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对布鲁姆批评及其谬误(2)

　　就伊格尔顿意见最大的三本书而言，《影响的焦虑》是天才性独创性的理论探究，《西方正典》是对整个西方自古迄今文学经典的脉络与陌生性文学性的生发，这两者的难读是建立在数量巨大的难读文本基础之上的，自然可以理解；而《如何读，为什么读》则是一种吸引普通读者的公共性和大众性文学解放。伊格尔顿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却偏偏要声讨其过于随意[3].且不说伊格尔顿专挑不合他意的小毛病来大张旗鼓而忽略了其对文学洞察力的高深莫测，光是这本书对《如何读，为什么读》文学经典的定位，就并没有说非得给出什么独创性十足的批评理论见解才能罢休，那是前面两本伊格尔顿似乎没完全读懂其语言和修辞的书的要旨。再回过头来，那些不合他意的小毛病有些倒正是布鲁姆文学洞察力的了不起之处。

　　如伊格尔顿反讽地提到布鲁姆的“道德真谛”时，觉得布鲁姆认为“我们如果处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罪与罚》）的那个彼得堡，或麦克白斯的那个苏格兰，‘也会干谋杀的事。’”[3]

　　这一道德真谛似乎很是让伊格尔顿反胃，可是，这不正是布鲁姆在反复精读与反思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黑暗经验所敞开的怀抱吗？

　　布鲁姆确然触摸到了陀氏地下室的精髓，故而能够通晓这种人性的浑浊。伊格尔顿除了自己措辞含混与用语无赖之外，又有什么理由来责怪一个比他更懂陀氏文学精神的人呢？

　　那么伊格尔顿又何以褒本雅明而贬布鲁姆呢？伊格尔顿又何以在各种理亏的场所要使出布鲁姆这把双刃剑？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关于学术阵营的问题了。

　　第二个学术立场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伊格尔顿也好，黄灿然也罢，大家都是承认布鲁姆的理论是勾连古今，将传统与现代文学观念融为一体的[2]1,[3].可是，伊格尔顿又说布鲁姆如此具体“现代性”的创造式批评家忽视了“现代性”,是陷入了“现代自由的或浪漫的人道主义的两难困境”[1]202.在对《如何读，为什么读》的批判中，伊格尔顿明言：“诗歌变成了精神和灵魂的华尔街，充斥着一帮莽撞的年轻经纪人”[3].

　　布鲁姆作为一个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教授，实在是很难不成为好骂的伊格尔顿的假想敌。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哀伤的结语”与附带的书单里，斥责了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的虚无，并将憎恨学派一一反驳。布鲁姆何以较少谈论女性作家、少数族裔作家？这确实是因为彼时伟大的女性作家、少数族裔作家创作的经典较少。就算真的存在莎士比亚的妹妹、歌德的妹妹、普鲁斯特的妹妹，也只能叹息历史未能让她们创作出经典作品，希望将来可以。至于布鲁姆谈美国作家最多，其次英国，那也是文化、地域和语言条件制约所致，试问除了某一外语专家或某一衰败国家之外，谁能阅读外语作品超过母语作品呢？伊格尔顿能吗？布鲁姆还呼吁过：“一旦读者深谙《圣经》，荷马、柏拉图、雅典剧作家及维吉尔等人的作品，另一部极其重要的着作便是《古兰经》。无论就审美和精神方面的力量或影响而言，《古兰经》对我们的未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忽视它将是愚昧的，也将日趋危险……我把一部分梵语的着作、经文及基本文学文本也列入以下目录。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外，还有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巨大财富，但我们很少能获得适当的译本”[4]438.

　　极为讽刺的是，伊格尔顿自己也是不看好那些“理论之后”的理论---“低度理论”（Low Theory）的[6]ix.将布鲁姆和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观放在一起，就会惊人地发现，他们最大的不同只是一个从文学经典和影响的焦虑角度读文学经典，而另一个从文学经典和意识形态角度读文学经典。那么伊格尔顿洞见中的盲视就很清楚了。他如果从文学经典审美视角来看布鲁姆的话必定将引为知己，但是他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来批评布鲁姆的政治观，将大火从政治隐性地引入了文学观之中。

　　伊格尔顿树敌颇多，要他认同同时符合活着的和同他一样名声大躁这两个元素的批评家，可谓难之又难。除了杰姆逊、齐泽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身份的角色出来。难道有人比杰姆逊的文学语言晦涩吗？还有人比齐泽克的任意性更文学？除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以外，伊格尔顿也有争取已故的非针锋相对的批评家为友，但是活着的其他批评家都变成了其假想敌。反躬自问就会清楚这个问题，难道只允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作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解读，而不允许经典文学作品从经典文学角度被解读吗？

　　在某些点上，伊格尔顿谩骂成性造成的对一些文人的误解，和伟大的鲁迅对某些文人所持有的偏见十分相像。而在某些与上述点有所交集的点上，伊格尔顿甚至比布鲁姆更富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伊格尔顿自己都说过“不存在可归属的理想社会规模，没有全世界人都能穿的灰姑娘的水晶鞋”[5]22,而“对根的向往”确实是人所共向的。政治尚且如此，何况是文学呢！至此，事态逐渐明了。伊格尔顿要掺和 布 鲁姆对 文学 经典问 题的 探究的深层原因，也许涉及文化-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伊格尔顿惧怕布鲁姆文学经典观的正确与黄灿然所谓的文学超越政治观的结合[2]13-15,会阻挡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通达自己正直但又诡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所以才会矢志不渝地想要摆脱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抗拒布鲁姆的“魔性”,与布鲁姆作无谓的竞争吧。同样，也可以从伊格尔顿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的态度中反观到同样的焦虑与抗争[1]69-82.

　　伊格尔顿在2012年出版过一本“把文学还给文学”的书---《文学事件》。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谬误违背了自己的文学策略，而他的《文学事件》的出版算不算是某种改变与转向呢？也许撇开文化-政治观的侵扰，伊格尔顿与布鲁姆的文学经典批评观终究是和而不同的相通吧。

　　3结语

　　政治立场不应该直接渗透入文学之中，正如王岳川先生在课堂上谈到此等话题时常说的“床前明月光”和“春江花月夜”何来什么政治诉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谁都分得清什么该归属于政治范畴，而什么该倾向于文学意识。伊格尔顿与布鲁姆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都是严肃而令人敬佩的，他们绝不混淆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也自然都反对“低度理论”.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可以间接通向布鲁姆的审美与认知的文学观的。而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强调审美的文学与哲学维度，以维特根斯坦的“家庭相似理论”探讨了文学性和文学的流动性[6]20-33,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文学是什么”的审美和认知探析。

　　布鲁姆说马克思主义绝望地呐喊，伊格尔顿又说布鲁姆是身处绝望之境，二者从文学步入了人身攻击实在是毫无必要，两人之间缔造和而不同的文学经典批评观乃是应然而然的。举例而论，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谈到了现代文学作品愈发接触到了更为抽象的道德命题，如普鲁斯特的“嫉妒”[6]67.众所周知的是，关于普鲁斯特的嫉妒命题，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专辟了第17节就是论述“普鲁斯特：性嫉妒的真正劝导”的[6]325-339.

　　后现代主义之后，理论之后，伊格尔顿和布鲁姆都回归到了某种对文学经典的应然的文学经典批评家态度。伊格尔顿对布鲁姆的批评洞见值得赞扬，而他对布鲁姆的批评谬见更应该予以批判，并透视其背后的非文学因素。两人在符号化的消费社会与喧哗的理论之后的当代语境下，都保持了一份对文学的虔诚与知性。伊格尔顿与布鲁姆之间诚应共生一条和而不同的文学经典批评观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 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M].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特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评布鲁姆的新着《如何读，为什么读》[J].刘锋，译。国外文学，2001（2）：120-121.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Eagleton T.The Event of Literatur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