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体验中把握城市的寓言
本雅明在《评歌德的〈亲和力〉》里从艺术经验的真理内涵和实在内涵指出了批评与评论的区别：“如果把年岁递增的作品看成熊熊燃烧的火柴堆，那么站在火堆前的评论家就如同化学家，批评家则如同炼金士。化学家的分析以柴和灰为对象，而对炼金士来说，只有火焰本身才是待解的迷：生命力之谜。与此相似，批评者追问的是真理，真理的充满活力的火焰在曾存在的事物那沉重的火柴上和曾经历的一切那轻飘飘的灰烬上继续燃烧。”
评论家对作品的探讨是在哲学的思辨过程中，经常带有某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记或者与当时的特殊事件联系起来，评论的思辨性更像是社会学家在对一种社会现象所作的调查研究。多数概念性的总结或者定义实际上是“理性最大化的产物”,这种理解是对事物实用性理解的最大化，它从中剥夺的正是对事物内涵的把握。“当人们不再相信事物是按它们本来所是的样子显现时，真理作为显露的概念变得可疑了，随之而来的是怀疑从前坚信的启示的上帝。”理念“这个概念也改变了意义。理论不再意味着一个以可理解的方式连贯起来的真理体系，其真理本身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被给予理性和感性的。”
对真理的把握是困难的，他永远不可能从“事物的内涵与事物本身的关系中”推导得出，“内涵必须理解为表现事物的印章”,③本雅明在这里表现了一种真理隐喻性存在的事实。对事物内涵的把握是困难的，用被神化话的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去掌握成效是不明显的。在我们还没有进行经验研究时，内涵已经从事物中脱身而出，剩下的只是一副躯壳。对于如何把握事物，本雅明说到：“只能在对事物的神性显现的哲学经验中来把握它，它只能在对神性名字的愉悦直观中不证自明。”
本雅明的理论带有的神秘色彩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神秘感来源于对物的敬畏，就像波德莱尔对传统的敬畏一样。
在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波德莱尔早已为自己设定了目标，“成为一个大诗人，但既不是拉马丁，也不是雨果，也不是缪塞”.他生活在群星云集的时代，处于浪漫主义的巅峰时期，但为了实现目标，他必须“抄最近的路，少进行摸索…通过分析的路径寻找自己是什么，自己能做什么，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将诗人的自发能力与批评家的洞察力、怀疑主义、注意力和说理能力集于一身”.
波德莱尔始终想让后人把他当做一个古典主义者来看待，也许“古典主义者自身包含着一位批评家，并将其与自己的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家”.波德莱尔身上始终有爱伦坡的影子，本雅明的思想也始终回荡着波德莱尔和马克思的身影。
一个诗人最有力的对抗性武器就是语言。而在任何物品都被商品化的今天，“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下，诗人第一次像一个买主在露天市场里面对商品一样面对语言。
他已经在一个特别高的程度上失去了对语言生产过程的熟悉和精通。”商品化的特质慢慢的弱化了大众的感受力，这种侵蚀带给诗人的体验是颇具影响力的。这种影响力表现在诗人的语言上，波德莱尔对于词语很是严苛，在《太阳》一诗中，波德莱尔描写了自己创作时的状态：“我独自去练习我奇异的剑术，向四面八方嗅寻偶然的韵律，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②“波德莱尔和语言本身一同密谋策划”,③他生怕我们在他的诗歌和浅显的语言中一眼就能认出他自己和他诗歌中的对象。“他总是避免在读者面前暴露自己……勒美特尔谈到他构筑了一种形式以便控制感情的爆发，而拉福格则强调波德莱尔的那种冷笑，它像一个不速之客在字里行间闯荡，戳穿了抒情者的虚伪。”
为了把客观对象隐藏起来，他善于隐喻的语言功底帮了他大忙，认识在现代化的指引下变得日益强大，新鲜事物、转瞬即逝的事物在引起我们欣喜的瞬间就恰当的消失了，记忆在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中不愿多停留一分钟。
对语言的质疑最重要的例子还是在现代词汇中，词语在现代词汇中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偏转。从贬义转向褒义，从一义转向多义，这些还都无关紧要，这种变换正显示了词的丰富意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词慢慢的转向一种单一的、肯定的而不具备阐释意义的代名词，具有这一代表性应该是工具化的语言，新闻语言和官方话语的表述是最能体现的。他们本身要求确定的表述，这毋庸置疑，新闻和官方话语本身是为了传达信息，很少有人发现这种表述已丝毫不能引起人类内心深沉的情感。即便是提到死亡和苦难。“战争宣传把词语当做工具如此滥用，这在本雅明看来是非工具性的、神圣的容器，而非纯粹交流。”
一种统治性的话语慢慢的在覆盖我们的日常语言。“本雅明坚持认为不应该为政治目的写作。因为词与有效的行动之间的真实关系只能通过表达不可言说的东西才可建立起来。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内容的交流，而在于魔幻效果的揭示，在于其神秘性。”①这种神秘性也许就是本雅明所寄予的关于艺术的拯救的途径。
在《论趣味》中本雅明从消费者对商品的获取和识别中看出了关于趣味带来的刺激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的买主对商品的消费模式已经从原来对商品一般的了解到盲目的趣味转变，就像诗人对待语言一样，忽视语言的产生过程而把兴趣放在词语的新鲜组合以及全新词语的创制上。诗人在此时似乎被剥夺了一项权利，或许说这项权利在资产阶级即将获得胜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被收回，“为艺术而艺术”起源于 19 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寻求从作家和诗人手中接过自己的‘奋斗目标’的时候”.
许多诗人意识到这一点，譬如马拉美和他的纯诗理论，他那时“已经不再为自己所属的阶级效力了”.而将诗歌转换到一种晦涩隐喻的语言之下，这是大多数诗人选择的道路。作为象征主义的首领，波德莱尔的诗并不难懂，他的诗也“并不神秘，然而，他作品里反映出来的种种社会经验绝不是来自生产过程，至少不是来自最发达的生产过程即工业生产过程。尽管如此，波德莱尔的诗仍以曲折的、拐弯抹角的方式从这一过程中生发出来，…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神经衰弱的经验，大城市居民的经验，消费者的经验”.
波德莱尔的诗歌源自现代社会，本雅明的评论也源于此，他们同在适应舒适的现代社会中看到了现代社会蕴含的问题，各种消失的体验、经验的不断转化与贬值。
诗歌和语言的服务对象通常被我们界定为“为人的艺术”,以及“为艺术而艺术”,从“人的艺术”到“艺术的艺术”经历了多少的变化可想而知，文学在摆脱了阶级派别开始作为独立的存在发展时也遭到了各种“实用派”的攻击。波德莱尔的诗歌不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存在，他也没有摆脱阶级的限制，他始终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庇护下，尽管他中年穷苦潦倒。作为一个生活上的游荡者，他的诗也始终游荡在两种类型之间。在现代人的都市生活和诗人敏感的体验中不断地转换，没有纯诗的圣洁与晦涩，更多的是丰富的个人体验和象征意义，就像本雅明所说的。游荡者虽然从人群中获取体验，但他更喜欢把自己整个的从人群中、从游荡者中排除出来，他被人群推挤着，像个筋疲力尽的人。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写诗是一件体力活”,保持着不被大众裹挟也是体力活，弄不好就会精疲力竭，而且还要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受到大众以及规范制度的干扰。但是从这群狂乱躁动的人群中，波德莱尔看到了它蕴含的象征，没有希望和自由，没有任何新的事物，“既无启示，也无痛苦”.人群中的人都在鼓吹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排除一切除金钱之外的幻想，从村庄的角落到城镇的小贩，以及妓女和流浪汉都在梦中构建着生活“本来的样子”.
波德莱尔把巴黎街头的体验交给了诗歌，“为此，他付出了他全部的经验。它标明了现时代通感的价格：灵晕在震惊经验中分崩离析…他的诗在第二帝国的天空上闪耀，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
也许再没有人能体会波德莱尔的痛苦了，他在《巴黎的忧郁·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痛苦的诗学体验。我们总觉得别人带着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然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诗人要寻找的。波德莱尔在这篇散文诗中通过与心灵的发问，发觉自己的心灵已然麻木到一种与死亡相邻的地步，“只想在自己的痛苦中取乐”.这种麻木其实是对无望的社会的控诉，是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文化现象以及社会现象的失望。波德莱尔是站在黑暗中观看的诗人，他能看到的比我们都多；他是在痛苦中讲述自己的诗歌的，他感受到的也比我们多。他的痛苦的体验被他寄托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在《野女人与小情人》中，他写道：“您从书本上学来的矫揉造作之态，还有那只能引起观众怜悯以外的情感的不知疲倦的忧愁，对我来说又能有什么意义呢？真的，有时我真想告诉您，什么是真正的痛苦”.
一种忧郁的心态始终贯穿了波德莱尔诗歌的始终。“安格尔先生的作品是一种非常注意力的结果，也要求以同等的注意力来理解。他们是痛苦的产物，他们自己也产生痛苦。”波德莱尔阐释别的艺术家的语句总让人想到他自己，或者正是他自身的禀赋让他看到艺术家独特的气质，同时自己也被这些气质包围并不由自主的陶醉其中，他对艺术家的理解同样可以用于评价他自身。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讲述了历史唯物主义需要注意的几点不明显的变化。
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作一个被娴熟技艺人操控的“木偶”,它战无不胜，虽然缺少了神学的帮助，但他仍然给我们带来了“救赎的观念”.这个方法同辩证法不同，辩证法很多时候看起来像是人类为了缓和冲突的必要创造，一种人类无法解决但又确乎存在并矛盾着的冲突，他被黑格尔定义为一种普遍规律“既统治者人的理性和人类事务，又统治着自然事件的内在”理性“”.
黑格尔为这种折衷的言论立法，我们大半时间会把矛盾的东西作为辩证法看待，我们也总是情无声息的把问题的方向搞错，更多的时候，辩证法迎合了大众的心态，他们附和着统治阶级，为自己辩护。
波德莱尔没有直接的谈到他对辩证法的看法，却在一篇论折衷派的文章中间接的有自己的看法：“怀疑使得某些艺术家恳求其他艺术家的援助，实验相互矛盾的方法，一种艺术侵犯另一种艺术，在绘画中引入诗、思想和感情，所有这些现代的灾难都是折衷派独具的毛病。”
妥协与合理的解释同样具有沦陷价值、掩盖真理的色彩，“折衷派没有考虑过，人的注意力越是有所限制、越是自己限制其观察的范围，才越是集中。谁抱得太多，谁就抱的不紧。…一个折衷派是一条想在四面风中行驶的船。…折衷派的作品留不下记忆”辩证法很多时候会沦陷到折衷派的怪圈里。作为一个古典主义的诗人和评论家，波德莱尔希望自己的古典主义精神得到认可，他同时希望人们严肃的对待抒情诗和体验。也许他的古典主义精神正像瓦莱里所说的那样“问题丝毫不在于去激活已然死去的东西，而可能在于通过其他路径，去找回已经不在这具尸体上的灵魂”.而本雅明也通过自己的写作做到了这点。他让我们相信“关于幸福的观念牢不可破的同救赎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我们的到来在尘世的期待之中。”
拯救之于现代性被本雅明部分的寄予到了游荡者身上，对这个观念的阐释来自于波德莱尔的诗歌，来自于拱廊街的体验，来自于充满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大城市。本雅明同样是游荡者的化身，这群精神流亡者可以用波德莱尔《天鹅》中的结尾来概括：
“于是，在我精神流亡处的森林里面，响起像号角狂吹的一段古老的回忆！
我想起被弃在一座岛上的那些船员，那些囚徒、失败者！……和其他许多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