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中的婚姻、代际伦理及其选择

　　《喜福会》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于 1989 年,当即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细察一下《喜福会》的完美形式可以发现,道德关怀和伦理追求正是谭恩美独特创作意趣的特点,而读者也只有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才能领会之.谭恩美曾经这样说过:"我觉得正是有了作家对自己的责任,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小说才有血有肉,才能吸引有同样感受力的读者."[1]

　　可见,《喜福会》之所以具有其无限的魅力和价值,一方面是因为作家本人的道德,另一方面是在于小说中涉及了丰富的伦理道德因素.本文试图以作品中的伦理因素为切入点,发掘、审视其中的家庭伦理关系,以期从不同的角度对《喜福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婚姻伦理的失衡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家庭是人类伦理关系的最初的、直接的实体.而在复杂的家庭伦理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是婚姻关系,因为婚姻是男女两性相结合的形式,是形成家庭的基础.一般说来,"婚姻应该具有满足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需要的功能."[2]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封建婚姻也必然以满足家庭需要为最高目的.在《喜福会》中,谭恩美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伦理失衡的婚姻关系,同时揭示了爱的荒芜和个体生命的压抑和痛苦,其目的在于审视封建的婚姻伦理.

　　在谭恩美的笔下,有三位中国母亲亲身经历或亲眼看到封建婚姻所带来的痛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度成就了龚琳达的娃娃亲.十二岁那年,由于家庭变故,龚琳达嫁给了洪天余.在洪家的那些年里,"三从四德"要求她只能像佣人那样当牛做马地干活.五年来,面对懵懂无知的丈夫和尖酸刻薄的婆婆,琳达只能默默忍受,不敢违抗,因为她根本没有自主权.顾映映是无锡的首富之一的女儿,在十六岁那年,映映阴差阳错地嫁给了一个花心的男人.婚后不久,便遭到丈夫的冷落和遗弃.为了报复丈夫,十八岁的映映竟然愚蠢地扼杀了自己腹中的孩子,从此心灰意懒、无所事事地在一个堂叔家生活了十年,永远地迷失了自己.另一位母亲许安梅没有亲身经历中国封建婚姻的痛苦,却目睹了自己母亲在婚姻中所遭受的屈辱.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被骗失身于商人吴青,并在吴青的诱逼下成为其三姨太."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女不嫁二夫"的观念使安梅的母亲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为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安梅的母亲只好在吴家忍辱偷生.

　　《喜福会》的母亲们在中国封建婚姻伦理关系中总是处于被压制、被蹂躏的一方,而她们出生于美国的女儿们也同样未能幸免.许安梅的女儿露丝与白人特德结婚后,露丝的工作室被特德安排在自家楼下.为了丈夫,她放弃了职业、前途和自己的思想,因此渐渐沦落到卑微的地位,以致于完全丧失了话语主导权.当特德在工作上受挫后,露丝便自然成了发泄的对象.在露丝的意识中,正常的婚姻关系就是服从丈夫、服侍丈夫.然而温柔顺从的露丝并没有博得特德的认可,反而助长了他个人主义的气焰.特德从此不把露丝放在眼里,并提出要与她离婚,分割财产.同样的,映映的女儿丽娜在与丈夫哈罗德相处时,家里的账单都是平分.后来他们合伙开公司时,丽娜和哈罗德付出的努力是相等的,但丽娜的工资只有哈罗得的七分之一.这不公平的一切被哈罗德冠冕堂皇的掩饰开来,"唯如此,我们才能排除一切错觉,一切捆绑感情的束缚,从而达到相互间的真正的平等尊重,没有任何企图的相爱……"[3]

　　事实上,丽娜要得到真正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虽然女儿们在美国所遭受的性别歧视远不如母亲在中国遭受的压迫那般残忍酷烈,但她们始终走不出"第二性"和"弱者"的边缘地位,仍然受到性别不平等社会现实的重压.

　　可见,无论在旧中国还是美国,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女性总是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并且大多无奈地在压迫中沉默隐忍.通过描写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的不幸婚姻,谭恩美促使我们去不断反思封建婚姻的弊端,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和谐婚姻伦理观的追求.

　　二、代际伦理的纠结

　　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父慈子孝"是传统伦理对父子关系的要求,这也为父子双方提供了一种行为规范,即:父母要对儿女关怀和教养,儿女则要对父母赡养和敬顺.在《喜福会》中,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父子关系转化为母女关系,这种母女关系因为母女两代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情感体验的不同而产生了代际隔阂.因此,长期以来,小说中母女之间的伦理关系一直处于纠结之中.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小说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母亲们,由于自己过去的伤痛,便期望女儿们在美国实现自己未遂的心愿.她们望女成凤,对女儿们严格要求.不幸的是,母亲们那种批评多于赞扬的中国传统教育遭到了美国女儿们的反叛."两代人之间隐约地出现了一系列几乎难以逾越的屏障--时间、经历、价值观以及语言,这种隔阂的结果是两大阵营做好了战斗的姿势"[4].

　　素云努力地想把女儿吴精美培养成杰出的人才,强迫女儿练钢琴,可吴精美却对钢琴毫无兴趣,导致一场激烈的口水之战.素云认为,"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3]

　　然而生长在美国的吴精美却反驳,"那么,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3].诸如此类的争吵使素云的内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精美不能理解母亲的言行举止,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变得更加尖锐.直至素云因病去世,她与女儿间的这种伦理纠结也没能够完全消除.《喜福会》中琳达与女儿薇弗莱之间的矛盾也是很明显的.薇弗莱九岁就成了国家级的象棋冠军,母亲琳达以此为荣,并且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这使女儿很尴尬和恼火,薇弗莱抱怨说:"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3]

　　随着琳达冷冰冰的一句:"不用睬她.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3],母女之间开始了好几天的冷战,彼此互不理睬.

　　显然,"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是精神层面上的分歧,女儿认为母亲的思想行为是荒谬怪异的,谭恩美把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母亲和美国长大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归咎于中美文化之间的对立."[5]

　　家庭本位和个体本位是中美两种文化的突出特点.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传统伦理非常重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人伦关系,这种人伦关系的实质就是对父母和子女的职责和义务加以规定,由此强化了两者间长幼尊卑关系.美国文化以个体为本位,注重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强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平等关系.其实,《喜福会》中的代际伦理的纠结正是中美两种文化差异的结果.正如文化无优劣之分,母女之间的言行也就无所谓对错.谭恩美要寻求的不是两种文化的差异,而是解开母女代际伦理纠结的那把心灵钥匙--两种文化的会通.

　　三 伦理困境中的自由选择

　　自由是萨特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萨特认为人的本质便是自由,他说:"关于自由的技术和哲学的概念则只不过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意味着:选择的自主."[6]

　　在萨特看来,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不断选择的过程,因为人的各种处境迫使人必须做出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是"自由意味着无尽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责任"[7],也就是说,萨特所强调的自由是在自我选择与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自由激发了人们自我拯救的勇气和愿望,为人们努力摆脱压抑和束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在《喜福会》中,萨特的自由选择观在母亲和女儿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面对婚姻伦理和代际伦理的困境,母亲和女儿们最终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龚琳达在心中却积聚着一股反叛的力量,随时准备解救自己.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她机智地利用婆婆家人崇信迷信这一良机,使婆婆解除了自己和天余的婚姻关系.琳达的机智选择不仅使她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而且还策略性地颠覆了压迫她的男权体制.与龚琳达相媲美的另一位反叛者是许安梅的母亲.为了使自己和女儿摆脱被压迫的命运,安梅的母亲选择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男权的愤怒.通过这一自我牺牲行动,安梅的母亲大胆做出了自由选择,不仅为她自己,还为安梅和吴青.正如萨特所言:"当我们说人自己作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作出选择:但是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8]

　　从此,安梅学会了抗争,吴青也由于害怕安梅母亲鬼魂的报复,最后答应将安梅和她弟弟视作正出,并且把安梅的母亲尊崇为明媒正娶的夫人.在母辈们的影响下,《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在母亲的故事中也学会了如何进行反抗并创造自我存在的价值.安梅的女儿露丝和丈夫永远是施令者与听从者的关系,由此陷入了严重的婚姻危机.在露丝束手无策的时候,安梅看到了问题的本质,鼓励女儿要振作和勇敢.在母亲的鼓励下,露丝积聚了足够的勇气向丈夫抗议:"你反正不能就这样,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3]

　　由此露丝找回了被婚姻埋葬的声音和自我.即使拥有独立职业的丽娜在婚姻问题上也经历过痛苦的抉择,她与丈夫貌似平等的关系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母亲只好用痛苦的记忆去戳痛女儿,让她醒悟过来.在母亲的启发下,丽娜勇敢地向丈夫发出自己的心声,毅然选择了摆脱这不平等的婚姻.

　　《喜福会》的母亲和女儿们都从婚姻困境中解脱出来,找回了自我,他们之间的代际纠结也在不断地选择中被一个个解开.

　　母亲去世后,精美打开母亲送给她的琴的琴盖,弹起曾让她丢丑的两首曲子.弹过多次后,她突然发现这两首曲子原来是"同一主题的两个变奏"[3].精美顿时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最终选择去上海与两位姐姐相认.这种自由选择不仅对她自己和姐姐们负责,而且对已故的母亲也有个交代.薇弗莱一直在与母亲苦苦地抗争,最终也意识到:"多年来,母亲只是以她的绒线披肩为盾,编结针为剑,貌似张牙舞爪地,却在耐心等着自己的女儿,将她请进她的生活中."[3]

　　在母女进一步的敞开心扉之后,薇弗莱决定带母亲一起回中国度蜜月.至此,母女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精美和薇弗莱选择由西向东的回归之行表明她们最终构建了完整统一的自我,为她们解决了伦理中的困境.

　　谭恩美在小说中花了大量笔墨书写旧中国封建家庭、美国华裔家庭和亲情,目的并不单纯为情感,而且包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由于中西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中美家庭伦理在家庭维系纽带、家庭关系和家庭义务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谭恩美从伦理的角度审视了这些差异.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各自遭遇了不同的家庭伦理困境,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且实现了从中国家庭本位或美国个体本位到个体与家庭双重伦理价值取向的转变: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关爱.

　　[参考文献]

　　[1] 张璐诗. 华裔作家谭恩美专访:我是一个美国作家[N]. 新京报,2006-04-14.

　　[2] 赵庆杰. 家庭与伦理[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3] 谭恩美. 喜福会[M]. 程乃珊,贺培华,严映微,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 Huntley,E.D.. Amy Tan: A Critical Companion[M]. London:Greenwood Press,1998.

　　[5] Grice , Helena. Negotiating Identities: An Introduction toAsian-American Writing[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

　　[6]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7.

　　[7] 伏爱华. 想豫·自由--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8]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汤永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