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本体意义及“强制阐释”发生的原因(2)

　　二、 符号的本体意义： 从自然本体论到社会本体论。

　　我国当代文论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本质论， 从学理上看， 演变、 延伸于西学的自然本体论。 而文论界对本质主义的整体扬弃， 又与 20 世纪 90 年代大规模引入的后现代思潮直接相关。 这一轮学术思路的大循环， 与几十年来文论研究深受西学影响的发展轨迹是基本吻合的。

　　同时， 我国文论界有不少大家， 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认清本质论的弊病， 进行了深刻的独立反省，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新思路， 以拓宽由自然本体论而来的本体论瓶颈。 他们以复式界定取代单一界定或线性界定。 如蒋孔阳对美的界定， 采用的就是四句话： 美在创造中、 人 “是世界的美”、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美是自由的形象。 随后， 由蒋孔阳和朱立元主编的 《美学原理》， 就是用这四句话来给美下定义的， 为打通本体论瓶颈提供了具有典范价值的先例。①童庆炳先生在其主编的 《文学概论》 系列教材中， 除了用 “观念论” 替代 “本质论”, 以避免对鲜活文学的限制， 也用四句话来界定文学：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文学是作家体验的凝结、 文学是语言组织。

　　这种情况说明， 我国当代文论界并非真的 “失语” 了， 仅就反本质主义而言， 除了西学思路在发挥巨大作用， 产生于本土的学理思路同样在发挥巨大作用， 在思维方式上已经体现出迎头赶上国外前沿的势头。

　　然而， 就具体成果和研究现状而言， 文论界本体论研究滞后的局面， 实在不容乐观： 文学一下子“是 ” 不完 , 继续 “是 ” 下去又看不到明显的希望 . 研究 “文学是什么 ” 绝对吃力不讨好 ; 反对研究“文学是什么” 既容易出成果， 还显得跟上了国际前沿。 由此形成一种马太效应： 越难研究的， 研究者越少； 越容易出成果的领域， 研究者越多。 一段时间以来， 特别是西方文论的最新进展能够大致同步引入以来， 关于不能追问 “文学是什么” 的文章、 专着越来越多， 相应地， 正面谈论 “文学是什么” 的文章、 专着越来越少。 究其根源， 文学研究要想把 “文学是什么” 说清楚、 说明白、 尤其是说得令人信服， 实在不易！ 瓶颈无人去拓展， 相应的坦途却越拓越宽， 那么瓶颈就会显得越来越窄。 而西方文论在整个 20 世纪却能一直往前推进， 不断出场新的本体论， 比如俄国形式主义、 英美新批评、 法国结构主义、 接受美学， 以及彻底颠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解构思潮等等。 文论界面对本体论研究的瓶颈， 同时又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西方在这方面的突破， 因而， 积极地、 甚或带有一点羡慕意味地去学习西方文论， 接受其影响， 不仅难免， 也是情理所在、 大势所趋。

　　仔细审视西方文论界不断推出的本体论， 可以看到它们的理论基点或出发点， 大多都指向或出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而又熟视无睹的现象。 比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文论的出发点， 就是围绕着人人都会有的意识展开的。 俄国形式主义、 英美新批评等等文论的出发点， 则围绕着人人都在使用的语言来展开。 本体论身上所笼罩的高远、 玄妙的理论色彩， 在这一简单明了的事实面前不得不烟消云散！

　　在本体论建构问题上， 出发点不离开社会现实与日常经验。 那些影响巨大的思想理论， 在起步处总会与日常经验、 生活常识密切相连， 否则， 难以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 接受。 作为后现代大师之一的福科， 也从最不像学问、 极为日常化的地方入手， 揭示监狱、 疾病、 精神病院以及知识、 真理等等与权力的关系， 终于做成大学问， 为后现代对抗本质论的建构论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学领域的本体论， 以及诸如此类的本体论， 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其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支撑点： 关于世界的本体论。 像剩余价值理论， 就与唯物史观密切相连。 文学本体论也这样， 一定是有世界本体论作为深层支撑点的。

　　综上所述， 文论研究要想真正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实现自立型的不断扩容， 必须在 “文学是什么”与 “世界是什么” 这两个方面同时有所建树， 单单执着于文学本体论是难以真正创新的。 要能够确认一个基点， 由此出发， 将人类文学活动的重要问题串联起来； 同时， 这个基点又直接指向世界本体。

　　几十年的文论研究历程表明， 大家其实都清楚应该如何去做， 关键是在实践中要找到新的基点， 确实不易： 文学不好 “是”, 很难 “是”. 但西方文论界怎么就能不断冒出新的 “是” 呢？ 即便后现代对“是” 的思路予以彻底否定， 某种意义上， 那也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 “是” 呀！ 这其中的奥秘， 就在于他们关于世界的本体论发生了变化： 在西方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本体论， 近代以来一直受到挑战，直到被后现代思潮彻底扬弃， 并以社会本体论取而代之。

　　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本体论， 指的是人们普遍认为： 茫茫世间， 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那是万物的基始。 人的求知天性的最高体现， 就在于孜孜以求地寻找那个惟一本源； 对它的探讨， 最初称为宇宙论，其后是存在论， 最后定位于本体论。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 本体论如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以符号学为基础的构成论。 以前的本体论是自然本体论， 近代以来遭到了现象学的质疑并开始动摇， 至符号学兴起， 自然本体论就被彻底颠覆。 在时间节点上， 大约至 20 世纪 60 年代， 自然本体论差不多就全面让位给社会本体论、 人类本体论了， 文化论的兴起， 其实也是社会本体论的主要表现。 而福科等人的后现代知识论， 可谓社会本体论的典型代表。 针对自然本体论的万物基始， 社会本体论的两大突破， 主要蕴涵于现象学与符号学： 现象学告诉人们， 世界上不存在那种纯粹的客观和纯粹的主观： 任何客观， 都是经过了意识的客观； 任何主观， 都是对客观的意识。 而符号学则更加简明扼要： 这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由人类运用符号建构起来的。 没有人类之前， “有、 无、 物质、 意识” 等范畴不可能出现。 自然本体论所追寻的万物基始等等， 在人类诞生之前， 根本就不存在； 或者人类并不知道， 恰如康德的 “物自体” 那样。 说到底， “万物基始、 存在、 物自体” 等等这些概念范畴， 都是人类符号建构的产物。

　　自然本体论的 “万物基始” 极为简单， 无非就是那个惟一的本源。 而它的复杂在于： 由那个 “惟一本源” 衍生出来的， 最少有两个东西永远铭刻在今人的记忆之中： 先在性与同一性。 比如， 正是对它们的坚信， 使得黑格尔自觉地、 执着地要将大千世界纳入其中， 因而花费大力气动大手术， 把人的五官压缩为三官； 把世界地理的中心归为欧洲， 欧洲的中心又在德国。

　　罗素对此表现出来的幽默， 尽显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风范： “宇宙渐渐在学习黑格尔的哲学”,[10]然后才进化为现在的模样。社会本体论的根本之处尤其简单： 一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 其衍生出来的复杂在于： 没有人类以前， 一切皆无； 自有了人类， 才有了世界及其一切变化。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 世界变化尤其巨大：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变， “第一次证明了， 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它的巨大影响， 经过若干环节的传递， 一定会体现在人类的理论思考中。 西方本体论的变化， 就是结果之一。 我国当代文论本体论瓶颈的暂时存在， 亦属正常： 理论变化难免相应滞后于物质财富创造速度的变化。 认清这一点， 对于意识到符号的本体意义， 生发破解本体论瓶颈的思路， 是大有裨益的。

　　当今信息时代与农耕时代的最大不同， 从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角度看， 就是丰盈社会与贫困社会的区别。 这是观察当代文学以及文论的重要切入点， 虽不可忽略， 但所受到的重视却并未在文论研究中得到足够体现。 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社会阶段在文学领域的体现， 并不直接却极为充分， 一望而知： 比如， 在原始社会， 人类物质生产能力极为低下， 大自然对人类而言， 主要作为严酷无情的外在力量而存在。 在这种力量面前， 人类几乎无能为力， 只能 “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支配自然力”.

　　而随着实际操控自然的能力日益增长， 人类文学创作中的神话题材就不复存在了。 如神话那样消失的事物乃至观念， 随着历史的进程会不断出现。 比如丰衣足食， 这个在贫困社会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美好目标， 在丰盈社会已经没有丝毫理想色彩了。 相应的变化翻天覆地： 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极大改变了人的日常需求， “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 ‘符号满溢': 几乎任何活动都浸泡在符号之中， 这是几千年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比如， 有人为追求名牌， 获得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竟然会去卖肾[14]……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变化， 因时段长度不够的缘故， 现在尚未以划时代的方式体现出来， 当代文论对这种变化的转捩点尚未予以足够的把握。 但符号的重要性以及符号学的兴起，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已然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文论研究而言， 符号学所带来的变化， 意味着全新的发展机遇。从理论角度看， 索绪尔的语言学将语言符号分为两大功能： 所指与能指； 并指出人类运用语言符号的两个原则： 组合与联想。[15]

　　俄国形式主义、 英美新批评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等， 全都以此为基石， 引申出新的文学本体论。 罗兰·巴尔特将索绪尔关于组合与联想这两个原则称为 “语言的两根轴”,[16]雅科布逊 （Roman Jakobsn）、 洛特曼 （Юрий М Лотман） 等国际学界泰斗的学说， 也全都围绕着这两根轴而展开。①后现代思潮所张扬的关于自我指涉的文学， 亦全仗索绪尔对符号功能所做出的能指与所指之分。

　　文学是通过符号表达意义的， 符号对文学的本体价值正在于 “意义”. 索绪尔认为， 符号通过所指与能指的结合来生成意义。 到了皮尔斯 （Peirce, Chailes Sanders） 这里， 意义生成由三环节组成： 能指即再现体 （representatum）； 所指则分为两部分， 对象 （object） 和解释项 （interpretant）。 最基本而简单的东西， 两人几乎一样； 但衍生开来就有区别了。 皮尔斯的理论， 动态性极强： 对象通过再现体， 衍生出解释项； 上一级解释项成为下一级再现体， 并指向新的次生对象与解释项。 这个过程永无终结， 形成 “无限衍义” （infinite semiosisi）， 直至囊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意义。 正是因为这种动态性， 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 对皮尔斯理论的评价， 开始大大超出索绪尔： “目前符号学界对皮尔斯符号学的极高评价， 以及对索绪尔的系统模式符号的贬低， 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主义极盛期过高名声的反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