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的视角下中国武术价值的重定位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体制背景下形成的管制型社会，是以政府为包揽社会事务的单一管理主体，以社会资源的国家垄断性配置为体制支撑，以行政化的单位组织为运作载体，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为主要手段。“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中心高度重合的‘总体性社会’”。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转型日趋成熟、社会分化日益加深、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以及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态势变化，这种“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的整齐划一式的社会控制模式，已很难适应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和开放社会条件下生成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核心价值，其本身也因为失去了原有体制的支撑而变得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去传统化、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压力，所有这些西欧个体化的特征也在同样发生在中国的个体身上”。

　　国家认可的标准化人生、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的“崩溃”正是个体崛起的有力表现。个体的崛起，就是这样一种转型性的变革，因为“在中国，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社会范畴的事实。”

　　个体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结构，这种改变加速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在此进程中“以人为本”被作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人们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驱使下人们的生活信仰、生活习惯以及价值取向变得不再千篇一律，而是更加另类、时尚、多样化。在这种追求“不同”、“异质”；尊重“自主选择”、“张扬个性”的时尚标准下就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而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武术也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一体多元”的格局。在这种格局的笼罩下，中国武术折射出不同的当代价值，这些价值不仅充盈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更体现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外延世界。

　　2 个体化社会：中国武术的当代生活价值

　　2.1 健身养生价值

　　在总体性社会的约束下，在举国体制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极其薄弱的健身意识、极端落后的体育水平、极不发达的国民经济、极为萎缩的文化空间要求国家必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竞技体育。

　　改革开放后，个体的崛起所形成的个体化社会打破了总体性社会的局限性，解开了在举国体制束缚下竞技体育的枷锁，“为奥运争光”的理念也随之被人们淡化，因为“中国人决定把追求个人幸福列为首要目标”。

　　随着健身意识的不断增强、体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不断发达、文化空间的不断扩张，整个社会环境不断稳定、宽松，使人们有闲情、闲钱以“健身”的目的选择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对于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最为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的中国武术而言，更是受到广大人们群众的青睐。因为，“武术中许多活泼奔放的运动形式以及快速激烈的对抗性运动形式对力量、速度、灵敏、柔韧、耐力等综合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是青少年锻炼的良好运动方式。”

　　对于中国社会老龄化现象而言，武术更能体现出一股正能量。“武术中有我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和仿生学的诸多精华，如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等，注重“内外兼修”，强调意念和肢体动作的高度和谐统一，是深受人们欢迎的健身项目。”

　　总之，中国武术能够给予青少年以健康的体魄，增进其心理健康，能有效改善老龄化人群的生命质量，提高老龄化人群的生活质量。

　　2.2 娱乐休闲价值
　　
　　个体化社会未诞生之前，“休闲现象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无从产生的，一是因为闲暇时间总量相对较少，二是闲暇服务供给短缺，三是满足生理需要仍然是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因此，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撕裂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收入与闲暇基本实现同步增长，在消费领域完成了从满足生理欲望向满足物质欲望的转变以后“，随着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和自由时间的增多，人们弥补和发展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自我实现的欲望慢慢觉醒。伴随着个体的崛起，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由于闲暇时间总量的大幅度增加，人们开始追逐更多的精神需求，开始追求自我设计、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休闲需求变得极为旺盛，同时，人们开始注重休闲消费，参与休闲和旅游的人急剧增多。可以说闲暇的多少抑或是休闲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尺度。

　　于光远教授曾在一次讲学中提到：“玩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

　　在社会不断个体化，个体不断原子化的时代下玩什么，怎么玩？成为了当下的重大话题。然而，在这种个体需要和社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以“玩”、“休闲”、“娱乐”为主体的消费产品层出不穷。同时，以武术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武术旅游景点、武术表演等便应运而生。电影类型中的武侠片、动作片、功夫片甚至是好莱坞的一些经典电影都借用了武术的元素来丰盈电影或电视剧的内容，也正是武术赋予了它们更多的吸引力。这些以武术为元素的“生物”在很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当代个人的精神娱乐和生活休闲的需求。因为，人们通过自主选择观看武术电影、电视剧、游玩武术旅游景点、观看武术比赛来达到愉悦心情、消磨时间的目的。在刺激消费的理念下，在武术“生物”的陪伴下人们不仅玩得很自在，而且玩得有质量。

　　3 个体化社会：中国武术的当代经济价值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可以理解为市场体系逐步发育，市场秩序逐步确立并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渗透和扩张的过程。由于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迁，总体性社会中单位体制的社会管理功能逐步趋于弱化，而“体制外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也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溢出了单位体制的控制”。

　　私营经济的崛起，个体户的出现，以及从“我们”、“我们单位”、“我们家”到“我”、“我单位”、“我家”这种语言表述的转变更是个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逐步崛起的有力体现。在由总体性社会的计划经济向个体化社会的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民营经济、私营经济逐渐在市场的宏观调控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种理性、宽松、平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催生下武术同样也做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应运而生。“武术产业属于体育产业的下位概念，是体育产业的一部分，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兴的产业，是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武术需求而使武术产品进入生产、消费和服务的产业门类”。

　　早在 1985 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的统计报告》中，武术产业被正式列入了第三产业，为全面开发武术产业市场指明了道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革进程中，中国武术已经形成抑或正在形成各种各样的产业化市场。

　　1988 年原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武术院院长徐才先生在全国体委主任座谈会上提出了“开发武术资源，以武养武”的观点，顿时间全国各地以个体为法人的武术馆校的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1990 年 4月国家体委又下发了《关于中国武术协会实体化的通知》，允许武术协会进行经济开发、搞经济实体。一时间以武术为主体的产业开发可谓是旗开得胜，在整个中国市场经济中取得了一席之地。1994 年，中国武术协会推出了中华武术散打擂台争霸赛，这种赛制的问世对武术人才市场，包括高水平运动员、民间武术家以及武术经纪人市场开拓了一片新天地。“1998 年召开的全国武术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武术经济’的概念，并提出了武术经济开发的总体思路和组建武术集团公司的设想，成立了中国武术协会下的经济开发委员会，这一专门职能管理部门的建立，既表明了国家武术高层对武术经济价值开发的重视和认识的提高，也大大加快了武术步入市场化运作的步伐”。

　　1999 年 12 月，在河北省保定举行的首届“全国武术对练精英大奖赛”上，首次将赛场搬上舞台，运动员根据个人喜好以及个人对武术的理解在服装、器械、音乐、起收势上等进行了艺术包装，打破了以往传统比赛模式。这种艺术模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武术用品产业市场、武术表演市场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目前，日渐成熟的武术创意影视产业、武术创意表演产业、武术创意竞赛产业、武术创意旅游产业对个体化社会大众消费的需求提供了一定的市场保障并对武术本身实现了其外在的经济价值。虽然武术产业在个体化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以武术为主体的一系列的产业开发仍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4 个体化社会：中国武术的当代文化教化价值
　　
　　4.1 文化冲突中的文化自信

　　个体化社会的到来，是导致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一部分人在选择价值观、文化观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对异域文化的好奇，西方文化成为他们选择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普遍认为穿着牛仔裤听着摇滚乐在肯德基里面吃着炸鸡才是他们另类、时尚的表现，也许只有这样他们的个性才得以张扬、身份才得以区分、举动才得以受到关注。

　　诚然，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的空间生存就必然有冲突，因为“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但我们在选择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一味地崇洋媚外，对于异域文化我们不能是单纯的“物理嫁接”，而必须是有机的“化学反应”。中西文化就像是火锅店里的鸳鸯锅，一味是三鲜味，一味是麻辣味。

　　如果三鲜味是你的最爱，偶尔可以尝几口麻辣味的，但要知道麻辣不是你的“主食”，如果你一直吃麻辣味的，最后只能导致你的胃不舒服。穿牛仔裤、听摇滚乐、吃肯德基只是一种表象，背后却是中西文化的碰撞。面对这种无声的侵袭，我们必须在大浪淘沙中抓住自己本民族的主流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文化自信。因为，“在文化多元竞争的时代，面对文化争夺和文化流失，对民族文化建立和恢复自信就显得尤为重要。”

　　更何况“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而作为中国文化一份子的中国武术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展示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不懈的精神追求 。其“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强的文化生命力，它从基本理论到技术体用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主导精神。”显然，中国武术在个体化时代下的文化冲突中对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作用自然是当仁不让。

　　4.2 极端个人主义下的教化功能

　　阎云翔曾指出：“由于国家对社会自组织和自治社会的敌意，日渐崛起的个体已显示出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和他人个体权利的趋势，具有成为我称之为‘无功德个人’的风险。日渐崛起的个体大多受限于私人生活领域，而自我主义则盛行于无功德的个人间的交往之中”。若掩卷凝思，我们会得到一个警示：“个体化不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它自身潜伏着‘危机’”。

　　这种危机就是传统的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基础之上的社会联结纽带被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无情地割断，传统的社会成员对小共同体的归属转变成孤零零的个体独自面对一个陌生、冷淡、令人极其不安的世界。其实这种深刻的危机，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任危机。在一个高流动性和高度开放的社会，大多数社会互动都发生在没有任何特殊纽带的互不相关的个体之间。社会的碎片化加剧了个体的原子化，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原子式个体，在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驱使下，也极易无视社会规范，放纵个人行为，不断加剧社会失范现象。因为，随着个体化现象的推进，自我意识的增强，不乏有些人会对“以自我为中心”以及“自我主义”的理解有失偏颇，这样就会造成他们对集体或他人的利益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毕竟“个人信任来源于长期与同一群人的互动中，因此它建立在低流动性和范围狭窄的社会互动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道德标准是由双方的社会距离决定的，陌生人被看作是潜在的敌人因而不值得信赖”。

　　再加上当今社会虚拟网络给人们带来的虚拟空间，致使实际的面对面的交往变得不可把握，人们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网络让大家在虚拟世界里“如手如足”、“范张鸡黍”，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形同陌路、相互冷落。因此“小悦悦事件”的发生也就变得理所当然，“毒奶粉事件”的出现也就显得顺理成章。面对个体化社会中出现的道德沦丧、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丑恶现象，整个社会就急需要一种载体来传达正能量。

　　然而王岗教授曾指出：“中国武术：一种追求教化的文化，其教化的根本追求也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文化，在以技术为载体的教育过程中，始终高扬着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历来对武术参与者的‘成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以使参与者‘成人’为目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长河史，流淌着的就是‘仁’、‘礼’的教化之水，从而哺育着世代炎黄子孙而成就其礼仪之邦。受其文化侵染的中国武术也同样如此。它不仅是一门简单的技艺，更是一种教化。它重在对人、对生命、对自然宇宙的理解与体悟，重在对人心灵德性、人格身躯的涵养与化通。”

　　而且，“武术具有典型的东方传统文化，注重内心世界的深化，在人格塑造中也偏重于人格的修养，武术中的这些文化思想对塑造人格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在个体化社会背景下中国武术对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心他人、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相互信任的作用就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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