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中国形象

国富论论文专业研究范文10篇之第九篇：分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中国形象

 

　　摘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中国广泛传播, 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但国内学界对他论述中的中国形象的构建却鲜少关注。本文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有关中国的论述着手, 分析亚当·斯密呈现的中国形象, 探讨亚当·斯密有关中国形象的知识来源以及其对中国“他者”形象的运用。

 

　　关键词：亚当·斯密; 《国富论》; 中国形象;

 

　　Abstract：

 

　　Since Adam Smith'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t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by domestic economists. However, domestic scholars rarely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image in his discourse. On the basis of his narration about China in his works,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Chinese image he presents, explores the sources of his knowledge of China, and probes into his ap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image of “others”.

 

　　Keyword：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nese image;

 

　　1776年, 在人类近代文明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二是亚当·斯密《国富论》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又译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的发表。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 要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需兼顾好个人、社会、生产者等各方的利益。围绕着这个主题, 亚当·斯密系统地发挥了关于价值、市场、竞争、经济目标的分析、经济政治学、财政学等一系列观点, 高屋建瓴地建立起了一座经济理论的大厦。亚当·斯密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在它的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 最先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主要学说, 对它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富论》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商品经济运行的原则。由于《国富论》的伟大成就, 亚当·斯密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 工场手工业和产业革命前夕的集大成的经济学家和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西方经济学者推崇他为“经济科学之父”。两百多年来, 世界各国的经济学界都非常重视对《国富论》经济学说的研究, 希望能从其经济科学中探求到治国理财之道, 时至今日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的决策者都没有跳过亚当·斯密这座高山。

 

　　《国富论》中直接涉及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述有二十多处, 从二十世纪开始就有学者对这些论述做了详尽的分析。一直以来, 国内学术界及经济界都是从经济学研究亚当·斯密的著作, 并成为其研究方向主流, 希望借他的经济理论来解决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然而, 作为一部时有涉及中国社会的作品, 从亚当·斯密的中国思想观角度, 考查《国富论》中的中国形象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方法和角度, 藉此方法, 也可以重新探索国外思想家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及中国在其作品中的功能和作用。

 

　　一、亚当·斯密论著中的中国形象构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状况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他对中国形象的总体描述可归纳为:社会停滞、国富民穷且民众野蛮。

 

　　亚当·斯密认为, 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 资本积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他依据资本积累的状况把社会划分为三种状态:进步状态、停滞状态和退步状态, 或者叫进步社会、停滞社会和退步社会。亚当·斯密在论证三种状态时, 称中国社会是停滞社会。亚当·斯密在第一编第三章“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中指出:“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关于其农业、工业和人口众多, 与当今的旅行家们所描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1] (P55) 亚当·斯密是一直关注中国的, 并对马可·波罗描述过的中国和当时旅行家们对中国的记述进行了比对, 发现中国并无多大变化。同时, 他也指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是中国缺乏资本和资本积累, 不重视国内贸易, 尤其不重视国外贸易, 闭关锁国, 不学习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明创造。有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情况, 亚当·斯密认为当时的中国极端轻视对外贸易, 在世界范围内, 不仅是中国, 古代的埃及人和印度人, 也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亚当·斯密称:“如能在广阔的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外市场, 那么更广泛的外贸必能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品, 大大提高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尤其是如果这种外贸的大部分有中国船只经营, 情况更是如此。通过广泛的航行, 中国人自然能学到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和制造方法, 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技术和产业的其他改进。但在当今情况下, 他们除了模仿日本外, 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国家来改进自己。”[1] (P490) 以泱泱中华而自居的中国尽管有无数发明和技术创新, 却失去了与异邦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最终在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重农政策下越来越闭关锁国。

 

　　在亚当·斯密的视野中, 中国闭关锁国有几点原因。首先, 中国轻视对外贸易实际上是由于中国重视农业而造成的, 中国的统治者一直从地税或地租里取得全部或绝大部分收入, 因而统治者自然特别关注农业的利益, 因为他们自己收入的增减直接取决于农业的兴衰。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一直是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通行的政策。中国的政策是特别爱护农业, 轻视制造业。中国人有了积蓄不是作为资本投向工商业, 而是要么作为财富窖藏起来, 要么再继续投资于土地, 这一政策也导致了人们社会劳动的差异。其次, 中国的国内市场从规模上也许不逊于欧洲各国市场的总和 (中华帝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气候多样, 从而各地物产丰富, 大部分地区之间水运便利, 因而仅其国内的广大市场就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制造业) , 这大大限制了中国通过国外市场的销售来大大提高本国制造品的产量, 也从而失去了学习和模仿他人先进技术的机会。

 

　　虽然中国社会停滞不前, 亚当·斯密还是声称:“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 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 耕作得最好, 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1] (P55) , “中国是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得多的国家”[1] (P146) 。但是, 亚当·斯密也指出, 中国只是国家富有, 贫民生活艰苦, 且贫富差距很大。虽然古代中国重视农业, 但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生活却十分艰难, 更不消说其他行业了。“在中国, 劳动工资很低, 人们感到养活一家人很难。如果农民在地里劳动一整天, 到晚上能够赚到买少量大米的钱, 那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生活状况可能就更加糟糕。他们不像欧洲的工人那样, 悠闲地呆在自己的作坊里, 等待顾客上门, 他们是背着工作所需的工具, 不断地沿街奔走, 叫卖自己的服务, 好像是在乞求工作。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 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1] (P56) 亚当·斯密还举例说明了中国下层贫民的生活状况, “据说, 在广州附近, 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家庭没有在陆地上的房屋, 常常生活在各种河道上的小小渔船中。他们感到在那里缺衣少食, 以致渴望捞到欧洲船只所抛下的最肮脏的垃圾。任何腐臭的肉, 例如死狗和死猫, 虽已腐烂发臭, 他们也十分喜欢, 就像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喜欢最卫生的食物那样。婚姻在中国是受到鼓励的, 不是因为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利, 而是因为可以自由摧残儿童……”[1] (P56) 然而, 对于贵族阶级, 亚当·斯密称:“中国或印度斯坦的显贵比欧洲最富者所拥有的随从人数都更多, 排场更大。”[1] (P157) 亚当·斯密有关贵族阶级和贫民之间的生活对比, 呈现了一个中国贫富差距非常巨大、“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中国形象。

 

　　亚当·斯密有关中国的论述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批判的、否定的中国形象。在他的著作中, 中国无异于一个愚昧的野蛮民族, 闭关锁国且以泱泱大国自居。而中国人则与未开化的野蛮人差不多, 如亚当·斯密有关当时的中国人竟然渴望欧洲船上最肮脏的垃圾, 喜欢腐烂发臭的死动物肉, 鼓励婚姻是为了自由摧残儿童, 当时的中国人都有虐童癖等描述都构建了一种野蛮、残忍的中国形象。

 

　　二、亚当·斯密中国论述的知识来源

 

　　亚当·斯密尽管没来过中国, 但在《国富论》中直接提到“中国”之处达75次之多, 涉及工资、农业、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制度和对重商主义的批评等各方面。何兆武、柳卸林对这些论述做了专门的收集和整理[2] (P103) 。然而, 亚当·斯密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述多用“似乎”“据说”“几乎”“也许”等词汇, 对于这些不确定却又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词汇运用, 我们需追问亚当·斯密有关中国的信息从何而来?如上述对广州渔民生活的描述, 亚当·斯密就以“据说”起头, 不知亚当·斯密从何处获得这所谓“据说”的信息?亚当·斯密虽想展现当时中国底层百姓的贫困生活, 但这种带有贬低、甚至鄙视的描述不免使人质疑其有关中国知识的来源及其言语动机。

 

　　通过亚当·斯密所运用的“据说”等词汇, 我们大致可知, 这些信息都是亚当·斯密通过阅读、或在游历欧洲大陆且与欧洲大陆精英分子的交往中获得的, 主要借鉴的是欧洲大陆有关中国形象的描述。当时欧洲大陆有关中国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曾到过中国的探险家和传教士的著作, 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对欧洲中国形象的构建和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中国形象背后有着欧洲的影响。

 

　　首先, 亚当·斯密有关中国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借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大陆国家已有的相关材料。亚当·斯密之前, 一些欧洲大陆有关中国的著作已被翻译成英文。西班牙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 (Gonzales de Mendoza) 的《中华大帝国史》早在1588年就被译成英语, 成为当时英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1622年, 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也出现了英译本。1736年, 法国耶稣会牧师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通过取材于诸多曾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的书简等第一手材料所编写的《中国通志》也有了英译本。这些欧洲大陆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材料相继被译为英文, 对英国的中国形象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势必也会为亚当·斯密的中国论述提供重要养分, 成为借鉴的对象。

 

　　其次, 亚当·斯密亲赴欧洲大陆, 尤其是法国, 与欧洲大陆的诸多学者交往甚密, 也获得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知识信息。16-18世纪上半期, 欧洲掀起了一股追求中国文化的潮流, 莱布尼兹、伏尔泰等都曾痴迷于中国文化。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掀起了一阵“中国热”, 中国很多作品被译为法文, 商人和传教士也写了大量书简游记[3]。直到18世纪中叶, 中国普遍受到西方的倾慕。经济学说史上法国重农学派对于中国更给予了极大关注, 在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体系中, 来自中国渊源的思想要素几乎渗透到各个方面。1764年至1766年间, 亚当·斯密和他的弟子一同游览欧洲, 大多是在法国, 在那里亚当·斯密也认识了许多知识分子精英, 例如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和达朗贝尔, 尤其重要的是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弗朗索瓦·魁奈。这次游历更使得亚当·斯密有机会获得有关传教士和到中国游历过的旅行家们的旅行日记等等。

 

　　再次, 亚当·斯密还是一位爱书成癖的藏书家。他的藏书据亚当·斯密本人编的《亚当·斯密藏书目录》约有1125种, 5000余册。英国经济学家波拉 (J.Bonar) 1932年编的《亚当·斯密藏书目录》 (增补版) 中收入611种。其中还有141种和308册在一次拍卖会上由日本东京大学购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论述可能均来自他读书的体会, 例如, 亚当·斯密的藏书有英国人约翰·贝茨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漫游记》 (1763年版) , 这本书第二册收入法国人德·朗势 (Mr.De Lange) 写的《北京游记》。《国富论》中有些话就出自这本书。

 

　　由于亚当·斯密在欧洲的游历和阅读了欧洲大陆有关中国的著述, 这些都成为其描述中国社会的资料来源。另外, 亚当·斯密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也与当时欧洲大陆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有很大关系。17世纪欧洲大陆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褒扬的, 而18世纪对中国的贬抑言论越来越多, 中国形象趋向贬义。一方面, 中国风仍在;另一方面, 在形而上的层面上, 知识界对中国道德、精英文化的看法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不少人对此持以怀疑或贬抑的立场[4] (P14) 。英国18世纪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威廉·琼斯 (Sir William Jones) 认为中国哲学还停留在粗野的状态, 中国并没有原生的科学智慧, 还认为中国文化出于印度, 在作为想象艺术的绘画、雕塑、建筑方面没有作为[5] (P142) 。这些负面的论述和当时的主流观点都对亚当·斯密的中国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亚当·斯密对中国“他者”形象的运用

 

　　亚当·斯密为什么要写中国?事实上, 亚当·斯密是以18世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英国为研究背景, 考察了当时世界上欧、亚、非、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现状。中国是他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对他的经济思想有着一定的影响, 但他主要是要分析英国国民财富的增长, 中国经济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例子以充分论证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其目的是要给当时的英国提供解决经济矛盾的答案而非给中国的。可以说, 亚当·斯密对中国的关注集中在一个“他者”的属性上, 关注的是作为一个他者的中国对英国有怎样的意义。

 

　　亚当·斯密全部经济研究的核心是研究国民财富怎样增长, 因此必须先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确定为“富国裕民”, 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必须要具备“国民财富”。亚当·斯密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方面要尽快提高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要确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 而要建立这一制度必须建立和发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作用, 这一点贯穿于《国富论》的始终。而亚当·斯密研究中国, 揭示中国的“富有”与“停滞”, 有利于增强他的理论的说服力, 对当时的英国反对封建制度, 建立“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亚当·斯密以“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最小政府”来反对当时英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即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而当时的中国仍以农业为主, 在第四编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 亚当·斯密论述了中国的农业政策, “中国的政策更鼓励发展农业。据说中国农业劳动者的境况要优于工匠, 就像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工匠的境况要优于农业劳动者那样。在中国, 每个人的远大抱负就是拥有一小块土地, 做地主或佃户都可以。那里的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当, 对佃户有充分的保障。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1] (P489) 正是由此, 仲伟民论道:“斯密在《国富论》中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参照系甚至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来看的。他在告诉人们:“像中国那样, 只能停滞不前。”[6]亚当·斯密论述中国鄙视海外贸易、闭关趋于静止, 其目的是为了警戒英国, 为了英国经济的兴起。西方社会靠两个轮子快速转动:海外贸易和工业革命。这两个轮子创造的新的文明———海洋文明, 与内陆文明相对立, 并将它远远地甩在后面[7]。

 

　　总而言之, 亚当·斯密是站在向外扩张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分析中国问题的, 是出于一个“他者”的需要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 因而在评价作为“他者”的中国时, 自然地会持贬损的态度。

 

　　四、总结

 

　　亚当·斯密作为英国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对中国社会的描述主要是为了论证自己的经济理论思想, 虽不为“我”, 但他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的认识是深刻的。分析亚当·斯密论述中的中国形象, 则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欧洲思想家眼中的中国以及当时中国在欧洲的影响, 因为亚当·斯密的中国论述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欧洲大陆及英国有关中国形象的主流思想。然而, 对于亚当·斯密的中国论述立场, 我们也需认清, 他是将中国置于“他者”的地位, 借中国的社会情况, 为其所用, 论证其经济观点, 从根本上而言, 不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的。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2]何兆武, 柳卸林.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谷远峰.亚当·斯密论中国长期停滞的原因——《国富论》读书札记之一[J].生产力研究, 1987 (1) :51-57.

　　[4]胡勇.中国镜像:早期中国人英语著述里的中国[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5]钱钟书.钱钟书英文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6]仲伟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中国[J].河北学刊, 2003 (2) :166-170.

　　[7]莎日娜, 额尔敦扎布《国富论》的中国观——纪念《国富论》出版230周年[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6) :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