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理论是卢卡奇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融于其政治、哲学、美学、现实主义文论等理论之中，虽没有专门且系统的论着，却是显在而鲜明的。有关“卢卡奇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理论”这一课题的研究，最早零星见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以后才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仅有数篇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人民性思想仅作为探讨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佐证或辅助资料，并未将人民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畴加以研究；二是将人民性视为卢卡奇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并加以详细分析、研究。对卢卡奇人民性理论的明确提出并予以研究，迄今所见仅有两篇。在《论卢卡奇的文学人民性思想》（《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一文中，冯宪光先生首次将卢卡奇人民性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畴，对其在卢卡奇人本主义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介绍，指出人民性是卢卡奇人本主义文学思想的核心要素，认为卢卡奇的人民性思想在今天仍然有深刻意义，这些理论贡献均值得肯定。但也不难发现，冯先生的探讨多是概括性和总结性的，对卢卡奇人民性理论挖掘的深度与广度仍留有极大空间。另外一篇是《卢卡奇人学思想中的人民性理论初探》（《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王银辉从卢卡奇人民性的理论基点、创作实践论等层面加以梳理、分析和探讨，认为他的人民性理论强调文艺中人民的阶级性，以此为理论基点并将其细化，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实践之中，既注重从阶级斗争的层面审视文学，又强调从人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视域下加以把握。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界对卢卡奇人民性理论的接受情况的探讨，至今仍待填补。
人民性理论凝聚于卢卡奇的哲学、现实主义文论思想之中，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界对它的接受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的论争来完成的。
一、是否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之争
新时期以前，中国思想界将卢卡奇纳入“修正主义阵营”①。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开始拨乱反正，摒弃对卢卡奇以往“左”的政治 化的认识。1978年10月，全国西方哲学芜湖会议上，徐崇温先生围绕卢卡奇问题进行专题发言，首先摒弃对卢卡奇“修正主义者”的评价与认识，引进西方学术界对他的全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在《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一文中，徐崇温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来历问题作了详细介绍，指出法国学者梅洛-庞蒂在其着作《辩证法的历险》中，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追溯至卢卡奇、葛兰西等理论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着深远意义②。1979年，徐崇温继续撰文深入探讨并着重突出卢 卡奇的 价值与意义，解析卢卡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作用，简要评析《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些理论③，逐渐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学界对卢卡奇的研究。
哲学思想的变革同政治的变革是密不可分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思想界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展开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格外关注，随着徐崇温等学者对卢卡奇研究的渐进，卢卡奇成为中国学术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围绕卢卡奇及《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否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展开争辩。人道主义、物化等思想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核心问题，是卢卡奇人民性理论的基石和表现，成为当时论争的重要内容。
论争双方分别以徐崇温和杜章智为代表。以徐崇温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以卢卡奇为“鼻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哲学世界观上还是在认识论与历史观上同马克思主义均有着根本对立。这场论争始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起先徐瑞康、扈颖航、卞正、李德周等先生从哲学层面上探讨真理的“物化”内容是由实践的结果证明的问题，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④，为此次讨论的深入展开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铺垫。1982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徐崇温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明确指出二者在哲学世界观方面是格格不入的⑤。之所以以卢卡奇为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不能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在徐崇温看来，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世界观，而且其中还包含有相当的无政府主义成份”⑥。徐崇温从异化理论着手分析，指出异化理论是卢卡奇继马克思之后重新确立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成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一个核心批判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占有突出地位。尽管他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为科学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与解答，但他更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在思想渊源、性质、范围和侧重点方面质的差异，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有原则的区别的”⑦。从人性的视角来审视，徐崇温认为卢卡奇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存在着质的区别，《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异化理论是“人道主义社会哲学”,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徐崇温坚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唯科学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批判，认为它们在思想倾向和理论基础方面同辩证唯物主义是截然相反、格格不入的，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点与立场进行剖析、清算，只有如此，才能满足时代与人民的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此外，岩渊庆一与张萍的《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译 丛》，1979年第1期）、毕治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1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等文，称卢卡奇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亦未能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