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中体用思想的应用和启发

　　摘    要：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思想史中的概念，也是武术文化体系中的重要脊线。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体用观”对建构武术理论有着重要意义。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和历史研究等方法对武术与体用思想相融的基本内涵、内在机制以及方法意义进行分析与阐释。研究认为，拳势“以练周身一体的内气与劲力为体、以练攻防一体的技击战术与技巧为用”、拳理“以静为体，以动为用”和拳法以“体道、味道，进而以武入道”的体认阶序共同建构起了武术“练体”与“练用”的基本内涵；“道器不二”的道艺体用观、“已发未发”的动静体用观以及“摄用归体”的拳势体用观集中反映了武术与体用思想相融的内在机制；武术的延续过程是在一次次“体用互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身的内在超越，其对体用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不仅从思想层面印证了传统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更为重要的是为自身在整个传统文化延续与更迭过程寻找到了“因循”与“通变”的理据。

　　关键词 :     体用思想;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宋明理学;道器不二;已发未发;摄用归体;

　　Abstract：　“Substance and function” is a concept in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ought histor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in Wushu culture system. As a pair of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ways of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dialectical view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ushu theor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interprets the basic connotation, internal mechanis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Wushu and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internal breath and strength of body is substance, the tactic and skill of comparing with others is function” in boxing potential, “taking static as the substance and movement as the function” in Wushu theory, as well as experiencing Dao, embodiment of Dao, and entering to the Dao through the exercise methods, which form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raining for core” and “training for use” in Wushu. The concept of “substance Taoism and appliance function”, the thought of “before or when the acting is aroused” and the concept of “put the function return to the substance”, they reflec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Wushu and “substance and function”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has realized its own internal transcendence in the process of “mutual change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because of the absorption and reference to the thought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he ideological level confirms the blending of traditional Wushu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 also finds the basic for “following” and “changing” in the whole traditional culture background.

　　Keyword：　substance and function; Wushu cul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substance of Taoism and function of appliance; before or when the acting are aroused; put the function return to the substance;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范畴，“概括了华夏民族思考宇宙存在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蕴含了丰富的解释力与衍生性，在古人言说宇宙生成、形上本体、认知方式以及道德人性、政治伦理、历史文化等问题时，随处可见”[1]。“体用”通过概念和思想的形式融入武术体系，丰富武术理论，进而引导武术的发展，其对武术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同时，武术本身的特殊性也为哲学体用思想提供了技理上“在在皆是”的文化参照，以小见大，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发展运动变化规律的重要方面。就历史脉络而言，“体用”由一般概念上升至哲学范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发展过程。学界一般认为，其萌芽于先秦，成熟于魏晋，从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及至宋明理学，国人均裁之以“体用”。

　　当前，已有学者对武术“体用”展开了相关研究。如张震[2,3]从“技道并建”“身体素养”“功夫论”等视角对武术“体用一如”的哲学意蕴进行了现代性的阐发，再如《武术“型、法合一”的当代意义审视》[4]《返本与开新：中国武术原典诠释基本问题论绎》[5]《起点即终点：中国武术发展的知识向度》[6]《武术内外家之争：焦点、论点及其分水岭》[7]《论“武德”与“武礼”体用观的当代价值及实践》[8]等讨论了武术体和用的辩证关系，肯定了武术“体用一源”进而“显微无间”的实践体系，彰明了身体主体由“由技进道”这一功夫论及至本体论的重要作用，但在蔚为大观的武术文化研究中，大多停留在武术“体用兼备”的宏观表述，学界缺少围绕武术“体用”文化的微观畛域进行话语体系的内涵探究，尚需对“体用”一词进行概念、内涵维度的梳理，挖掘武术的文化内涵，对体与用、身与道如何通过身体主体达到“体用不二”这一元问题进行分析和理论阐释。本文拟从“体用”视角切入，藉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对武术“体用”思想的探讨。

　　1、 “体用”的历史范畴及武术“体用”的基本内涵

　　1.1、 “体用”的历史范畴

　　“体与用”在古文献中最初是以单一概念出现的，并未上升到哲学范畴的高度。体字，古体为“躰”“骵”“軆”“体”。“体”为通行字，体之本义为人身之骨。《说文解字》释曰：“体，总十二属也，从骨，豊声。”[9]用字，《说文解字》：“可施行也，从卜，从中。”[9]张立文[10]认为，“使‘体用’真正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当推魏晋玄学。玄学家王弼借注《老子》构筑了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逻辑结构，是对老子学说的发展。”王弼说“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11]即万物虽珍贵，但以无为本体，不能离开无以为用，这一论说从谈一物的体用关系发展到讲整个宇宙的体用关系，开创了以体用论玄学的范式。及至宋代，理学兴起，体用学说日臻趋于成熟。北宋程颐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2]，为理学本体论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南宋朱熹在此基础上，从实体与功用、本体与现象、心性、动静等方面对体用关系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较多地展现了体用范畴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如朱熹所言“如这身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处便是用。如这手是体，指之运动提掇处便是用。”（《朱子语类》卷六）明末清初，中国哲学体用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夫手足，体也；持行，用也。浅而言之，可云但言手足而未有持行之用，其可云方在持行，手足遂名为用而不名为体乎？”（《读四书大全说》卷一）这里的“体与用”指代的是具体事物的物质实体及其作用、功用。近代以来，“体用二字，从来学人用得很泛滥”[13]，熊十力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构建起了新的“体用”哲学和思想体系。他说“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其晚年所着《体用论》对近代以来的“体用观”做了一个回溯式的批判与终结。至此，哲学“体用”范畴在传统框架内发展至顶点。

　　何谓体用？就哲学思维而言，“体”有本体、本质、实体等含义。在西方思想中，所谓“本体”（即本质），是指万事万物的“底子”，即宇宙的原材料，重在“质料”，“体”蕴意根源、根据与不变；“用”有表现、作用、功用等含义。在中国思想中，“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重视事物外在功能、作用和事物的运动形式，从而引出功能原则的倾向”，即“从功能的角度了解其本质”[14]。就方法论层面而言，体用关系作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关系，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实践，并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尤其在宋明理学的思想架构下，“不提体用难以言理”，为此，这一特定的具有整体性、多义性的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被引入到武术理论体系当中并成为指导武术实践的方法论基础，堪称“哲拳”“理学拳”的太极拳术就是太极哲理与拳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值得指出的是，北宋周敦颐运用“体用”结构完成儒学从经学到理学的转变，尤以其巨着《太极图说》为甚，周子通过“无极而太极”“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思考，在《太极图说》中明言：阴阳五行万物皆出于太极，太极与阴阳五行万物构成的是“体与用”上的逻辑关系。又言，“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表明阴阳、五行都是气。“无极而太极”的本质、实体都是气，阴阳、五行则是气之性质与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与天地万物都是气化生的结果。即是说，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正是受太极哲理和太极图的影响，清王宗岳作《太极拳论》，以阴阳解释拳理，开篇即言：“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虽变化万端，而理唯一贯。”这也是太极拳命名的最早文献记载。可见，王宗岳所撰《太极拳论》深受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影响，确立了太极拳借鉴、吸收宋明理学“体用”结构以此阐释拳理的方法论意义。

　　1.2、 武术“体用”的基本内涵

　　就目前可见的武术文献和拳理拳法着述而言，体用范畴被引入到历代拳家的知识体系中，绝非偶然现象或纯粹的个人创新，而是有着深厚的民间传承和基础，并体现在武术哲理思想的方方面面。清末民初期，武术与“体用”相联，形成了“拳家体用说”。如形意拳家刘奇兰先生曾言，“拳术之道，体用莫分。”“着其质也，劲其气也。着其体也，劲其用也。气质兼修，体用兼备，而后可以言拳。”（杨敞）拳家经以身体“体认”的功夫路径进行拳理拳法阐释，形成了一套方法独特的思维体系，这是武术思想中的一个独特的闪光点，也是武术区别其他武技形式的重要标识。

　　在武术学术研究中，不提“体用”难以曲尽拳理，在高被引学者的学术研究中更为突出，充分印证了“体用”范畴对举、互证与推衍已经被学术界作为一种分析武术的理论工具或思维方式。然而，学界并没有对“体用”的本质内涵进行系统研究，以至于谈及“体用”时，仁智各见，观点不同，大都停留在“演练为体，对打为用”“盘架子为体，对习为用”“自习为体，临敌为用”（练为用），“养灵根不动心者为体，养灵根动心者为用”（练为修）等认知层面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用”的表述上则表现出思想的一致性。本文认为，武术之“体用”，或者哲学意义上的武术“体用”思想研究绝非仅就技术体用而言的，更应在古代思想、教育背景和作为“武术之根”的军事武艺以及立足于拳种中思考武术存在的本体意义和价值，而恰恰根植于武术内部的价值观念、思想演进的内在规律才是“体用”思想之真意。即是说，就思想逻辑而论，武术有自身的思想之本体（本体义）；就运用逻辑而言，又有它的运用之本体（发用义）。从思想基础到实践运用，“体用”作为武术文化体系的重要脊线，是武术之所以体现哲学特征和深奥智慧的例证。

　　就武术本体的意义而言，其“体用”内涵可以理解为：①武术中的“练体”与“练用”是“知己”与“知人”的功夫哲学。反映在拳势中，“练体”是练周身一体的内气与劲力，以此作为“立势”[15]之本，乃知己功夫。杨澄甫《太极拳说十要》指出“意之所至，气即至焉……则得其内劲”[16]。陈长兴认为“夫太极拳者，千变万化，无往非劲，势虽不侔，而劲归于一”[17]。如太极拳的“八门五步”、形意拳的“五拳”等，就是练“以意领气，以气运身”的各种劲力劲法。“练用”是练攻防一体的技击战术与技巧，拳论曰“变无定势，而实不失势”，亦所谓“把势”[18]，为知人功夫。正如有学者所言：“传统武术的价值之用体现在与人相较的技击上，此‘用’无疑是最根本的。”[19]在传统武术训练中，“练”与“用”在工具意义上是“体用”一体的，其内涵体现在劲力为体/攻守为用，其中，技是基础与原则，击是目的与运用。言其体时，势含攻防之意；言其用时，内劲贯于着中。即武术常言的“体用兼备”“体用合一”。②就微观层面而言，宋明以前，拳家对于武术本体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形而下的肢体文化与技法层面，宋明之后，研究重点则由此转向了形而上的“气”与劲力等层面。受宋明理学（两宋元明至清代前期，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的理学）体用思辨的影响，传统武学被赋予载道传统和价值理性，吸收传统哲学“以静为体，以动为用”动静观的形上意蕴，推衍至套路和实战对抗中，即临敌时身心松静（寂/未发）为体，攻防时之变化（动/已发）为用的“体用”思想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明清“内家拳法”大都主敬主静，依然没有脱离宋明理学修身功夫的思想范畴，宋明理学中的“道器”“理气”“动静”等范畴榫卯到传统武术及拳经古谱之中就是明证。③就哲学方法论层面而言，中国古代向来有以“体认”的方式以至“天道”（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倾向，其目的在于摆脱概念体系对人之心性的限制和束缚。在实践层面上，“体认”更多地与价值理想、心性功夫的实现过程相联系。在武术功夫论域中，体认武学之“道”是历代拳家及研习者“向内觅理”的实践方式，也是超越“技”“艺”“器”形而下规定的不二选择。因此，武学中的“体”还有体认、体会、体悟等内涵。即在“体道、味道，进而以武入道”的拳法体认阶序中，经由身体（主体）“体认”这一功夫路径，营构出 “练体”与“练用”的深层内蕴。

　　2、 武术与体用思想相融的内在机制

　　2.1、 “道器不二”的道艺体用观

　　程颐提出了理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并将“体用”展开为“至微者理也，至着者象也”的理象一体之结构，并运用在“理气”“道器”“动静”等范畴之中。“理”指宇宙万物的根据，落实到武术动作中的“理”就是“气”[20]，所以武术动作中理气不分。这种“体用观”为武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依据。就求气理的途径而言，八卦掌有“理气为体，身体手足变化为用”[20]，太极拳从身体动作开合动静相交处的一气之流行中求理，“气以直养而无害，劲以曲蓄而有余”的拳理要言便是其例证之一。武术正是通过对拳气理的追求，体悟天地宇宙运行之理气，达到以武入道[21]。明清以降各武术流派倾向于将武术与“道”相结合，并通过“体认”的方式达到“身以体道”“以武入道”的理想，而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思想根源即是宋明理学的“体用观”。

　　中国传统哲学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被理解为宇宙万物存在的形上根据，“器”则被理解为得以承载“道”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道”在逻辑上先于、高于、超越于“器”，是器之为器的所以然和当然之则，但实际上两者并不分离，是“道在器中”“道器不二”的。即同样一个事物，就形而上而言是“道”，就形而下而言则是“器”。那么，如何进乎“道”，如何达于“道”呢？可通过对“形而下”之“器”的学习和探究，体认“道”之全体大用，这便是宋明理学一脉相承的思想学说——“格物致知”。由此可见，宋明理学所关注的已不再是宇宙如何生成演化的问题，而直接指向了处在生活世界中的人以及人文社会的价值本源和原则问题。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范畴，在中国哲学视域里，“技”“艺”“器”统一于“道”。就“道”的视角而言，三者从形式上又是相通的。武术的追求境界是“技进乎道”“由技进道”“道通为一”，这一点明确了习武者不是仅凭释读拳经、拳谱、剑诀就能掌握武术技艺的，更不是穷究文本阐释是否准确得来的，而是要在师授（教师的口传身授）基础上通过自身“体认”（体感→体知→体悟）和“实修”（正身→练气→修心）的默化训练方式，才可进乎“道”、达于“道”，进而“以武入哲”的生命体认[22]。正如《剑经》所云:“凡此意味，体认得真”[23]武术的技击动作由“一招一式”组成，“一击一刺”中有技击之实，“高、低、纵、横、进、退、反、侧”中蕴涵着技击之法。身体既是指向技击的对象，又是表现技击意向的实践场。如在形意拳的练习中习武者要身体体认“形断意连”“一气呵成”的技术特点，在少林拳的演练中要身体体认“滚出滚入”“周身一体”的劲力风格，习武者内在的心神意气和外在的技击动作汇融一体，达到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的统一，表现武术所独有的内外合一、形神一体、体用一道的整体观。

　　武术秉持了传统哲学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在此观念影响下，武术的技术创造强调象形取意和道法自然。就哲学思维而言，天人合一思维的本质就是天与人、体与用的合一不二，体用不二而有分，虽分而仍不二，体用一源无间是也。因此，体用范畴奠定了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在武学领域中应用的基础。在长拳的习练中，如形容演练节奏的“十二型”：“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站如松”“立如鸡”“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铁”“快如风”“缓如鹰”，此十二种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矛盾变化的“借意修拳”表达方式不仅蕴含了武术套路独特的审美观念，也体现了作为身体技艺与情感意志的主体对自然、对天道、对自我的审美追求。“武术套路的形成既是‘人化自然’的结果，同时又是将攻防搏斗技术的生命力对象化的结果”[24]。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言，“物我本属一体，内外原无隔判”就是此意。因此说，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体用一源的实践观以及主客同构的审美观是武术本体对哲学体用思想借鉴、吸收的一个显着特征。

　　2.2 、“已发未发”的动静体用观

　　“已发”与“未发”构成一体两面功夫论。朱熹在阐述“心之体用”时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寂然者感之体。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动静亦如此。”（《周易本义·系辞上》）陈来[25]认为，“朱熹从这种心性论出发，把人的功夫修养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未发’状态的主敬涵养，一种是‘已发’状态的格物致知”。即是说，未发的寂然不动（静）是体，已发的感而遂通（动）为用。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关于“已发未发”的修身功夫论源自对《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进一步哲学阐释，它与武术“体用论”意义上的“动静”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实际上，除了“临敌”“攻防”时的技击行为这一表面区别之外，二者在一体（心体）两面（主敬涵养与格物致知）上的哲学含义则是相互贯通的。尤为重要的是，传统哲学经典文本中关于“已发未发”的哲学阐释为武术拳理“静体动用”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晚清武举人宝鼎在《形意拳谱》中总结道：“动静，静为本体，动为作用。若言其静，未漏其机，若言其动，未见其迹。动静是将发未发之间，谓之为动静也。”[26]又如清末许国本在《浑元剑法内外篇原序》中所言：“繄夫浑合之极，元始为尊；浑合为旨，为内为静，为体为中；元始之玄，为外为动，为用为首。……涵养之以静以蕴其继，灵妙之以动以畅其用。”[23]在《拳意述真》中孙禄堂先生也有类似表述：“拳术至练虚合道，是将真意化到至虚至无之境。不动之时，内心寂然，空虚无一动其心。至于忽然有不测之事，虽不见不闻，而能觉而避之。”[27]可见，“已发未发”“静体动用”反映在武术拳势攻防变化中，实为一种“临敌”时的“寂然不动”和一触即发的“感而遂通”，体认“势已蓄而劲未发”的临界状态与精神激发之“用”需要拆招、喂招、散手、实战等实践环节的牵引，仅围绕“己身”的技术构建难以达到功夫的上乘境界（王芗斋先生认为，以自身触觉之本能发力取胜，谓之上乘），直觉上也不具有“实际效用上的检验性”[28]。清代武式太极拳名家武禹襄在《太极拳解》的实战总结中指出：“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以己依人，务要知己，乃能随转随接；以己粘人，必须知人，乃能不后不先。”[17]即掌握“沾粘连随”的综合感知能力是在“量”的积累与规则的训练基础上获得的，是直觉而不是思维，是敏感而不是分析，往往要靠日积月累的反复练习和不断体验眼、手、身、步、力等感知以及其与精神（神经支配）之间的协调程度，习武者方可在彼方“旧力略过，新力未发”的临界点发动进攻，方能围绕己方“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呈现“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的运使之从容。所谓的“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以柔制刚”都是身体与精神在高度专注下练就的综合感知与反应。反应与反击是两种不同的敏感反射“意向弧”，形意拳家李仲轩用近乎生活化的肢体语言概括为：“惊脖领子是反应，惊尾椎子是反击，反应和反击在一起的法子，就是惊尾椎子。脖领子惊了，还得准备动作，尾椎子惊了，自然就有动作发生。”[29]武术常言“上一次战场可抵十年功夫”就是这个道理。

　　就“攻防之道”的视角而言，“已发”“未发”临界点的功夫本身蕴含着“尽己所长”与“尽己而守”的双重审视。就“临敌”精神状态而言，静为本体，并非身体的不动与思维的枯寂，而是身与心被调动的最活跃的时刻，表现出注意力的集中和精神的专注，是一种本体感知下的训练方法，如形意拳三体式“三尖相对”的“静”不仅要体会呼吸与周身的联系，更蕴涵着意念引导下全身上下、左右、前后协同攻防的意义，拳谚曰“以言其体，则无力不具，以言其用，则有感即应”即是此意。如意拳站桩的基本法则就是“以意念诱导，在静止不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认真体会‘不动之动’的微动，再由微动中去体会欲动又止、欲止又动的精神状态。”[30]“有感而应之”是功夫体用的上乘境界，前提要通过长期的功夫“实修”，才有可能实现各种具体的应用。这里的“功夫”，既包含“格拳”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又突出“功夫”所至的功力与素养。如在太极拳的习练中，初学者先要注意行功走架的正确性、规范性以及劲力的适当性，即由“着”升华为“劲”的过程，接下来的推手便是体认“沾粘连随”核心技法，感受对方劲力之变化，乃周身皮肤感觉之“听”，亦为“听劲”功夫，在推手练习中“息心体认，随人所动，随曲就伸，不丢不顶，勿自伸缩”，意在领悟“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的攻守转换。习武者只有对开合、屈伸、动静、虚实等有了切身“体认”之后，才能在围绕“己身”的技术参悟中体认“静中养”的明道存心——“练为修”的升华，在围绕“彼身”的技术创造中开显出“动中求”的功夫境界——“练为用”的构建。

　　程式化的套路演练突出武术本体的形态特征，运动中产生的主客体交感营构的是一种视觉意义上的技击意象和审美意境。意境作为一种主客体有机统一的情景交融，于内在“练意”能洞悉一切攻防关系的实力基础上，以一种客观事物的存在抒写与表达主观意识的感受[21]。套路演练中的内静与外动、内动而外静就是如此。内静指心神意气的含蓄和沉稳不形于外。外动意指手、眼、身、步皆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内动而外静，指内在气血的充盈流畅、心神意气的协调与灵敏，从而构成一种心理沉稳、庄重的内在素质。而外静则指身姿暂时处于相对安静的稳定状态，如套路运动中的定势，就是一种运动中出现的相对稳定静止的身体状态上的意念集中与精神专注。因此，不论是外动与内静，还是内动而外静，都是身体在空间中的展现以及身体体验的主体性存在。套路演练中的动静相得观本身蕴涵了“体用”关系，意以势而外显，势以意而内蕴，落脚点是在演练主体的技击之“意”的表达上，而非技击之“实”。武术之“意”实际上就是习武者所讲的“既可练，亦可发”的“体用”一体。

　　2.3、 “摄用归体”的拳势体用观

　　简单而言，“摄用归体”就是通过客观事物的外在形象或现象把握被研究对象的本体内涵。拳家在面对要观察的事物或现象时，运用“摄用归体”的意象思维，通过对自然现象和人体形象的抽象和总结，来把握自然界以及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和法则，从而进行关于技击的想象与创造。传统武术中有许多极富想象空间的拳势名称，如“苍鹰捕食（喻捉拿之精）” “饿虎扑食”“猿猴出洞”“鹞子穿林”等。这些动作既是“体”，也是“用”，体即在用之中，正所谓体用一源无间。如“苍鹰捕食”的技术形态，就是习武者将自己想象成一只搏击于长空的雄鹰，目光随势而环顾，这时是相对的“缓势”，当其发现猎物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场”扑向猎物，将其捕获后紧接着扶摇直上，整套动作行如流水，一气呵成。就哲学意蕴上说，习武者演练时的“形态”“拳架”“拳势”为“体”，而“比拟”扑向猎物的技击动作和意象（在“我”的意识之内的物像）为“用”，参照的对象是物而非人，攻防技击之“拿”隐喻为“苍鹰捕食”之势，这种“托物喻理”的手法既体现了传统哲学的意象思维，又将武术极具理性和内隐的技击方法蕴含其中。“显是于用中见体，藏是于体中见用”，习武者通过身体与情境的完美交融，融合了感情、感动与感觉等认知，其实质在于摄用归体，契入心性本体，真正使拳势技击之实浸润于形上意境之中。。可见，用“比拟与借用”的手法命名动作的意义，其目的是使习练者加深对动作技击含义的理解，进而启发思维和升华意境。李永明[31]认为，“追求意境不仅是传统武术动作艺术命名的初衷，也是更高的追求目标”。

　　在“拳经”“拳论”以及拳势的文本阐释中，一种有趣的技术表达方式，亦可看作是武术“体用”的例证，如“古有闪、进、打、顾之法：何为闪？何为进？进即闪，闪即进，不必远求!何为打？何为顾？顾即打，打即顾，发手便是！”这是清代太极拳名家陈长兴在其所着拳论《用武要言》中对“闪”“进”“打”“顾”四法所做的解释。再如器械中的运用之法“枪似游龙、剑如凤舞、棍打一片、刀如猛虎”“单刀看手、双刀看走”等，这种通过对存在多元状态的形象化描述来界定概念的特殊表述方式，就是传统哲学“摄用归体”意象思维特征在武术中的具体体现。就内家三拳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的创拳思想和攻防技术体系而言，具体的拳势在“体”的规定与“用”的变通上，也反映了“体用一源”的辩证关系。

　　3 、武术“体用”的方法意义

　　当前，传统武术脱离实战（体现在实战格斗与自由攻防两方面，预设性的攻防训练除外）落后于其他武技形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之间的对抗也对武术的技击性或能不能“打”的问题提出了质疑。竞技武术在发展趋向上也出现了偏颇，在“体用兼备”“打练对举”方面更是一筹莫展。在这一背景下，呈现武术“体用”的价值内涵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1 、“体用”对武术概念的融摄

　　概念是人们认识武术、进行逻辑思考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通过梳理概念可知，武术有关“体用”的概念性表述始于民国。1932年，《国民体育实施方案》首开武术概念的先河，并将其表述为：“国术原我国民族固有之身体活动方案，一方面可以供给自卫技能，一方面可以锻炼体格之工具”。1943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宣言》将武术“体用”的内涵阐述为：“所谓民族体育者，即我国固有之武术也！源远流长，体用兼备，不独在运动工具相当之价值，且对于自卫有显着之功效”。此外，在1992年《中华武术》杂志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和2000年全国传统武术座谈会上也都将武术视为“体用兼备”，理、法、势齐全的有机整体。

　　“体用兼备”“体用合一”是武术本体对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当今，在传统武术训练普遍脱离实战的大背景下，呈现武术“体用”的价值内涵对其基础理论研究、文化传承与发展方向的框定是十分必要的。依照“属加种差”和“内涵—外延”的概念界定模式，本文认为，武术是在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以具有攻防含义的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以及围绕在两者之间的功法练习为运动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概念所表述的基本逻辑是：①武术有着自身独特的拳理学说，它的博、大、精、深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缩影；②概念中，以具有攻防含义的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是对武术内涵的规定，正所谓武术有“体”（单势、套路等）有“用”（散手、实战等），以“体用”为本。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武术又增加了健身之用、展演之用、教育之用、艺术之用等，但其本质属性还是技击之用；③集套路、格斗以及围绕在两者之间的功法练习于一体（即“功”“套”“用”的多元集合）是对传统拳种这一运动形式的限定；④概念中，民族传统体育是武术的属概念，反之，武术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种概念。

　　从“体用”的视角对武术概念进行梳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探讨武术的内容与形式发展变化的客观事实，探讨武术的词源词义及其历史发展的动因；另一方面，要对当前的武术加以明确的概念界定，描绘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武术概念之间的有序过渡及其价值内涵。在武术基础理论研究中，既不能搞“唯技击论”，更不能“唯套路是瞻”，将武术“能不能打或者到底有多能打”放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历史形态和生活经验中并对其进行认识和把握，当今时代的传统武术缺乏技击实战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实。

　　3.2 、“体用及其关系”对武术发展的启示

　　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武术也是如此。就发展的向度而言，武术的延续过程正是在一次次“体用互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身的内在超越。其历史性发展过程（体）与不同形式在时代中的运用（用）随着环境的改变、社会的变革以及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从浅层次“用”的变化到浅层次“体”的变化，从深层次“用”的变化再到深层次“体”的变化，由“用”的变化促成“体”的变化，新“体”发生新“用”，新“用”又反过来促进“体”的变化，印证了武术“体”与“用”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军事战争是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冷兵器战争衰退乃至消失倒逼武术退出战争的形式而走向民间，武术开始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并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演进[32]。基于此，奠定了未来传统武术由拳术至拳理规范的发展格局，武术技艺得以丰富，社会功能得以凸显，然功能指向与统摄其内在逻辑的本质属性即攻防技击的“体用观”则是一源的。

　　就技术发展的形态特征而言，历代拳家非常重视武术“体用合一”的功能，他们通过对武术“一招一式”的研习，以提高其攻防技击能力为根本，最终满足实战格斗的需要。尤其明代军事将领如戚继光、何良臣、俞大猷等都极力反对“花法”武艺（亦称“套子”武艺），提倡“练艺”与“练胆”的相互为用。如果说“兵家视武术为工具，那么民间则视武术为人生”。明清各传统武术拳种流派均强调武术“体用兼备”的技术特征，在传承过程中突出“打练合一”，并将“练拳不知体中用，枉费功夫终无成”“若言体用何为准，意气君来骨肉臣”奉为圭臬。查阅《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的相关文献可知，武术在民国时期是注重实战技击的，这是学界的共识。也就是说，近代以前武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技击。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中期，武术“技击”被完全否弃，并被定义为“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组成的民族体育形式”。在“破旧立新”的思想影响下，武术被框定体育的范畴内，而不敢言“体用”（技击），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扣错第一粒扣子”[33]的思想定位游离于武术的文化意蕴之外，也使得传统拳种的拳理技术发生了异变，以至于现代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更多的是基于体育竞技的考虑，学校武术中的技术教学则沿袭了竞技武术套路的专项训练模式，而与体用的“因循”（打练并进、因敌成体）渐行渐远。

　　新时代武术应沿着体用兼备、攻防一体的方向创新与发展，不能因健身养生、艺术审美、套路演练（竞技）等多元功能价值的凸显而“有用而无体”，这是武术有别于其他武技形式的特色，也是其存在的本质规定。尽管传统武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必须扬弃的成分，但单向度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武术更应该重拾传统，进入大众视野，只有在“打练结合”“因敌成体”的实践规定下才能助力武术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当前，正视中国武术（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技击功能弱化”这一实际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应挖掘出其技术体系中“击”（实战格斗）、“舞”（套路演练）两个方向相互促进的实践操作路径，秉持“比”武与“演”武同向同行的传播策略，回归“打练一体”的竞技传统和教育理念，以此凸显其民族“特色”，张扬其文化“个性”，完善其技术“体系”；另一方面，在武术文化认同之形塑中，在社会层面应以“用户”需求为创新动力，实现“功能性产品”或文化品牌层面上的创新供给（如“杨澄甫定型架”就曾经以其学术性、权威性发挥过文化品牌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太极拳运动的标准化传播，简化太极拳的推广、普及就是一例），满足社会不同人群的多元化需求，以保证技术传承在摆脱“后劲乏力”的轨道上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传统哲学以概念和思想的形式融入武术体系，使其实践理性价值得以彰显，体用思想的融入便是例证之一。武术“体用观”是在哲学体用思想土壤上生长出来，与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体用”既相互贯通又互有内涵。传统武术通过“拳家之手”更多地发扬了“术”即是“用”的理念，使武术的价值之“用”体现在了与人相较的训练方法、技击战术与技巧上，这种技术“体用”解释学和方法论正是传统哲学经典文本中所不具备的。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武术技击之“用”不论从功能上还是从表现形式上式微亦是不争的事实。然武术之技艺习得，体是基础，用是体的作用与表现，有体而无用，那么体的意义和价值就不能充分体现。言体以明用，这一价值取向折射了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本文认为，重视武术“体用兼备”“打练结合”的习武观就是注重武术的“体用合一”，唯此才能找回武术的主体价值和尊严。如温力先生所说：“作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对武术技术特点的研究，对其哲理的探讨，我们仍强调其技击特点。”[34]就本体意义而言，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对其自身而言是主体存在之支撑，对“他者”而言就是异于“他者”的内在根据，失体就失去其存在之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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