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碑抑帖”形成原因及书学意义

　　探究“尊碑抑帖”学术思潮的成因，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发生、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文学、绘画界的审美风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书家取法的变化。就书法本体发展的自律性来说，晚明帖学的衰落促使书家进行新的探索，考据学的兴起、篆隶书体的复兴以及碑学理论的推波助澜，无一不推动着碑学运动的发展。碑学运动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书学价值，它解放了书家的个性，给清代书法带来了一系列转变，促使书法实践走向丰富与多元。

　　一、“尊碑抑帖”的历史成因

　　1.集权政治的巅峰与儒学影响下的尚古思维模式

　　清初政治上相对稳定，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组织编纂大型图书。康熙时期编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雍正时期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期完成了数量达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学者为了躲避文字狱，开始研究考据工作。为了考经证史的需要，他们竭力收集金石、碑碣，一大批古代石刻被发现和出土。对旧典籍的挖掘和整理，考证典章，训诂名物，成为一时风气，为清代碑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当时的不少学者拥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潜心著述，从而形成了乾、嘉年间以扬州为中心的学术繁荣，并由此诞生了“扬州学派”.浓厚的私家藏书风气及各地书院的兴盛、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也间接地推动着考据学的发展。因此，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统一，为“尊碑抑帖”学术思潮的发展创造了相应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儒学发展到清代，形成了以朴学为代表的理论形态，顾炎武、阎若璩等人举起“新汉学”的旗帜，重新诠释儒家经典。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明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

　　自兹以后，王学遂衰熄，清代犹有袭理学以为名高者，则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虽曰王学末流极敝，使人心厌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势，然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①14他们倡导的实证学风和怀疑精神一改宋元以来形成的空谈义理之风。同时，他们在训诂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学者的研究热情。至此，明道经世之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并深入人心。

　　明清之际，审美风尚转向对阳刚之美的审美品格的追求，是明代反传统、提倡个性解放思想的历史产物。清中期以后，随着统治阶级地位的稳固和文化专制的压迫，要求个性解放、表现情感、宣泄情感的艺术思潮愈演愈烈，倾向于追求雄壮的艺术之美。

　　2.金石学的兴起与碑学的抉择

　　清初涌现了一批对金石有着浓厚兴趣的学者，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学者都热衷于访碑，并撰写了一些关于碑学的著作。②梁启超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为一学科也，自顾炎武作《金石文字》始，实为斯学滥觞。”①85在书法界，傅山、郑簠等书家也曾对搜访、研究和临习汉碑花费了很多精力。他们对金石方面的重视直接影响到书法界，从而促使“尊碑抑帖”理论的萌芽。同时，这些学者和书家的交流和实践，是后来碑学运动的滥觞。

　　清代以来，金石学的兴起在促使学者对古代碑刻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引发了书家对碑刻书法的关注。尤其是道光时期以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相继举起了注重北朝碑刻书法的理论大旗，人们开始关注和临习唐以前的碑刻书法。最早意识到帖学衰微的当推傅山，他指出：“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所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③并提出“四宁四毋”的美学观念，与清初柔媚书风形成鲜明对比。随后，郑簠用草法作隶书，金农作漆书，郑燮创“六分半书”等，这些书家在书法上大胆变革，别开生面。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清末康有为、李瑞清等人。他们皆宗北碑，多得力于摩崖，从帖学之外的碑学中吸取营养，创作出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书法风格。

　　3.篆隶的复兴与审美倾向的转变

　　唐代以降，篆、隶字体退出了实用的舞台而被尊为古体。直至清代初期，这种局面才被打破。访碑风气的风靡和数量可观的汉碑面世使碑碣类文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金石学的兴起一时激起了很多书家对篆隶的研究，古朴的书风也开始为书法家所激赏。由此，篆隶成为书法家创作时所青睐的字体。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中指出：“人们的审美品位在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珍视和运用的判断能力有关。在传统中国，书法本是文化精英们最为珍视和喜爱的艺术，它亦因此与学术思想有十分紧密的关系。”④因此，金石学和文字学的发展和交互作用，把人们的审美品位引向了篆隶字体。

　　傅山把审美角度拓展到了篆隶，并大力提倡。他在《霜红龛书论》中提出：“楷书不自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不作篆隶，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到是处，昧所从来也。”⑤郑簠以擅长隶书著称于清初，他学汉碑数十年，开了习隶书直接取法汉碑的风气，一改元、明书家多从唐人学隶书的途径。与此同时，朱彝尊、石涛等人皆注重取法汉碑，在这些书家的影响下，清代前期学习隶书者渐众。

　　二、“尊碑抑帖”的书学价值

　　1.对清代帖学之偏颇的矫正与弥补

　　对于清代书坛来说，“尊碑抑帖”书学理论的提出，很快就影响到清代书法家的书法实践，从而使书法风气和书学观念产生了根本性转变。

　　朱履贞《书学捷要》云：“书有筋骨血肉……血能华色，肉则姿态出焉；然血肉生于筋骨，筋骨不立，则血肉不能自荣。故书以筋骨为先。”⑥366陆维钊云：“碑可以强其骨，帖可以养其气。”⑥179基于日趋柔弱的帖学书风，碑派书法的介入使书家从这些字势雄强的古文字里获得新的审美启示。碑刻的刀刻斧凿，使文字具有不同寻常的质感、力度和神采，金石的凝重和雄浑给人一种凛然正气和阳刚之美，一反帖学书法线条柔弱秀媚的书风，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种阳刚的金石之气，是帖学无法比拟的。

　　书家从帖学熟悉的领域中脱身出来，在北碑中看到了新鲜的书法面貌。优秀的北碑作品充满盎然的生机，没有雕琢矫饰，宛然天成，“率皆书丹上石，仅次真迹一等，字务完好，墓志出土，几如新制，不若阁帖枣木传刻之失真，鲁鱼亥豕之莫辨也”.⑦帖学家纷纷走出书斋，通过观照北朝书法寻找书法艺术发展的新途径，开阔视野，迸发出进取和创造的火花。

　　2.崇尚自然与解放个性

　　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其在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审美取向。个性是书法艺术生命的基质，追求个性、表现个性是书法家一辈子孜孜不倦探索的精神内核。纵观书法的发展历程，以书法表达才情、审美修养的书法家代有才人，各领风骚。

　　面对当时赵、董书风和僵化的“馆阁体”盛行，何绍基有着清醒的认识：“今士大夫皆习簪花格，唯恐不媚不泽，涂脂傅粉，真气苶然。江浙儒雅之邦，此风尤盛。”⑧金农也曾作诗云：“会稽内史负俗资，字学荒疏笑驰骋。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⑨这种张扬个性的精神，直接向“二王”一脉的帖学挑战，转向师法无名书家的汉碑。这些书法家张扬个性的思想冲破了帖学的藩篱。

　　如果说帖学强调承袭，以模仿为能事，亦步亦趋于古人之后，碑学则强调个性解放，强调“入我神者，古化为我”的个性抒发。碑学理论的发轫，促使书家另辟蹊径，其书法思想就是对帖学僵化的教条予以批判，强调表达人的个性和情感，强调书法是作者思想、学问、品格、性情在笔墨中的流露，其创作思想重视发现和挖掘汉碑的真率风貌，强调书风创作中的“真”,即人的个性精神。碑学书风反映了一种注重性灵和激情天然自抒的思想，流露出一种近代的自然人性论的思想，是一种近代艺术精神的发端。

　　3.对清代晚期碑派书法的积极影响

　　清朝晚期，碑学理论风靡于世，深入人心，碑派书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晋唐以来书家在帖本上下功夫的靡弱局面。“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⑩，这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尊碑》中对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气的真实写照。清代中、后期许多书家诸如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李瑞清等，纷纷取法于碑，从而形成了清代晚期碑学书派的繁盛局面。他们同时涉猎篆、隶、行、草、楷各种字体，并对北碑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些书法家的创作实践对清代乃至近现代的书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除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李瑞清外，康有为碑帖兼糅以写行草，不避粗率；曾熙以流畅的帖派笔法写碑刻；吴昌硕强抱篆隶作狂草，朴茂飞逸。他们在取法于碑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正是他们在碑学道路上的不断开创，引导着有识见的书家继续探索，使碑学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结语

　　“尊碑抑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对书法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于学术而言，碑刻的考证与研究，有补缺之功；于书法而言，则有利于帖派书法的修正与调整。“尊碑抑帖”使书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从充满质朴、充满灵性的碑刻和篆隶中发掘了与“二王”书风风格迥异的审美趣味，碑刻古拙、雄强的风格为人们普遍认同与激赏，为沉寂的书坛带来了新的曙光。碑学书家用清新古朴、自然浑厚的书法，为程式化、形式化的书坛注入了新鲜血液。

　　清代碑学的介入只是矫正了帖学的流弊，扩大了取法范围，并没有完全取代帖学成为取法标准。碑与帖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长河的源流，各有其审美特征，清人阮元曾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善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踞其胜。”碑与帖只有各取所长，为自己的书法融入更多的审美内涵，方能成就书学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