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洛夫寓言创作上的创新手法

　　克雷洛夫之所以被称为俄罗斯一位伟大的寓言家，不仅表现在他的寓言作品思想内容上所达到的高度，更在于其艺术上所表现出的审美追求———个性化与民族化的完美统一。就艺术创作而言，用寓言来反映重大题材，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事。克雷洛夫的寓言诗利用喜剧性的情节和对白，构成了洋溢着讽刺、闪耀着智慧的微型短剧。因此我们说，克雷洛夫以他的寓言创作上的创新手法，把俄罗斯寓言文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世界寓言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克雷洛夫寓言诗的审美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

　　克雷洛夫的寓言，表面上看写的或者是动物主人公形象，或者是植物主人公形象，或者是非生物主人公形象，或者是人物主人公形象，实际上全都是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克雷洛夫都将它们人格化，赋予它们人的感情，讲的都是人世间的事，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现实社会的生活。比如，用狐狸象征聪明狡猾的人，用狼象征凶残贪婪的人，用狮子象征有权有势的统治者，用羊象征无辜受害者。205 篇寓言里有近 20 篇中出现了狐狸，同样是狐狸，在不同寓言里表现出人的不同的性格侧面。例如，在《乌鸦和狐狸》里，狐狸是聪明狡黠又俏皮; 《狐狸和田鼠》里是贪脏枉法装冤枉; 《悔过的狐狸》里是假意悔过贼心难改; 《仁慈的狐狸》

　　里是表面仁义内心残忍; 《狐狸建筑师》里是骗技高超瞒天过海; 《狐狸和葡萄》里不能得手便自欺欺人，等等。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 “克雷洛夫的完美的寓言里面既没有熊也没有狐狸，虽然这些动物也参加了其中的行动，但是，他们是人，而且是俄罗斯人。”［1］在西方，在克雷洛夫之前的寓言作品主要是讲动物故事，人在寓言中只是充当配角。克雷洛夫彻底改变了这种现象，把动物写得具有俄罗斯人的性格和特征。如《鹰和蜜蜂》中的蜜蜂、《大象和叭儿狗》中的叭儿狗、《青蛙和老天爷》中的青蛙、《乌鸦和母鸡》中的乌鸦、《猫和厨子》中的猫、《狐狸建筑师》中的狐狸、《母鹿与托钵僧》母鹿等等，从它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上自最高统治者沙皇、下至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他们所体现出的贪婪与奉献、卑下与高尚、自私与无私、渺小与伟大等等。

　　二 充满幽默和讥讽的情感色彩

　　在伊索等人的散文体寓言中，寓言故事是没有详细情节和富于诗意的描写的，而克雷洛夫以他的创作实践证明，寓言的主人公无论是动物还是人，都应该被赋予感情、情绪和心灵气质，都可以通过绘声绘色、绘形绘神的详情细节来渲染情感和诗意。因此，克雷洛夫在《驴子和夜莺》中这样描绘夜莺的歌声带来的反响:

　　百鸟停下了它们的唱吟，群羊伏在地上忘了吃草，牡童屏住呼吸忘情地瞅着夜莺:

　　一会儿脸上浮现出惬意的微笑，一会儿对着牧女点头称妙。

　　我们的歌手唱完了。

　　驴子一边吃草，一边说道:

　　“的确名不虚传————唱得不错!

　　你的歌声使人不感到寂寞。

　　遗憾的是，你不认识我们那只公鸡;如果你能够向它学点什么，你的歌唱就会比现在好得多。”

　　听了这一番奇妙的评论，我们可怜的夜莺抖抖翅膀，离开驴子飞到了遥远的地方。［2］这些描写细致入微，充满了幽默和讥讽的情感。而驴子的平庸浅薄也凸显出惊人的讽刺效果，驴子的不懂音乐美却要装内行的愚蠢荒唐也充分地暴露出来。克雷洛夫的描写越细腻生动，幽默和讥讽就越浓郁，对驴子的讽刺的寓意也就越深刻。

　　三 戏剧性的情节安排

　　克雷洛夫非常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戏剧性的情节，使寓言的讽刺意味得到喜剧性的表现。“别林斯基揭示出了克雷洛夫技巧的几个主要特点: 他的寓言充满着戏剧的喜剧的情调”。［3］这个概括是很到位的。克雷洛夫寓言的情节安排有很多表现。

　　其情节安排的第一种表现是，用可笑的误会来展开矛盾，让作品中的人物对他人或生活现象产生某种误解，展现人物性格。如《鱼的跳舞》，鱼在滚烫的油锅里垂死挣扎、狂蹦乱跳的场景，确实有点儿像跳舞。残害鱼类的人用鱼在跳舞来欺骗狮王，用肉麻的赞美掩盖自己的罪恶，而昏庸的狮王听到阿谀奉承便飘飘然。情节在误会中展开，在虚假矛盾中激化，讽刺的矛头非常明显，寓言的效果更为精彩。《四重奏》《鹰和鸡》《隐士和熊》《米隆》《天鹅、梭子鱼和虾》等作品都采用了设置误会的手法，使情节新颖别致，引人深思。

　　其情节安排的第二种表现是，用绝妙的戏剧性巧合来凸显幽默讽刺的效果。寓言文学都能够成功地设计巧合，因为巧合能使故事更具戏剧性，是故事情节结构的重要纽带，在情节构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梭子鱼》，祸害鱼类的梭子鱼，被捕后被处以重刑———把它淹死在河里……这些巧合的令读者发笑的情节，使故事的寓意很轻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类绝妙的戏剧性的巧合情节还可以从《狗的友谊》《农夫与河》等作品中看到。

　　其情节安排的第三种表现是，结局安排出人意料。克雷洛夫寓言故事的结局往往超出了读者的意料。例如《神谕》，描述一尊能说非常灵验的神谕的木偶，名气很大，因此被人们崇拜，突然有一天这木偶的神谕开始错误百出，结尾作家点明了奥秘: 原来，木偶里面是空的，聪明的祭司躲在里面，神谕便万无一失; 换了个傻瓜祭司后，木偶就真的变成了木头。结局和真相出乎读者的意料，产生了很强的戏剧效果。这种方法在《野兽的会议》《兽类的瘟疫》《象总管》等作品中都有表现。

　　四 结构灵活又有条理

　　克雷洛夫的寓言诗在结构上表现得既灵活自由，又有条理。我们知道，在寓言创作中，寓言总包含寓言故事本身、寓意和道德训诫几个部分。“道德训诫是用语言明显地写进寓言的像引子或结语一样的东西，寓意包涵写出的道德训诫，但又大于写出的道德训诫。”［4］克雷洛夫创作寓言诗，总是让道德训诫成为诙谐的引子或结语，显露出讲故事者的特殊口吻，即借用教诲、开导、劝善的老人的名义来讲故事，通过道德训诫中的语言揭示出故事的寓意。克雷洛夫的寓言之所以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仍然被世界各国的读者喜爱，仍然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和活力，焕发着永恒的魅力，原因就在于其寓言故事仍有深刻的寓意，其所包涵的寓意仍给人以启迪。我们发现，克雷洛夫寓言中道德训诫的语句安排呈现为多种形式，有的放在了寓言故事之前，如《乌鸦和狐狸》等 31 篇，其训诫的语句都放在了寓言故事的开篇; 有的放在故事之后，如《乡村乐队》等75 篇; 还有更多的训诫语句没有直接点出，而是隐含在寓言故事的字里行间，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去琢磨，如《橡树和芦苇》等篇。

　　五 善用独白和对白

　　克雷洛夫很善于用独白和对白，把寓言故事变成一个个十分浓缩的、意味深长的讽刺微型剧。例如《参观者》:

　　“亲爱的朋友，你好! 你上哪儿去了?”

　　“去博物馆了，朋友，我在那儿参观了三个钟头;一切都看了，一样没漏。

　　你相信吗? 一切都那么令人惊奇，简直无法向你描绘。

　　那里真是无奇不有!

　　大自然的造化真是奇妙之手!

　　我在那里看到了世上所有的飞禽走兽!

　　还有各种各样的蝴蝶、昆虫、甲虫、蟑螂和苍蝇!

　　有的像绿宝石，有的像红珊瑚，还有一种小瓢虫，小得赛过针头! ”

　　“你看见大象了吗? 那形象该是多么壮观!

　　我想，你是不是以为碰到了一座大山’?”

　　“难道那里有大象?”

　　“当然有。”

　　“唉，老兄，真是遗憾:

　　大象我怎么没有看见”通篇没有一句叙述和描写的文字，但是读者却通过对白明显感觉到，作者是在嘲笑浅薄和愚蠢之人，眼里只看到了和自己一样渺小的动物，永远看不见高大威武的动物。

　　再如《两只狗》，也是通过对话展示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与一条宠物哈巴狗命运的不同:

　　“我的主人非常喜欢我。

　　我过得又称心又如意，不论吃喝，用的全是银餐具。

　　我整天向老爷撤欢儿嬉戏，累了就躺在地毯或沙发上休息。

　　你的日子过得可满意?”

　　巴尔博斯耷拉着尾巴，垂头丧气:

　　“我还和过去一样，吃不上，穿不上，为给主人看家门，我只能睡墙根，下雨就挨淋要是咬错了人，还得埃棒棍。

　　茹茹，你这样弱小，怎么运气这么好，而我就是拼命干也是徒劳!

　　你给主人效劳可有什么诀窍?”

　　茹茹风趣地答道:

　　“说起效劳的诀窍，那可真妙那就是因为我会用后腿走道。”

　　末尾用“我用后腿走路”一句话道出了类似于哈巴狗的某些人的嘴脸。还有《鹅》，借对话暴露了以祖先为政治资本的俄罗斯贵族的愚蠢; 《农夫和强盗》对话不多，但农夫与强盗的身份与性格也显露无遗，非常鲜明。

　　六 完美融合了俄罗斯民族民间语言

　　克雷洛夫寓言诗的语言风格，独特而耐人寻味，是俄罗斯民族民间语言独特性的集中表现。如《猫和夜莺》中，猫对被自己猎获的夜莺的一段话，朴实生动、诙谐滑稽。俄罗斯民族民间语言的美，是必须通过俄语来领会和感受的，虽然我们无法直接品读俄语原版的寓言诗，但是这首寓言诗非常好地体现了克雷洛夫语言质朴通俗、幽默狡黠的风格，这篇作品对俄罗斯民间语言的使用，是形象而贴切的。克雷洛夫是在借猫暗指书报检查机关，夜莺暗指作家，讽刺了沙皇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揭示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的处境，暗讽了沙皇及其贵族统治阶级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摧残与迫害，暴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和恐怖。

　　克雷洛夫不愧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把每个词的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自己的母语———俄语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成语、谚语、俗语、俏皮话、口头禅、谜语和笑话的运用，生动的独白、对话，活泼多变的语调和手势，都进入到寓言中，使他的寓言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别林斯基这样评价: “他的寓言里面面包含着各种生活知识，包含着自己特有的和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的结果。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俄罗斯所特有的、不能译成世界任何一种文字的形象和语法表现出来的; 这一切就是俄罗斯的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成语和语法，它们构成了民间语言的特性; 这就是俄罗斯语法的独创的手法和特点，就是俄罗斯语法的天然的丰富性，如果没有克雷洛夫，连普希金在这方面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地步。至于他的语言的自然、单纯和对话的灵活，那就完全用不着谈了。克雷洛夫寓言的语言是格利鲍耶陀夫的《聪明误》一书语言的原型。”［5］从别林斯基的这段话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克雷洛夫的寓言是无法直译的。克雷洛夫在世时，“他的寓言就译成了十种外国文字，1825 年在巴黎出版了一部用俄、法、意大利三种文字排印的克雷洛夫寓言集，参加翻译的有五十七位法国诗人和三十位意大利诗人，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6］这些数据也足以说明翻译克雷洛夫寓言诗难度之高。但是，因为其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克雷洛夫的寓言已经被译成了五、六十种语言的版本了。目前能够查到的中译本就有十一个之多，有吴岩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何世英译，花城出版社 1983 年版; 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 何茂正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年版; 裴家勤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 屈洪、岳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谷羽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年版; 还有朱宪生、邱静娟译，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 金鑫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年版; 文英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 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等等。这只是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出现的。有根据思想内容译成散文体的，更多的是根据作者文体译成诗体的。几乎每一位译者都坦言，自己的译本还是有缺憾的，离克雷洛夫寓言的真面目还有距离。正是由于克雷洛夫寓言诗的内容极其浓缩，语言极其通俗生动、口语化，并且包含着一些谚语、俗语，以及无法直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的成语，再加上他的寓言诗中还有丰富的隐喻、借喻、明喻等，就使他的寓言诗很难直译。

　　这也恰恰证明了，克雷洛夫寓言诗的语言及风格是极具魅力的，也是最难用其他民族语言来展现其独特的艺术价值的。克雷洛夫的寓言诗创作，使寓言这种体裁成为具有巨大概括意义的讽刺艺术，他的寓言作品体现了他对创作的不懈的审美追求，他的执着努力成就了不朽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布罗茨基． 俄国文学史( 上) ［M］． 蒋路，孙璋，译．作家出版社，1954:11，247．

　　［2］何茂正，译． 克雷洛夫寓言全集［俄］［M］．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5．

　　［3］［苏联］季莫菲耶夫． 俄罗斯古典作家论( 上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98．

　　［4］何茂正，译． 克雷洛夫寓言全集( 译者序) ［M］．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