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文化和心理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

　　引 言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户籍属农村、在城市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青年劳动力． 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具备融入城市的主、客观条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第一梯队，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序推进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 其城市融入的主观意愿如何? 受何因素影响? 城市适应过程又有何特殊心理规律? 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实现以及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有关城市融入问题的探讨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社会融入理论( social inclusion theory，Gordon，1964)［1］．社会融入指个体融入某一社会群体、遵从群体和社会规则，最终减小被该群体疏离的可能性的过程． 该理论起始于西方学者对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过程和结果的研究，用以描述不同社会群体或团体成员之间如何互动，以致最终发展成为一体而处于相对和谐状态．
　　
　　目前，有关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融入的内涵探讨与阶段划分、融入的结果分析( 如对公平感、心理适应等) 、指标建构与水平测量等方面． 其中，有关指标建构与测量方面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如: Biles 等［2］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个维度探讨移民社会融入指标; Wong 和 Tezil［3］对加拿大外来移民在社会、文化及公民三个维度上的融入指标进行论证，Gan-non 和 Nolan［4］对爱尔兰不同程度残障人士社会融入程度的测量结果显示，残障人群整体社会融入水平较低，但不同形式残障及残障持续时间不同者其融入程度存在差异．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主要借鉴了西方的研究成果，目前较多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内涵界定，例如，童星等［5］将城市融入定义为新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 2)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例如，任远等［6-7］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社会资本积累与社区参与度等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子; 3)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人口学、社会学分析，如王桂新等［8］从户籍制度、流动人口管理、社会排斥等因素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 此外，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评价与测量方面也取得初步进展，例如，刘传江等［9］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的测查表明，其城市融入处于“中等”融入水平．
　　
　　杨菊华［10-11］认为应从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四个方面来建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测量指标，且四个方面是依次递进的关系． 李培林等［12］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接纳和身份认同四个层面． 综合现有的研究中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指标划分及所涵盖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经济、文化和心理认同是农民工城市融入公认且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目前国内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大多是出于人口学、社会学等宏观视角，以理论探讨或描述性研究为主，心理学视角的、微观、因果层面的实证分析相当缺乏; 并且，从主观心理倾向角度考察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几乎没有． 心理学表明，个体的动机与主观意愿对其行为结果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鉴于此，本研究拟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观意愿为切入点，对融入意愿的内容、结构进行探索，并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期为更好地把握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适应的心理规律打下基础．借鉴西方社会融入理论以及国内相关文献，尤其是杨菊华［10-11］和李培林等［12］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证探讨，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界定为: 处于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主观愿望和心理倾向． 拟从经济、文化和心理三个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进行考察，其中，经济融入意愿指农民工寻求在就业、居住、消费与基本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缩小差距，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经济地位的主观倾向; 文化融入意愿指农民工主观上寻求了解、接受和内化城市语言、习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并逐渐融入到当地文化中的倾向; 心理融入意愿指农民工在心理上希望与城市居民交往并逐渐建立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的倾向．
　　
　　1 方 法

　　1． 1 问卷编制

　　1． 1． 1 专题访谈研究者首先从浙江省农办、省农业厅等政府部门相关工作人员( 个别访谈) 、企业管理者( 个别访谈)和新生代农民工( 小组座谈) 三个层面分别组织专题访谈． 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模式，研究者事先设计了包含 15 个问题的访谈提纲( 例如，假如有机会定居在城市，你是否愿意，为什么?) ，分别了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动机、意愿与心理感受等方面的情况． 受访农民工人数共计 33 人． 对访谈结果进行定性内容分析后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观认知与意愿主要涉及经济( 收入水平，住房条件，消费层次等) 、文化( 学习方言，更新生活理念等) ，心理( 寻求接纳，认同与归属感等) 三个方面的内容．
　　
　　1． 1． 2 初步问卷在访谈的基础上，初步编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问卷． 除人口统计学因素外，初测问卷共包含25 个条目． 这些条目主要依据上文对城市融入意愿的定义，综合访谈结果，从经济、文化、心理这三个方面设计． 其中经济方面 9 个条目，主要包括就业、住房、经济收入、消费方式、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障等; 文化方面 8 个条目，具体指标包括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教育理念、礼节和社区参与等; 心理方面 8 个条目，涉及社会交往、与市民的心理距离、对城市的评价和归属意愿等． 要求作答者就各个条目描述与切身感受相符性进行评定，各条目均以五点利克特量表形式记分( 其中，1 表示“非常不符”，2 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不确定”，4 表示“比较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 ． 条目得分或总体均分在 3 分以下表示意愿相对消极，3 分表示倾向不明显，3 分以上表示存在积极意愿．
　　
　　1． 1． 3 正式问卷构成随机抽取来自杭州地区四家企业( 酒店和加工制造各两家) 的 86 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试测． 对试测结果进行项目分析，依据心理测量学标准，将与量表总分相关系数过低或不显着的条目、在不同因素上的负荷相近的条目、最大负荷值小于 0． 4 的条目予以修正或剔除，同时结合被试现场作答的情况及相关反馈，对个别条目的措辞、表达进行了调整，得到 10 个条目的正式问卷，其中经济方面 4 个条目( 如“我想通过学历教育或者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自己，以改善工作或居住条件”) ，文化方面 3 个条目( 如“如果遇到困难，我愿意向社区寻求帮助”) ，心理方面 3 个条目( 如“与老家相比，我更愿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 城市融入意愿得分以 10 个条目均分计，各维度意愿得分以所含条目的均分计．
　　
　　1． 2 正式施测及样本构成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浙江省范围内，在杭州、宁波、金华、衢州等 4 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同的城市、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取来自不同行业及类型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 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主要以生于 1980 年及以后，在异地城市、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为取样标准，其中样本大部分为各行各类企业中从事体力为主的一线操作人员，不包括小商小贩等自雇佣者． 问卷采用团体施测，由研究人员进行说明与解释，现场发放，当场收回． 累积发放问卷 420 份，回收问卷 381 份，有效问卷359 份，其中男性 201 人，女性 158 人; 样本的年龄分布在 18 ～ 34 岁之间( M = 27． 07，SD = 4． 25) ; 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 或中专) 及以下 133 人，高中以上 226 人; 行业类型方面，来自工业企业农民工 331 人，服务业企业农民工 28 人; 所受调查者均为农村户籍，其中省内 171 人，省外 188 人．
　　
　　1． 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8． 0 对数据进行基本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等．
　　
　　2 结 果
　　
　　2. 1探索性因素分析及测量学检验

　　采用正式样本数据(n =359)对10个融入意愿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Bartlett检验，厂值为718 . 03 ( P < 0 . 001)，说明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正交旋转后得到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融入意愿、文化融入意愿和心理融入意愿.三个因素的累积变异解释率为57. 61 %.各条目的因子归属与预期一致，且仅在所属因子上有较高负荷(高于0. 4)，在其他两因子上负荷较低.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检验(n =359)，结果显示，问卷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 = 0. 72，各维度a值、具体因素结构以及问卷各条目的因素负荷列于表1.从表1可以看出，问卷整体和经济融入意愿维度的内部一致性良好(a>0.7)，文化、心理融入意愿维度的系数略低，可能与条目数量偏少有关.计算问卷各维度得分及其与总体融入意愿得分的Pearson相关(n =359)，结果表明，经济、文化、心理三维度与总体融入意愿间均存在中高程度的显着相关，相关系数:依次为0. 70>0. 77>0. 68 (P <0. O1).且各因素两两之间均存在中低程度的显着相关(、文=0. 39 > r}心=0. 33 >尸<0.01;、心=住11>尸< 0. OS)·上述结果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表明问卷具有一定的信效度．
　　
　　2． 2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 359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水平进行分析． 将城市融入意愿总体平均分及各维度意愿平均分分别与中值 3( 量表的中间值，表示融入意愿倾向不明显; 按照问卷的五级记分方式，单个条目及多个条目均分在 3 分以下表示意愿相对消极，3 分以上表示存在积极意愿) 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除心理融入意愿维度外( M =3． 08，t( 358)= 1． 81，P = 0． 071) ，农民工在总体融入及经济、文化融入维度上得分均显着大于 3( M总= 3． 72，t( 358)= 26． 36，P = 0． 000; M经= 4． 24，t( 358)= 38． 15，P = 0． 000;M文= 3． 65，t( 358)= 16． 71，P = 0． 000) ． 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不论是总体城市融入还是经济、文化方面均表现出积极的融入意愿，心理融入倾向不明显．进一步比较被试在经济、文化及心理方面融入意愿的相对高低，结果如表 2 所示． 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维度融入意愿之间两两均存在显着差异( P ＜ 0． 001) ，其中经济融入意愿最强烈，其次为文化融入意愿，最后为心理融入意愿．最后，采用方差分析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及各维度融入意愿在不同因素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总体融入意愿、文化融入意愿维度在各因素上均未表现出显着差异( P ＞ 0． 05) ，但经济和心理维度的融入意愿在一些因素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经济融入意愿方面，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33 人/高中以上 226 人) 、城市住房类型( 自租房者 153 人/借住者 206 人) 、婚姻状况( 未婚 160 人/已婚 199 人) 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显着差异，事后比较发现，高中学历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经济融入意愿显着高于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农民工( M下= 4． 12，M上= 4． 31，t( 357)=2. 81，P = 0． 005; ) ; 在城租房居住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经济融入意愿显着高于借房居住农民工 ( M租=4. 32，M借= 4． 18，t( 357)= 2． 19，P = 0． 029) ; 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经济融入意愿也显着高于未婚农民工( M已= 4． 31，M未= 4． 15，t( 357)= 2． 45，P = 0． 015) ． 心理融入意愿仅在来城工作时间( 5 年以下 265 人 /5 年及以上94 人) 因素上存在差异，来城工作 5 年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心理融入意愿高于来城工作 5 年及以上的农民工( M下= 3． 13，M上= 2． 93，t( 357)= 2． 05，P = 0． 042) ． 上述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差异仍主要表现在经济融入方面．
　　
　　3 讨 论

　　一直以来，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研究均集中在融入指标的建构与测量，从心理倾向角度探讨农民工城市融入主观意愿的几乎没有． 本研究从心理学视角，尝试编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问卷，并在大规模取样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结构、现状，以及融入意愿在不同因素上的差异进行考察，在农民工城市融入心理研究方面具有创新，将为进一步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心理规律打下基础．首先，在城市融入意愿问卷的信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问卷由经济融入意愿、文化融入意愿和心理融入意愿三个因子构成，其方差累积解释变异率为 57． 61%． 相关分析显示，经济、文化、心理融入意愿两两之间均呈中低程度的相关，各因子与总体融入意愿则呈中高程度的相关，各条目的归属与研究预期较一致，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及内容效度．
　　
　　此外，信度分析结果显示，问卷总体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可接受水平，表明问卷具有一定的可靠度．然后，对 359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及各维度融入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除心理融入意愿外，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和其他两个维度均表现为积极的融入意愿，说明当前农民工普遍持有积极融入城市的主观愿望; 对三个维度的融入意愿进行横向比较后发现，农民工融入城市在不同方面的意愿程度不一，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经济、文化、心理，其中心理方面的融入意愿倾向在统计学上并不明显． 这从侧面反映出以往研究者关于“经济融入是城市融入的基础，心理融入是城市融入的最高水平和最终状态”这一理论推断［13］． 悦中山等［14］的研究也显示，社会经济融入是其他方面融入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入至关重要的一步． 本研究的结果一方面体现了农民工群体进城务工的首要动机仍是渴望获得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渐进性———其仍处于市民化的相对初级阶段，对于寻求城市文化的接纳和作为城市人的认同与归属，他们并未形成明显意识． 此外，本研究揭示农民工文化融入意愿呈积极水平，心理融入倾向并不明显，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农民工的融入意愿也是一个同步、渐进发展的过程———当下农民工在经济方面融入城市、寻求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一动机最强烈，其将为农民工市民化奠定资本基础，同时受到城市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上追求与市民趋同这一文化融入方面的动机强度也随之发展，而只有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需要、愿望得到一定满足之后，农民工才会真正意义上追求心理上的认同与融入．最后，本研究对城市融入意愿在相关人口统计学因素上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总体城市融入意愿在各因素上并没有表现出显着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取样相对集中( 均取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浙江省) 且样本类型相对单一( 较大一部分是来自浙江省内知名加工制造型企业) 所致． 但另一方面，城市融入意愿的差异最多地表现在经济方面．
　　
　　比如，经济融入意愿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其中高学历( 高中以上) 的农民工意愿高于相对低学历的( 高中及以下) 的农民工． 学历是农民工立足城市最直接的人力资本，随着学历的提升，个体找到“好”的工作、获得经济保障的信心和机会也在增加，因而获得可观收入、留在城市发展并融入其中的愿望更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更期望留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长期发展． 经济融入意愿的另一差异表现在住房类型上，自租房的农民工融入意愿高于借住于单位宿舍或亲戚朋友家者，一般而言，自租房的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住有所居”的愿望，对在城市安顿落脚的期望更为强烈，现实与需求的矛盾相对更加突出，故在经济上将城市居民作为比较对象并向其靠拢的动机更为强烈． 另外，已婚农民工经济融入意愿也高于未婚者，本研究调查对象中已婚农民工往往是夫妻双方一起进城发展，家庭经济负担相对更重，因此物质方面需求也相对更强烈． 除了上述差异外，来城工作时间不同的农民工，其心理融入意愿也存在明显差别，来城时间五年以下者心理融入意愿高于来城五年及以上的农民工．
　　
　　笔者认为，农民工初来城市，自身期望较高，希望在城市展示自己，从心理上认可城市各方面的发展，但其本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限，随着时间的增长，所遭受的诸如排斥、歧视、差别待遇等直接( 或替代性) 消极经历逐渐增多，导致其无助感增高，先前的心理期望反而有所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呈积极水平，但是不论是从以往学者的定性研究［9］，还是本研究的前期访谈，均发现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际水平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仍处于中低水平或半融入程度，说明城市融入意愿与实际融入状态并非线性相关，所以呈现出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较高但实际融入水平低的模式． 按照社会融入理论，外来群体的融入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即外来群体的主动融入与主流社会的接纳，这种融入意愿———实际融入程度的差异模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城市社会和市民的接纳程度不足造成． 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已针对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推进措施，但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观愿望、心理期待与其实际状况之间的落差仍需进一步改善，相关政策的落实及其时效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结果表明:

　　1)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问卷包含三个方面，分别为经济融入意愿、文化融入意愿和心理融入意愿;2)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总体呈现积极水平，其中经济融入意愿最为强烈，其次是文化融入意愿，心理融入意愿相对最低且积极倾向不明显;3)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差异最多地表现在经济维度，受教育程度、城市住房类型与婚姻状况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经济融入意愿均存在差异，另外，心理融入意愿在来城工作时间上也存在程度差异; 在总体和文化维度上，农民工的融入意愿在各因素上差异并不明显．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探讨属于探索性的，仍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对其城市融入意愿问卷条目建构和结构分析仍是比较初步的，在相关因素上的差异分析还有待于深入． 后续的研究应在更大的范围内，采用更全面的样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差异模式( 如进程差异、地域差异及代际差异等)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更为综合与深层次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