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龙碑》的用笔、线条、结构及其后世影响

　　摘    要：　《张猛龙碑》是最具代表性的“洛阳体”铭石书之一，康有为评其为结构精绝，变化无端的“正体变态之宗”，并将其列为精品，称誉其有“承古振今”之功和“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之妙，可谓当代习碑研楷绕不开的经典之作。《张猛龙碑》方圆兼备、清纯峻逸的用笔，高古秀逸、温润遒劲的线条，跌宕奇崛、随字赋形的结构使其在魏晋时期乃至当今大放异彩，可以为书家进行书法创作提供灵感之源。

　　关键词 :     《张猛龙碑》 ;艺术风格;古秀逸;奇正相生;承古振今;

　　“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公元522)正月，碑文记颂了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的功勋事迹。此碑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汉魏碑刻馆内，碑文由十六个楷书大字的碑额，共计二十四行每行四十六个字的正文和题名的碑阴三部分组成。《张猛龙碑》由明代书法家赵崡和郭宗昌进行了初步研究，上述研究者评其“虬健”“书以晋法，结体错综之妙”，并指出了其对欧、虞两家的影响。随着明代和清初诸多书家推崇和金石学研究的深入，《张猛龙碑》作为第一北碑的地位逐步得到认可和确立。《张猛龙碑》受到世人追捧，并被世人争相传拓、摹写和研究。关于《张猛龙碑》碑的艺术风格与其对后世的影响，笔者将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圆兼备与清纯峻逸的用笔

　　明代书家赵崡在其书法专着《石墨镌华》中写到：“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1]换言之，《张猛龙碑》用笔以方为主，由侧锋切入，下笔沉着痛快，如断金切玉，干脆利落，有斩钉截铁之感。折锋以方，中锋用笔，故而棱角分明，遒劲有力，尤其是碑额的大字几乎均为方笔，遒劲苍健。然而《张猛龙碑》不像龙门二十品中的《始平公造像》几乎全用方笔，而是方圆并用，刚柔相济。魏儒鱼在《张猛龙》中评其“笔法古劲……高古中复有秀逸之致。”[2]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评曰：“笔意近王僧虔，而坚劲耸拔则过之。”[3]这正是由于《张猛龙碑》取法晋人，注重方起圆回或者提笔送出，加之碑文经历风雨侵蚀，后人摹拓导致的磨损，使得笔画方而劲挺无凌厉之感，化刚毅于秀逸圆厚之中，使得其笔画中带有圆润和雄健。起笔又以圆笔为辅，逆锋入笔，收笔以方切，使得线条浑厚中透出秀雅之气，在圆笔处含蓄且圆浑。此碑方圆兼备，圆中寓方，方不离圆，变化自然，点画刚劲稳健，纵逸雄强而又不失秀逸之气。
 

　　二、高古秀逸与温润遒劲的线条

　　清代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赞曰：“南北朝书虽多生强，而古意犹存，若张猛龙、崔敬岂则精拔粹美、妙不可言矣。”[4]清代魏儒鱼在《张猛龙碑跋》中评价道：“笔法古劲，酷似钟太傅……书法高古中复有秀逸之致，为后来楷字之祖。碑虽模糊，细玩神理，犹可因画沙而知锥之锐也。”[5]正是《张猛龙碑》作为“楷隶之极则”，遵循晋法，仍存隶意，古意尚存，笔力含蓄劲健，故而线条高古秀逸，温润圆融，既有高雅古拙之意，又有秀逸精妙之美。

　　三、跌宕奇崛与随字赋形的结构

　　清代冯班在《钝吟书要》中曰：“结字，晋人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6]晋人作书以“理”为基，遵循书法艺术的客观规律，注重笔力，留意笔势，强调阴阳对比，顺其自然。“理”存而“法”立，故而奇正、疏密、刚柔、方圆等书法创作中的具体方法也自然而然体现出来。《张猛龙碑》被康有称为“正体变态之宗”，也就是遵循“理”，故能达到结构精绝、变化无端的境界。启功先生对《张猛龙碑》评价道：“惟此碑骨格权奇，富于变化，今之形，古之韵，备于其间，非他刻所能比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曰：“《张猛龙碑》结构为书家之至，而短长俯仰，各随其体。观古钟鼎书，各随字形，大小活动圆备，故知百物之状，吾于行书取《兰亭》，于正书取《张猛龙》，各极其变化也。”[7]又云：“唐人最讲结构，然向背往来伸缩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杨翚》《贾思伯》《张猛龙》也?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采。作字工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8]《张猛龙碑》造型十分丰富，形态各异，纵横得势，横势宽扁，内紧外松，跌宕奇崛，自然活脱。此碑为斜画紧结，字体左倾右仰，欹侧取势，不追求线条与线条组合的构造平稳，而是大胆倾斜，在俯仰欹侧中打破隶书的横平竖直的规范，在揖让避就中获得了动态的平衡。归纳起来其结构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疏密有致，妙趣横生

　　真正疏密也就应该做到疏处可跑马，密处不透风，也就是当疏则疏，当密则密，若当疏不疏，反而局促；当密不密，必至松散。而疏密以停匀为佳，疏密以相得为妙，讲究密而不犯，疏处而不离，疏密调匀，节奏相协，更应秉持“繁则减除”“疏当补续”的观点。清代大家沈增植在《张猛龙题跋》中评曰：“碑字大小略殊，当于大处观其轩豁，小处识其沉至。”[9]《张猛龙碑》结字大体上相对较密，结构上不讲求对称，且字的重心多下移，这往往导致笔画间的疏密粗细变化中的横画较密集，甚至笔画之间有粘连或重叠的情况，加上笔画间的长短俯仰变化，甚至只有长线或点画组合，故而密者更密，疏者更疏。《张猛龙碑》结字一改常态，于“不工”处求“工”，险中求胜，先“破”后“立”，则有险象环生之妙，出其不意，乃以为奇，又变小为大，大小各尽其态，笔画少的大而舒展，笔画多的小而紧密，如“烟”“部”等字。

　　(二)主次相映，虚实相生

　　明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到：“作字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椅子之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9]作字须根据笔画的“四个维度”,经营位置，比如一个字之中必须有收有放，笔画间变化呼应才能焕发生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有论：“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10]主笔往往成为一个字的精要之处。《张猛龙碑》的结构仍保留隶书横撇捺舒展的特点，整体横向取势，纵向收敛，加上其线条长短交错，粗细变化有别，主次规律分明，故而结构宽展。《张猛龙碑》如隶书一样，把横画与撇捺作为一个字的主笔，向左右舒展，犹如长枪大戟，线条也相对粗一些，甚至有些夸张，加上点画妙用，故而主次分明，顾盼生辉，比如“风”“其”等字。

　　(三)错落生辉，参差有致

　　楷书中结体方式各异，而错落就是其中的一种，如左右结构的字上下错落或上下结构的字左右错落。《张猛龙碑》“结体大小错综”，尤其是碑阴部分，参差错落，相映成趣，极富形态，横低竖高或竖画左短右长，高低互现，形成极大反差。右上竖如百尺竿头，左下横如竹竿倒影，故而右上方形成高耸之势，左下方形成横向舒展之态，有如右上夕阳高悬，形成扇面放射状，有错落参差之实，例如“俻”“始”等字。

　　(四)揖让开合，奇正相生

　　揖让开合是指字的内部空间挪让和欹侧的变化，项穆在《书法雅言》中指出：“奇即连于正之内，正即列于奇之中。”《张猛龙碑》就是北魏以雄强欹侧着称的典型碑版，欹侧之势，其表现得淋漓尽致，且随字赋形，故而潇洒古淡，奇正相生，正中藏奇，奇中反正。欹侧之势大致可以分为左欹侧、右侧、左欹右侧、上欹下侧四种，比如“恃”“祖”“高”等字。

　　四、《张猛龙碑》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影响

　　明代书家赵崡在《石墨镌华》中写到：“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11]也就是说《张猛龙碑》是开启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唐楷笔法的先师之作。明代郭宗昌在《金石史》中评道：“其书律以晋法，虽少蕴藉，而结体错综之妙，使以剂唐，足脱一代方整之累。欧、颜诸公，便可入山阴之室矣。”[12]陈奕禧在其着作《隐绿轩题识》中评价道：“《张猛龙碑》，亦不知书撰人名，其构造耸拔，具是奇才，承古振今，非此无以开示来学。”[13]《张猛龙碑》上承魏晋之隶，下启隋唐之楷，有承古振今之功，打通了楷隶之锢。然随着明清以来金石考究和考古挖掘的不断深入，大量保存完好的碑版墓志得以出土，人们对碑的认识日益系统全面。而碑学所带来的禁锢，书者在临习《张猛龙碑》时，亦应反思其不足之处。陆维钊亦言：“时人好尊魏抑唐，或尊唐抑魏，一偏之见，不可为训。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原可并行不悖，正如汉学、宋学不必相互攻讦也。”[14]所以，在取法《张猛龙碑》的同时，由于碑刻二次改造，应该“透过刀锋看笔锋”，将其置于楷书乃至整个书法长河中进行考察，用心体会书者当时书写的状态，才能发现其璀璨夺目的光芒，也令其洗尽铅华，如此才能让我们在书法之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 (明)赵岖石墨镌华[M].北京:中华书局，1985.9.
　　[2] (清)魏儒鱼.观妙斋藏金文考略(第五卷)[M]清雍正七年刊本。1729.6.
　　[3] (清)杨宾.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461.
　　[4] (清)杨宾.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_.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461.
　　[5] (清)魏儒鱼.观妙斋藏金文考略(第五卷)[M]清雍正七年刊本。1929.6.
　　[6] (清)乔志强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解读[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19.
　　[7]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834.
　　[8]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809.
　　[9] (清)乔志强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解读[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17.
　　[10]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834.
　　[11] (明)赵岖石墨镌华[M].北京:中华书局, 1985.9.
　　[12] (明)郭宗昌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11.
　　[13] (清)陈奕禧明清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500
　　[14]陆维钊.书法述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