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历程与启示(4)

　　四、余论：几点思考与展望
　　
　　纵览城市演变进程，“我们的城镇是以放射型公共交通系统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7].历史发展使人们从教训中得到一条宝贵经验：要解决大、中型城市的交通问题，并使其具有必要的活力，应该特别重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8].由前述学术史回顾，经过长期铢积寸累、锐意拓荒，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成果粲然可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学的热点区域。但毋庸讳言，既往研究亦存漏卮之处，这须在今后研究中加以修正、突破和深化。
　　
　　其一，研究区域相对集中于近代中心城市。易于看出，“当今世界特大城市，伦敦、纽约、巴黎及莫斯科等，都建立有庞大的公共交通系统”[9].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主义模式最终构织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城市网络，较小的行政管理中心也随之在全国兴起”[10].但如果对中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总体的现有成果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主要选题仍集中在近代少数的大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和经济发达的大都市。由此，以往研究大多局限于近代开埠通商后的商贸中心或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而对其他城市则关涉甚少。即虽有武汉、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相关研究，但无论在成果数量或被关注程度上都远逊于前者。就其本质而言，这一研究态势难以呈现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整体性、综合性和中国特色，并且容易导致理论的偏颇和肤浅。诚如布洛赫指出，“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1].既如此，依拙见，今后学界在关注近代中心城市相关问题的同时，更应展开对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的研究，包括个案和城市群体研究，进而加强中西部城市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关注其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轨迹及取得的进步，由中管窥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进度。与此同时，可开展近代国内各城市公共交通的共时类比，进而该业的演变态势和发展规律了然于胸，这将有助于近代城市史研究各领域的持力推进和深度拓展。唯其如此，才能对近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作用做出更为宏观的把握，才能更全面、深切地解读和洞见中国近代城市向现代嬗变的恢宏场景。
　　
　　其二，研究对象存在畸重畸轻的现象。由前述及，既往研究对于近代城市人畜力和机械化公共交通的运营发展、生存状态等浓笔重墨，成果满坑满谷；然对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则显得着墨较淡，缺乏应有之关切，从而使该业与城市发展的交互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无法全息彰显。史实证明，公共交通映射中国城市由传统到近代演化的步伐，影响市民生活嬗变的过程，与城市化进程相互推演，与社会进步、民众福祉互相挽进。相对于转型中的近代中国城市而言，其对城市变化速率的影响至深至巨，重要意义毋须赘言。即研究公共交通与城市社会变迁是探索城市史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但以往成果在论证两者间的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等方面仍缺乏深度和广度，经常会出现先入为主的定性判断，进而使用相对模糊的语言界定该业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最终导致彼此间关系的简单化及近代城市化进程无法全面量化。既然“发达的交通是社会福利待遇的一部分，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2],那么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交互绝不仅囿于生活领域，但过往成果过多关注于其与城市生活领域的交互，对其与城市道路、城市人口、城市财政、城市管理等社会发展的其他重要领域缺乏应有的关注，从而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并陷入浅尝辄止之窘境。很明显，近代城市化发展要求在更精确、更本质的层次上揭示城市兴衰流变，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各项因子。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和衡估城市物质文化进步的关键指标，与城市工商业、道路建设、人口分布和流动、行政管理、政府财政、社会生活等各项指标相依发展、相互促进。由此，对这些相关领域均要加以重视、均衡考量；进而采用各种科学手段加以测算、评估，使之分析鞭辟入里和具有科学性，如此才能使近代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嬗变程度全面彰显。概言之，对研究对象不偏不倚等这一类问题亟待学界关注及延展：要对这些悬而未决且尚存较大空间的研究领域强化重视，这不仅使今后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理论创新性，也对推进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城市公共交通史的整体研究水平当有助益。
　　
　　其三，缺乏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法国年鉴学派曾指出：历史学要建立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和关注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要与其他学科如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进行合作[3].城市作为一个实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无所不包。这一特征，决定城市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涉及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当丰富的学识和极其广阔的视野。由见，城市史学是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与其他学科具有共生性，其研究方法要以协同学的原则顾及学科之间的联姻，把人文学科和某些自然科学方法熔为一炉。即“与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趋势一样，城市史对传统史学的背离，首先应表现为研究方法的改变，即由叙述的、定性的方法，改变为分析的方法、定量的方法”[4].推而言之，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相关研究要将各学科相互融汇，才能全面感悟城市化进程的整体脉络和发展规律。然据既往成果观之，除一些研究采用历史文献探研法、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法外，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范式则较少涉猎。问题之实质在于，近代公共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各个界面有深切影响，其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社会等诸多方面均有密切交互。有鉴于此，除科学地继承传统史学方法外，应在本域研究中加强相关学科的综合运用。除上述研究方法外，引进和嫁接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交通社会学、人口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行政管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式，以及某些工程技术的相关知识和手段，并辅以个案分析法、定量定性结合法乃至模型设制等，这样就可能实现跨学科的合作效应，将科际整合的理念浸润于近代公共交通与中国城市发展研究的各个层面，一以贯之，最终拓展、深化近代城市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纵深面和学术内涵，这亦是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研究既有艰巨性又有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总括而言，“公共交通在各类城市都应优先发展”[1],其系统是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子。在当代探索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及解决“城市病”[2]的背景之下，研讨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更是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回溯往祀，中国近代公共交通研究已迈出坚实的一步，成果繁复。展望未来，该域研究必将寻求新的突破，不断拓展和深化，进而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从长远言之，通过把握本域研究的基本态势和客观规律，延伸对当代公共交通与中国城市发展的适度展望与未来思考，呈现有益的决策支持价值，才是研究常青的本源和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