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反思：革命母亲的悲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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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李彦中文小说的女性价值观探讨
　　【第一章】李彦小说中的女性观念探究绪论
　　【第二章】历史反思：革命母亲的悲剧书写
　　【第三章】现实观照：海外女儿们的个体觉醒
　　【第四章】不断发声：李彦女性书写的策略
　　【结语/参考文献】李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二章 历史反思：革命母亲的悲剧书写
　　
　　中国历史是作家李彦不可或缺的小说文化背景。小说通过爬梳个体的历史记忆，着重展现“红色中国”下的革命母亲情结。革命母亲是其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女性形象，典型如《红浮萍》的雯，《嫁得西风》的陶培瑾，和《海底》的珊瑚。这些母亲形象的塑造在提醒着读者李彦对革命母亲的内在情意结。“‘历史’在一向的观念中，从来都是属于男性的宏大叙事，女性在其中如果不是‘祸水',也只能是一种点缀。”8然而，李彦打破此局限，在《红浮萍》中，作者不仅表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成长，还有意识地透过女性视角反思历史。 本章从革命女性对革命献身式的追求，以及在革命话语下的婚恋挫败探讨其悲剧根源，究其原因，最根本在于男权/政治对女性的压抑和冲击，在女性试图通过政治途径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时，反而陷入盲目的狂热，最终吞噬自我。此外，女性深层的家国依附心理也是不可忽略的主要原因。作者透过历史反思，也有意识地将革命母亲形象去“神话化”以及化解革命母亲与新移民女儿的代际危机。
　　
　　第一节 对革命献身式的追求
　　
　　在革命洪流中，个人往往难以逃脱被汇入其中的命运，而李彦在《红浮萍》所塑造的平的母亲就是典型的个案。《红浮萍》通过加拿大华人移民女性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夹杂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描绘了近乎整个 20 世纪中国大陆的历史长河，书写了百年历史背景下家族三代女性的悲欢命运。其中，作者以革命女性雯的成长经历作为主要线索，前后涉及了反美浪潮、抗日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肃反运动、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了探索当年革命女性的悲剧，李彦重点书写了“我”的母亲如何迷失在理想激情中：作为女儿的雯在年少时便有男子汉气概，为保护母亲而不惜与觊觎家族遗产的亲戚武斗；而作为母亲的雯反而在国难当头时，放弃家庭和女儿，一心投入政治理想，忘却一切。
　　
　　新旧时代大变动，催发着雯的家国情怀，同时深化着雯的政治认同理念，影射着当时中国女性的政治激情。即使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她们目睹着诸多个体“自我”不断异化为“非人”的生活状态，从善到恶的人性转变，但她们仍然用抛头颅洒热血般的热情，甚至抛弃一切物质条件，不惜牺牲亲人的利益去投身在政治运动中。在作者笔下，雯的形象无疑是中国革命女性的代表--为国家奉献出自我，即使牺牲青春、爱情和家庭也在所不惜。小说中如此描述雯逐渐萌发的政治理想：
　　
　　也许，旧家族中对女性的种种歧视，早已在雯的童年中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许，那位带领她去教堂唱圣歌的青年教师，已在潜移默化中将平等博爱的理念植入了她的心怀。她在眼下风靡社会的新思潮中，真实地触摸到了与青年教师反复歌颂“神的大爱”的异曲同工。不费吹灰之力，她就接受了那个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蓝图，萌生出投入到滚滚洪流中献身的冲动。9
　　
　　此处从爱情走向理想的雯，重要的推动力在于未来的蓝图--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点上充分证明了雯试图将自己的女性身份作为社会主体去看待，而不是作为依赖于男性的附属品。但雯有自身认识的局限性。雯没有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议题实质是男性和政治推动的，曾经维新人士的“兴女学”、“富国强种”,仍然是从女性的自然性和传统家庭角色出发，只是强调了女性对“国”和“种”的责任和作用。
　　
　　到了雯成长的年代（1920 年代），正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逐渐成为一支活跃的社会力量的时期。其中 19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政策文件，更是确切地表述了妇女解放的条件：“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真正的解放。”1928年中共六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更指出“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解放妇女。”10可见，无论是妇女解放还是解放妇女，都跟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雯想要通过政治理想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实质仍是受到政治和男权的控制，最终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从文本可见，雯的女性形象一直是激进高昂的。除此，雯身上具有的男性化色彩也佐证着雯的理想动机--自我解放的渴望。成长于父亲缺席，家族争夺遗产漩涡的雯，在年少时就成为了自己母亲的护卫者，顶替了父亲的位置。刘再复在分析雯的动机时，归结她对理想父亲的寻找：
　　
　　从找到的这一刻起，她就报名走上抗美援朝的前线，把身心交给“父亲”.她以绝对忠诚对待“父亲”,于是“加入组织”也化作她终身的魔幻似的“情结”.这不是一般的情结，而是压倒一切的，包括压倒爱情、亲情、友情的情结。11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李彦并不是简单地塑造出一个追寻父亲的女性形象。如前文所言，雯已然肩负起了父亲的责任，这暗示着作为女性的雯坚强独立，敢作敢为的作风丝毫不逊色于男性。
　　
　　除此，在李彦的行文中，并没有表露出雯对父亲缺失的渴望，相反，她一直展示着她的男性气质（暗示着女性并不是天生的柔弱），为理想雕琢出一个坚韧且有尊严的女性形象。这种女性男性化的气质并不是雯独有的，反而折射出“红色中国”下的社会真相--女性的被解放，意味着解除对家庭和男性的依赖，转向对社会和政治的“献身”.在李彦的其他小说亦如此体现，女性并不为父亲或者丈夫的缺席而感到生活的崩溃，她们也拥有理想，拥有着自我的生命激情。因此，笔者更倾向于雯的政治理想来源于其对女性解放和实现社会价值的渴望。
　　
　　小说引文中“献身”一词凸显出了雯坚定的决心，也为日后被划为“右派”时雯仍坚定理想并积极反省埋下伏笔。因此，作者通过全知叙述描写了年轻的雯积极穿上列宁装，土改运动时主动上交所有财产以响应号召时，“心中竟然抑制不住地涌起些许莫名的自豪”12,以生动地展现个体的理想主义激情，也凸显了在“红色中国”背景下，个人的身份认同牢牢依附于国家政治的特色。
　　
　　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一方面是社会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处于程度不同的震荡之中，另一方面是群众在这种政治运动之中逐渐地习惯和熟悉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作用。”13因此，当身处在矛盾中心的个体既怀揣着恐慌不安的心理唯恐列入“指标”成为“批判对象”,又对政治运动的指示顶礼膜拜，忠心耿耿。这种大规模的从众形象，实则是一种理想式的集体英雄主义，严重压抑了个体意识。而在男权制度下，女性在政治风波面前更加首当其冲。小说围绕着雯的政治身份考验作为女性书写策略：当女性被放在政治冲击点时，她们如何应对激情燃烧的理想主义？
　　
　　在雯被确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雯的心理表现十分绝望：
　　
　　没有理解，没有信任，没有同情，没有爱。有生以来，雯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无助。这样冷酷的世界，是否还值得留恋？难道说，只有死亡，才能向这个世界证明一个人的清白无辜？14
　　
　　从雯的心理表现可以看出，雯并没有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组织”,而是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身份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代表着自我的社会意义。雯本来寻求的恰恰就是自我，甚至是女性的身份认同。但是政治却剥夺了雯的身份，让她深陷在身份焦虑中。可以说，雯的积极表现实际上是一条追寻自我的痛苦之旅，在此后，雯毅然接受改造，等待“摘帽”--在农场里，雯劳动锻炼时积极表现，不管是扫厕所、抢收抢种、还是挑河泥修水渠，把自己碗中的猪肉让给工人等等，只为得到表扬和恢复身份。深陷政治激情的雯，即使一遍遍地反省，仍然无法彻底地逃脱“右派”的帽子，这似乎是作者有意的安排。因为雯并没有找到造成自己命运悲剧的真正源头--政治的控制和压抑，所以这也侧面反映出，“当革命文本中的女性在彻底摆脱了家庭和婚姻的羁绊之后，就如同样板戏中的那些性别模糊、千篇一律的红色娘子军一样，机械地行走在政治的舞台上，成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15.
　　
　　小说中，作为旁观者的女儿平感慨“幼稚脆弱的我被迫扮演成年人的角色”.当平还是儿童时便明白“爸爸的’解放‘,必须以我们失去妈妈来交换。”16此处正暗示了我们，在“红色中国”下，家庭已经沦为名不符实的生活结构。失声无助的女性雯原本最需要的是伴侣虞诚的扶持，却反过来成为虞诚的拯救者：在政治高压下，虞诚选择同雯离婚，划清界线之后才能得以继续为政治献身。作者通过女儿偷看父亲日记这种细节描写，刻画出虞诚的痛苦，但其痛苦在于如何让自己（男性）脱离政治施加给他的困境，而非帮助雯（女性）脱离困境。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女性自然无法真正地审视和解放自我，走向悲剧也是必然。对此作者也曾反思革命洪流中的女性悲剧的原因：
　　
　　在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家庭和亲情这些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在新的文化震荡之下被扭曲和破化。作为骤然投身于变革洪流中的知识女性，雯们无可避免地挣扎于新旧两种价值观中，一方面，她们渴望以独立自主平等的新女性形象自立于世，一方面，她们在潜意识里却依旧摆脱不了女性在传统上对男性的心理依附。当这种依附无法通过美满幸福的婚姻得以完善时，雯们身不由己地将这种情感寄托到了男权的替代物--“组织”的身上。
　　
　　这个强有力的男权替代物所倡导的斗争哲学，需要雯们在革命的蛹化过程中勇敢地割断一层层亲情的丝线，并使她们像在追求一个完美无缺、高不可攀的恋人一样，屡屡被拒之门外。她们的才华和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从她们身边夺走这一切的，恰恰是她们最渴望拥抱的恋人。17
　　
　　作者有意表现出在混乱年代中，人实则“非人”的悲剧。每个人的身份成为一种符号，被迫划分立场，以此有了“批判和被批判，奴役和被奴役，革命与被革命”的阶级对立。除此，《嫁得西风》中的陶培瑾和《海底》中的珊瑚也是同样在记忆中铭刻历史伤痕的革命母亲形象：知识分子陶培瑾在十年“文革”中遭遇苦难，仍一心为科研事业拼搏，不惜丢弃了亲情、爱情和友情；珊瑚曾被打成“右派”,但为了重拾破灭的梦想，她宁愿抛弃家庭和孩子，鼓励自己“不能趴下！不能认命！哪怕希望再渺茫，也要奋力站起来！”18这些革命母亲的共性是：坚强、具有男性化的特征、为革命而牺牲自我，她们从本质上而言尤其是从女儿视角来看，都是缺乏女性特征的。
　　
　　第二节 革命话语下的婚恋
　　
　　在李彦的历史书写中，没有厘清悲剧源头的女性，在其婚恋中也只能承担无法反抗，近乎被“绑架”的悲剧命运。过去被家长制绑架婚姻的女性，没有婚姻选择权，如今的革命女性不过是变换方式，被政治规训成温驯的“羊群”,把婚恋政治化。除此，李彦也关注到落后的农村女性，她们在革命洪流中仍然受制于男性霸权的封建制度，性别的绝对不平等导致女性群体的婚恋悲剧。
　　
　　在展开论述前，笔者先分析《杏树岭》中农村女性的婚恋悲剧。《杏树岭》以第一人称为视角--“我”从加拿大回到祖国探亲，追溯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杏树岭的历史记忆。当年的“我”是少不更事的小女孩，见证着“文革”时期杏树岭的农村女性在男权制度下无法拥有婚姻自由，也无法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悲剧。比如小说中提及桃子的婚恋：
　　
　　桃子是家中长女，下面有一串弟妹，父亲不知患的什么病，无法下地干活儿。因家中缺劳力，桃子六岁那年，家里便给她定下后山里一个二十多岁、娶不起媳妇的穷汉。……19
　　
　　小说以穿插手法，叙述农村女性桃子的婚恋悲剧：桃子无法与相恋对象结合，只能遵循家长的命令。通过“我”的叙述声音，桃子的悲剧开始深化：刚满十五岁的桃子，竟被无赖的民兵连长糟蹋。下放干部原本要为桃子伸张正义，但却被村支书阻止，认为山沟有山沟的规矩，不允许外来的知识分子“胡整胡闹”,最后桃子的问题不了了之，仓皇嫁到更为偏僻的山沟。小说指出了没有知识和觉悟的农村女性的婚恋悲剧：在男性和权力者面前，这些农村女性根本无法自我觉醒，也无法实现男女平等。
　　
　　除此，小说还指责了婚姻关系中的丈夫。作为家庭和妻子的守护者，丈夫（男性）在面对婚恋问题时的无作为和逃避。李彦在《杏树岭》中描述了另一个婚姻悲剧：在山沟里年轻漂亮的栓子妈多年来被村里的民兵连长霸占着，而作为富裕中农的栓子爸因为在阶级斗争的杠杆下处于劣势，只能忍气吞声，任由妻子成为别人的性奴隶。小说借由栓子妈的婚恋悲剧，深化了农村女性地位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承认，丧失自我的主题。
　　
　　于是，当我们把目光从农村女性转移到革命女性身上时可以发现，革命女性个体在政治权力和革命话语下所承受的影响则是多重且深远的。《红浮萍》描写了浸染在革命话语中的女性雯为了追寻理想上的契合，她的两任丈夫都是因为其在政治舞台上的积极表现才俘获雯的芳心。作者有意指出雯的两场婚姻悲剧，实质上是革命话语规训的结果。因此，作者通过雯的两段互为反差的婚姻悲剧，巧妙地利用雯在婚姻中所处的位置，从“看”到“被看”的变化中构建出一个失意孤独的革命女性形象。
　　
　　叙述者先以零聚焦视角略写了雯的第一段婚姻，仅仅捕捉一个情节，即雯得知丈夫楠被批判为胡风分子、国民党特务的消息。此时叙述者进入雯的心理世界：
　　
　　雯的身上一阵阵发冷，尽管窗外杨树上的蝉儿因不耐酷暑而烦躁地拼命聒噪。
　　
　　她怔怔地看着面前那张脸。数月未理的头发，杂乱无章地披在他颓丧的颊旁。……她惊悚地发现，当罩在他头顶上那轮英雄的光环消失后，楠在她眼中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怀疑自己当初怎么会爱上了他，如此陌生，如此平庸。
　　
　　我曾经爱过他吗？她第一次强迫自己面对真实，审视着自己的心灵。20
　　
　　这些叙述生动地描述了雯对楠的爱情正是源于楠的“英雄光环”,当婚姻被革命话语渗透后，雯对楠的认知也随着革命家庭的“阶级性”而变化。这恰恰说明了雯“无疑是一个放弃了自我欲求的革命符号，是一个无私的革命螺丝钉”21,她把婚姻幸福交托于“组织”的监督下。因此，随着楠在政治身份问题上的变化，雯便否定了自己的情感，以“陌生”和“平庸”形容对方。这种“看”的结果，导致雯自以为正视了自己的婚姻观，判定这种情感是“肤浅的爱”,并毅然选择离开楠。这点明了革命队伍取代传统家庭，革命伦理取代婚姻伦理的政治规训。小说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雯与楠的离婚，道出了个体感情在革命话语下被政治化、立场化，丧失了感性色彩的悲哀。
　　
　　叙述者则扩叙了雯的第二段婚姻的始终（第 5 章第 4-14 节）。小说详细地描述了虞诚的形象：贫寒的出身，献身革命的勇敢经历，毫不矫揉造作的朴实外表……这些“在雯的眼中，闪烁着一层迷人的光晕”,甚至迫不及待地“向虞诚表白自己与生俱来的’革命性‘”22,以求获得共鸣。这种叙事话语暗示了雯所迷恋的同样是虞诚在政治表现上的英雄光环，与前夫楠的形象是相似的。但雯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将婚姻政治化的盲点，选择与虞诚结合成革命家庭。对此，叙述者借用相似的政治事件，对雯作出了位置的调换--从“看”到“被看”,揭露出政治运动对革命女性及其婚姻家庭的直接影响。
　　
　　小说中，雯因不当言论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走投无路时还遭受丈夫虞诚的质问和指控。这种反差性的待遇使其意识到自己曾对前夫楠的咄咄逼人：
　　
　　“你若没错，难道说，党组织还会错吗？”虞诚立即严肃地反问，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的逻辑简单至极，且不容置疑。
　　
　　雯的脑袋轰地一响，猛然记起了大约两年前自己对另一个人说过的几乎是同样的话。似乎有一只大手，在撕裂她的心脏。她禁闭双唇，陷入了深深的迷茫。23
　　
　　虞诚对雯的质问，道出了中国婚恋在政治风浪中的脆弱性。而叙述者将“陷入了深深的迷茫”的雯，从主体的位置拉落到“他者”的位置，去反思女性主体的政治盲目性。小说中，为了挽回丈夫虞诚对她的信任，雯抛弃自己身为女性的性别身份，逃逸自己在家庭结构中扮演的角色，而积极以男儿身的姿态去争取身份认同。从“看”到“被看”,在雯的两段婚恋关系中，更反映了在反“右”运动背景下，个体的身份认同来自“组织”（党）的承认，否则个体就只能陷入“失声”状态，丧失了正常生活的自由，也丧失了婚姻的幸福。《红浮萍》展露了上一代为革命而甘愿牺牲全部的理想主义姿态--“也许妈妈只是需要维持她的信念，这样她所有过往的牺牲才有价值”,这句话点出了女性的婚恋悲剧并不是全部源于政治/男性的压抑，女性深层的依附心理也应该为自己的悲剧命运承担责任。
　　
　　另外，由于政治和权力的强行介入，女性在婚恋中本该拥有的“私人空间”,也扭曲成权力可以监督和控制的“公共空间”.这明显表现在，雯的身份问题屡屡使得丈夫虞诚饱受外界的批评而痛苦不堪。最终，虞诚为了能够继续为政治献身，而通过离婚途径与雯划清界限。可见，雯两次的婚姻悲剧皆是革命话语规训的结果。在李彦后期的写作中，《嫁得西风》的母亲陶培瑾和《海底》中的母亲珊瑚，都与雯类似。她们都是经历过相同婚恋悲剧的女性，但李彦在其他小说中剔除了这些政治造就的失败婚姻，用了大量笔墨描述她们如何怀念曾经年少时不谙世事的、纯洁无暇的初恋，显露出其对政治化或者说功利性婚恋的排斥和反感。
　　
　　第三节 重审母亲形象
　　
　　李彦反复书写革命母亲这一女性形象，如《红浮萍》的雯、《嫁得西风》的陶培瑾和《海底》的珊瑚。这三个母亲形象有着相同的历史伤痕，究其根本，其人物原型皆摆脱不开李彦的母亲。诚如李彦所言，“长久以来，伴着岁月的流逝，我一直未能从对亲情的困扰中解脱。也许在潜意识里，正是这种惶惑，促使了我提笔创作。我抑制不住地试图通过笔尖，梳理出对亲情的反复思索，层层深化，以求彻悟。”24对革命母亲的反复书写，恰恰体现了作者从局内人、亲历者角度对母亲形象的反省，一方面是对他们在特殊年代中失去女性主体意识的悲哀，同样更是对背后那个特殊年代革命价值观的否定。这是一种双重的反思。
　　
　　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父亲、母亲和孩子三方共同形成稳固的家庭关系链。但是在李彦小说中，父亲的缺席却打破了家庭关系链，演变成“母亲-孩子”两端的母女关系模式。在这种残缺的亲情模式中，女性意识的成长还体现在审视母亲上，对传统的母亲形象进行反思、改写与颠覆。
　　
　　在传统写作中，革命话语“神话化”了母亲形象，对母亲形象的刻画往往充满正面意义。如丁玲的《母亲》、子冈的《给母亲们》、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都在赞颂母亲牺牲的伟大。这些文本不言而喻地道出了，“母亲角色为社会发展付出的牺牲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什么颂扬母亲牺牲的伟大，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审美母题，并且也易于为即使是顽固的大男子主义者所欣然接受，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着的就是称其为诡计也不过分的一个奥秘：那就是无止休地用赞美去强调母亲的自我牺牲行为，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不揭示这种牺牲是基于在握有做人的种种权利而高一等的一个性别，对非人的或次一等的另一性别单方面强行给予所造成的角色那并非伟大的种种肉体到精神的历史性痼疾与个性悲剧，其效果无疑只会更容易地驱使一代代女性为做这样一个吻合全球性全社会性审美视野中的女主人公，而知天乐命地、前赴后继地步其后尘，从而加固那有等级性的二元项关系，重演那女性异化的一生。”25
　　
　　由此可见，这种明显高于现实生活的精神理念无不铭刻在革命女性的心中，形成根深蒂固的“自恋情结”:被怂恿的女性个体逃逸在家庭结构中扮演的母亲角色，一心为政治献身，从而期望能获得（甚至享受）来自政治/男权的肯定与认同。在此，李彦决意要在其小说中将母亲拉下“神坛”,祛除革命母亲的“自恋情结”26,即将母亲形象去“神话化”.
　　
　　首先表现在从女儿视角所看到的母亲的不合格表现。《红浮萍》描写了身处加拿大的“我”得知父亲楠离世的消息后所展开的第一场回忆，就是年幼时跟随外婆千里迢迢去寻找母亲雯。由于当年“我”尚是孩童，不谙政事，对母亲的悲惨遭遇--被打为“右派”毫不知情，因此，“我”的心情还停留在与母亲重逢的喜悦中。然而，当“我”在深夜里听见母亲雯对“我”的到来的抱怨和叹息，只能模糊地感知母亲的压抑和悲伤，却远远不能对其前因后果作出全面的理解。这种内聚焦的写法限定在“我”的所见所闻里，剔除了事件的全知性，使得女儿视角更为真实可信。此外，这种叙述也能引发读者的疑问：为何雯有如此悲惨的遭遇？为何雯要排斥孩子的到来？从而为下文的叙述作出铺垫：母亲雯为了摘下“右派”帽子而在劳改中积极表现，从而将孩子平视为拖累和负担。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使得孩子平处于对母爱的极度渴望中，甚至为了能跟母亲相处，平也忍受着被母亲抱怨和嫌弃的日子。除此，雯是被旁观的对象，她的心态只能通过旁观者“我”去感知。小说中，年幼的“我”对母亲的行为充满着疑惑，却无从解答。比如“我”不知“妈妈喜欢弟弟妹妹远胜于我”,也不知“为什么每次妈妈和爸爸争吵之后，她又总是把年幼的弟弟妹妹甩给爸爸，只带上我”27.这种写法也恰恰设置了埋伏：“我”的身世之谜。当母亲雯的政治境遇与“我”的身世之谜相互交错时，已然衬托出个体在革命洪流下无法掌握自我的消极无力感。
　　
　　《嫁得西风》和《海底》则点明了共通的母女矛盾--母亲对孩子的反感，就是源于孩子对女性事业是羁绊。作者借由女儿的口吻追忆了母亲的行为动机：
　　
　　我妈他们年轻时，生活在特殊的年代里，许多东西都被扭曲了。当时大陆流行的，是牺牲个人的一切，服从组织的需要，所以我一出生，爸爸妈妈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工作，就把我送去甘肃老家我爷爷奶奶那里去了。28
　　
　　此处点明了母亲对女儿的拒绝和隔阂这种畸形的家庭关系，正是源于在“红色中国”背景下女性对政治理想的狂热和奉献。“牺牲”和“扭曲”的字眼更是道出了怀揣政治理想主义信念的革命母亲不擅长表达母爱、发挥母性的悲哀。同时这种后果殃及到下一代--孩子只能产生“寻找母亲”的精神期待，以及加深了孩子对政治问题的反感。由此可见，本来正常健康的家庭关系，已然被政治异化，而造成无可弥补的鸿沟。这种伴随着父母缺席的成长，随着孩子长大成为下一代的母亲时，就容易产生“移情”的心理作用。陶培瑾的女儿便是这样：
　　
　　正因为从小缺乏父母的疼爱，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缺憾，所以我现在就想尽自己所能，让我的孩子充分享受母爱，让他有个幸福的童年。29
　　
　　类似也如江鸥与母亲珊瑚的数次对峙。这种和母亲对抗的行为，实质上正是女儿对自我“无爱”的精神弥补。同时，孩子更有意识地追求自我（个体化）的理想--在加拿大即使穷愁潦倒也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实现心中的愿景。而母亲往往无法意识到这种反差，从而与女儿产生更为激烈的矛盾。此叙述展现了作者对“红色中国”历史的反思，包括对“集体话语淹没个体话语，革命队伍取代传统家庭，革命伦理取代婚姻伦理”的反感与批判。然而，这种叙述并未真正进入母亲视角，只是在表面上剔除了传统母亲形象的“完美化”,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喟叹母亲一心献身革命，不顾家庭终而导致下一代的情感缺失。在此，叙述者仍然以女儿视角对母亲形象持批判态度，而祛除了母亲形象的“神话化”.
　　
　　其次表现在母亲在工作上的努力并未获得认同。母亲抱有献身式的革命追求，选择逃逸在家庭结构中的母亲角色，投身于革命洪流中。结果，她既没有在家庭中获得下一代的认同，也未能在政治事业中得到接受。《红浮萍》通常用叙述人的口吻道出了对雯的欣赏和叹息：一个勇敢坚强，敢于挑战男性权威的女性，却又执着于国家政治，不惜忘却家庭和自我认同。特别在雯被打成“右派”的惨痛经历中，叙述人更是跳脱故事情境为雯的选择作出解读：“此生的追求，岂能因为摔过一次跟头就彻底毁掉？她不甘心。她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必须争取入党！”30接着，叙述人又喟叹雯对理想悲剧的承受：“雯的秉性，无法容忍失去尊严的苟活。留给她的，似乎只能是用生命来证实自己的无辜与清白。”31因此，母亲雯即使努力表现，不管是扫厕所、抢收抢种、还是挑河泥修水渠，把自己碗中的猪肉让给工人等等，最终也难以得到“组织”的肯定与接纳。
　　
　　然而失意的革命母亲往往在儿女面前维护自己的神圣地位乃至自己的价值追求，这恰恰成为她们的尴尬之处。《海底》的珊瑚同样曾是一位失意的革命女性，一心奉献给政治事业却未能获得认同。但是，她却屡屡将“牺牲”和“伟大”的字眼安置在自己身上，看似迎合着社会的审美视野，实质却一步步被解构。小说进入母亲视角，通过母亲珊瑚的文章《一个母亲的心声》和日记宣泄自己的哀怨：
　　
　　为什么女儿不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为什么女儿不能理解我的苦心，反而埋怨我对她自幼的教育培养？难道说，是上一辈人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了，才使青年一代女性厌倦了她们今天所要扮演的角色？32
　　
　　这些疑问道出了母亲的心声，深化了母亲浸染在革命话语下所产生的迷惘。此处作者而不再以旁观者视角作出“客观”的评价，而是从母亲视角和女儿视角相互结合，描述出母亲矛盾的根源：在深受中国政治影响下成长的革命女性，往往把事业放置在家庭之上，最终她们不愿意正视自己的悲剧根源，反而要求下一代接纳她们，无形中制造了紧张的家庭关系。后来，母亲珊瑚更因女儿江鸥频繁追问自己的过去而发火：
　　
　　告诉你，咱们俩是水火不容！我的一生都是被你毁掉的！你是我最大的敌人！是我一切灾难的源泉！我恨你！如果不是我还有个心愿没完成，我现在就会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不再看到你！33
　　
　　……
　　
　　你想要否定我的一生吗？你为什么看不到我的奉献、我的牺牲？你给我跪下！检讨，认错！你必须承认，我是个伟大的母亲！34
　　
　　除此，珊瑚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江鸥，不管是对待江鸥的事业还是江鸥的孩子，珊瑚总是以权威的母亲身份发声，比如：“知识女性决不应当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带孩子这种无聊琐事上。我现在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是为了帮助你重新站立起来”35等等。珊瑚的叙事声音反映出其自认伟大的母亲权威。
　　
　　从上述两点可见，在代际危机下，叙述者表面回望历史，实质是反思母亲的悲剧，还原真实的母亲形象。作者通过女儿视角去审视母亲，又通过母亲视角去审视自我，呈现出母亲形象的另一面：母亲为理想主义奉献却遭遇大半生的不如意，并未得到认同；当母亲从“理想主义者”回归“母亲”时，又不曾做到“母亲”这个身份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也不被下一代认同。因此，在孩子的成长岁月中，被理想主义隔阂出的代际危机已经彻底削弱了母亲的家庭地位，使得母亲不再具备传统的家长权威，将母亲形象去“神话化”.李彦正是借这样的母女关系，揭露了政治对女性的压抑和控制之余，还殃及本应亲密的家庭关系，使人性异化。
　　
　　在历史反思中，本文分析了“红色中国”中身为母亲的革命女性，在政治/男权的压抑和控制下导致理想悲剧和婚恋悲剧。李彦通过故土留下的母女隔阂问题，放置到异国新家园里去表述母亲反思的过程，有意无意地暗示着海外新家园的重要性：新家园切断了伤痕历史的粘连，抽离了政治的影响，让两个互为母女的女性反思自我的盲点，重新发现家庭的温暖，逐渐宽容彼此的分歧，最终恢复亲密的亲情关系。这种写法也有欲扬先抑的暗示：一是祛除革命母亲形象的“神话化”.母亲不应没有认清自己的盲点，反而自诩“伟大”和“牺牲”,只有真正反思自身问题的盲点，才有可能弥合了母女关系的隔阂，回归真实的母亲形象；二是肯定摆脱传统羁绊的异域生活对女性的意义。在作者的文字中，历史只有伤痕和痛苦，那么，在加拿大这个与东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女性才能真正恢复女性气质，以“人”的姿态生活。作者正是通过对身为革命女性的母亲悲剧的反复书写，激励着下一代对自我命运的坚守与执着，反对个体抑制的认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