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批判

　　一、引言： 在金融化时代经济危机中出场的马克思经济哲学
　　
　　肇始于 2007 年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严重挑战是，为什么整个经济学界未能充分预见，也未能提出重要预警？ 这一问题实质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局限，即理想化、专门化、模型化、数学化、公式化的研究方式，把经济看作是一个理性人基础上纯粹的数量演绎的过程，脱离了现实的社会，也遮蔽了经济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复杂关系，以至于看不到经济危机的时代变迁与根本问题，无法对一触即发的危机做出预警。

　　对于西方经济学分析经济危机的方法论错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经济哲学角度加以剖析，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不能
　　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P8）.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时代的重大问题需要突破西方经济学实证经验研究的局限，召唤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重新出场。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中心视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2].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变迁与资本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一场以经济金融化为核心特征的体制转型，正在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以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的积累和增长体制，导致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金融垄断资本成为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主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此进入前所未有的由全球金融垄断资本领导的金融化时代。而在金融垄断资本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孕育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

　　当代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长期挤压的深刻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盘根错节的复杂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当代经济危机已经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和能力，成为分析当今时代特征与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课题，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的"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3]（P203）.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抽象力进行概括分析，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根本优势在于"不只是单纯对当代经济生活范畴进行批判，而是对与人类的生存进化，与国民财富相关联的社会解放运动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承载着对经济现代性的系统诊断和批判"[4].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对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系统诊断与批判，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经济哲学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是我们正确认识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基本依据。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金融化时代的经济危机必然不能摆脱这一矛盾逻辑。其次，马克思经济哲学关于"普照的光"的方法论思想为我们厘清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提供了科学指南。金融垄断资本运动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灵魂和本质，是决定和支配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关系的"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金融危机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危机，必然会对资本主义整个体系带来全面冲击。最后，马克思经济哲学为我们防范与应对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供了理论指导。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金融垄断资本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这为身处资本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时代的中国，严密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应对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必要的启示。

　　二、经济危机根源： 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马克思在分析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时，就预见到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为表现形态的虚拟资本过度扩张孕育着危机： 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5]（P 499 -500）.同样，金融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虚拟资本的当代形态---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内在矛盾所决定的。

　　首先，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呈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资本积累与利润产出： 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相比于 GDP,债务越来越多； 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 出现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6].金融垄断资本的过度扩展和积累，加剧国内劳资矛盾、贫富分化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马克思曾指出，有价证券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必然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利息等等） 的所有权证书。……
　　
　　资本主义社会极有权势的那部分人竭力追求这种积累形式，以便支配生产和积累的实际运动"[7]（P418 -419）.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上述矛盾会在世界范围展开，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而当金融危机出现时，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介入，投放大量的资金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势必造成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债务危机。为减轻危机对自身的损害，英美等资本主义核心国利用其在国际金融调节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操控汇率、发行债券、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杠杆向拉美、东南欧等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制造主权国家债务危机。

　　其次，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必然构造出一种"消费化、债务化、投机化"的非理性的经济生活方式，进一步诱发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将人视为充满着"物欲"的"经济动物",形成"我消费，我存在"的消费主义理念。在这种理念刺激下，人们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钱去无节制地消费，走上了两条道路： 其一是"赌".
　　
　　在金融资本短期暴利的刺激下，理性经济人完全成了一个狂热的投机者，企图通过投机使自己一夜暴富。企业经营也逐渐偏离实体生产，而集中于资金放贷、房地产、股市投机等短期收益上。当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脱离生产过程窥视资本投机，所谓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开始畸形发展，越来越像参与一场赌博游戏。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 "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8]（P531）其二是"借".人们为了让自己在今天尽情地消费，就想方设法用明天的钱，"寅吃卯粮".华尔街精英们也配合人们的消费欲望，设计出各种金融工具，创造出大量"明天的钱".
　　
　　对此，马克思形象地说： "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5]（P443）而一旦出现信用不灵、借钱不还，债务不清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因此，金融债务危机本身也是一场生活方式危机[9].最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经济行动的背后都必然蕴含着经济伦理与财富价值观念的支撑。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弥漫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商品货币化、货币信用化、信用金融化、金融虚拟化的助推下凝结成一种以财富的数字化、信息化、符号化、虚拟化为特征的"财富幻象",并成为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精神触发器[10]

　　.股票、债券、基金以及数不清的金融衍生产品，开辟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商品交易市场，以此来创造更多的财富空间： 一张一元面值的股票，可以完全脱离发行股票的企业经营情况而被"炒"到十倍、百倍面值价格之上。本来就是"虚拟"的金融产品，被再一次"虚化"成为纯粹的数字符号。所谓的金融创新活动也演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命追逐游戏---虚拟财富数量的积累游戏。这一过程的精神实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几乎所有的资本持有者都患有一种"增殖狂想病",做梦都想着绕过生产过程而赚到更多的钱。

　　三、经济危机影响：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体系与理念的解构

　　周期性经济危机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危机的爆发也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严重威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早就指出，"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11]（P391）.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作为后续余波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冲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世界体系及其经济伦理价值观念。

　　美国左翼学者乔尔·戈伊尔将其标识为"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12].

　　其一，宣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破产。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英美资本主义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这些政策深化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剧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而今，市场、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它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转变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应该成为新时代的主流"[13].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欧陆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福利费用不仅扩大了公共支出，大大推高了国家财政债务水平，经济基础日益债务化。高福利、高债务超越了资本积累所能保证的自身限度，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其二，冲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形成了以美元霸权为基础，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世界体系。金融危机使得英美等霸权国在这一体系中的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力、统治力、影响力严重下降。同时，经过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连续数十年的不平衡发展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核心国与外围国的差距不断扩大。

　　英美核心国为了转移此次金融危机的压力，对外围国的剥夺性积累，必将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体系边缘与核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世界体系随之陷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投机泡沫以及最大水平的多重债务之中"[14].

　　其三，引发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与价值观念危机。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长期隐藏着的道德危机，特别是华尔街的一些金融家的贪婪和漠视职业道德、内幕交易、肆意投机、蓄意欺骗。

　　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用凯恩斯主义手段对待富人，承揽私人机构债务，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而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却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削减社会基本保障支出。因此，对前景渺茫的焦虑感、对财富被剥夺的愤怒感、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感、对金融权贵的仇恨感交织在一起，从而激起民众强大的游行示威浪潮。
　　
　　从希腊、巴黎的社会骚乱到美国"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运动都表明资本主义陷入了"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一切，正像马克思在《法国的经济危机》所言： "危机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5]（P363）

　　四、经济危机启示： 重塑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经济体制、道路与价值观

　　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消灭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建立"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社会所有制".在这时，货币、金融资本都失去了私有性、垄断性而被社会化了，"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3]（P287）.在走向这一未来社会的过程中，面临金融化资本主义挑战，中国该如何协调货币、金融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防范与化解经济危机呢？

　　首先，从根本制度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16]（P149）.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它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民性、公共性。

　　一方面，我们的一切经济、金融政策都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应该是"一个新的、更加理性和平等的体制，它不以无穷地追逐货币财富，而是以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为目的"[17].另一方面，在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计划进行宏观调控，用计划的手段来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国家计划调控来避免经济金融的动荡，保证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

　　其次，从社会发展模式上破除增长至上、资本至上、利润至上的生产主义模式，积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相协调的"五位一体"的和谐社会建设。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在于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新的社会发展中，"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工作和满意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失业和过劳。每个人都会有一份足够的收入，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富有而大多数人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国家将会为人们提供共同的消费需求，而不是去削减有价值的公共项目。保证每个人从出生到终老都有满意的居住条件，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持续不稳定状况"[18].

　　最后，从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上，重塑"以人为本"的财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11]（P479）马克思在"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前提下，强调了财富的主体发展向度，即社会能够在财富的物的生产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的发展自我的能力、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发掘人的多方面的潜力。

　　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理性的财富心态与生活方式，有助于将追求财富的欲望与行动限定在合理的界限，避免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狂热、盲目与利令智昏。

　　五、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济哲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使命的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根本特质在于： "力求把经济问题与人、生产劳动和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从社会历史的根本结构和发展规律上对经济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在驱动机制，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深层结合。"[19]

　　因此，当前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立足现实，面对时代，为捕捉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而提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哲学视角。马克思经济哲学必须突破单纯的文本解读与理论阐释，强力介入现实社会，在社会世界的变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超越西方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狭窄视角，站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高度，以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就具有了实践与理论的双重价值。

　　一方面，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是当代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西方经济学所谓的金融部门的监管缺位、政策低估和信用缺失等问题，显然还只是停留于金融危机的外在表象： "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20]（P699）
　　
　　当代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在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内部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因此，防范和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需要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在具体路径上也需要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生活方式、财富价值观念等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入手。
　　
　　另一方面，对于在金融危机中凸显出来的金融资本与当代资本主义新趋势； 货币、金融、资本市场的发育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货币化、金融化、虚拟化与现代人的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等重大现实问题，无论是实证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还是思辨的传统哲学，单一学科与视角都无法给予完整、透彻的分析与阐释。所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的马克思经济哲学正是解决我们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理论综合，从而提升对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深度。

　　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在实现与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各学科对话的同时，大力借鉴与汲取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理论成果，在具体的情境中对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审慎有度的分析和总结，拓宽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学科视野、深化理论内涵、提升研究水平，有利于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体现出其所具有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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