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下《喜福会》中的沟通冲突

　　1. 引言

　　小说《喜福会》讲述的是 19 世纪 50 年代移民旧金山的四个中国女人的故事。她们通过玩麻将认识了彼此，并一起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喜福会”,寄托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这四个中国女人各自有一个女儿，作为中国母亲的她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以及女儿的爱人朋友之间的沟通困难重重。显然，这种沟通的障碍来自于母女不同的文化背景。母亲生长于中国传统的高语境文化之下，而她们的女儿却是在美国低语境文化的侵染之中长大。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跨文化沟通障碍和冲突因而频繁爆发。比如，当一个对美国低语境文化毫无了解的中国人同一个美国人沟通的时候很可能对美国人的直截了当的沟通方式很不习惯。低语境文化往往强调“有话直说”（Samovar, Porter &McDaniel, 2009:160）。相反，中国人习惯于迂回的交流方式，善于察言观色 （Samovar, Porter&McDaniel,2009:159）。这种观念和实际沟通方式的不同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比比皆是，导致了诸多障碍和冲突。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对于高低语境下交流方式的差异的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本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第二部分列举和分析《喜福会》中出现的重要沟通冲突场景，并基于爱德华 ? 霍尔高低语境文化理论探究沟通障碍存在的原因；第三部分为改善高低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提供可行性建议。

　　2. 爱德华·霍尔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主要从三方面介绍爱德华 ? 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高低语境下不同的社交网络；高低语境衍生的不同价值观；高低语境下不同的沟通方式。

　　2.1 高低语境下不同形态的社交网

　　根据人类学家爱德华 ? 霍尔的理论，在高语境文化国家（比如中国）人们交流时许多的意义不需要通过语言来表明，原因之一就是高语境文化下的社会多为同族同质社会（ homogeneoussociety）（Samovar, Porter &McDaniel, 2009:158）。同族社会下的人们往往分享着相似的经历体验和信息网。比如，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国家十分强调集体主义意识，一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使得代与代之间隐含意的传达变得容易。相反，在美国这种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交流比较依赖详细的背景信息和语言 （Samovar,Porter &McDaniel, 2009:160）。低语境社会缺乏同族性，人们之间可分享的经历体验比高语境社会中的少许多，即使是有可共享的经历，代与代之间的差别也会比较大，这也造成了美国社会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代沟。

　　总之，如果交流双方一个来自高语境的同质社会网，一个来自低语境的异质社交网，他们沟通中对于语言信息的依赖程度会有较大差异，从而可能导致交流障碍或冲突。

　　2.2 高低语境衍生的不同价值观

　　高低语境下的人们对于什么样的交流方式更能体现话语的可信性持有不同的观念。高语境下的人们认为高度依赖言语的信息传达方式不够可信 （Samovar, Porter &McDaniel, 2009:160）。他们还认为缄默较之言语经常能更好地传递信息。中国的《论语》中的许多语句就很好地揭示了高语境文化的这一特点（胡超，2009:52）。

　　比如“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以言举人”;“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相反，在低语境文化国家比如美国，人们更推崇那些口才出众的人。许多的古希腊圣贤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擅长雄辩术，而且只有最聪明的人才会获得学习雄辩术的机会。

　　总之，高语境文化推崇三思而少言，低语境文化推崇能言善辩。对于言语在交流中的可信性持有不同观点的高低文化语境会导致一些沟通障碍。

　　2.3 高低语境下不同的沟通方式

　　爱德华 ·霍尔对高语境和低语境给出了如下定义：

　　高语境中大部分信息隐含在交流者本身的背景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需要通过清晰的编码语言来表达。而低语境文化下的交流正好相反；即大部分信息都包含在清晰的编码语言中（Samovar,Porter &McDaniel, 2009:158）。

　　在高语境文化中，大部分的信息都隐含在文化背景中而不言自明，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倾向于迂回的沟通方式；低语境文化中的交流双方倾向更加明了的表达彼此的想法。高语境文化中人们说话语速相对慢，交流过程中包括更多的停顿，尽力避免打断对方的谈话，避免强势语言；低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流中更加积极主动强势。

　　因此，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可能会认为低语境文化中人在交流中表现的不够礼貌委婉，不能领会言外之意，不够持重，讲话太快等等；同时，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可能认为高语境交流者说话太隐晦，不值得信赖。可见，除了社交网形态和价值观之外，沟通方式的差异也会引起沟通冲突。

　　3.《喜福会》中的沟通冲突

　　作者在本部分中将基于上文中的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列举和分析《喜福会》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3.1 同质社交网和异质社交网

　　来自不同形态的社交网的人们进行交流时可能会遭遇交际困难。在同族社会中，人们分享相似的经历体验和信息网络因此他们不用特别依赖言语来表达意义，而是经常通过推断、身体语言甚至缄默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从小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中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体验，以至玩麻将的时候都能够用眼神默契地交流。

　　然而，美国社会相对中国社会种族更加多样化也更加地多变。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时更加依赖言语来获得信息。《喜福会》中的女儿琼这样讲到“我从来没能真正读懂我的母亲。

　　我努力想要理解她的话但从未完全理解，反而是我的母亲总能够捕捉到我哪怕一丝一毫的小心思”.来自高语境文化中的母亲比低语境文化中成长的女儿更善于运用言语之外的手段来交流和捕捉信息，这种差异是《喜福会》中母女沟通障碍的原因之一。

　　3.2 自我抑制取向和自我表达取向

　　由于高语境文化推崇缄默在表达意义中的作用，人们在交流中倾向于保持克制甚至是自我抑制。他们认为在交流中适时保持缄默比一直讲个不停更加显得可信。《喜福会》中的一位母亲龚琳达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对她美国生长的女儿薇弗莉说“会捉老鼠的猫不叫”.在她看来少言的人往往比能说会道的人更具有实力也更值得信赖。

　　薇弗莉之所以小小年纪就能够成为唐人街的国际象棋冠军很可能得益于母亲传授给她的“少说话多观察”的信条。然而长大后的薇弗莉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逐渐厌倦了母亲的“制胜信条”,越来越倾向于积极主动地交流方式和直截了当的表达，这样一来母女之间的交流便出现了很多障碍。

　　3.3 直接沟通和迂回沟通

　　高语境下的交流者期待听者能够承担解析意义的责任，他们假设说者不会总是通过言语来完全清楚地表达意义，而听者需要注意从背景知识中分析出更多的意义。低语境文化中的交流者认为说话者或写作者承担传达意义的责任，通过言语清楚表达出他们想要表达的信息。

　　《喜福会》中的四位中国母亲都习惯于迂回的沟通方式，而且能够很默契地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龚琳达和她最好的朋友素云之间的一段对话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龚琳达：“我让薇弗莉帮我照看杂货店，她可好，整天都在下国际象棋。搞得我每天光打扫她的那些奖杯都累地够呛。你看你多幸运，不用为这种事烦恼。

　　素云：哎呀，我比你还烦恼呢。我让琼去洗碗可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音乐，关键是你根本就没法阻止这种天赋。

　　在这段对话中她们都想向对方炫耀自己的女儿，但却都采用了一种迂回的说话方式，更奇妙的是她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对方的用意。

　　然而，当龚琳达和薇弗莉的美国男朋友第一次见面时，由于对方对于这种高语境文化的迂回说话方式一无所知，结果导致了沟通失败。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景：薇弗莉带着自己的美国男朋友来为母亲祝寿，希望男朋友能够借助这种喜庆的氛围为母亲留下好印象，然后同意他们的婚事。龚琳达做得一手好菜，而且她有个习惯就是在端上她的拿手好菜的时候先谦虚一番，这天也不例外，端上清蒸鱼的时候她照样说道”这鱼淡了点，没什么味儿，你们就凑合着吃吧“,其实这是要众人夸赞她鱼好吃的一个信号，但她不会直说，而是采用这种迂回的策略。然而，这对于生长于低语境文化下的薇弗莉的男友来说太过迂回了，他根本无法理解这层意思，所以直接朝清蒸鱼上倒了半瓶子酱油。

　　由此可以看出，高语境文化下的交流双方就像双胞胎，好像能够凭直觉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而低语境文化下的交流就像电脑程序，所有信息都需严格的语言编码，否则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由此看来，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困惑、挫折和误解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4.对跨文化交际（ICC）的启示

　　高低语境文化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把某一个国家的文化完全归于一种语境文化并不容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高低语境文化在交流中起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中国人受高语境文化的影响习惯于迂回的说话方式，在某些情景下这种委婉的方式会比较礼貌，但是也是与低语境文化交流障碍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于高低不同语境文化的人们交流时，为了避免障碍和冲突，需要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特征，并且尽力适应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以此来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

　　首先需要承认高低语境文化差异的存在。低语境文化的异质性使得人们更加依赖言语来传递信息，因此能言善辩受到推崇 （Okabe,1983:38）。相反，低语境文化的同质性使得人们很容易理解彼此的隐含意，较少依赖言语，尽力避免正面对质 （Okabe,1983:39）。通过分析《喜福会》这部文学作品可以看出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美国人在与人交流时表现的更加直接，对抗性更强 （Chua&Gudykunst, 1987;Gudykunst&Nishida,1986）。

　　其次，当来自不同语境文化的人进行交流时，对话双方要尽力关注对方的文化背景，从中获取更多的隐含信息。《喜福会》中的琼说”我从来没能真正读懂过我的母亲。我努力想要理解她对我说的话但从未完全理解“,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她对母亲的文化背景知之甚少。

　　结语

　　本文基于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从社交网络、价值观和交际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了《喜福会》中的交际冲突问题。《喜福会》这部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跨文化交际存在的问题，由于高语境和低语境中不同的社交网络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和交际方式使得交际冲突频发。为了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率，需要交际双方熟悉彼此同质和异质社会文化背景、了解彼此对于言语的价值取向以及直接和迂回的交流方式。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喜福会》中所反映出的高低语境文化下的交流问题越来越值得我们研究，探索改善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胡超 . 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 [J]. 宁波大学学报 ,2009,7.52.

　　[3]Chua, E. G., & Gudykunst, W. BConflict resolution in low-and high-contextcultures[M].CommunicationResearchReports,1987.

　　[4]Okabe, R. Cultural Assumptions of East and West: Japan andthe U.S. In W. Gudykunst （Ed.），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Beverly Hills, CA:Sage,1983.

　　[5]Samovar, L. A; Porter, R.E &McDaniel, E.R CommunicationBetween Cultures.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