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络的广泛运用推动了现实社会的虚拟化呈现和虚拟世界的现实化影响，由此造就了一个与现实社会具有差异又广泛交融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崛起标志了网络时代的形成与到来。网络时代的来临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网络不仅造就了新的活动空间，也改变了大众的思维方式、行为策略以及互动结构。网络不仅推动了社会话语的网络呈现与传播，也造就了不同于现实社会的话语模式与内容。从社会思潮角度看，网络的影响也是显着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思潮成为一个新的值得考察的领域，因为社会思潮作为观点、诉求或主张的系统化阐释形态，一旦成型便力求传播和扩散以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特点，内在地决定了社会思潮不会忽视日益发展的网络载体和空间。在社会思潮网络化的过程中，网络不仅改变了社会思潮的发育方式、传播模式，也造就了新的思潮形态与思潮主体。

　　从目前研究看，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网络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改变了社会思潮的生产机制、传播路径、接受方式，网络也改变了社会思潮的衍生形式、变异规律和具体形态。例如，陈伟军指出，网络改变了社会思潮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1]李玉娟认为，网民在指数级增加过程中，使得作为网民活动空间和言行载体的新兴媒体的覆盖面不断拓展，由此使得各种社会思潮传播、衍生、扩散、变异成倍增长；[2]刘建军指出，伴随着网络时代来临，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思潮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3]方付建则指出，网络对社会思潮产生了显性的作用和潜在的影响，网络改变了社会思潮的形成逻辑、聚合方式和内容形态；[4]李鑫生则认为，在网络时代，某种社会思潮的形成无论是在速度方面、广度方面还是深度方面，网络所发挥的作用都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5]

　　虽然研究者指出了网络对社会思潮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但从目前的研究看，研究者一般是从较为概括和宏观的角度论及了网络、网络时代或网络社会对社会思潮生产发育的作用以及传播过程的影响，一般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但鲜有研究者就网络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层面，特别是网络对社会思潮的形态、传播以及思潮主体、思潮内容的各个层面的影响进行具体细致的观察与分析。为了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围绕网络对社会思潮影响的具体层面展开细致分析，以呈现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动态。

　　二、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形态变化

　　由于网络塑造了另一个社会空间，并逐渐形成了与现实空间相对应的社会活动或行为空间，在此背景下，社会思潮加速了进入网络的进程，并推动了思潮形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社会思潮的形态更为多元、庞杂，也更为交织化和碎片化。

　　（一）社会思潮形态的多元化

　　在社会思潮网络化过程中，首先，网络成了现实社会既有社会思潮的新领地。现实社会已经成型或广泛传播并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思潮会不断谋求在网络空间的呈现与传播，借此获得更大的影响和更广的覆盖，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新儒家主义的网络传播。其次，网络使社会思潮获得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社会的存在形式[4].网络特定的信息交流方式、社会交往结构及话语情感模式促使网络社会不断孕育在指向、诉求、主张等与思潮原初形态相异的变种社会思潮，由此在社会思潮网络化过程中诱生了诸多思潮变种，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网络化促生的不同于传统形态的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网络虚无主义以及网络消费主义等，这些变异形态的社会思潮既包含了传统思潮的基本特点，也具有契合网络的新特质。再次，网络社会作为新社会空间，也在不断创造和传播新思想潮流，催生和孕育现实空间所没有或不凸显的社会思潮，虽然这些思想潮流缺乏特定、明确的代表人物、理论体系和政治主张，但新型思想潮流对网民及民众思想、认知甚至行为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网络仇官仇富思潮、网络审丑思潮、网络戏仿思潮、网络末日思潮等。总之，在传统思潮逐步网络化与网络思潮日渐成型化的过程中，社会思潮形态越发多种多样，正如研究者所观察到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不仅异常活跃，而且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

　　（二）社会思潮形态的交互化

　　网络时代社会思潮形态虽然越来越多样化，但在多样化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之间越来越缺乏明确的界限，也越来越缺乏区别于其他社会思潮的特质性内容。当前，为了最大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传播，各种社会思潮开始相互借鉴和学习、吸纳和融合，本着“为我所用”“与我有利”的原则，各种社会思潮在生产、传播过程中越发模糊了自我边界，特别是一些对特定思潮不甚了解的人士，为了最大化自我影响而无意或刻意嫁接思潮观点和主张，试图提升思潮的解释力、鼓动性、包容性和涵盖面，由此促使某种思潮成为“兼容并蓄、无所不包”的普适性思想体系。在各种思潮人士特别是一些草根思潮领袖的作用下，不仅不同类型社会思潮具有了相似的内容和同类主张，甚至某些原本相互对立的思潮也出现了奇妙的整合和交融。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社会思潮的相互交织、撞击融合使得各个思潮的背景预设、价值立场以及政治态度、政策主张等日益多变、日益杂糅，各个思潮变得难以把握和有效梳理，必须在特定的话语情境中才能得以很好地解读和有效区分。[7]

　　由于社会思潮形态的增加和变异，导致当前社会思潮研究面临着巨大难题，即难以界定或区分社会思潮变异品种和新型品种，难以界定或区分各种社会思潮的核心立场和基本诉求。另外，某些思潮形态在交互化过程中变得“无型无态”.总之，各种社会思潮以异常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令人困惑的迷宫式的联系。[1]实质上，思潮形态变化与交合背后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个人或群体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性。[8]

　　（三）社会思潮形态的潜隐化

　　思潮形态的潜隐化与思潮形态的交互化相对应，反应了当前社会思潮越来越难以区分。网络时代社会思潮形态的潜隐化是指一些社会思潮不再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成型的改革主张、完备的话语文本、标志性的代表人物等。不少社会思潮的话语、观点、诉求和主张潜隐在各种网络舆情中，如新闻的标题、事件的报道、故事的讲述以及话语的恶搞、图片的寓意、热点的争论之中。在社会思潮形态潜隐化过程中，社会思潮也如同其他现象一样，变得更加碎片化，不仅网络诱生的社会思潮本身即是碎片化的状况，而且现实社会已经成型的具有一定自洽性和完备性的社会思潮也在网络化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肢解而碎片化。从缘由看，社会思潮的潜隐化和碎片化既是部分意见领袖刻意为之的结果，也是部分草根群体无意为之的结果。一方面，一些思潮主张的扞卫者或代表人士刻意将思潮的倾向嵌入各种话语、行为、新闻报道和社会事件的表达之中，即通过能够吸引眼球的素材附着思潮的主张，实现在话语或行为表达的同时彰显思潮的影响和导引；另一方面，一些受到某些思潮影响的普通网民在无心模仿与无意表达中会凸显出某种社会思潮的主张和立场，成了社会思潮的草根传播者。总之，在网络时代，人们已经难以观察到某种社会思潮的明确化和整体型传播，但却能够感受到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无处不在或挥之不去。

　　三、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主体变化

　　网络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更多的无法在传统媒体时代发挥话语影响力的个体获得了更多的表达个人思想的机会，大众化网民或在现实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士在网络时代获得了自我呈现的机会，由此，大力度利用网络载体进行自我宣传，并享受着网络带来的话语平等权和地位转换；另一方面，网络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社会身份和角色的网民群体，并且随着网络发展，网民群体进行了类似于传统社会民众的分化。在此过程中，主体话语权的变化以及主体本身的变化对社会思潮产生了显着影响。实质上，在网络时代，普通网民已经不仅仅是社会思潮的消极接受者，同时也是社会思潮的积极传播者、解释者乃至创造者。[1]

　　（一）社会思潮主体的大众化

　　社会思潮的生产主体不仅是以学者为主的知识分子，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以及各类网民都可以进行某种社会思潮的生产和传播。有研究者指出，社会思潮的研究、传播和创造已经不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阶层的专有事业和独特工作，各类思潮伴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兴互联网载体的运用，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传播给越来越多的人。[9]

　　当前，一些社会大众基于个人的境遇、自我的思考、外部的宣传以及论坛的商议等，而被动甚至主动参与到各种社会思潮的讨论和争论之中，在网络社会中，大众化的网民已成为各种网络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10]

　　随着社会思潮研究者、讨论者、传播者和制造者的变化与增加，社会思潮主体日益大众化。在社会思潮主体日渐壮大的过程中，社会思潮主体特质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过去的社会思潮主体更多地是依靠个人丰富的知识、独到深刻的观点获得影响力，而网络时代社会思潮主体更多依赖个人话语表达能力以及技术运用能力获得发言空间和思想传播机会，网络使得社会思潮由思想赋权、知识赋权变成了话语赋权和技术赋权。

　　（二）社会思潮主体的多元化

　　在社会思潮主体大众化过程中，思潮主体也变得日益多元化。多元化思潮主体可从三个层面观察：第一类主体仍然是掌握权力、知识、财富和名气的社会精英群体，如在职官员、退休领导等政治精英借助网络传播思潮以扩大自我政治影响力或表达政见，如高校教师、专家人士继续担当网络时代的思潮精英，不遗余力地传播思潮，再如企业家、娱乐明星、体育明星为了集聚更多财富或名气而注重在已经吸纳一定人气的网络载体上发表反映某个思潮主张的政治见解，以迎合追崇者的政治诉求。第二类是社会思潮大众化过程中各种形态的草根人物成为新的思潮主体。如小企业主、产业工人、农民工、农民以及一些逐步边缘化的下岗工人、被拆迁户等，为了表达诉求、声张正义、谋求私利或表达不满而日益注重利用网络传播某种契合自我需求的社会思潮，试图借助思潮以表达诉求、影响改革、进行政治抗争或施压。第三类是各种形态的政治、民族或宗教异端势力成为新的思潮主体。如逃亡境外的“民主自由运动人士”利用外网的渗透宣传各种形态的自由化、西方化思潮，各类民族分离或分裂势力借助网络宣传民族分裂主义、某个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再如宗教极端分子为了传播极端宗教而制造和传播各种蛊惑人心的新思潮，如法轮功思潮、原教旨主义思潮等。

　　（三）社会思潮主体的抱团化

　　随着社会思潮主体的增加和变化，传统社会思潮人士感到自我影响力的弱化和地位的边缘化，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某种“落寞”,为了避免“没落”,传统社会思潮人士加速了网络化进程，并力求成为网络时代的思潮领袖或精英。由此，传统思潮人士更加重视网络传播，并且在传播过程中日益注意到“组团”和“联盟”的重要性。由于认识到“抱团取暖”的重要性，一方面，传统思潮人士加速了内部的交流与团结，不再以“特立独行”的角色行动，而更加注重与他者的联合。如一些思潮网站成了某个派别或某个形态的社会思潮人士的精神家园或活动大本营，再如一些思潮领袖利用新兴的具有圈子化、群组化或团体化功能的互联网载体（QQ群组、微信朋友圈等）加速打造思潮人士的内部圈群。另一方面，为了联合和壮大，一些本来具有一定思想分歧的人士也结成了“伙伴”,同时，一些传统思潮人士也注重从普通网民中选取、培养思潮接班人和表达者，以不断壮大思潮队伍，借助群团和组织的力量去对抗其他形态思潮的冲击，或在多元思潮的竞争中取得更大影响力和竞争优势。总之，在思潮主体抱团化过程中，思潮主体不仅在经历着日益增多化和大众化，也经历着不同于过去的主体间的“合纵连横”,由此使得思潮主体具有了身份的多元性和关系的多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