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文化运动成功的原因分析

　　一个世纪前，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贫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石门坎”展开了一场文化繁荣运动，使得该地区成为名噪一时的民族文化制高点。究其原因，它是多种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结果，而文明交流与互鉴也已成为***主席文化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在今天重提“石门坎文化”,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不菲的借鉴价值。

　　1 关于“石门坎”
　　
　　关于“石门坎”,胡锦涛主席在 1985 年刚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就与当地干部讲过清末民初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献身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贫困小村石门坎，在当地兴办教育、创制苗族文字、传播先进文明、培育少数民族文化精英的故事。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地处乌蒙山区腹地，属于威宁县，是汉、彝、苗等多民族聚居区。清末民初，以石门坎为中心的乡村教育体系辐射周边滇黔川三省交界处近二十个县。正如清光绪年间举人李约翰为石门坎所题写的 《溯源碑》 所言：“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石门坎地区自古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这里的居民以苗族中的一支“大花苗”为主。苗族4000 年前由内地逐渐迁徙至此，被迫失去土地，沦为“诺苏”

　　人，即彝族人的奴隶，千百年来，他们既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也是汉语文盲和数字文盲。与苗族人相比，彝族人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尤其是处于彝族社会上层的土目与黑诺苏，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及世代相传的遗产，虽名义上受中央政权的统治，但实则基本处于自治状态。彝族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字、语言及历史典籍，但大多数彝族人并不掌握本民族的文字，只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即巫师阶层才是彝族文字的真正掌握者，因此在柏格理进入石门坎地区之前该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可谓是一片处女地。但1904 年之后，这里不但结束了苗族无文字的历史，而且创办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践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中国西部最早的麻风病院等。这样的蛮荒村落异军突起成为一个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制高点。

　　2 解析石门坎文化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
　　
　　石门坎文化运动的成就与该地区已有的民族融合基础与西方文明及基督教文化的传入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2.1 千年来石门坎及周边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已有的融合基础。

　　首先，石门坎及周边地区的汉族与苗彝等少数民族经过千年的融合，在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上有了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居住在扬子江南岸汉人地区的彝族上层喜欢修建汉族式的深宅大院，而独立深居在扬子江北岸山区的彝族人则保留了传统低矮的建筑风格。在服饰方面，云南的汉人向少数民族学会了制作及穿着毛毡斗篷，以便在阴冷的冬季或雨天御寒。在宗教信仰方面，少数民族虽较少受到儒、释、道等正统宗教的影响，却与当时的汉人一同信奉招魂降神术，这类迷信思想对当时当地的居民皆有着惊人的支配力。由于迷信思想广泛存在，当时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喜好采用诅咒与发誓的方式来裁决一些难以解决的争端，心虚的一方由于畏惧鬼神往往会退却。此外，当时也有少数民族崇尚依照汉人法式传下来的拳术。因此在衣食住行等习俗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互有影响。

　　其次，在制度文化方面，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汉人的社会制度。比如清朝的彝族土目们学会了与官府衙门官员打交道，知道如何将土地登记造册及上交赋税，并借此在自己彝族同胞中渔利。满清时期川滇黔地区也有部分少数民族适应了科举制度，积极参与应试。

　　另外，长久以来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也通过货物贸易的方式发生经济往来。比如汉族人喜好吃盐，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流井生产黑盐，而彝族区域没有地方出产盐巴，汉人运用食用盐与彝族人打交道，因此盐巴成为当地广泛使用的交易媒介物。又如近现代以前汉族的丧葬文化偏爱使用厚重的棺材，而千百年来汉人已经把广布于自己山上的树林滥伐殆尽，于是开始向扬子江北岸的彝族购买木材。由此汉族与少数民族间也建立了一定的经济联系。

　　2.2 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的可能性。

　　少数民族与汉族虽近在咫尺，但由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相对较弱，在民族风俗上，保留了许多自然天性，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反而与远隔万里的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表现出相似性。比如当时的汉族女性保留着缠小脚的习惯，而少数民族女性却保持天足，当时的彝族人由于听说柏格理的妻子长着一双“大”脚，就认定柏格理是他们的同族人，无形中增加了许多亲近感。当地少数民族中男尊女卑的概念十分淡化，男性比较尊重女性，少数民族女性可以直视男性的面孔，与男性们一起谈笑风生，而汉族的女性却只能笑不露齿、回避男人的视线。少数民族的“天然去雕饰”与汉族的“闺房”制度、“含蓄”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却与倡导男女平等的基督教文化具有天然的亲近性。此外，在其它生活习惯方面，柏格理还挖掘出不少少数民族与西方人之间的近似之处，比如二者在骑马时都将脚尖部放入马镫，而当时的大多数汉人却将脚后跟蹬在马镫里。

　　在宗教信仰方面，少数民族因为反对偶像崇拜而与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共鸣。比如在苗族社会中没有庙宇，也不见木或石雕的偶像，他们认为汉族人的偶像崇拜是可笑的。他们没有阴曹地府的概念，却有着宗教泛灵论的基础，他们认为万物有灵，每一个村寨都拜一些当地的大树，这种原始的有神论为他们进一步接受基督教一神论奠定了心理基础。此外，当地少数民族中奉行巫术，它虽然是一种落后文化的象征，但巫师们承担着与灵界沟通的职责，这与基督教文化中祭司的职能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彝族神话中，也有着情节十分类似于 《圣经》 中“伊甸园”、“诺亚方舟”等的经典故事，客观上减少了少数民族人民理解基督教文化的障碍。

　　在制度文化方面，由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体制与当时彝族人中的封建体制颇为相似，使得当时远赴石门坎的西方人迅速理解了少数民族文化。柏格理认为，在当时彝族地区朝廷官员的统治与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之上国王的作用相当，少数民族区域名义上为国家所有实则自治的状况使得私人所有存在于国家所有之中，这与英美国家的状况类似。因此，当时基督教与西方文明虽是一种“异质”文化，但却具备融入石门坎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心理基础。

　　2.3 基督教文化及西方物质文明对石门坎及周边地区建设的促进作用。

　　从西方物质文明对石门坎及周边地区的建设角度来看，当首推西方医学的积极作用。清末民初，在中国的西南地区麻风病及伤寒等热病流行，这里还是罂粟的主要产区，因此鸦片等毒品肆虐，清政府根本无力管辖，许多人因为求医无路而选择相信落后的巫术。柏格理的书中记述了不少由于患麻风病而遭到遗弃或因毒瘾发作无法自抑而选择自杀的各族群众，以柏格理为代表的一批英国传教士虽是以传播基督教信仰为目的，却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文明，他们创办了数所医院，利用当时先进的技术，对患病群众细心呵护，许多人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石门坎及周边地区。在云南昭通的凤凰山上至今还保留着五位长眠于此的英籍医护人员的合葬公墓，其中包括柏格理忠实的好友萨温医生，由于清末民初当地艰苦的生存环境，他们五人的寿命均在 33~54 岁之间，但由于他们的到来，石门坎及周边地区踏上了现代文明之路。

　　从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除了创制苗文，还当推西式教育，西式学堂教授天文、地理、算术、外语等综合学科，使当地群众获得了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

　　最后，基督教文化的介入客观上对于缓解地区矛盾及民族矛盾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千百年来由于对土地的争夺，汉彝之间以及彝族内部各部落之间矛盾重重，汉人的理念是越少介入少数民族内部事务越好，而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文化，甘愿深入少数民族内部，在取得当地群众信任后，他们往往成为地区冲突的调停人，尽管并非出于本意，但由于没有历史瓜葛和利益冲突，传教士们可以保持中立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各方势力，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和谐与稳定。

　　2.4 儒家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同造就了石门坎民族文化制高点。

　　石门坎民族文化的形成是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结果，儒家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等均为之做出了贡献与适应性调整。

　　比如在柏格理深入苗疆、创立苗文的过程中，若无儒家文化出身的汉族传教士李约翰、李斯提反等人的帮助，是无法想象的。柏格理 1904 年开始进入苗疆，就将在云南昭通汉族地区的事务交由李约翰负责。李约翰还向来华的外籍人士教授中文，他的工作为柏格理减少了后顾之忧。李斯提反乃李约翰之胞弟，他不仅为苗文的创制贡献了不少智慧，且放弃了在昭通城市相对优越的生活，追随柏格理深入石门坎地区，多次出生入死，且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柏格理认为中国旧式学校培养出的绅士，固守着古代传统，同时又能相当明智地友善对待外来思想与观念。

　　以苗族为代表的石门坎及周边少数民族出于对文化的渴求，主动找到党居仁、柏格理等英籍人士，要求改变落后的现状，接受西方文明，他们为此也做出了许多跨越式的改变，比如接受了一夫一妻制、男女分泳、注意清洁卫生等先进理念，同时也为当时基督教文化的在苗族地区的传播贡献了智慧，如柏格理曾经提到，少数民族群众在成为基督徒后，常采用旧时战前召集男子作战的号角来召集会众做礼拜，由于声音能够传出很远，这对于交通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来说是十分有帮助的，这也成为特色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作为基督教文化化身的柏格理本人具有卓越的个人能力，且懂得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感化当地各族人民、赢得信任，因此形成一股文明交融的凝聚力。柏格理精通汉语，后来又学会了苗语，还有“日日不改的微笑及精彩的幽默”也使他多次化险为夷。

　　为适应儒家文化，柏格理全家在汉族地区经常穿着长衫，主动拉近了与当地汉族人民的距离。

　　柏格理作为一位深入探索东方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西方人得出了一条重要结论：关于所谓存在于东方和西方之间不可思议的鸿沟其实并不存在。比起将东方和西方粗鲁地分别置于绝对不同的分隔间的臆造来，中国的圣贤所言存在于天地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倒更接近于实际。这条出自西方人内部的结论既是对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的有力驳斥，也道出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回头望向“石门坎”,将提醒我们在保持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动力，推动文化建设走向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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