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碑刻艺术价值研究

　　摘要：北魏平城碑刻是我国古代书法遗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风格多样、形态各异，既具有北魏初期隶书笔意明显的平城书法风格特征，又具有北魏后期洛阳时期的书风特征，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从平城碑刻产生的背景、平城碑刻的功用分类以及平城碑刻书法风格的演变发展等方面进行论述，并对早中晚不同阶段的平城碑刻笔法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从而证实平城碑刻在魏碑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具有的书法艺术价值。

　　关键词：北魏平城;碑刻;艺术价值;

　　Abstract：The Pingcheng tablet inscriptions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mains of ancient Chinese calligraphy. They not only have the brushwork of clerical script, representing Pingcheng calligraphy style in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but als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uoyang calligraphy style in the late Northern Wei Dynasty. It has a great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because of its distincti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the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alligraphy style of Pingcheng tablets inscriptions. It also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ushwork of Pingcheng tablet inscript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stages, thus confirming the importance of Pingcheng tablet inscriptions in Wei Tablets and their high artistic value of calligraphy.

　　Keyword：Pingcheng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tablet inscriptions; artistic value;

　　汉末到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朝代政权更迭速度快，政治制约较为松散，从而给文学艺术留出了较大的发挥发展的空间。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精神艺术较为富有的一个时期，在文字的演变方面，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各种字体发展完备。北魏时期的名石碑刻、手书墨迹品目丰硕、种类繁多。尤其是碑刻，因其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成为了中国书法系统中一颗耀眼的明珠。然而，自清朝后期碑学提出以来，魏碑的代名词即为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后的洛阳魏碑，而北魏政权建都平城时期的魏碑却一直被忽视，甚至被割舍。近些年，随着书家学者对魏碑的认知不断提高，平城魏碑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其影响范围和艺术价值也逐渐的显现出来。

　　一、北魏平城碑刻的简要介绍

　　（一）北魏平城的历史背景

　　北魏是由草原部落鲜卑族称帝而逐渐发展形成的王朝。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从建都平城到迁都洛阳，平城作为北魏的首都长达97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处于游牧状态的拓跋氏，也逐渐适应和熟悉了分土定居的生活，在经济上也从最初的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1]。经过不断的征战、迁徙，平城一度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都城，最终形成了北魏与南方宋、齐、梁三朝对峙的局面。由于拓跋氏本身是马背上的民族，迁入平城后，其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相应的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随之进行了改变。文化的发展，需要文字的汉化来进行推进，书法也就自然的成为了平城古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主脉。平城书法的鼎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魏多个帝王喜好书法，并极其推崇书法，重视汉文化的传播，而汉字作为汉化的基础，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

　　（二）北魏平城碑刻的书法发展

　　平城作为拥有97年都城历史的古城，在书法方面有着较为深厚的沉淀，是魏碑书法的发源地。自清代碑学复兴以来，北魏后期的碑刻作品极受推崇，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平城书法被忽视。魏碑书法隶属楷书一宗，是楷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魏晋时期碑刻书法，仍然延续了东汉的隶书特点，但在此基础上也进行了适当的变化，部分笔画已经出入楷意。例如《九真太守谷朗碑》就逐渐从隶书转向楷书，并且楷意较为明显，而魏碑体作为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重要书体，既传承着汉隶特点，又影响着隋唐楷书。从北魏平城时期的碑刻作品来看，其书法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技术操作上，都有了较为良好的基础。[3]

　　平城碑刻即沿着隶书笔意从多到少的线路特征而发展演变。初期的平城碑刻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如《嘎仙洞祝文》《皇帝南巡之碑》等碑刻，都出现有较多的隶书笔意，无论是撇的末笔，还是捺的写法，都与隶书写法大体仿佛。不仅如此，平城初期字体结构以短扁为主，与典型时期隶书结构相似度很高。而到了平城后期，隶书笔意明显减少，这个时期的平城碑刻有着向洛阳时期碑刻过渡的特征，虽未出现明显的方笔特征，但已经与初期平城碑刻有了明显的变化。

　　（三）北魏平城碑刻的功用分类

　　从北魏平城碑刻的功能分类上来看，主要包括了造像题记、墓铭、写经碑文、瓦文以及其他类。在造像题记类中，多是由于宗教因素而进行的造像，又可以根据形制不同划分为石窟造像造型，在造像手法上既包括单体造像，圆雕造像，也包括背屏式造像。一些信徒们在制作宗教造像时，在造像的底部，或其他空余部分刻下造像人名或发愿词。这些题记本身与造像密切相关，且多题记于造像的空白处，内容较少。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高峰阶段，尤其是北朝，当时开窟造像的风气即为兴盛，一些造像碑和造像塔放置于佛寺中，一些出于家庭日常供养需要而建造的小型造像也较为流行。造像题记也占据了平成时期魏碑体书法的最大比例，在平城时期的墓铭资料中，绝大多数为墓志铭，较少涉及到墓碑文和镇墓石文。墓志埋于地下，较少经历人为破坏和风雨侵蚀，因此在字迹上较为清晰，且大多保存良好，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铭石书的面貌[4]。

　　二、北魏平城碑刻的笔法分析

　　（一）早中晚不同阶段的笔法

　　平城碑刻从笔法来看，可具体划分为早、中、晚三个不同阶段。虽然平城早期碑刻作品出土较少，但仍可看出其笔法以隶书笔意为主。首先，从横画笔画来看。碑刻首横多为方笔，且大致分为藏锋起笔和露锋起笔两种，碑刻作品中起笔角度较大。其次，从行笔方式上看。碑刻多为中锋行笔，在笔画上更加平稳厚实。例如，在《中岳嵩高灵庙碑》中首横极为明显。[5]从竖画笔法上来看，左竖笔法较为质朴厚重，行笔上多为中锋行笔。虽然行笔方式略有不同，但是整体都方圆兼具、圆润厚重。

　　平城中期的碑刻笔法相较于早期的碑刻笔法，楷书笔意逐渐加强，尤其表现在结体形式上的新型楷书上。碑刻书法主要以楷书笔意为主，较少保留原有的隶书笔意，用笔呈现出方圆兼具的特点，也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阶段。晚期平城碑刻作品数量相较于早期、中期明显增多，在用笔上方面，方圆用笔相结合更加明显，更具有普遍性，一些笔画中出现了洛阳时期的方笔写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平城魏碑向洛阳魏碑过渡的转换时期，平城书法兼有着平城早期和洛阳初期的书写特征。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隋朝楷书的发展。这一时期在横画笔法中起笔多以方笔为主，在中锋笔法上大部分较为劲瘦。而行笔多用中锋行笔，笔画终端较为平实稳重。在北魏平城时期的碑刻作品中，其碑刻的楷书化程度不一，有些作品楷书化程度较高，但仍具有一定的隶书笔意。

　　（二）平城碑刻的笔法流变

　　北魏平城时期的碑刻作品多以楷书为主，且受到十六国书法的影响，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书风。在十六国时期，楷书、隶书就呈现出融合发展之势，隶书参杂楷书，楷书兼存隶书。

　　北魏平城时期的作品各具特色。如，以《皇帝东巡之碑》《晖福寺碑》《吊比干文碑》等碑刻为例，这些作品整理来说皆具有方正平稳的特点，但其中各有不同。《吊比干文碑》的线条更为瘦硬，多以方笔为主；《晖福寺碑》在线条上更加圆厚，多用圆笔；而《皇帝东巡之碑》则在结字上左右开张，气势更加厚重宽薄。在北方十六国时期，正处于南方的东晋时期，而楷书融入隶法，在十六国时期就已经显现，这也说明了平城时期的楷书深受潜在书风的影响。从平城碑刻笔法的流变轨迹上，可以发现其具有既传承又创新的特征。在早期的平城碑刻笔法中尚未完全摆脱汉隶的影响，多属于汉隶的笔法特征，尤其在起笔、收笔环节，在横画起笔中多以切锋入纸的形式，而在收尾处又多保留了隶书收笔平调的特点。

　　在中期的部分魏碑作品中，也早已显现出楷书笔意，与早期作品具有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在起笔处，中期碑刻作品继承了早期方笔为主的用笔特点，在用笔上强调力度与变化，从早期以横切入纸为主，到了中期逐渐变为侧锋斜切入纸；另一方面，在收尾处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早期的向右上处下锋收笔转化，为中期的向右下处锋收笔。发展到晚期，碑刻作品又在中期基础上愈加成熟，在起笔方式上以侧锋起笔为主，收笔上基本为顿笔后向右下出风收笔。以《吊比干文碑》为例，《吊比干文碑》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的碑刻作品，由于其未受“汉化改制”的影响，因此，在碑刻特点上，深受十六国书风影响。《吊比干文碑》的书刻艺术具有较为明显的融合之气。《吊比干文碑》具有极为突出的北魏平城时期特点，即是瘦硬风格的代表，在字体上也具有较为明显的隶、楷兼具的特点，可视为由隶入楷的过渡书体。清代着名碑派大师康有为先生在其所着书录中，更是将《吊比干文碑》作为魏碑瘦硬风格一路的代表。由此可看出《吊比干文碑》在北魏平城时期地位之高，是后世在研究北魏平城时期碑刻作品时绕不过去的重要作品。[6]

　　《吊比干文碑》是平城硬瘦书风的重要代表，能够充分展示出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发展态势。在魏碑书法上融入隶书笔意，增加了书体的秀美之风，由于保留了隶书横向开张的态势，存波挑，在书风上这种由隶入楷的独特书风，也具有自己的特殊价值。在平城时代,更强调对古法的遵循,在石刻创作中更强调方整浑厚,同后期洛阳时代的魏碑作品比较,在平城时代更具有今文笔意。[7]比如,早期平城魏碑作品《邑师法宗造像记》中横画左右开张,结体取扁,笔划厚重,具有相当厚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平城时期魏碑书刻还尚未完成汉化，因此也更具古法，魏碑本身风格变化，空间大，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在融会贯通之下形成了隶书的楷意，楷书出现了“斜划紧结”的书体，这也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书法取向。

　　（三）平城碑刻的笔法演变原因

　　从平城碑刻的笔法演变来看，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时代特点和地域文化使然。平城时期的碑刻作品集中于公元398到公元499年之间。北魏建都平城初期，由于社会动荡刚刚结束，维护社会的稳定团结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这一时期，国家尚未将较多的精力放置于艺术文化层面，艺术发展多是对前朝的继承书法，碑刻艺术同样如此。[8]前朝的碑刻也是继承了东汉隶书的笔意，因此，这一时期的碑刻作品深受汉隶影响，带有极为明显的隶书笔意特点。到了平城中期，北魏政治上的稳定使得其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这也极大的促进了当时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推进了书法艺术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碑刻书法不再单纯的对前代碑刻书法进行模仿继承，而更多的是找寻自身的独有特点，实现了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更加为碑刻艺术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到晚期，冯太后和孝文帝汉化政策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汉化政策对文化艺术的发展影响至深，碑刻书法深受南朝书写的影响，其隶书笔意已经微乎其微，转而向南朝楷书笔意特征演变发展，因此其碑刻楷法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平城书体向洛阳书体转换。到了洛阳时期，北魏官方碑刻书写已经完全摆脱平城时期书写样式，形成了以南朝楷书书写样式为灵魂的书写特征。

　　在北魏书法中平城时期、洛阳时期是两大重要代表，平城时期的书法与十六国时期较为贴近，主要发展了篆、隶书。在碑额碑刻上，略有差异，其中碑额部分多用篆书，而在墓志、碑刻中多用隶书，且隶书风格多样。到洛阳时期，则由楷书主导，在碑额的书写上多用楷书提写，且随着孝文帝提倡汉化，在书法风格上也融合了南朝书风。这使得平成时期的隶意逐渐消退，楷化倾向更加明显，洛阳时期的楷书作品在风格上相较于平城时期更加丰富。平城时期虽然也呈现出从隶书向楷书演进的趋势，但是整体保留楷意，保持着宽博结体和左右开张的势态，甚至留有雁尾，非完全楷化，将楷书融入隶意，整体也更具古意。

　　三、北魏平城碑刻艺术价值

　　（一）南风北渐的交流融合

　　北魏平城时期的碑刻作品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书体，也被称为书法作品中的“摆渡船”。在魏碑体系中，北魏平城时期的魏碑属于源流部分，从形成、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中，都与其前或其后的书体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关系。在北魏平城的97年都城生涯中，中国书法的审美趋势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也更加追求多元化，开启了全新的美学历程。平城魏碑前承汉隶余风，后起隋唐楷书。北魏平城碑刻作品兼具隶书、楷书，文体方正，凝重，雄强，朴实，这一特点，也使其盛行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此起彼伏的移民运动，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更，也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和文明的升华。北魏鲜卑拓跋氏本身是少数民族，受其地理环境因素及传统习俗背景的影响，在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上长期落后于汉族政权。因此，当其统一北方定都平城后，便逐渐开始推行了汉化政策，极力主张向汉人学习，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厚待南朝逃亡人士的重要原因。在北魏建都之前，文化书法方面就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南北分野之势，南妍北质的书风较为普遍。北魏前期的书风更多的是对十六国书风的延续，是对前代书法的存留，而随着定都平城，其书法作品也更加突出了向南朝书风融合的趋势，在原有的质朴书风的基础上，也更加追求妍丽的书法风貌。从众多北朝书记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南北书风的交流和融合一直存在且从未兼具，北魏平城的书法作品较为明显的可以看出汲取南方书法的痕迹。这种南风北渐的趋势，使得北魏平城碑刻作品呈现出新的审美气度，南北书风的差距正在悄然缩小。

　　北朝继承了汉代末年树碑立碣的遗风，因此在碑刻中大多采用隶书书刻，而后来逐渐采用了楷书，形成了古朴雄健，方正宽博的北朝书风。南朝与北朝恰恰相反，由于对厚葬习俗的遏制，南朝对立碑雕刻进行了严格的管控，这使得当时的手写墨迹更为流行，人们为了方便快捷，在书写时大多采用草书、行书来书写。因此，也就形成了南朝俊秀严美的书风。北方由于地域局限和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各方面相较于南方都较为滞后，在书法风格上也多保留古法，最终形成了质朴雄厚的书法风格，且多以碑刻的形式展示出来。初期南北朝的文风大多迥异，而后期则呈现出融合贯通之势，这也为其后来隋代楷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承前启后的书学盛世

　　北魏平城时期堪称书法艺术繁荣昌盛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有着众多的名石碑刻作品。然而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平城时期许多具有极高书法艺术价值的碑刻并没有收录到金石学着作中。随着清代碑学的逐渐兴起，人们纷纷转向魏碑研究，在书法风格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近代一些书法名家更是直接取法魏碑，或者在其原有钻研的书体上掺入魏碑笔法，平城魏碑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其艺术价值得以被世人认可。北魏平城时期的碑刻作品是早期魏碑，一方面对成熟的洛阳体产生奠基影响，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隋唐的碑刻石记。例如，隋代石刻的《董美人墓志》，是对早期魏碑的用笔结体以及书风特征进行的继承，同时这些特点又开启了唐代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的书法风格。根据魏碑的结体特点，可以将其划分为平划宽结和斜划紧结两大类。而平城时期的碑刻作品则可以看作是其发展源头，为典型的平划宽结的结体特征。由于石刻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滞后性，相较于日常书写书法而言，具有滞后和保守的特征。因此，相较于其他形式的书法作品而言，碑刻作品更具传承性。唐初墓志就承袭了北魏隋代的碑刻特点，具有较强的魏碑意味。而在北魏平城晚期出现的南风北渐的大环境下，对平城魏碑书法的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雄浑质朴的艺术魅力

　　北魏平城时期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时代，这一时期碑刻作品的艺术特色很难用一个或几个词来概括，因为每一作品的风格特征都不同，可以被称为“一碑一品”，可谓意态万千。虽然平城时期碑刻数量少于洛阳时期，但却是魏碑发展的源头，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并成为洛阳魏碑和隋唐楷书风格样式形成发展的重要来源。

　　学术创作本身所具有的借鉴性，更加肯定了平城魏碑雄浑质朴的艺术魅力。例如，北魏时期平城碑额中的篆书粗旷雄劲的特点，被清代金石学家们看作是碑刻书法最为明显的特点之一，并加以夸张处理，使得碑刻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帖派并称为中国书法两大流派。当前，随着书法艺术的现代化与展厅化，视觉冲击逐渐成为展厅设计中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而平城书法所具有的雄浑质朴、厚重宽薄是书法展览中极为可贵的风格特点，并且，其方中圆厚的结构也同样适合入印排布。

　　四、北魏平城碑刻——走向自然境界的圆满艺术理念

　　从北魏平城碑刻作品的艺术理念来看，平城碑刻作品十分突出自然性，书写性，碑刻本身属于二度创造，但是在实际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刀法的精美细腻，更是能够体会到作品内在的精神力量。例如，在《封和突墓志铭》中，不仅展示出贵族的优雅、高贵，也能从其内部的书写特点上反映出活泼自然。《封和突墓志铭》的书法是魏碑中较为方正端庄的一类，但是与同时期的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始平公造像记》相比，又更加灵动飘逸，更加具有趣味性，灵动性。在《封和突墓铭》中，横画起笔露锋上翘，结体左低右高呈现出整体上扬的姿态，用笔更加结实饱满，力有千钧，这也能够反映出其作品内在的精神面貌。北魏书法本身结构上更强调紧密中宫。收缩有力，左低右高，那撇开张这些特点，在其作品中也流露的十分彻底。

　　此外，在平城碑刻作品中，书写的随意性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来，这也是北魏书法作品给人以较强的生命力、感染力的重要因素。在书写中自然舒展、平画宽结，给人以雄浑宽博之感。由于平城魏碑用笔多以圆笔为主，结字方正，笔势开张，雄健宽博、古朴而飘逸，具有大家气象。对于平城碑刻作品来说，多是在自然理念下进行的演绎，以隶书为主，略带篆书之势，兼以楷书之意，用笔方圆兼具，夹杂着行草书的写法，笔画质朴雄浑，平稳中见险绝，这些艺术效果也能够反映出少数民族在文化领域方面的表现特征。

　　结语

　　北魏碑刻艺术作为南北朝时代的特有产物,北魏平城魏碑更是其最重要、最有个性的阶段之一，它的形成与演变都伴随着社会转型,从侧面体现着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古人的审美意识的演变与追求。并且，平城魏碑还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高度的艺术交融性,这一时期的作品兼有南北朝民族的粗犷和中原汉民族的内敛，及隶书的笔意和楷书的严谨,具有着高度的民族与文化统一性。北魏平城石碑在我国书法史中一直占有着承先启后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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