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与消费经济学学科的促进

　　消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研究范式的纵深拓展延伸，及其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转变，以及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转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一、改革开放前，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模式使消费经济学悄然萌芽

　　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为了将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模仿前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一五”经济发展战略将依靠内部积累、 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核心， 强调以农补工、 以轻补重， 并实现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强速赶超英美，为此，需要将居民的消费水平控制在最低限度， 以此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资金积累。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还是较好地处理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积累率和消费率分别为 22.9%和 77.1%，国民经济保持较好发展势头，职工平均工资有所上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明显。 1958 年后，我国采取“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实行了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政策，工资在 1957 年前有所增长，而之后的近 20年，只调整过一次，以致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另外，还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产品价格的价格政策等促进积累、限制消费。

　　积累率提高到 1960 年的 39.6%，并且之后的积累率大部分时间在 30%以上、 在世界上处于相对高位； 而同期的消费率逐年下降，1960 年只有 60.4%， 之后的消费率也一直远远低于 “一五”期间 72%~76%的消费水平。 总之，在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模式下，经济总量虽然扩张较快，实现了高积累，但工业生产增长效益偏低，资源配置失调、浪费严重，影响了生产持续发展的后劲；而且，低物价、低工资、低消费模式，使得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 1952~1978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4.3 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3.6 倍，但是消费紧缩，居民消费水平仅增长了 68.5%，平均年增长仅 2.1%。

　　另一方面，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受到抑制，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 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1978 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39.4%。

　　在这种重生产、 轻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 消费问题的研究被人们忽视，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更是少有人敢涉及。20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只有于光远、蒋学模、苏星、尹世杰、董辅礽、杨英杰、刘国光、杨坚白、王亚南、杨波等少数学者，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生产和流通的关系，生产和需要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两大部类生产比例、消费品供应和分配、消费合作社、价值规律等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消费问题。 总体来说， 这一时期， 学界将消费经济问题纳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认为生产决定消费，同时肯定了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对生产有促进作用，但很少涉及消费如何反作用于生产、 是否决定消费等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低估了消费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地位， 只承认消费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但否认消费是经济运行的前提。

　　受当时政治、 经济环境以及前苏联经济理论体系的影响，我国缺乏对消费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二、 改革开放后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

　　的变迁对消费经济学及其学科建设的影响我国消费经济学及其学科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与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作用的转变紧密相关。

　　（一）改革开放之初，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

　　明显，消费经济学科得以建立和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成为突出的重症， 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我国首先优先发展的是轻工业，90 年代初又开始发展重化工业， 轻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也保持强劲增长，使得消费品市场逐渐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着提高， 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决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1979 年一直到 1988 年期间， 均高于投资、 更高于出口， 尤其是 1981 年， 达到93.4%，处于绝对优势。 另一方面，从居民消费率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在 1978 年虽然由于受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惯性影响，只有 48.8%，但由于收入水平低，使得平均消费倾向高达 0.97，即意味着居民将其收入几乎都用于当年的消费。

　　而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 人民的消费需求得到释放，再加上国民收入得以快速增长，“六五”期间， 内需旺盛、 居民消费率保持了相对高点，1981 年最高达到 53.1%。 而且，1978~1988 年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 7.3%，远远超过 1953~1977 年平均 2.1%的增长速度。

　　随着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学界重新开始重视消费经济学的研究。1977年， 于光远等学者在全国第四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提出设立消费经济学；1978 年， 消费经济学的研究被列入全国社科研究规划之中。 1983年，尹士杰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获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标志着我国消费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产生。 1984 年，厉以宁的《消费经济学》、刘方棫的《消费经济学概论》等消费经济学类着作相继问世。 20 世纪 80 年代，消费经济学被列入二级学科， 而且消费经济学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于1982 年开始，第一家消费经济研究机构于 1985年在湖南创办， 专门研究消费经济的学术刊物《消费经济》也于 1985 年创刊成立，使得消费经济学领域研究有了专门的交流平台， 一度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研究消费经济问题的热潮。 这段时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消费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生产和消费、消费与社会主义经济、积累和消费、消费和储蓄、收入和消费的关系、消费水平、消费模式、消费结构、消费信贷、消费基金等领域。

　　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曾关注并积极投身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研究维度不断拓展，并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成果。

　　（二）出口、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对消费经济学及其学科的影响

　　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借鉴东亚等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经验， 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 出口对经济拉动的作用逐渐明显，1990 年出口对 GDP 的贡献首次超过消费，达 50.4%。1994 年，人民币汇率大调整，我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之后，国民经济由短缺很快转为相对过剩，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靠大量外需得以消化， 使得我国的增长模式具有日益显着的出口导向型特点。 1998 年后，我国为保经济增长，更多强调出口拉动经济的作用，逐渐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一方面使得我国对外贸依存度过大， 另一方面使得我国央行为收购不断涌入的外汇而不得不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引发总需求膨胀；而且，使得经济结构失衡，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2008年至今，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延续影响， 使得出口对 GDP的贡献率几乎都是负数， 更证明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国借鉴日本、韩国等东亚发展模式，经济增长除靠出口外，还依靠高投资，尤其是 1993 年，投资对 GDP 的贡献率高达 78.6%。 20 世纪 90 年代，居民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不再快于而是长期慢于 GDP 的增长,且增幅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结束“短缺经济时代”，消费需求不足逐渐成为我国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再加上 1998 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影响， 我国政府采取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宏观调控模式，从“十五”规划开始， 几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涉及扩大消费或扩大内需， 但由于消费的有效启动需要建立在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财产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深层次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的基础上，还需抑制通货膨胀水平的配合，比启动投资的难度大得多。

　　因此，这些年来启动内需更多注重的是启动投资，从 2002 年开始投资对 GDP 的贡献率就一直超过消费，而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从 2000 年的 65.1%， 逐年下降至 2008 年的 44.2%，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新型的市场经济体， 使得我国的经济过度地依赖于投资以及出口， 引发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 尤其是 2008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出口受到较大冲击， 我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救市，2009 年，投资对 GDP的贡献率更是达到历史最高点 87.6%， 我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 以投资刺激、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 而非居民消费拉动的确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随后产生物价持续上涨，失业人口不断增多等一系列负面效应， 各级政府逐渐意识到扩大消费对经济拉动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推出大量不同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 “十二五”规划更是将扩大内需设为我国未来五年发展中的第一要务， 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党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与消费在经济增长拉动中的地位变化相应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界对于消费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延续 80 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重投资、轻消费”；另一派则认为应重视消费的研究， 且逐渐占据上风。 而且，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内需不足问题日趋严重，且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扩大消费对经济拉动的重要性， 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不断明显增多， 且从以前偏重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转向更多采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范畴、对象逐步拓展，研究内容也更加广泛：从研究消费的特点、消费力、消费关系、消费需要与消费需求、消费水平、消费信贷、小康水平消费、消费结构、消费模式（或消费方式）、消费环境、消费者心理与消费者行为的决策、消费教育、保护消费者权益等，逐步深化扩展到研究消费市场、消费文化、消费热点培育、消费调控和引导、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消费质量、精神文化消费、闲暇消费、教育消费、绿色循环消费、信息消费等理论；以及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 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 城市化与消费需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失业保险与居民消费；金融抑制与居民消费率；税费改革与农村居民消费， 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率等交叉领域研究。 这些年，先后在全国各地召开了 17 届“全国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消费经济学科专业快速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产出了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 目前，宁夏、广东、四川等地已成立省级消费经济学会， 部分省市社会科学院及部分政府部门也建立有消费经济研究机构。 高校方面，作为消费经济学科产生和发展主要推动力量，先后有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山东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高校设立消费经济学招生方向或成立消费经济研究所（院），招收消费经济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教育部也支持消费经济有关问题的研究，历年来不同学科、 不同层次研究消费问题的项目有数百项得以立项。 其中与消费直接相关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就有 4 项， 基地重大项目 3项，一般项目 257 项；不少研究消费问题的优秀成果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如尹世杰教授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获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但不容忽视的是， 当前我国消费经济学及其学科发展存在学科地位不高、受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有影响力的领军人才，消费经济学界分南北两派、缺乏共同交流， 消费经济理论的方向性、 基础性、创新性、应用性有待加强等问题。

　　三、新常态下我国消费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趋势

　　2014 年 5 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我国经济发展应从当前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 随即，新常态成为各个领域研究的重点。 我国消费经济学及其学科的发展只有顺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学科作用，提升其学科的重要地位。

　　（一）新常态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凸显

　　《人民日报》理论版将我国经济新常态归纳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常态，扩大消费将与资本市场、科技和制度创新等手段一起成为提质、增效、升级的力推之选。 自我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之后，经济增速下滑。 “十二五”以来，消费率开始止跌回升，消费率有所提高，“十二五” 头三年消费率平均为 49.5%，比“十一五”时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再次超过投资、更远高于出口， 尤其是 2012 年和 2013 年都达到或超过 55%。这表明新常态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引导促进得当， 应该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随着国家实施扩大消费的战略和积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为扩大消费创造了条件，消费增速将稳步加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不断提高， 消费在未来应该可以成为平稳持久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二）新常态下我国消费经济学及其学科的发展趋势

　　第一， 新常态下消费经济学应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 世纪 90 年代，受“重投资、轻消费”的影响，在学科调整时，将消费经济学由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并入“产业经济学 ”之中，这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 虽然仍然有不少学者在继续研究，但已非经济学主流，老一代研究消费的着名经济学家们相继去世或转而研究其他领域，如刘方棫、杨圣明、闻潜、程恩富等曾对推进消费经济学学科发展作出贡献的知名学者，近些年来的研究都有所转向。 由于其学科地位不高， 中青年人才中专注于消费经济学并取得瞩目成绩的甚少， 大部分研究者缺乏对消费问题的长期关注研究。 虽有人不断呼吁应重新重视消费经济研究、提升其学科地位，但终因力度不够、缺少济学界权威人士的积极参与反映，再加上学科自身建设的原因， 而始终未能恢复其应有的学科地位。 这一状况日趋与我国实际经济运行需求不吻合，与政界、学界对消费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吻合。 产业经济学偏重研究投资、产出，而消费经济学偏重研究消费、收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新常态下，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范畴区分将更加清晰，从“产业经济学”之中分离出来，重新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势在必行。 消费经济学科要重振其二级学科的地位, 还需要多方面努力。消费经济学的专业建设， 按常规需要确立三门以上本专业的主干课程，不能是政治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原理之类的经济学类通用的主干课程， 而且必须区别于其他经济学课程。 这需要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选择确立消费经济学的主干课程。 应深化建立全国较为统一的， 适合本科生、 硕士生、博士生的分层次、分深度的学科理论体系，既要抓重点前沿课题的研究， 也要抓适宜不同层次学生使用的教材编写工作， 还应构建全国指导性的教学大纲、 课程体系、 课程具体内容等（邝小文，2013）。 不仅如此，还需要加强消费经济学方面的人才建设，在经济学科硕士点、博士点上开设消费经济学方向, 培养更多的了解并有志于从事本学科建设的人才， 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

　　第二， 新常态下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展， 且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 目前的消费经济研究出现两大变化：

　　一是部分研究突破狭义生活消费， 走向广义消费，研究范畴过广、渐失消费本意；二是部分研究突出消费特点，但研究方法、视角、内容与社会学、心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其他学科趋同，失去了经济特色。 这两种趋势都不太有利于消费经济学科的发展， 消费经济学科发展面临方向性选择以及创新性问题。 因此，如何突破理论教条，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的消费研究成果，既丰富研究内涵，拓宽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手段，又突出经济特色， 成为新常态下消费经济学科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西方消费经济学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些借鉴，比如，当代美国的消费经济学理论由于引入认知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而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而且，美国的消费经济学更多偏重微观研究， 非常关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帮助消费者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

　　新常态下， 我国消费经济学发展需要借鉴他国学科建设成果，结合我国消费经济实践，注重与宏微观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提高其实用性。 应关注消费力经济学、消费需要学、消费结构学、消费民俗学、消费统计学、消费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消费文化学等分支学科群的建立和发展，以拓展消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而且，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应从偏宏观研究转向宏微观结合，除继续重视消费经济学理论对宏观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外， 还应重视对微观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为消费者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参考。

　　第三， 新常态下消费经济学界的交流将日益增多， 共同推进消费经济学及其学科建设的繁荣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南北学者共同交流的机会很多，但自 90 年代后期开始，作为全国性的消费经济学年会， 主要是在南部及西北部研究者之间学术交流较多， 而北部尤其是北京的研究者日渐缺席或退出交流， 削弱了年会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前沿性。 由于缺北京等地众多知名高校的共同参与建设， 组建专门消费经济研究机构的北方院校较少， 北方学者大多较分散、 各自为政， 互相沟通交流的平台不多等原因，导致消费经济学在北方的学科影响力不足，很多学者虽发了相关文章， 但主要研究领域一般都不是消费经济学。 2014 年 8 月，由西南财经大学牵头、经主管部门教育部同意，并报经民政部、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性的消费经济学会， 这是我国消费经济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重大事件。 但目前，该学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重要成员主要以南部学者 （尤其是四川、湖南）为主。 新常态下，学会能团结和凝聚大批研究消费经济的专家和学者， 推动消费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决策咨询、人才培养、舆论引导等； 并且将发挥这一全国性学术平台的作用，扩大吸纳更多的学者加入，鼓励不同经济学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消费经济学问题，将消费经济学打造成一个种类齐全的学科，增强其在学界的话语权。 随着各种交流讨论的不断深入， 志同道合的学者可结成各种学术研究团队，形成不同风格、不同主张的消费经济学学术流派，促进消费经济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走向新的学术繁荣。

　　第四，新常态下既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又注重与经济实践联系， 为社会应用与政府决策服务。消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受消费经济学科地位不高、 从事长期专注研究者不多的影响，当前虽然研究消费的文章日益增多，但更多关注的是消费领域某一具体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 新常态下，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应提上日程，加强对宽广的基本研究范畴的科学界定，探索消费升级的规律， 对古今中外的消费经济思想、理论发展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研究，为消费经济学科的发展积累基础、 促进构建学科完整的理论框架。 另外，消费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 应该加强理论性与实践需要的结合。 2012 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强化学科特色，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2014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推进计划》，要求统筹规划高校各类科研机构、人才团队和项目设置，凝炼智库建设的主攻方向， 发挥战略研究、 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

　　从事消费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以及有关高校，应该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合作， 与行业部门（协会）、龙头企业共建，建设一批消费方面的高水平咨询研究机构和发展战略研究院， 推动地方和相关部门加强消费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产生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引导国民更多地理性、自由消费，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研究和咨询，对不同国别的、全球的消费热点问题进行追踪研究， 充分发挥消费经济学科的高水平智库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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