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的四部戏剧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一

　　王尔德于 1854 年出生于都柏林，是 19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 他是那个时代的各种标签---唯美主义、颓废精神、比亚兹莱时期。 艾尔曼曾说，“王尔德一直以最文明的方式解剖他所处的社会， 对其伦理进行反思。

　　他了解一切秘密，能够揭穿所有伪装。”[1]2王尔德的作品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现实，摘下其艺术面具，揭露真相。西方对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研究甚久，最早的研究在王尔德在世时就出现了。大部分专注于其生平传记，唯美主义思想的体现，文本艺术形式研究等。然而，关于王尔德作品中的女性研究甚少，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王尔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解读。 王尔德作品中出现众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颠覆了传统的男性父权制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为“天使”或“妖妇”. 然而，王尔德笔下的女性是个有灵魂的人物，她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敢于追求，敢于反抗，具有新时代女性的精神。但她们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局限性，她们不是完美的天使，但也绝不是十恶不赦的妖妇。

　　女性主义批评是西方女权主义高涨并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的结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十分关注性别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重要意义，它立足于女性经验和女性审美视角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批评进行重新阐释和再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甚至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的思路与方法，构筑了对传统批评进行反叛和颠覆的理论形态。”

　　女权主义的杰出代表是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法国的西蒙·德·波伏娃。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为女性主义批评奠定了基础。伍尔夫指出：“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波伏娃的《第二性》被广泛地认为是关于女性的一本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着作。 她提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

　　本文将通过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王尔德的四部着名戏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无足轻重的女人》、《认真的重要性》 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解读。

　　二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是王尔德第一部获得好评的剧本，剧中主要围绕着温德米尔夫人展开一段故事，整个故事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但情节跌宕，勾勒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王尔德自己形容这出戏是“有着粉红色灯罩的现代客厅剧之一”.

　　“粉红色灯罩”是指这是一部关于女性的戏剧，该剧中的女性角色众多，主要有九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温德米尔夫人和厄林恩太太。该剧的第一幕就以温德米尔夫人和达林顿爵士的对话为开场白。达林顿爵士的恭维让温德米尔夫人心烦不已，她不喜欢被恭维，她是一个严谨认真的女性，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独立真诚。这与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期望值绝然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被灌输了温顺持家的理念， 她们是 “家庭天使”,不被看成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是家庭的附属品。

　　面对恭维，温德米尔夫人回驳道，“不，我是认真的。你千万别笑，我非常认真。我不喜欢别人的恭维，我真是弄不明白，一个男人随随便便地对一个女人说了一大堆言不由衷的话，他还认为自己是在讨好她。 ”[6]227她不爱慕虚荣，她的身上有种清教徒的思想，她严格区分着生活中的对与错， 她为同流合污而感到羞愧，这也是她不愿接待厄林恩太太的本质原因。达林顿爵士理论提出的“如果一个男性行为不轨，做妻子的也应当寻求一番安慰”这个想法让温德米尔夫人十分反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扞卫了自己的爱情观，她不允许婚姻中的一点点过错，不仅对于男性，也包括女性自己。她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期望，“生活并不是投机，而是一种象征，它的理想便是爱情。它的纯洁之处便在于牺牲”.[6]229温德米尔夫人没有性别意识， 她认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犯了错都要接受惩罚。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对男性有更大的包容性， 对女性的错误却是零容忍。 剧中的伯维克公爵夫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当温德米尔夫人决定不会请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去她家时， 达林顿爵士就劝温德米尔夫人别那样说，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受到邀请的。伯维克公爵夫人说道， “噢，男人不打紧。可对女人， 就完全不一样了”.[6]232维多利亚社会对性别的双重标准让大多数女人在婚姻中变得唯唯诺诺。 她们对丈夫的风流韵事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王尔德借伯维克夫人之口说出了社会的现实， 当时的英国社会拘泥于传统，人们、尤其是女性稍微偏离常规就会被视为脱离正轨。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王尔德决心以瓦解这种枷锁为毕生职业。 他没有按传统的观念塑造女性形象， 剧中的温德米尔夫人在得知并确认她的丈夫一直暗中资助厄林恩太太时， 不禁勃然大怒，谴责他是一个坏男人，并嘲笑“坏男人竟有这么脆弱”.[6]242她敢于顶撞他，拒绝他的请求，她甚至威胁温德米尔爵士如果让厄林恩太太参加晚会， 她就会用他送的这把扇子抽那个女人的脸。 她是王尔德笔下新女性的一个代表，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天使，在极端愤怒之下， 她去找达林顿爵士决定和其远赴他乡。这一疯狂的举动将她推入了深渊，她是坠落人间的天使。 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厄林恩太太拯救了她，厄林恩太太是上流社会的弃儿，是“好女人”眼中的低贱女人。 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拯救了这位自命清高的清教徒。 王尔德也撇开了堕落女性的模式化形象，赋予了她全新的面貌。 “在温德米尔爵士眼里，她是一个谋略家；在温德米尔夫人眼里，她是美德的化身。 事实上，她是二者的结合。 ”

　　根据王尔德的解释，厄林恩太太的性格是“文学作品中闻所未闻的”.[1]493她虽名誉扫地，但她的灵魂并没有就此破碎。 在这里，王尔德颠覆了传统女性形象的单一性格，她们不是纯粹的“天使”或“妖妇”,正如温德米尔夫人所说，“很难区分好人或坏人。所谓的好女人有可能做出很可怕的事，她们会具有一种无所顾忌、确切无疑地、出于嫉妒的可恶的罪孽心境。坏女人，就像人家这么称呼的，她们的心中可能充满了悲哀、后悔、怜悯和牺牲精神。 ”

　　三

　　《一 个无足轻重的女人 》写于 1893 年 ,这 部戏剧本质上是一部女性戏剧，女性的声音尖锐了批判了男性的自以为是。其中的女性类别广泛，既有上层贵妇，又有清教徒，堕落女性等。 该戏剧主要讲述一个年轻人杰勒德有幸被邀请作为伊林沃思勋爵的秘书，这意味着他将拥有一个无比辉煌的前途。他将这一好消息透露给自己母亲阿巴思诺特太太时，他母亲也为他感到无比自豪。当她发现这个伊林沃思勋爵正是当年抛弃自己的负心人，也就是杰勒德的亲生父亲时，她极力反对。 最终在知道真相后，杰勒德强迫伊林沃斯勋爵娶他母亲，却遭到了阿巴斯诺特太太的拒绝。 原本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女人拒绝了名声显赫的勋爵，勋爵却成了阿巴斯诺特太太口中无足轻重的男人。

　　王尔德认为，“世人带着一副面具，不过偶尔也会摘下它。 ”[1]511剧中的阿巴斯诺特太太为了自己的孩子， 不得不带着一副面具改名易姓活了二十多年，正如剧中描述的那样，“她成了整天戴着假面具的女人，像一个麻风病人一样。 火不能使她净化。 水无法洗去她的羞辱”.[6]364最终为了孩子，她又不得不摘下面具。

　　她是王尔德笔下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她在年轻的时候对爱情和生活抱了太多的幻想，然而这一切都被无情的伊林沃思勋爵毁灭了。 因为他拒绝和她结婚，无奈之下，她带着孩子走了。 尽管她被当时社会视为一个堕落女性，一个“妖妇”,但王尔德运用了极大的同情口吻来刻画这个人物，她是洪斯坦夫人口中的“非常可爱的女人，很有女人气，而且很善良，”[6]318她是儿子心目中的最纯洁最神圣的母亲，她是年轻美国女性赫斯特眼里独特的女人，她给生活带来了一股善良和纯真的气息。在这里，王尔德再次颠覆了传统的女性观。“令人可笑的是堕落的女性成了拯救的代理人 : 她们利用自身的过失开启了他人寻求正直的里程”.[8]

　　他没有用世俗的眼光对待这位母亲。 相反，她具备了很多让人尊敬的品质。 最终，她也坚决地拒绝和伊林沃斯勋爵结婚，她内心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她重新给自己定位，她在泥潭中发现了生活的珍珠。

　　剧中另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就是来自美国的赫斯特，在第一幕当中，她就公开地赞美杰勒德，“阿巴思诺特先生天生就一副美好的天性。 他是那样的淳朴、热情。 我还没有见到过有人具有比他更美好的天性。 能和他相识真是太幸运了。 ”[6]305结果被卡洛琳夫人告知，“一位年轻妇女是不可如此热情地公开赞美异性的。 英国妇女在结婚以前从不暴露自己的感情。要等到结婚以后才暴露出来”.[6]305在这里王尔德揭露了大西洋两岸迥异的社会习俗。王尔德借美国人之口说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禁锢，这一切在赫斯特眼里也是不可理解的。 她认为英国的法律是不公正的，男人和女人同时犯了罪，就应该一同受罚。 她叱责英国的有钱人不懂得如何生活，他们救济穷人也只是为了暂时地稳住穷人等等，但赫斯特的这些言论几乎都被以卡罗林为代表的英国上层社会否决了。赫斯特的遭遇和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中的黛西经历相同，黛西游历欧洲时，由于不熟悉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差异，她的天真烂漫招来了很多误解和麻烦，最终客死他乡。王尔德和同时代的作家们都意识到了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的冲突。他塑造的赫斯特小姐就是对英国传统女性形象的一个挑战。她批判英国社会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英国社会的肤浅、自私和愚昧。而这也是王尔德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