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武术中的“道”

　　摘要：以中国武术中的“道”作为研究对象, 对中国武术器物、制度、精神3个层面的“道”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通过对中国武术中“道”的研究和探索, 获得对中国武术更深层面的认识和理解。“道”作为中国武术技艺发展的最高追求, 主要表现在武技之道、武德之道、武艺之道3个层面之中。其中, 武技之道表现在寻求武术技击的法则, 追求武术技击的规律;武德之道表现在“以武求德, 以德修身”, 追求一种“内圣外王”的处世之道;武艺之道表现为探索理想化的技击艺术, 在“由技化艺, 艺近乎道”的进程中达到或实现“由技入道”的境界与追求。

　　关键词：武术; 武技; 武德; 武艺; 文化;

　　Abstract：Taking the “Tao” in Chinese wush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Tao” in the three levels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namely object, system and spirit.Through the stud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Tao" in Chinese martial arts, we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artial arts.As the highest pursui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Tao"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three levels of “technology” and “virtue”, “art”.Among them, the technique of wushu is to seek the rules of martial arts skills and to pursue the pattern of martial arts skills.The doctrine of wushu is embodied in "seeking virtue by force, cultivating morality by virtue", and pursuing a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inner and holy king".The way of martial arts is to explore the idealized art of skill attack, and to achieve or realize the state and pursuit of "from skill to tao" in the process of "from skill to skill".

　　Keyword：martial arts; wushu skill; wushu virtue; wushu art; culture;
 

　　1 引言

　　“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1], 也是影响中华民族以及中国文化最为深远和重要的哲学概念。它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 是宇宙万物统一的本原, 是天、地、人运动的规则, 其大则无所不包, 其微则无所不在”[10]。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不道之道, 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 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 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 不得不依, 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8]所以, 从道的层面而言, 我们不仅可以将中国文化看做是一种求道或悟道的文化, 还可以将中华民族看做是一个尚道或问道的民族。

　　“道”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身体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道的思想指引下, 中国传统文化与身体技艺呈现出浓郁的体道、求道、悟道的思维特征与倾向, 并进一步将技近乎道、由技入道视为自身文化或技艺发展的最高境界和目标。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极具东方哲学思维的传统身体技艺, 在千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同样深受“道之哲学”的影响, 在其外显的器物层、中间的制度层、内隐的精神层方面都蕴含并彰显着对道的不懈追求。可以说, 中国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都是“以道贯之”的, 而中国武术也在求道与问道的过程中成为诠释中国哲学的最佳载体和途径。

　　2“道”与中国文化

　　“道”除了被认为是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的总根源外, 还是自然规律以及人类社会的规则和法则。从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及其发展来看, 道的观念渊源及其演变过程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道”最早见于西周金文, 本义是指道路或路途, 同时还包含着走、方向、引导、通、由等含义。在《说文解字》中对其解释为:“道, 所行道也, 从辵从首。”[22]《尔雅·释宫》中记载“路、场、猷、行, 道也, 一达谓之道路”[5]。到了春秋时期, 由于谈道论道之风盛行, 道的概念与内涵便在不断超越本义范畴的基础上开始被引申或扩展为一种抽象的哲学概念, 除了具有表示道路、方法、原则等原有的含义之外, 还进一步吸收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及人伦法则等抽象的哲学内涵, 逐渐演化出诸如天道、王道、人道等抽象概念。在经过老庄思想的整合与提纯后, 道被升华为“一切存在的根本”, 开始从“一般的哲学概念明确的上升和抽象为一个统摄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本体概念”[30], 最终演变并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范畴。

　　老子曰:“道者, 万物之奥也。”“道冲, 而用之又不盈, 渊兮, 似万物之宗。”自“轴心时代”之后, 道便在“老子道论”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中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时光荏苒, 历史更替,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道的统摄和影响下繁衍生息了数千载, 也在对道的无限探索与追寻中形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重道、尚道、求道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倾向。以至于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在从事和处理任何事物时都能体味和寻觅出事物背后隐喻的道的思维和智慧。而这一点, 在我们的文化思想、民族习性以及传统技艺中显得尤为突出。在道的影响和作用下, 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民族习性及传统技艺皆呈现出浓厚的“道统”思维和倾向, 以道贯之、各有其道成为其共同、共通的特点。例如, 在传统思想学说上, 禅宗讲的是死生之道, 易经讲的是天地之道, 孙子讲的是韬略之道, 孟子讲的是君臣之道;在日常生活上, 做人要讲处世之道, 健康要讲卫生之道, 经商要讲生财之道等;在传统技艺上, 茶有茶道, 画有画道, 书有书道, 剑有剑道, 武有武道, 都一再说明了“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

　　可以说,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元概念和终极概念, 其内涵精深, 包罗万象。是本质的存在, 是万理之总体”[25]。因此,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技艺的历史演变中, “道”早已内化并融入到中华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 不仅成为构成中华民族独特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 还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信仰与动力。

　　3 中国武术中的“道”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 道是“一个统摄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本体概念”, 作为中国哲学范畴中独具代表性的核心概念, 其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技艺的典型代表, 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深受道之哲学、道之思想的影响。千百年来, 在“道”的浸润和引领下, 中国武术的技术内容、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和精神信仰等都呈现出浓厚的重道、求道、悟道的思维倾向, 武以载道、以道贯之、由技入道也成为历代武术技艺、技法及“谈兵论剑”者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基于此。本研究从“道”的层面对中国武术的技之道、德之道、艺之道进行研究与探讨, 希望能够在“道”的哲学精髓与智慧的基础上来认知和解读中国武术的技术、理论及思想体系, 并通过“武之道”来进一步理解和参悟中国哲学中的技以载道、道艺合一。

　　3.1 武技之道:寻求武术技击的法则与规律

　　道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思想与技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中, 自古就有“由技入道”的基本命题, 该命题认为:“道”作为一种超越一切的最高本体与存在, 一直都是“技”的最高境界与追求;而“技”做为一种形而下的“器”, 不仅是为了达到形而上的“道”而存在的, 而且是人们借助某种有形的“技”或“器”来感悟并实现无形的“道”的最直接的方式和途径。正如楼宇烈先生认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是明道、行道、传道, 其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证道为根本。各种技艺也都以‘载道’为内涵, 以达到这种‘道’作为它的最终究竟”[9], 以及在“技道合一”“道, 进乎技矣”“道以技显, 技因道进”等诸多哲学语境中所隐喻的那样, 任何一种工、技、艺在达到某种巅峰状态时都能够通过“觉解”[3]的方式上升为“道”或“入道”的境界, 如《庖丁解牛》中庖丁的解牛之术、《核舟记》中王叔远的雕刻之工、《卖油翁》中老者的倒油之技等, 都一再描述和诉说了中国传统技艺中以“技”喻“道”, 借“技”体“道”, 以“技”见“道”的思想观念与传统。

　　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独特身体技艺的典型代表, 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进程中同样深受传统道思想和观念的影响。正所谓“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作为道所生化出的万物之一, 武术与道之间存在着一种来自本源性的联系。在中国武术技艺中, 道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常说的武技之道, 它与自然之道相通共融, 反映着武术技艺发展的根本规律, 是武术技艺中一切技术、技理、技法形成的内在依据。从武技之道的层面来看, 道在武术器物层上的体现就是一种能够达到并实现“有效技击” (真实技击行为或模拟技击意向) 的规律或法则。当这种规律或法则具体的表现在武术技术或技法中时, 便造就了中国武术别具一格的技术和技法特征。例如, 在拳技演练时有着攻防有度、虚实相生、柔刚相济、动静疾迅等说法;在武技较力时有着后发先至、以静制动、声东击西、攻守并用等讲究。可以说, 中国武术作为一种具有和展示攻防技击的身体技艺, 其招式、招法的千变万化、数不胜数都是对武技之道的内在遵循和外在展示, 武技之道也自然演化为武技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和境界。

　　《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谓之道。”认为“宇宙的一切, 都是阴阳变化, 阴阳变化是有规律和遵守一定法则的”[23]。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中国武术中出现了“一阴一阳谓之拳”的哲学论述, 认为拳即是阴阳, 阴阳即是道, 道即是武技幻化的规律和法则。从武术技击的层面来看, 武术中所有攻防技击或技法的变化都是在“阴阳交感”的作用下产生的。它作为武术技击、技理和技法的总纲, 将武术技击中拳势招法的变化、战术时机的把握、技击实战的应用等都涵盖在其中。如在两两进行角逐较技时, 技击的变化除了“攻与防”两个对立统一的阴阳特性外, 还存在着诸如彼此、进退、强弱、动静、高低、长短、内外、前后、真假、顺逆、胜负等多种形式的阴阳对立关系, 当这些关系随着技击局面的变化而发生相互联系、制约和转化时, 便能够产生出各自不同的拳势招法或技击动向。正如《素问·阴阳应象》中所云:“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21]武术技击中踢、打、摔、拿等技击动作;技理中后发先至、以静制动、声东击西等技击理念;技法中攻中有防、防中寓攻、攻防合一、无穷变化等技法特征, 归根结底都是阴阳幻化所生, 都是“一阴一阳谓之拳”的直接体现和最终结果。所以说, 武术技击的过程就是阴阳转化的变通过程, 只有把握了武术技击中“阴阳” (道) 的规律, 才能在实际运用时得心应手, 出奇制胜。

　　如果说, 武术技击是攻防技术在实际中的临场应用, 那么, 武术套路就是攻防技击在身体上的外在彰显。从武术套路的层面而言, 武术套路的本质其实就是由技击之道变现或延伸出来的一种有规律的技术变化。一方面, 武术套路的整体结构是由成套的武术技击动作构成, 它们都是在秉承技击之道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其本质特征就是为了实现或表达出“理想化的技击”。所以, 在诸多拳种套路中各类“具有”或“能够实现”攻防技击含义的技术动作便成为构建武术套路最基本的内容和要素。如“四击”中的踢可以演化出勾踢、侧踹、横丁、弹腿等技术动作;打可以变化出冲拳、劈掌、钻拳、挂盖等技击形式, 当这些技术动作和技击形式相互结合与转化时, 便能够产生诸如弹腿冲拳、劈掌侧踹、挂盖横丁等多种形式的技击动作。另一方面, 武术套路作为一种主旨表现攻防技击的身体运动, 每一个拳势、动作、组合、段落或是眼神都是对技击之道的描述与言说。在武术套路中, 技击的意境只有在演练时才能得以显现, 因此, 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或传达出这种“意境”便成为每一个演武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因为, 武术套路虽然是由诸多具有攻守技击含义的技术动作组成, 但是仅凭单个技术动作的原始堆积并不能组合或构建出一个具有鲜活“技击意境”的“战斗场景”。所以, 在武术套路演练时如何有效把握和适度转化各种攻守、进退、动静、开合、上下、虚实、轻重、刚柔等矛盾关系, 便成为实现“拳术演练似奏乐, 一招一式如临敌”[18]的意境与追求的关键。

　　我们知道, “技击”是中国武术最核心的属性和特征, 在中国武术技艺中无论是四击、八法、十二型, 还是拳术套路、格斗运动, 都离不开对技击之道的探索与追求。但对于习武者而言, 想要真正实现并熟练达到对武术技击之道的体验和运用却并非易事。从道的层面而言, “招式练习只是操作层面的‘有形’表达, 是一种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筌蹄’, 尚未从本质规律去把握武术的真谛, 只有‘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的脱化神明, 才是中国武技之道的‘功夫深处’”[29]。正如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所讲:“熟则心能忘手, 手能忘枪, 圆神而不滞。”[20]求技者所要追求和向往的是通往“不滞”和“神明”的技击之道, 并非只是“操作层面的‘有形’表达”, 而“真正的技 (即术) , 是对道完全把握之下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直觉能力。个体对道的把握, 是一种完整的身心体验, 而不是一个分析与抽象的过程”[14]。所以, 求技者若想要达到这种“技道合一”的“不滞境地”或“神明境界”, 就必须在时间的洗礼和身体的磨练中慢慢领悟和理解这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技击规律和法则。

　　可以说, 作为中国武术寻求技击之法, 追求技击规律的最外显的“道之存在”, 武技之道早已成为中国人把握武术技术、体悟武术技理、感悟武术技法的最高理想和追求。正是有了这种内在的技击追求, 中国武术的发展才从单一的“搏杀之技”或“格斗之能”发展演变成一种“多方位地表现和再现技击”的身体技艺。也正是这种对武技之道的追求, 才有了其套路形式的“形神兼备”“虚攻花击”;格斗形式的“一招制敌”“攻防合一”。所以, 对于中国武术而言, 寻见武技之道便是寻见了打开东方武技宝库大门的钥匙, 守住武技之道便是守住了中国武术当代及其未来发展的命脉与根基。

　　3.2 武德之道:追求一种“内圣外王”的处世之道

　　注重人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最典型的特质。因此, 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 尤为注重对人以及由人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探求。正如余秋雨先生说的“2500年前, 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 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 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17]早在两千多年前, 中国古代先哲们就开始围绕着“人”以及“由人产生的各种关系”等问题而展开一系列的范畴和命题的阐释。如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兼爱”以及中庸之道、三才之道等思想的论述, 皆反映出传统哲学思想中对人及其产生的各种关系协调的重视。从道的哲学层面而言, 道不远人, 道同样需要与人或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因为, 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范畴, 道必须“表现为具体的规律和准则, 或者说必须表现为具体的事物和行为。只有这样, ‘道’才成为可以领悟和实行的对象, 或者说才成为对人有价值和意义的存在”[4]。因此, 将“道”延伸到“人”的范畴 (人道、伦理) 便成为“道”现形于人类社会的最佳方式。

　　“所谓‘天道’, 泛指宇宙、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 ‘人道’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26]可见, 人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准则和应当遵守的法则”[11], 是将天道演化渗透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 并以道的规律来作用和诠释人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本然状态。因此, 古代先哲们逐渐将把握“人生之道”看成是感知和体悟“自然之道”的基础, 并将“人自觉地把握道的原理、原则, 得到道的指导, 叫做‘德’”[19]。在老子哲学中认为, “德者万类之本性也”[7], 同时指出“‘德’是‘道’的体现, 无形无迹之‘道’因‘德’而得以显现于或作用于物的世界”[30]。故而, 有“德者, 道之功也”“德者, 道之用也”等说法。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 人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的将“道”与“德”结合并将其看作是对待“人”以及处理“人所从事的所有事物”时不可或缺的评价尺度和准则。如做人做事要积善成德、君主施政要为政以德、人才选拔要以德为先、教化万民要一曰六德 (即注重对知、仁、圣、义、忠、和的教化) 以及在个人对他人、社会、群体关系上的“舍生而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等思想, 都说明了德 (道) 在古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和价值。

　　正所谓“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中国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沿袭着对德 (道) 的向往与追求。从道的视角来看, 中国武术在制度层面上对道的追求主要体现在对“武德之道”的尊崇之上, 具体表现为以武求德, 以德修身, 追求的是一种内圣外王的处世之道。我们知道, 在中国传统伦理社会中, 中国武术 (特指军事武术) 最初的价值与作用就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摧营拔寨和叱诧疆场, 遵循的也多是冷酷无情与血腥的格斗。但是, 随着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与观念的不断影响, 武术的使用开始被有效的规劝在“兵刃之举, 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道德界限之内。人们认为武术作为暴力的杀人手段和技法, 非到万不得已, 没有退路之时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因此, 即便是在处理与异族、邻国的军事冲突时, 也应多采取“先礼后兵, 以守为主”或“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的方式来解决, 只要双方能够达成和解 (或互不侵扰或宾服朝贡) , 即可以不动一兵一卒, 不用一刀一枪。《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记载:“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27]其中, 伐谋就是运用各种不战之谋略来挫败敌方并使对方屈服, 这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兵者, 诡道也”的最好诠释, 也是对以武求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真实彰显。

　　随着时间的发展, 中国武术开始从军事战场流向民间, 走向社会, 并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引导和感召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道德模式和行为规范——武德。武德是中国武术伦理道德观的核心, 作为习武者共同追求的精神信仰, 是诠释和展现武德之道的最佳方式与途径。从道的层面来看, 武德是习武者从“武”施“武”的言行准则, 作为中国武术“以武求德”的具体表现, 它“不仅具有个人体现武术理论规范的主体意义, 而且还包含了在整体武术社会活动中人际关系的内在秩序, 注重在武术活动以及参与其他武术社会活动中人的社会秩序”[19]。因此, 在中国武术的发展进程中由武德而演化出来的各种门规、戒律、要诀与禁忌便成为引导和驾驭武术发展以及限制和约束武术中有损社会稳定秩序的关键。如陈式太极拳门规中有“不倚权欺人;不畏强凌弱;不惧险, 救危;不为非作歹……不当叛国臭徒”[2]的规守;《峨眉枪法·戒谨篇》中有“不知者不与言, 不仁者不与传”的规定;《少林戒约说》中有“备以自卫, 切戒呈血之和, 好勇斗狠”的要求, 都说明中国武术的“武德之道”贵在“以武求德”, 即通过德对武人、武技的指引、驾驭、约束和转化, 从而实现武术与人、武术与社会的有度统一。

　　现如今, 中国武术的核心价值与追求早已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伦理思想的影响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仅在“以武求德”的思想统领下呈现出了浓厚的向善守度、以和为贵、重礼崇德以及兵不血刃、武不凌弱的文化特质与特征, 还在仁勇、重德、向善、不战、求和的过程中朝着改变人、塑造人、教化人的方向发展。从武德之道的视角来看, 中国武术作为中国人求德、悟道的器物载体, 在对“人”的价值和意义上更多的体现在以武求德之后的以德修身。作为一门实践性和体悟性的教化之学, 中国武术除了注重“对人、对生命、对自然宇宙的理解与体悟”外, 还注重“对人的心灵德性、人格身躯的涵养与化通”[19]。从“武德有七,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15]到武德仁勇、尊师重道、除恶扬善、重利轻义;从武德润身、以武观德、“未曾学艺先学礼, 未曾习武先明德”到武不欺人、点到为止、以武会友、后发制人等, 都说明中国武术对人的德行、品行、心性、言行等都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 武以德贵, 当中国人将习武与修身、习艺与立志、品德与技艺渗透并融入到诠释武德、武道的境界之中时, 中国武术所追求的以武求德、以德修身便成为武德之道对人的最好馈赠。

　　钱穆先生曾在《国史新论》中指出:“教人作人, 亦分内外两面。知识技能在外, 心情德行在内。做人条件, 内部心情德行, 更重要过外面的知识技能。”[16]中国武术作为一种追求武德之道的教化之学, 在对人的要求上亦然注重内与外的塑造与推行。从道的层面而言, 中国武术所向往的武德之道, 其实就是一个从“由外而内”到“由内而外”的过程, 即习武者通过武德之道来遵循和探求的一种“内圣外王”的武德境界。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非信廉仁勇, 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 内可以治身, 外可以应变, 君子比德焉。”[13]认为习武之人要有德, 德与道相符, 对人的作用是“内可治身, 外可应变”。梁启超在《庄子天下篇释义》中认为“做修己的功夫, 做到极处, 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 做到极处, 就是外王”“人格锻炼到精纯, 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 便是外王”。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中国武术所追求的“内圣外王”不仅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还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它是将修身养德、练身求己的“内圣”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有机的统一在武德之道的范畴之内, 通过对以武求德和以德修身的不断“成己”来达到一种“我欲仁, 斯仁至矣”的“内圣”状态, 从而在“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的基础上来最终实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天下”的“外王”境界。

　　所以说, 作为一种极具传统哲学意蕴的社会化行为, 中国武术早已在追求武德之道的过程中成为中国人认识和思考“人”以及“由人产生的各种关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在武德之道的引领下, 中国人通过对武术与人、武术与德、武术与道的不懈感悟和体悟, 逐渐寻找出做人以及为人处事的最佳尺度, 不仅有效地将“武术”及“武术人”控制与约束在一种恰到好处的“有度”状态, 还将中国武术及其文化与思想进一步推向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之中。

　　3.3 武艺之道:探索理想化的技击艺术

　　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感悟和体悟“道”的器物和载体, 作为一种追求终极技击奥义的身体技艺, 在其最深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上同样践行着求道、悟道、由技入道的理想与追求。众所周知, 中国武术是一种追求“打”的技击之术, 在其千百年的发展进程中“打”、如何“打”、如何有效的“打”成为其技术层面最为显著的特征。但是, 站在以武求道的层面而言, 中国武术虽然在技术层面上表现出强烈的“打”或“技击”的意愿, 但在其深层的、内隐的、核心的价值归属上却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对“打”或“技击”的顿悟和超越, 这种顿悟和超越是中国武术跨越“形而下之器”实现“形而上之道”的根本途径, 它不仅指引着中国武术在持续追求理想化的技击艺术中实现着对“终极武技”的探索, 还牵引着中国武术在不断追求“由技化艺, 艺近乎道”的进程中实现着对人生境界的觉解与感知。“武术之道体现为技艺的最高境界, 更表现为通过习武练拳而获得的一种超越性生命体验和人生价值, 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的生化之理的体悟和体验”[15]。所以, 从武艺之道的层面来看, 中国武术在精神层面上所向往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 它是通过由技向艺的转化, 再以由艺向道的升华来达到或实现一种“由技入道”的境界与追求。

　　前文已经指出, 中国武术在技术层面上对道的追求主要体现为寻求技击的法则、追求技击的规律, 这是对武技之道的一种认知, 也是中国武术传承与发展的根本所在。但是, 随着对武术技击的理解和认知程度的不断提高, 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现实的技击”与“完美 (终极) 的技击”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想要跨越这个鸿沟并以此来达到或无限接近“完美技击”的境界或状态, 则必须通过一种“理想化”的形式或方式来实现。所以, 当后人将先辈们对武技之道的认知和感悟“理想化的”运用到现实的武技之中时, 便造就了中国武术超越实用化技击而追求理想化技击的技艺形态和思维特征。从由技化艺的视角来看, 这种“理想化的技击”是中国武术对“现实技击”的一种艺术化的超越与升华, 它是中国武术追求和探索“完美技击”的具体表现。因为, 作为一种难以到达的状态或境界, 完美的技击只有在理想化的技击意识与艺术化的技术形态的有机统一和完美融合时才能得以呈现, 所以通过“‘虚拟的战斗方式和场景’来表现‘真实的格斗意境’, 将‘打’寄予在‘不打’之中, 用‘艺术化’的方式和途径诠释出中国武术‘理想化的技击’”[24]便成为人们跨越“现实鸿沟”实现“理想技击境界”的直接选择和根本途径。

　　如果说, 从“现实”向“理想”的转变是中国武术探索“终极武技”的基础;那么, 从“武技”向“武艺”的升华便成为中国武术实现“由技入道”的关键。一方面, 理想化的技击满足了中国人对“终极武技”的完美幻想, 使得中国武术在追求技击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技击意境的探求。而技击意境作为一种“境界修为”, 又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 它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因此, 在武海无涯, 永无止境的“求道”历程中, 武术不仅成为中国人追求“技击信仰”的精神寄托, 还成为中国人参悟生命、理解人生的智慧法门。另一方面, 中国武术在追求理想化技击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技术层面的局限性, 开始不断地从技术范畴向艺术范畴延伸, 这种由“技”向“艺”的转变不仅开启了中国武术“由技化艺”的大门, 还为中国武术的“艺近乎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武艺之道的层面而言, 中国武术所追求的由技入道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动态过程, 需要在技术层面的法、审美层面的艺以及哲学层面的道的层层递进和完美转化中才能得以实现。所以, 在以武求道的过程中, 操作 (技术) 层面的道只是中国武术“通达道境”的最低境界, 属于一种“小道”, 不足以成为其“理想道境”的终点, 要真正达到理想的“道境”, 必须通过“艺”的形式来实现。

　　《论语·述而》中记载:“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艺概·叙》中指出:“艺者, 道之形也。”《艺舟双楫·记两笔工语》中认为:“艺之精者, 必通乎道。”《语录下》中强调:“艺即是道, 道即是艺, 岂惟二物。”可见, “艺”作为连接“技”与“道”的桥梁和纽带, 早已在“由技化艺、艺近乎道”的进程中拥有了超出它本身之外 (通乎道) 的意义和价值。正如《庄子》寓言中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佝偻承蜩、津人操舟、吕梁丈夫游水、匠石运斤成风、大马之捶钩者等所描绘的那样, 对于中国武术而言, 单纯的“技”只是一种技巧, 是对武术技击熟练的掌握, 而“艺”作为武者或武术家由技入道的通途, 则是在扫除“物欲缠绕的外物”基础上更为深入地达到“武术与万物相通”的“合一”境界。所以, 在中国武术艺近乎道的过程中, 通过“技”向“艺”再向“道”的不断实践、突破与转化, 不仅能够使人超越自身能力的有限而达到把握自然天赋无法把握的无限, 还能使人跨越“武”的界限, 实现对宇宙万物完整、统一的理解, 最终达到或实现一种“理想人格”的境界。这是一种对生命境界层层脱困与超升的追求, 也是将“道”转化而为主体生命所呈现的最高精神境界。

　　何为理想人格的境界?曰:“天人合一。”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 “天人合一”是“理想人格所特有的和应有的精神境界, 它的实现与完成意味着主体对自我的超越, 由有限向无限的飞跃, 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和完成”[6]。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 归根结底是“人法自然”, 是人作为主体在与道体统一后所具有的一种精神状态或生活态度, 即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后, 庄子在继承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论述, 认为“‘道’重在将客观之‘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 主张人通过特殊的感知方式, 去展示主体的蓬勃生命, 来寻得宇宙精神和个体生命的大统一”[12]。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求道、悟道的实质其实就是对“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 而求道者能否达到这一境界, 则更多的“是以一种主体心灵感受的方式加以呈现和确认”[31]。所以, 对于中国武术而言, 由技入道的最终归属和最高表现就是通过“技→艺→道”的形式来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是一种从“武术技艺修行”向“人生境界觉解”的跨越和转变, 不仅是对武术技与艺的内在超越, 还是对武术意与境的通透和把握;不仅是对习武者身与心的感悟和理解, 还是对习武者德和行的内化与调节。

　　可以说, 中国武术的“由技入道”并不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或生活感悟而已, 它更是一种如实可证的境界。它是中国武术从经验性知识的“技”到走出知识界限的“艺”再到理解整个世界的“道”的过程, 是一种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天人相合、万物归根的精神体验与生命的感悟”。所以, 在武艺之道的境界中, 如何化技为艺, 通过理想化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的超越、由有限向无限的飞跃;如何艺近乎道, 通过对武技之道的大彻大悟来实现对世间万物的大彻大悟, 便成为以武求道者达到无我、无物、无心、无限的“理想道境”的关键。

　　4 结语

　　孔子曰:“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28]所以, “谈武必先论道, 习武必先悟道”。中国武术是一种展示和表现东方理想化技击的身体技艺,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体验和感悟宇宙规律、自然法则的载体。其作为中国人寻道、问道、体道和悟道独特方式, 早已在由技入道、以武悟道的发展进程中将“道”视为武技、武德、武艺的纲领与灵魂。今天, 从“道”的哲学中走来的中国武术, 一直在技之道、德之道、艺之道的层层递进和相互转化中沿袭着“道”的法则, 探寻着“道”的规律, 并在技艺之理想与现实之追求、外在的对攻防技击的磨炼与内在的对宇宙规律、自然法则的理解的有效统一中承载着“以小技而观大道”的理想与追求。因此, 在复兴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的历史机遇中, 重新梳理并找回中国武术及其文化内涵中所蕴含和彰显的“道之精神”和“道之理念”, 不仅成为人们探寻中国武术技术、武术文化核心要义的重要窗口, 还将成为当代人打开和了解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不可或缺的金钥匙。

　　参考文献
　　[1]陈望衡.美在境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440.
　　[2]陈正雷.陈式太极拳全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9:39.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392.
　　[4]范明华.论“道”在中国美学思想中的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9, 62 (3) :291-296.
　　[5]郭璞, 注.尔雅[M].王世伟, 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79.
　　[6]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330.
　　[7]高亨.老子正诂[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8:8.
　　[8]金岳霖.论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16.
　　[9]金勋主.道与东方文化东亚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3.
　　[10]刘亚谏.中国画道论[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2:4.
　　[11]刘玉堂, 邓丹丹.楚简《老子》道法思想刍议[J].湖北社会科学, 2011, (3) :187-188.
　　[12]林荫.论庄子之“道”与中国山水画意境[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103-105.
　　[13]司马迁, 撰.史记文白对照 (四) [M].中华文化讲堂, 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2020.
　　[14]乔凤杰, 陈沛菊.略论传统武术的悟道思维[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4, 20 (5) :8-11.
　　[15]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武术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7:181, 62
　　[16]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238.
　　[17]唐晋主.领导干部大讲堂·文化卷一[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8:214.
　　[18]王岗, 张道鑫.对武术套路演练中“势”的诠释[J].山东体育科技, 2014, 36 (1) :39-44.
　　[19]王岗.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67, 83, 111.
　　[20]王俊奇.明朝体育文化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5:170.
　　[21]文捷编.北大24堂国学课[M].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6:53.
　　[22]许慎, 撰.说文解字注[M].许鉉, 校订.北京:中华书局, 2013:75.
　　[23]于志钧.中国传统武术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40.
　　[24]张道鑫, 王岗.论中国武术的“意”[J].体育学刊, 2018, 25 (1) :28-33.
　　[25]张景鸿.画道之理, 画之道理[J].艺术探索, 2003, (5) :17-19.
　　[26]张岂之.先秦哲学关于“天道”与“人道’问题[N].人民日报, 2000-05-11.
　　[27]张文治.国学治要·集部·子部[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897.
　　[28]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156.
　　[29]周伟良.武术概念新论[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24 (1) :10-13.
　　[30]朱晓鹏.老子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89, 57.
　　[31]宗宏宇.书“道”自然——论道家思想对书法的本体塑造[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 21 (2) :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