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与重塑

　　摘    要：　实践性是文学理论的首要品格，新时期文学理论呈现“自闭”“失语”和“失效”的特质，实践性品格弱化。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是外化、非常态的，是通过“横移”和“竖延”进行的理论融合，这也是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弱化的根本原因。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的重塑，是中国文学理论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主要从回归“文学实践—文学理论—文学实践”的理论建构模式、加强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融合、以文学批评为中介，重视文学文本的阐释，强化文学理论的实践应用属性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　新时期; 文学理论; 实践性; 建构方式;

　　Abstract：　Practicality is the primary character of literary theories. The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new era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m”,“aphasia” and “failure”,and thus their character of practicality has been seriously weak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new era is externalized and abnormal,for it is the theoretical fusion through “lateral shift” and“vertical extension”,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the weakening of this character of literary theori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actical character of literary theories is the only way out of the crisis for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t should be mainly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returning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ode of “literary practice-literary theories-literary practice”,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taking literary criticism as the intermediary,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and highlight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ttributes of literary theories.

　　Keyword：　new era; literary theories; practicality; construction mode;

　　一、引言

　　“新时期”是对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总称。新时期文学理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迅速转型和高速发展时期。2018年，鲁枢元主编的《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对新时期文学理论进行了“盘点”，并提出“新时期文学已经成为历史”[1]12。纵观新时期40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大概分两个阶段:“建设”阶段与“反思”阶段。“建设”是指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俄苏文论、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的理论引进与融合。“反思”是指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呈现的“过度理论化”和“非实践性”倾向的反思，也是对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研究。1978年至1990年末，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阶段，呈现出专业化、学术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在建设过程中，文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复杂，却也越来越无力。文学理论家深陷西方理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文学理论越来越远离当前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实践，陷入了“空泛化”的状态。2000年以后中国文学理论进入反思研究阶段。这种反思研究既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经阶段，也跟西方文论界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联系。在西方文论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0年以后，许多学者的研究在“理论终结”的氛围中进入“后理论时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保罗·德曼:《理论的阻力》、马丁·麦克奎伦:《后理论:文化批评的新方向》等。这些学者强调了“大理论”的结束，多元性与具体性理论建立的开始。他们在反对宏大叙事的同时，强调了反思研究的重要性。
 

　　文学理论的“实践性”问题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反思的重中之重。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传统的文学研究被放逐了。中国文论界常用“危机”“困境”等词汇来描述文学理论的现状，童庆炳曾在第七届文艺理论年会上指出文学理论研究三大危机:“理论脱离实际、文学理论面对蓬勃发展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所处的封闭和孤立状态、文学理论学术研究的浅表化。”[2]277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理论脱离实际，即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的弱化问题。在学界，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的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有学者宣称:“非实践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了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建设的重大的合法性危机与生存危机。”[3]193那么文学理论的实践性是什么?新时期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弱化的表现及原因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有效地重塑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以上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二、实践性是文学理论的首要品格

　　理论(theory)一词源于希腊文(theoria)，原义为看，观察，反思等，现指人们对自然或社会现象，按照已有的知识体系或认知结构，通过过滤、归纳、推理等方法，进行可靠、理性地总结。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认为:“理论是一套原理，一种活动，由具体事物抽象、推测而产生。”[4]3理论的首要来源应是现实中的具体事物与人类活动。实践是指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开展的改造和探索活动。文学实践是人类精神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文学实践观告诉我们，一切文学理论都是在文学实践中产生，在文学实践中发展，以文学实践为旨归，并且不断被新的文学实践所补充、修正和完善。

　　西方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有以下三种:一是自下而上的经验抽象型，即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西方第一部较为全面的文艺理论着作，对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至今对西方文学批评仍然有指导和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是从文学现场、文学实践抽象、提炼而成。二是自上而下的哲学思辨型，即由哲学观念推演和思辨生成文学理论。如黑格尔的《美学》，从哲学观点推演艺术的本质和范畴，建立了系统化的美学体系。三是由外及内的理论推演型，即借助于外部其他学科思想生成文学理论。如文化研究横跨文学、传播学、解构主义等多个学科，成为“跨界”的典范。以上三种理论建构方式中，经验抽象型是自发的、最早的建构方式，到今天为止，还仍然作为理论的主要建构方式;后两种建构方式则产生较晚，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是人类的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得益于西方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成熟。

　　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比较单一，是从文学作品的阅读品鉴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体验式和感悟式的，其思维方式呈现出整体性和浓缩性的特质。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纯粹的文学批评理论作品，该文首对文体加以分类，用“雅、理、实、丽”四个字分别概括四科八类文体的艺术特质。陆机在《文赋》中用自身文学实践的亲身体会，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并沿用曹丕的做法，用并列词组形式描述10种文体的特质。这种一言以蔽之的总结方式导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片段式的、不成体系的。

　　文学理论是关于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的理论，是对文学实践理性思考的结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创作和文批评都是文学理论所要关注的对象。中西方文学理论建构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理论可以有多种建构方式，但重视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强调面对作品的领悟和感受，并对感性经验和直观表象进行抽象、提炼和概括，是一条主要的理论来源之路。因而可以说，文学实践是文学理论的主要来源，实践性是文学理论的首要品格。对于实践性品格，童庆炳曾这样阐述:“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不但在于它来源于文学实践，还在于它必须经得起文学实践的检验。”[5]5所以，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内涵应该包括以下两个层面:首先，文学理论源于文学实践，与文学实践紧密结合的文学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其次，文学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对文学实践的引导和对文学作品的有效阐释。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应该是:文学实践—文学理论—文学实践。

　　实践具有能动性，实践的主体是人。在文学活动中，人作为主体有作者和读者两种身份。对于作者来说，文学实践的内涵集中于创作实践;对于读者来说，包括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即批评家和理论家)，文学实践的内涵集中于普通读者的阅读实践和专业读者的批评实践。因而，文学实践内涵应包括作家的创作实践、普通读者的阅读实践和专业读者的批评实践。具体来说，文学理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与文学实践的密切关系:其一，文学理论源于文学经验的总结，文学现象、文学创作、文本解读、文学批评等一切文学活动都是文学理论的来源。其二，文学理论能够激发并引导作家的创作，并为其文学创作提供理论依据。其三，文学理论能够有效地阐释文本，帮助或启发读者阅读，成为文学批评的有力工具。其四，文学理论可以有理论演绎的部分，但理论演绎部分不应该成为理论的主要来源，文学理论应摆脱纯粹的主观建构，走向文学实践，成为可操作的文学理论，借以激发文学理论自身的活力。总之，文学理论源于文学实践，并以走向文学实践为旨归，能够有效地引导文学创作、进行文本阐释、并能在文学实践中修正和完善，成为可操作性文学理论，这才是文学理论建设中的实践性品格的体现。

　　三、实践性品格的弱化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界一直致力于理论的翻译与引进，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引进了西方一百年的理论成果。这种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恰好填补了中国理论缺失的难题，扩宽了中国理论界的视野，各种眼花缭乱的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间好不热闹!但是，我们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本土的文学实践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在西方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全面走向了市场，呈现出大众化和多元化的特质。而理论却沉浸在话语的建构中无暇顾及。对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借用姚文放先生的话来陈述“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文学互不相干”[6]65。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大多围绕着理论展开，而不是以文学实践为中心。做理论的人也基本不太关注文学作品，整日沉浸在概念的争论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主动远离了文学实践现场。

　　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疏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远离文本，走向“自闭”。新时期文学理论比较注重理论的引进、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知识的传播，呈现出知识话语化，即“过度理论化”的特质，忽略了文学理论自身的实践属性，造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疏离。其次，文学理论远离本土文学实践，走向“失语”。新时期文学理论对西方理论话语的集中式引进，造成文学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学实践的疏离。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学术界讨论的“失语症”“本土与西方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都只是理论来源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应该是“文学”和“实践”的理论，文学与实践的融合是解决以上论争的根本出路。再次，文学理论沉迷于理论建构，走向“失效”。文学理论是滞后于文学创作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实践的影响不是“介入性”的，应是“启发性”的。新时期文学理论沉迷于理论的自我建构，在激发、引导作家创作方面表现“失效”，在阐释文本和引导文学活动的良性发展方面表现“失效”，把文学理论当成“思维的体操”，满足和自得于文学理论的移植和衍生。由此可见，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严重弱化。

　　自有学科建制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一直跟文艺创作实践密切结合，为什么新时期文学理论陷入与文学实践的疏离状态呢?这要追溯至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如前文所述，西方文学理论建构方式有经验抽象型、哲学思辨型和理论推演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建构方式是体验式和感悟式。新时期文学理论建构方式则是非常态的、外化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横移”:即翻译、仿制俄苏文论、西方文论，二是“竖延”，发掘阐释中国传统文论。“横移”是指文学理论界大量吸收俄苏文论、西方文论，仅批评理论就包括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生态批评、文化批评等十几种之多。“竖延”是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新发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曹顺庆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我们已经患了“失语症”，提出“以中国的思维方式、话语习惯为主，来吸收和改造西方文论”[7]53，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希望借助中国传统的文论激活当代文论，塑造我们自己的话语。中国古代文论的重新发掘和阐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经验与当今的文学经验已经绝然不同，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相似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生搬硬套也是勉为其难。

　　新时期文学理论经过理论的“横移”或“竖延”之后，必然要面临理论的融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融合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文学理论的建设阶段，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翻译、引进俄苏文论与西方文论，且努力将引进的文学理论与传统的文学理论进行融合，企图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从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来看，这种理论的融合就是一种理论资源的引进与传承。其中，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这一时期文学理论融合的集中代表。二是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当下文学实践的融合。从现实情况看，这两种融合都存在着较大问题。通过“横移”或“竖延”建构的文学理论，基本属于跨时空拼凑，谈不上理论的创新，导致新时期文学理论普遍存在体系庞大、内容杂乱、侧重于理论建构等问题。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建构方式，本身就忽视文学实践经验。西方理论的大量移植，会造成“消化不良”或“水土不服”，很难融入本土的文学实践，从而造成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疏离。

　　总体来说，新时期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弱化现象严重，文学现象、文学创作、文本解读、文学批评等文学活动已经不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建构的主要来源。新时期文学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跨时空拼凑”。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各种理论资源的融合中走向了理论的迷宫。繁复的理论建构并不能激发和引导作家的创作，反而面对当前的文艺现象表现出无力感，引起了“空泛化”的理论危机。

　　四、实践性品格的重塑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2000年以后，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寻求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的出路: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指出新时期文学理论经过中西交汇、古今碰撞从而进入一个失序的状态，强调文学理论的多元性、对话性及实践性;王元骧《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学术立场;李春青《反思文艺学》指出文学理论脱离实践的弊病，并提出理论的“阐释性”是中国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方向;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生成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行了反思，认为“跨时空拼凑”而成的文学理论已不能有效地介入当前的文艺活动，在回避和拒斥中走向自我封闭，并提出“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建构原则。在对文艺学的反思过程中，众多学者都关注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疏离。尤西林、毛宣国、高楠等学者提出“文学批评为中心”“构入实践”“走向阐释”等策略，在文学理论的实践性问题上做出了初步探索。总之，国内学者一致强调文本和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文学理论的建构应该回归到文学实践中。

　　实践性品格的重塑是解决中国文学理论危机的根本出路。实践性是文学理论的首要品格，但新时期文学理论建构呈现出“过度理论化”和“非实践性”的特质，文学作品只是作为“例证”出现在文学理论中，文学批评向外转而远离文学文本。究其实际，“过度理论化”和“非实践性”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新时期文学理论建构的方式。因而，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的重塑主要从文学理论建构方式的转变开始，加强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融合，回归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回归“文学实践—文学理论—文学实践”的理论建构模式，让文学理论的生成与价值显现充分体现实践属性

　　转变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并不是说不要引进西方理论了，不仅要引进西方文论、继承传统文论，还要学习西方文论和传统文论建构过程中与文学实践的良性互动经验。文学理论的增长点应立足于对本土文学经验和文学活动的积极关注和良性引导，而不是东西方理论的选择式嫁接。对中国文学理论建构来说，不必盲目地追求理论的先进性、体系化，最质朴的理论往往是古今通用的真理，文学理论的终极价值目标不是理论体系本身，而是对文学实践的回归。

　　(二)加强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融合，将理论融合与本土文学实践密切结合

　　从历史经验看，每一种理论的引进都会出现“水土不服”或“消化不良”，我们不能因此而抛弃它，只能想办法改造它。马克思主义就是舶来品，来到中国以后进行改造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这也是理论融合的结果。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危机就属于“水土不服”或“消化不良”。所以，我们要加强理论的融合，结合西方文学的文本创作及文化背景，深入总结西方文学理论的生成方式、理论整合的规律及“理论—实践”相转化的经验，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生成、整合及转化提供借鉴。另外，我们也要用继承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不盲目肢解中国古代文论，要遵循文本阐释和文学理论自身的规律，将古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当前的文学实践，借以激活古代文论的活力。

　　(三)以文学批评为中介，面向当代文学现象，重视文本的阐释，强化文学理论的实践应用属性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文学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有效阐释，既能影响作家的文学创作，又能为读者揭示内涵丰富的文本，引导读者的良性阅读，还可以在对具体文本的批评实践中检验文学理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70年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层出不穷，文学作品也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中国文学理论应该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现象的密切关注中获得理论的创新。

　　五、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大批量引进，通过中西方嫁接构建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来自西方的理论术语使国人眼花缭乱，理论家忙于建构庞大的理论体系，批评家迷失于西方多样化的批评话语之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无效互动和逐渐远离，造成了文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实践的疏离。实践性是文学理论的首要品格，新时期文学理论呈现“过度理论化”和“非实践性”的倾向。“实践性”问题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反思的重中之重。新时期文学理论呈现出“自闭”“失语”和“失效”的特质，实践性品格弱化现象严重。西方文学理论建构方式有经验抽象型、哲学思辨性和理论推演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建构方式是体验式和感悟式。新时期文学理论建构方式则是非常态的、外化的，主要是中西方理论的引进与融合，是新时期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的重塑应从回归“文学实践—文学理论—文学实践”的理论建构模式、加强中西方文学理论融合、以文学批评为中介，重视文学文本的阐释，强化文学理论的实践应用属性等三个方面入手。

　　文学理论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没有一成必变的理论。文学理论必须紧跟文学实践的步伐，发挥理论的“启发”作用，并不断完善理论自身。2000年前后，西方理论界有一种“文学终结论”传到国内，引起热烈讨论，时至今日，再看这种悲观的论调，完全是无稽之谈。近年来，学界对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逐渐沉寂，没有了往日理论论争的喧嚣，也没有那么多的热点问题吸引大众的眼球，从长远看，这种沉寂也许是一种力量的积蓄，文学仍然繁荣，文学理论也会在文学实践的回归中闯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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