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两次转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内幕,把中华民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民族大冲突的历史时代。政治的动荡带来了文学的冲突与变革,它向文学提出了远非文学自身应该承受的历史重责。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文化功利性特质熏陶下的一代作家以身许国,以文学救国顿时成了他们的自觉要求。国土沦丧带来的民族危机感,激发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茅盾呼吁:在这有炮火,有血,有痛苦,有悲剧的大时代,作家要“站在各自的岗位”,“用血淋淋的奋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巴金表示:不仅要“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也许有一天我会用我的血来洗去这耻辱”。

　　作家个个壮怀激烈,保家卫国,一切为了抗战,抗战高于一切的政治思潮铺天盖地地席卷了全国各地。随着这种社会和时代的巨变,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也开始酝酿着新的变化,出现了文学思潮发展的新趋势。

　　一、第一次转变:“民族政治阐释”型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兴

　　战争改变着一切,它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搅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固有秩序。30年代后期,随着“全民族战争”的深入展开,民族解放事业的日益峻急,文学也日益趋向泛政治化,现实主义文学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且注入了新的内涵,占绝对支配地位,浪漫主义作为因素附丽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几乎没有发展空间。此时,全民族的共同立场是民族自救与自立,文艺界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文学服务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几乎成为所有作家的共识,但它在激起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同时,也使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过度强化。抗战初期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一大批作家肩负民族解放的崇高使命活跃在抗战第一线,作家们重视文学创作的“宣传”职能以发挥其动员民众的作用等等,都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民族政治”对文学的介入,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因而促成了“民族政治阐释”型现实主义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同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念不再关联,也与将政治纯作阶级取向的文学类型很不相同。

　　第一,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活跃在国统区、解放区的一大批“下乡”“入伍”的作家,他们原先的政治色彩和创作倾向都不甚相同,现在却都为完成同一政治任务而辛苦辗转,甚至为服从动员民众的需要,许多作家宁肯抛弃精致艺术的创作,去写一些一般老百姓易于理解的文学作品。老舍在抗战前期一度中止小说创作,写了不少相声、鼓词之类的通俗文艺,便是典型一例。在创作内容上,作家们一致拿起手中的笔来表达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呼声和对伟大祖国的歌颂这一时代共同主题。田间的长诗《给战斗者》叙述了中国人民因日本侵略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并以强烈的爱与仇进行歌唱:“亲爱的/人民!/抓住/本厂里/墙角里/泥沟里/我们的/武器,/挺起/我们/被火烤的,被暴风雨淋的,被鞭子抽打的胸脯,/斗争吧!/在斗争里,/胜利/或者死……”抗战初期,戏剧对抗战文学主题的表达与诗歌一样直接明确。罗荪、锡金创作的《台儿庄》和崔嵬等创作的《八百壮士》分别描写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和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浴血奋战。这些剧本在主题方面对抗战生活的反映,往往从剧名就可以感觉出来,如罗烽的《国旗飘扬》、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夏衍的《咱们要反攻》等剧目。而战时异常活跃的报告文学创作,无论是丘东平的《第七连》、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还是反映日军暴行、人民苦难的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汝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等等,都以简洁灵活的特点表现着中国抗战文学的主题。

　　第二,原有阶级对立概念的消弭。抗战期间,作家面对的是“国难当头”,是“民族危亡”,因而国家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文学均以此作为表现重点,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政治的,均给予赞颂,反之则要受到谴责。这一点不单单体现在抗战主题的集中上,而且在对战争过程和军人进行描写时,侧重于表现中国军民的爱国情感和抗战热情,不再分哪一种政治派别。剧本《保卫卢沟桥》写的就是国民党正规军和敌人的拼死搏战。丘东平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许多颇具影响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主要表现的也是国民党军队下层军官及士兵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感情。如《第七连》写连长丘东俊的自述,说到他虽然有许多个人感情,但这种感情被另一种感情———民族感情———所制约,“我处处防备着感情的毒害”,所以怕见漂亮女人,也怕听音乐,但在战场上,“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鲜明的画景:我们中华民族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明的画景”。

　　第三,民族意识的高扬。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与个性解放紧密相连的,然而随着民族解放要求的不断张扬,这种个体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挤压下逐渐萎缩了。抗日战争开始后,民族意识迅速高涨。作家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对于侵略者的憎恨,对于抗日军民英勇行为的敬佩,融为一体,磅礴于中华大地。这一创作意识的调整,不取决于某个人的意志,而是对于全国普遍社会心理的认同。

　　而民族意识的强化主要表现为对群体和力的崇尚。为了凝聚群体,战胜凶恶的敌人,作家视民族利益、群体利益高于一切,在严峻时刻表达了对民族的忠诚和深刻的爱。如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就谱写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曲,古老黄河的怒吼化为亿万民众惊天动地的呼喊:“黄河,你是坚强伟大,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莽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做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然而,这种群体的融入有时是以牺牲作家的艺术个性为代价的。“画梦”诗人何其芳前期作品是以抒写个性感受为主的,请看:“这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啊,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青的神?”(《预言》)飘忽迷离的意象、低回婉转的诗情,传达出对生命的轻柔的追问。而这种非常有个性色彩的轻柔抒唱后来就不复再现了。1938年8月,他来到延安,从此其诗作一改往日的浅唱低吟,从“夜歌”的轻柔转向了“晓颂”的高亢:“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欢乐和宝藏。”(《生活是多么广阔》)这种转换与民族的要求密切相关。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个人感到渺小与无力,而要获得一种安全感,就要把自己融入群体,从而求得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持。在这个时代,“他们书写的不再是片段的个人灵感,而是全民族集体记忆与情感”。

　　二、第二次转变: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下文学多元化的发展

　　“民族政治阐释”型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兴适应了大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为我们留下了极具时代精神的文本。然而,它也有其局限性,许多作品是为配合政治任务而完成的“急就章”,文艺的现实性、宣传性、战斗性被强调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而其艺术性则被忽略了,艺术手法和人物塑造不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造成了主题上的盲目乐观、题材上的过分狭窄,甚至滋长了抗战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发展。因此,面对着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坛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和转变,以求得对现实主义的进一步认识,并希冀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从而在创作上更准确、更深入地反映现实。

　　最早透露这一思潮转变的是祝秀侠于1938年发表的《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论》。文章呼唤现实主义的回归,探讨提高抗战文学的艺术质量,要求多方面地反映抗战现实。稍后,茅盾就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他在《八月的感想》中指出:抗战以来文坛上主要倾向于战争场面的描写,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构思去体验,通常是“先有了固定的故事的框子,然后填进人物去,而中国人民的决心与勇敢,认识与希望,对目前牺牲之忍受与对最后胜利之确信等观念则又分配填在人物身上”。

　　茅盾认为这是造成公式化以及作品题材单调与贫乏的主要原因。1939年初,发表在《抗战文艺》上的三篇短论《危险的倾向》《强调现实主义》《关于讽刺》也响亮地提出了“强调现实主义”的鲜明口号。

　　伴随文坛上对现实主义深入讨论的是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与政治上的腐败,加上抗日战争的日常化,这使一些对抗战抱有盲目乐观情绪的人们备受打击,初期的激情渐渐平复,而转入较深层次的思考。他们逐渐开始总结最近一段时期抗战文艺的得失,并下意识地对自己的创作路径进行反思和调整。唐湜曾指出:“我们只能看到抗战初起时那些微嫌乏力的天真的也是常识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我相信诗人写这些诗的时候,心里有过一些自然情绪的郁结,只想一吐为快。而正因为这样,匆匆的笔致间才不能载负起沉重的密度。意象没有成形,日常生活的抽象思维与不成熟的概念即抢走了它的胎盘,于是真实的诗流产,哀怒的抑郁与从南人的纤弱气质出发的激情形成了混乱的诗绪。”

　　应该说,这在当时并不仅仅是唐湜个人的感受,而是这一时期作家的共同心态。从文学作品的接受对象角度来审视,读者对于抗战初期某些内容千篇一律作品的厌恶,对于具有较高艺术性作品的期待也是促使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发生转变的因素之一。

　　于是,在文学内部规律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在现实主义主潮之下文学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以主情的现实主义为特征的七月派文学思潮逐渐成为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思潮重要的形态之一;讽刺与暴露文学思潮的涌现,以《华威先生》为开端,引起了青年作家对隐藏在光明中的丑恶的搜索与探究,标志着创作对生活的开掘由表层进入深层;改造国民性文学思潮的重新崛起,显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解放区,新的文化环境的建构,更是开创了工农兵文学思潮发展的新时期。所有这些都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新路向。

　　现实主义作为30年代后期文学主潮,其发展呈现为一个动态的生命体系,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和更新的过程,这不仅是由于文学自身的要求,更是时代巨变给文坛造成的大冲击、大震荡。无论是“民族政治阐释”型现实主义的勃兴,还是现实主义主潮下文学多元化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以现实主义的独树一尊为前提的,浪漫主义受到漠视,现代主义更无立足之地。当然,现实主义思潮的调整并未结束,甚至可以说,在30年代末期还只是拉开了序幕,它在随后的40年代还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第16卷)·站上各自的岗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0.
　　[2]巴金.一点感想[J].《呐喊》创刊号,1937-8-25.
　　[3]孙晓忠.抗战时期的“集体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1):145.
　　[4]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J].文艺阵地,1938(9):284.
　　[5]唐湜.严肃的星辰们[A]//陈伯海.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