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和书学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各自又积累了无数的内容和繁复的名目,当对这两者单独考察时,固然可以引人惊叹,但将这两个庞然大物同置于广大的历史舞台上一并考察时,则有必要事先解决两个问题,以使讨论不至于漫无边际地扩展下去。
一个是从什么时候起这两门学问真正产生关系。翻开古文字学与书学的专门史或者概论之类的书,几乎无一例外的要从伏羲画八卦开始讲起,这种老生常谈的叙述习惯和学科的现代性要求固然难以吻合。还有一个问题 :无论古文字学还是书学,其研究活动和研究对象之间都存在着一个较长的时间“隔离带”。具体言之,古文字学所研究的对象,不管是甲骨文或者金文,离当下研究活动的时间点必定已相去久远,以致产生辨识的困难,存在考释、整理的需要,这才使这种学术活动能够成立,如果一种文字去时不远,或者尚在通行,则纵使在某些方面有研究的价值,但绝无可能进入古文字学的研究范畴之内。书法在这方面似乎较为不明显,因为汉字体势多端,各时代审美情况亦不相同,但观察书学理论时,仍能有一些发现。比如习书强调“取法乎上”。何为上?
古即是上。很少有当代的作品能够成为书法学习范本,不管碑学还是帖学,都必定要追溯到较为早的时代,才能得到一种更广泛的认可。所以考察两者的关系应从他们何时成为一种自觉的学术活动开始算起,而不是假定的历史的顶端。
书学的自觉似乎较晚,“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李泽厚《美的历程》)而这一观点也被广泛地认可,但当我们观摩汉代的大量碑拓,再和更为久远的先秦文本作对照时,便很容易意识到,汉代人在书写时,有一种心灵的活动参与其中,且时代愈往后愈明显,可见这种自觉是一个漫长而渐变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哪个点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宜。
因为两者都具有庞大的体系和复杂的内容,又不免和其他的学问杂糅交叉。如果把古文字学的核心活动,即以考释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篆书等为主的这一部分研究内容,和以将这些古老文字作为书写对象的书法活动——这两者拿出来,似乎可以使这两门学问更为直接的对话。
“伏羲画八卦”的老生常谈揭示了古文字学和书学有着共同的源头,也即研究对象的同一性,这里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古文字学研究材料和书学研究材料的重叠。而另一个说明其关系的现象,就是研究主体的重叠。古往今来,身为古文字学家而兼任书家的大有人在,李阳冰、徐铉算是可考见的代表人物。而这样的人尤其以清及近代为多,究其原因,无外乎小学昌明,研究日新,大量新材料涌现,兼之帖学走入末期的缘故。比如章太炎、罗振玉等人的小学成就世所熟知,他们的书法亦有很多以古文字为内容的,尤其是罗振玉首先以甲骨文入书法,开一代先河,可以说是其研究甲骨文的额外收获。
由于古文字学和书学在研究主体和客体上都有着同一性,使得他们在发展变化时既各自依照学科规律演进,又互相产生种种影响,每当文字发生变革的时候,都有书写工具、载体与书写习惯的改变作为其主要的驱动力,这无论对于文字学研究还是书学理论,都有巨大的影响。
古文字学对于书学的影响,最为简单的事实就是,写字的人必须先识字。如果具有古文字根底的人,书法亦佳,则不过是锦上添花,若不擅此道,亦不为人所笑。而写字的人,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熏陶,在以前则不容易为人们接受。但以今日的实际情况来看则大非如此。许多书家但求其面貌相似,至有不知自己所书为何字者,甚至自创古字以哗众。从这一点上说,古文字学对于书学是根底之学,附毛之皮。
书学对于古文字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今举一事。在先秦形态众多的古文字中,其装饰性、艺术性最突出的当属古中山国文字,而真正意义上的相关研究资料,仅见张守中《中山王厝器文字编》一书。中山王墓发掘于 1977 年,这本工具书出版于 1981 年,而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山文字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似乎极少,但与之相反,在书法篆刻界得到相当的重视,出现了一阵写中山、刻中山的热潮,《中山王厝器文字编》也成为热销书籍,这固然是由于中山文字极具艺术性,在这方面易受人重视,而乐为游艺之事,厌谈严肃学术,也是人天性使然。近年似乎中山文字相关研究渐多,则不能不说书学界的热情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进而思之,因为初爱书法之美进而入于学术堂奥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董彦堂幼时曾于刻字店学习雕虫篆刻,后来成就或即种因于当时。
要之,古文字学与书学,一属学术,一属艺术,本来各有畛域,学科规律、研究方法亦都迥异,但前者探本溯源,在求汉字之真,而后者体悟乖合,在寻汉字之美,真与美本为我国文字固有之属性,只是人们研究所采取的角度不同而已。如人饮食,或取其精华,全养性命,或辅以盐梅,称快口舌,而其获益于水谷则一也。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著.谈美书简[M]. 北京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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