系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资料具有可比性。而两组人员在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和社交状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文中作为变量因素参与研究。见表1。

　　2.2不同医疗保障组老年人在量表得分的差异比较

　　本调查研究将不同医保组的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指数A,老年抑郁量表以及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的负性情感,正性情感,负性体验,正性体验4个维度及总幸福度得分上进行了对比,由表2可知,两者在以上量表中得分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2.3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其他因素

　　本调查研究还尝试分析了一些人口学变量的可能影响,以图抽取出影响不同医保制度下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共同因素。在分别检验了性别、婚姻状态、文化程度和居住方式、家庭关系等变量与各量表的关系后,得出如下结果: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状况在性别,居住状况和婚姻状况上差异不显著;家庭关系,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社交和收入状况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见表3。

　　2.4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分别以老年人在总幸福度,生活满意度指数A和抑郁量表量表上得分为效标变量,以不同医疗保险体系和上文中统计结果显著的五变量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由表4可知:对总的幸福度体验,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共有3个,多元相关系数为0.441,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0.195,亦即表中三变量能联合预测老年人幸福度19.5%的变异量;对抑郁状况,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有4个,多元相关系数为0.584,联合解释的变异量为0.342,即四变量能联合预测老年人抑郁状况的34.2%变异量;对生活满意度情况,进入回归方程的只有医保类别,多元相关系数为0.301,能解释老年人生活满意度9.1%的变异量。就个别变量的解释量来看,3个量表所测量的结果均以“医保类别”层面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变异量分别为抑郁状况18.7%,总幸福度15.5%,生活满意度9.1%。家庭情况和文化程度对预测总幸福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社交情况,家庭情况和收入状况对预测抑郁状况做出了新贡献。见表4。

　　3、讨论

　　3.1关于人口学因素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

　　当前,我国是老年人口最多、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有一些关于人口学因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如周建初等调查显示影响老年人幸福度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对子女满意度、自评躯体状况、经济水平、睡眠、家庭气氛、经济来源和听视力;项曼君等的研究发现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相关的因素有17个,居于前五位的是健康自评、家庭和睦、经济够用程度、心境和受教育水平等。本研究中,处于不同家庭关系,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社交状况和收入水平下的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问卷,抑郁量表及主观幸福感问卷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且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部分人口学变量仍对预测其心理健康水平做出了显著贡献。这也再次证实了以前学者的研究。

　　同时,本研究调查还发现,报告躯体不健康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报告躯体健康者,具体表现为有多种慢性病者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最高,一种慢性病者主观幸福感得分最高。而两者的抑郁状态评分均低于报告健康者。而在收入层面上,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最高,而抑郁状态评分最低,其原因有待在今后进一步研究分析。

　　3.2关于医保类别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

　　有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明确的影响,社会支持度越高心理问题越少。在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心理健康因素与社会支持因素相关分析工作这方面研究,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相关分析呈负相关,可见社会支持环境是关系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基本的形式之一,是相对可靠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关于人病有所依的根本问题。目前,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我国政府推行的主要社会医疗保险形式。我国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几乎覆盖了所有国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看病治疗费用,但仍然存在着城乡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筹层次相对较低、制度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

　　此次调查研究中,合作医疗老年人和城镇医保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指数A,老年抑郁量表以及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的各维度上均有显著差异,表现为城镇医保组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合作医疗组的老年人,而在抑郁状态评分上则显著低于合作医疗组,说明了享受城镇医保的老年人比享受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客观证实了医疗保障制度作为老年人老有所医,医有所保的客观物质基础,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调查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不同医保类别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抑郁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状况的预测程度远在文化程度,家庭关系,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等人口学变量之上。因此,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化格局,不断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与不同人群之间医保待遇上的差距,在体现医疗保障公益公平性的同时,能提供更多元化,更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医保类型选择,不仅是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更是改善我国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确保老年人生活幸福满意,提高其生质量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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