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追逐语言游戏的差异性分析,外国哲学论文

　　自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追逐语言游戏并在追逐中建构“语言游戏论”之后，伽达默尔也在《真理与方法》中追逐游戏及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是在语言哲学的层面追逐语言游戏的；伽达默尔则是在哲学诠释学的层面追逐游戏及语言游戏的。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游戏论视为《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和中心问题，整个《哲学研究》的文本分析都是围绕着语言游戏论展开的；伽达默尔则是通过对游戏的分析而将其作为对诠释学本体论进行阐释的入门，并进一步在诠释学本体论的分析中，将语言游戏同对世界的理解结合起来，从而得出哲学诠释学的一个核心理念：理解是一种语言游戏。于其中不难看出，虽然二者在追逐语言游戏的哲学层面上和追逐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性，但是差异性本身就说明了语言游戏的追逐是二者的共同哲学旨趣。因为语言游戏的追逐自有其能够得以追逐的哲学境域。

　　一、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层面追逐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作为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其语言哲学思想经历了由前期《语言逻辑论》中的语言图像论思想到后期《哲学研究》中的语言游戏论思想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其实是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由重视语义向重视语用的转变，反映了英美语言哲学内部的逻辑实证派和日常语言派的思想分野。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不仅批判了自己的前期语言图像论思想，并且还确立起自己的语言游戏论思想。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由于语言具有人文的多样性和游戏性，那种企图借助科学逻辑来建构理想语言的语言理想化道路客观上违背了语言的人文特性，易导致语言多样性被单一化的弊端。于是，维特根斯坦就在哲学层面上由强调语言的语义转向强调语言的语用。正是在强调语用的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引入了“语言游戏”概念，即“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1]7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引入“语言游戏”概念，是因为使用“’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1]17语言的述说作为生活形式中的一种活动，实质上是语言对生活进行表达的一种活动。就语言述说的这种表达意义而言，伽达默尔认为，“语言表达问题实际上已经是理解本身的问题。一切理解都是解释（ Auslegung） ,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语言媒介既要把对象表述出来，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

　　可见，语言游戏作为对语言述说和表达活动的一种语用性强调，从哲学诠释学的维度看，事实上就已是对哲学解释活动的一种强调。这种哲学解释活动，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应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

　　这恰好也诠释了伽达默尔所主张的理解、解释和应用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因此，语言游戏意义上的哲学解释活动，对哲学而言，哲学的思辨性质被维特根斯坦所弱化，哲学的功能只被界定为“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从而使得哲学的语言描述功能被放大为哲学的使命。这固然有其极端化的一面，但语言在哲学中的解释性活动却被强调和突出，“因为，当语言休假时，哲学的问题就产生了。”

　　伽达默尔也深有同感，认为“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以及特别是诠释学经验都是从语言这个中心（ Mit-te der Sprache）出发展开的。”显然，语言作为哲学性解释活动这一共通感，存在于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

　　游戏一般都设定游戏规则，但维特根斯坦没有为语言游戏设定游戏规则，因为没有规则的规则被维特根斯坦视之为语言游戏的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是一种开放性的关系游戏，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具有关系性质的“家族相似性”,于“家族相似性”中“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

　　语言正是不断地于游戏中生成出各种“语丛”关系，形成家族的相似性，成为没有规则的内在规则性，无形地约束着语言游戏持存的“度”,以凝集游戏“形散而神不散”的向心力，并在此基础上发散游戏的开放性。因此，“家族相似性”既是语言游戏的本质所在，也是语言游戏的魅力所在。“家族相似性”作为“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它隐藏于游戏的自身之中，需要通过游戏的自我表现而呈现出来，“是不依赖于任何未来的经验的。”

　　这说明了游戏之所以成其为游戏的根由就在于游戏自身的自我表现。对此，伽达默尔也认识到“游戏最突出的意义就是自我表现。”[2]140而这种“自我表现”就是“视域融合”中的诠释学“理解”.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如此重视语言游戏，用他自己的说法，其目的就是： “我们所做的乃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1]73也因此，“当我讨论语言（词、语句等）时，我必须说日常的语言。”[1]73这样，维特根斯坦既将语言游戏定位在日常的使用上而不是定位在逻辑的使用上，也将语言游戏之“语言”界定为日常的语言而不是界定为理想的语言。据此，我们也可将“语言游戏”理解为：日常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因此，“语言游戏”也就成为英美语言哲学内部的日常语言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

　　二、伽达默尔在哲学诠释学层面追逐游戏及语言游戏

　　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视域中，游戏结构是由游戏、游戏者和观赏者这三者共同构成。游戏者居于游戏的内层，观赏者居于游戏的外层，游戏就像一个磁力场一样吸附着游戏者和观赏者，渗透于游戏者和观赏者的兴趣之中。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游戏只是通过游戏者才得以表现。”就此而论，“其实，游戏的原本意义乃是一种被动式而含有主动性的意义（ der mediale sinn） .”之所以是被动式的，是因为游戏本身要通过游戏者来表现，游戏是一种“被表现”的活动；之所以是主动性的，是因为游戏相对于游戏者的意识来说具有优先性，即游戏是游戏自身的真正主体。是故，“对于语言来说，游戏的真正主体显然不是那个除其他活动外也进行游戏的东西的主体性，而是游戏本身。”因此，伽达默尔认为，假如我们从游戏的被动见主动的意义出发，其一，“游戏显然表现了一种秩序（ ordnung） ,正是在这种秩序里，游戏活动的往返重复像出自自身一样展现出来。属于游戏的活动不仅没有目的和意图，而且也没有紧张性。它好像是从自身出发而进行的。”

　　其二，“正是首先从游戏的这种被动见主动的意义出发，才达到了艺术作品的存在的。就自然不带有目的和意图，不具有紧张感，而是一种经常不断的自我更新的游戏而言，自然才能呈现为艺术的蓝本。”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既然游戏的真正主体是游戏本身，而不是游戏者，那么游戏本身对于游戏者来说其实就是一种风险，而这种风险对于游戏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严肃性和冒险性。而“游戏对于游戏者所施以的魅力正存在于这种冒险之中”而其自身的“游戏的魅力，游戏所表现的迷惑力，正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因此，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游戏超越于游戏者而成为主宰的自我表现，从而凸显了“游戏最突出的意义就是自我表现。”

　　而且游戏本身是通过它们的精神而彼此有别的。这意味着游戏并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东西，而是只依据于游戏对于构成其实质的“游戏反复运动”预先有不同的规定和安排。因此，与维特根斯坦的那种作为没有规则之规则的无形“家族相似性”不同，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规则是预先规定了的，这种“预先规定游戏空间界限的规则和秩序，构成某种游戏的本质。”

　　通过游戏者与游戏的关系而探讨了游戏的真正主体、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意义、游戏的魅力和游戏的本质后，伽达默尔在对观赏者与游戏的关系上认为，“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在观赏者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

　　在伽达默尔看来，游戏是为观赏者而存在的，游戏者只不过是表现游戏而已。这一见解具有非凡的诠释学本体论意义。因为伽达默尔正是基于此认识，在诠释学的本体论层面上，将游戏结构转换为哲学诠释学结构，形成了文本、作者和诠释者这一哲学诠释学结构。在哲学诠释学结构中，文本的意义域不是由诠释者完全依据作者当时的见解和意图而形成的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意义域，而是在诠释者与作者的视域融合中，注入诠释者的诠释而形成的一种在理解中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域。而这恰好突出了诠释学本体论所强调的文本是为诠释者而存在的本体论诠释学思想。在此诠释学思想中，语言游戏为伽达默尔所追逐。

　　语言游戏之所以为伽达默尔所追逐，就在于使作为游戏中的我们能够在语言游戏中达到对世界的理解。“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 Sich in der Sprache verstndigen） ,而不是说使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之中并设身处地地领会他人的体验。”

　　在诠释学看来，理解过程就是一种语言过程，语言也因之成为谈话双方进行相互了解并对某事取得一致意见的核心。“因此，诠释学问题并不是正确地掌握语言的问题，而是对于在语言媒介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当地相互了解的问题。”

　　就语言作为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来看，语言表达问题实际上已经是理解本身的问题。“一切理解都是解释（ Auslegung） ,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语言媒介既要把对象表述出来，同时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

　　据此，伽达默尔认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Sein,das verstanden warden Rann,istSprache） ”而语言中的“理解是一种游戏”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将语言游戏视之为对世界的理解，反之亦然。就此，伽达默尔赞同海德格尔的观点：理解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这样，作为此在存在方式的理解，也就上升到诠释学本体论的层次上得到确认；而作为对世界理解的语言游戏也就被置于诠释学的本体论层面中进行阐释，因为“语言的思辨存在方式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意义。”所以伽达默尔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我们认识了语言性和理解之间的根本联系，那我们就不可能把那种从语言无意识经由语言意识再到低估语言价值的发展认为是对历史过程的明显正确的描述。”显然，伽达默尔不满意那种对语言价值进行低估的行为。在伽达默尔看来，世界是在语言中得到表述的，人通过语言而拥有世界，语言就是世界观。作为此在的人，其在语言游戏中相互理解的语言过程，也是一种生活过程，在这种生活过程中通过语言游戏而彼此形成一个个生命共同体，从而彰显着语言的普遍思辨模式和普遍的适用范围，在此意义上，生命共同体的相互理解过程就是一种语言游戏的相互交流和谈话过程。因此，语言游戏通过生命个体对世界的语言性体认而彼此间相互建构起一种生命共同体性质的问答逻辑。这种问答逻辑正是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语言游戏的本体论逻辑。

　　至此，伽达默尔经由美学领域的作为艺术作品存在方式的游戏推进到语言领域的作为此在拥有世界方式的语言游戏，使得伽达默尔对游戏的全方位阐释最终在语言游戏中得到完满诠释和提升，使得“作为本体论阐释入门的游戏”探讨无缝焊接式的过渡到“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探讨中，从而实现了伽达默尔对游戏和语言游戏进行互文式的阐释和照面式的相互渗透，乃至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游戏就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就是游戏。伽达默尔正是在其阐释意图中实现了其对游戏、语言游戏的哲学追逐。

　　三、追逐语言游戏的哲学境域

　　在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思想层面，之所以能够追逐语言游戏，自有其能够得以追逐的哲学境域。正是在这种哲学境域之中，追逐语言游戏有其哲学的必然性。而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成为追逐语言游戏的杰出代表。

　　一方面，从哲学背景看，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的转向”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分别为追逐语言游戏提供了时代境遇和哲学语境。

　　英美分析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促进了哲学的“语言的转向”.“语言的转向”是指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所发生的西方哲学由以认识论为主体的研究转向以语言哲学为主体的研究。它“使哲学研究从认识的内容转向了认识的表达，从心里概念转向了语言形式。由于这种转向标志着西方哲学的主题从近代走向了现代，因而在西方哲学界被称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西方有些哲学家认为，“语言的转向”正式开始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而完成于被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所影响着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会发生“语言的转向”,是因为现代西方哲学为了反对由笛卡尔的“我思”命题所开启的近代思辨哲学的心理主义和形而上学性，而将哲学研究由“我思”的意识层面移到了语言层面，由自我意识的个体性“独语”转向了社会意识的社会性语言，使得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样，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的转向”,就为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追逐语言游戏提供了难得的时代境遇。

　　由“语言的转向”所形成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因语言视角的差异和语言认识的歧见而发生了分野，沿着英美语言哲学和欧陆语言哲学这两种哲学路径各自向前发展。英美语言哲学主要是分析语言哲学，包括逻辑实证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这两个学派。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分别代表了这两个学派的语言哲学思想，语言游戏论正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主要语言哲学思想。欧陆语言哲学，从语言的视角看，主要包括现象学语言哲学、存在论语言哲学、诠释学语言哲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其中，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如果从语言哲学的维度看，应属于诠释学语言哲学。可见，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就为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追逐语言游戏提供了时代性的哲学语境。

　　另一方面，从哲学思潮看，追逐语言游戏是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这两大社会思潮相较量的结果。从维特根斯坦方面看，维特根斯坦追逐语言游戏是其后期转向人本主义而反对逻辑实证学派所坚持的科学主义思想的结果。逻辑实证学派是语言哲学中的理想语言派，强调语言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坚持将数理逻辑的求真性运用于语言分析之中，企图建立一种普遍有效的永真语言，以此消除自然语言的逻辑混乱和规避近代思辨哲学的心理主义与形而上学性，这不仅体现在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中，而且也体现在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图像论中。可见，逻辑实证学派作为理想语言派，其主导思想是一种科学主义思想，将数学中的现代数理逻辑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哲学之中，无疑是科学主义思潮在哲学领域中的弥漫和渗透。这种渗透的结果是：使得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人文性等自然特性禁锢于逻辑形式之中而僵化于自然科学的程序化之中。语言哲学领域中的这种由科学主义所造成的弊端显然已引起维特根斯坦的重视和反思，因为维特根斯坦作为建构理想语言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代表者，对此科学主义弊端自然比别人感受的更深刻也更强烈，一旦与之决裂，其决裂也就更彻底。维特根斯坦带着这种哲学反思而触动于一场足球比赛之中，于其中他看到了游戏的魅力。带着这种哲学灵感，他开始在《哲学研究》中确立起他的后期语言哲学思想：语言游戏论。通过语言游戏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层面上将语言由科学主义思潮带回到人本主义思潮中来，由科学逻辑思维带回到日常生活思维中来，由此彰显了一次人本主义对科学主义的胜利。

　　从伽达默尔方面看，伽达默尔对语言游戏的追逐则是其继续推进海德格尔对传统诠释学进行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的结果。诠释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可上溯到古希腊哲学时代。在诠释学这一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尽管施莱尔马赫在哲学层面上把诠释学理论系统化并发展为一般诠释学而作出了哲学贡献，尽管狄尔泰立足于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从认识论的维度为精神科学寻求方法论来奠定诠释学的基础而极大地拓展了诠释学的应用范围，但他们的诠释学作为传统的诠释学，依然局限于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思维之中，依然为自然科学思维所统摄和牵制。在伽达默尔看来，方法论思维是一种科学至上的技艺思维，是一种寻求规则和应用规则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无论是就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包括语法的解释技艺和心理学的解释技艺”来说，还是就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来说都是如此，“在他看来，科学的确实性意味着生命确实性的最高形式。”

　　自海德格尔在存在主义哲学的视域中启动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后，诠释学就在哲学中获得了一种本体论的地位。伽达默尔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后期的语言思想的浸润下，继续推进并完成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伽达默尔全力以赴所从事的这种哲学工作，意在使诠释学从自然科学的工具论思维中突围出来，为社会科学确立起一种真正符合自身特点的精神科学思维方式，并为一些人文传统正名。因此，“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就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中得以完成。而语言游戏也就在这种诠释学本体论转向中得到了重视和定位。就此而论，无疑是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相较量的结果。而这种相较量的结果，恰恰诠释了伽达默尔偏重于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倾向。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 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