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文化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译论之间的关系

儒家文化论文权威推荐10篇之第七篇：从儒家文化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译论之间的关系

　　摘要：儒家的最大成果就是伦理学。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与中国伦理学，尤其是儒家的伦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将归纳从我国佛经翻译时期到20世纪初传统译论中的伦理思想，探究其儒家思想根源，从儒家文化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译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儒家文化； 伦理； 翻译； 中国传统译论；

　　一、引言

　　伦理构成人类文化的核心层面，人类的行为总要受到伦理的制约。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当然与伦理也密切相关。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首先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认为"翻译伦理"是构建翻译学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Berman,1984:23）。此后，许多西方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伦理观。安东尼·皮姆认为翻译伦理即译者伦理，将翻译视为一项由译者为客户提供的职业服务（Pym,1997:10-11）。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认为，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翻译伦理体现的是各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韦努蒂，2001:360），因此他提出了"差异性伦理".

　　国内也有一批学者提及了翻译中的"伦理"问题。例如吕俊在《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一书中提出，"翻译活动是一种对话和交往，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言语交往行为，这就要求人们遵守一些准则和规范。……这就是说它更需要伦理学的指导。"（吕俊，2001:272）但是大多学者都受到了西方翻译"文化转向"的影响。（彭萍，2013:8）

　　其实，就伦理学来说，中国的伦理学资源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儒家的最大成果就是伦理学。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与中国伦理学，尤其是儒家的伦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将归纳从我国佛经翻译时期到20世纪初传统译论中的伦理思想，探究其儒家思想根源，从儒家文化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译论之间的关系。

　　二、儒家伦理文化

　　伦理即人对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与人的道德密切相关。（彭萍，2013:10）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道、佛三家的学说都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研究和阐释。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儒家的伦理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伦理文化作为一种弘道崇德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道德文化（潘惠锦，2018:77），渗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先秦儒家关注更多的是自身的德性修养，例如儒家所讲的独善其身，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经过汉代董仲舒的发展，再到宋明之后，儒家也十分重视社会基层教育与伦理的普及工作。（吾淳，2007:31）例如张载建议："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

　　儒家的伦理道德内容也经历了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例如，孔子提出了"仁"、"义"、"礼",而后孟子加入"智",构成"四德",其后董仲舒又加入"信",成为"五常之道",将此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不局限于某一阶段或某个人的儒家伦理，而是着眼于儒家伦理的整个发展历程，不仅包括了孔孟等人的思想，也包括了儒家经典《周易》、《大学》等中的内容，基于此分析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伦理关注。

　　三、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伦理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一）"善""信"之伦理

　　翻译的"善"、"信"论实际上是关于如何定义"忠实"的伦理，最早可追溯到我国的佛典翻译时期。《法句经序》中指出，在"译胡为汉"时，支谦起初认为至少应该"粗得大趣",且认为竺将炎的译文"近于质直","嫌其辞不雅".但是维祇难强调："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这里的"善"字意为，对于佛经的翻译，要做到明白易懂，不丧失其义理。而其他人还进一步引用了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表示赞同，因此支谦在翻译时便"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由此可见，这些论述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息息相通。（陈福康，2005:6-9）

　　洋务运动时期，马建忠曾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讨论过"善译"的标准，他认为"善译"就是译文与原文在意思上没有出入，读译文者能与读原文者有相同的感受。（同上：90）严复著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引用了儒家经典《易经》和孔子的话作为立论依据。他在《译例言》中写道："《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者楷模。"（同上：107）这也透露出中国传统译学理论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上述译论中的"善"与"信"实际上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善",《易经》中认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君子须时刻"遏恶扬善"、"见善则迁".（曾文芳，2018:97）作为译者，也应该要与原文和读者为"善",传达原文旨意，让读者理解译文，这正是"善"的体现。"信"作为儒家五常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的基本道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说文解字》对"信"字进行解释："信，诚也。"也就是说，信即诚实，即言语符合事实。（张岱年，2005:124）而本文中翻译伦理的"信"是不仅要忠实于原文，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便是忠实之伦理，也非常符合儒家的伦理思想。（彭萍，2013:107）

　　（二）"义"之伦理

　　翻译中的"义"是指道义，即译者的责任和使命感，是一种译者伦理。佛典翻译时期，对于译者"道义"最为详细的论述当属彦琮在《辩证论》中提出的"八备说",尤其是其中的备一、备二、备五、和备六均是关于译者的人格修养，是一个优秀的译者不可缺少的。彦琮的"八备"不属于翻译方法这个层面的问题，而上升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本身的问题（陈福康，2005:29），阐述了译者的责任与道义。

　　鲁迅与其弟周作人都是清末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当时二人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都是源于一种崇高的道义感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同情。（同上：166）这正是译者的"道义"所在。民国时期郭沫若在翻译理论建设方面亦有所贡献。他在《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译文中抨击了译界弊端，随后又指出"救济之方",强调"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这对当时整顿译界是由指导意义的。

　　这种关乎译者的责任与道义正是儒家五常之一"义"的继承与发展。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见义勇为"的标语，这正是基于孔子"见义不为，无勇"的言论。孟子关于"义"最著名的言论当属："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亦肯定了"义"的价值："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颐、程颢认为"义"即是非之辩，指出："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上述传统译论中，从彦琮到郭沫若，不论是关乎译者的个人修养，还是对民族大义的呼吁和提倡，都与儒家之"义"息息相关。

　　（三）"救国"之伦理

　　"救国"之伦理是就翻译的社会目的而言，关于"救国"的论述最多可见于近代中国传统译论中。近代中国饱受帝国列强的欺压，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纷纷开始翻译国外作品，有关译论也相应而生。

　　例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维新派梁启超提出"欲求知彼，首在译书",在《变法通议》的第七章开头就写道："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国家的危险现状，认为翻译的目的是极为明确的："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陈福康，2005:98）林纾的译论中，一以贯之的就是爱国与救世。他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明确表示，希望国人通过黑奴的悲惨遭遇"引为殷鉴","勿以稗官荒唐视之".

　　上述的翻译"救国"论其实源于儒家"孝悌"的伦理准则，并逐渐发展为"以国为家，化家为国"的思想。（吾淳，2007:230）例如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林则徐到林纾等人，都认为翻译是救国图存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这种自古延续下来的爱国情怀其实从未动摇过。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我国佛翻译时期到20世纪初的传统译论中包含的伦理主要有："善"、"信"之伦理、"义"之伦理和"救国"之伦理。这些伦理准则与儒家文化的伦理观密不可分。本文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出发，力求探索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伦理及其儒家思想根源，这是跨学科研究的一种尝试，以期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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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彭萍。翻译伦理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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