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牛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作用(4)

　　五、牛顿学说在晚清的传播
　　
　　19 世纪中叶以后， 牛顿学说才传入到中国，到了晚清，西方科学翻译着作大量出现，牛顿的天文学、力学及数学等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1859 年，是牛顿的物理学、天文学、数学比较全面、集中地传播到中国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刊行了 3本和牛顿相关的译着，这 3本书原来都是欧美的科普着作或大学低年级的教科书。
　　
　　一是李善兰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 ~1905）将《力学基础》翻译成《重学》。《重学》第一版只有十七卷，后增补成二十卷，附圆锥曲线说三卷。前七卷介绍静力学，卷八至卷十七介绍动力学，卷十八至卷二十介绍流体力学。《重学》第一次把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介绍到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李善兰在译《重学》之前请教艾约瑟“何谓重学？”艾约瑟答曰：“几何者，度量之学也；重学者，权衡之学也。昔我西国，以权衡之学制器，以度量之学考天；今之制器考天，皆用重学也。故重学不可不知也。”
　　
　　二是李善兰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 ~1887）合译的《谈天》，主要讲述牛顿的万有引力概念及其定律。李善兰在《谈天》自序中指出，托勒密的学说和天地运动“不能尽合”,“刻白尔（开普勒）求其故，则知五星与月之道皆为椭圆。其法行面积与时恒有比例也。然俱仅知当然而未知所以然。奈端求其故，则以为皆重学之理也。”接着李善兰又叙述了牛顿怎样以“摄力”解释和计算天体的运动，还断言：牛顿的运动定律“定论如山，不可移矣”.李善兰《谈天》出版的 1859 年，可以说是中国人宇宙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性的一年。《谈天》出版后，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该书前后重印了 13 次，之后又以活字印刷。
　　
　　三是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代微积拾级》，由上海墨海书局出版。主要介绍了牛顿的微积分计算方法，为中国实现了一次现代数学启蒙。《代微积拾级》的作者是美国数学家罗密士（Elias Loomis,1811 ~1889），是美国大学的初级微积分教科书。《代微积拾级》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汉语微积分名词的确立，并进而影响中国人有关微积分的数学思考。可惜的是，囿于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束缚，《代微积拾级》在数学符号上没有和西方接轨，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微积分在中国的普及。
　　
　　1858 至1860 年，李善兰、傅兰雅（John Fryer,1839 ~1928）、伟烈亚力还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部分内容译为《奈端数理》。1882 年，李善兰将译稿交予华蘅芳校订。1897 年，华蘅芳将译稿交给了梁启超，后来译稿丢失了，没有公开出版。这是科学文化史上的一件大憾事。1859 年后，奈端和其学说逐渐在中国流传开来。1890 年王韬在《西国天学源流》、1895 年严复在《原强》、1897 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中等都提到奈端或其学说。
　　
　　六、苹果落地的故事来到中国
　　
　　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科学家逸事，莫过于苹果落地的故事；最广为人知的科学家名言，莫过于牛顿的“贝壳”.诸如《科海拾贝》之类的图书，表明了牛顿在中国的深刻影响力。中国人习惯在牛年言吉，多用“牛”表达祝福。画家黄永玉先生把牛顿也归于“牛”的行列，甚至以万有引力为背景，创作了生肖画。
　　
　　1891 年，苹果落地的故事由时任京师同文馆（北大前身）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 ~1916）传播到中国。丁韪良的《格物入门》和《西学考略》在普及牛顿学说方面比较成功。丁韪良在《西学考略》中第一次用中文叙述了这个故事。可见，该故事在中国传播了120 多年了。这棵使牛顿领悟到万有引力定律的苹果树也因牛顿而声名鹊起，被视为科学探索精神的象征，受到世人的尊崇。虽然，那棵苹果树已被证实在1820年被暴风雨刮倒，但当初的那棵苹果树被刮倒后重新生根发芽，已持续生长了300多年。
　　 　　
　　2009年，让牛顿产生灵感的苹果树的枝条还漂洋过海来到天津，嫁接种植到天津大学，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棵直接引进的牛顿苹果树。为了保证苹果树的血统，天津大学与伍尔斯索普庄园签署了一份《英格兰伍尔斯索普庄园“牛顿苹果树”枝条捐赠协议》。希望移植的“牛顿苹果枝条”能给中国带来灵气，希望牛顿的科学精神能激励中国的“牛顿”早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