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的时代意义与发展问题(2)

　　三、品格与追求：以王国维“古雅”说为典范。
　　
　　大略而言，近代美学话语作为感性-体验之学，除了让人们偶尔窥视到天才才可以发明的优美和崇高，或者如同浪漫史学家才能体会到的存在历史主义主体对历史事件的感受之外，注定了市民大众在凡庸时刻的匮乏和无力。在传统美学框架和精神科学范围内，集体主体在宏大的历史机遇时刻才能体会的优美与崇高，在日益世俗化、个体化乃至原子化的市民那里是无法获得实现的。所以说，现代以来传统美学和其后文艺科学的意义、用法及其问题，一直是先进学人深刻体会而又不容易在一时间充分解决的。可以说，西来美学内在裂隙在现代中国美学发生之始即已有所察觉和领悟，相关问题或症候及其想象性解决在最初一代的美学思想者多少都有所面对。这里仅以王国维及其《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试作分析。
　　
　　王国维明确指出设立古雅范畴的现实和必要“: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是之定论也。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决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虽然仍格制于西来美学体系、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在“第一形式之美”与“第二形式之美”之间辨析再三，王国维到底突破康德美学而着眼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具体生活内容，提炼出契合中国文艺的思想范畴。他认为，与“优美”和“宏壮”属于“先天的”“亦普遍的、必然的”判断且必须在美学“预想一公共之感官者”不同，“古雅之但存在于艺术而不存在于自然”,虽然古雅为“后天的、经验的”亦且“特别的”“偶然的”判断，但“古雅之原质，为优美及宏壮中不可缺之原质，且得离优美宏壮而有独立之价值，则固一不可诬之事实也。”并且重要的是，“古雅之性质既不存于自然，而其判断亦但由于经验，于是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则虽无艺术上之天才者，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而其观艺术也，虽不能喻其优美及宏壮之部分，犹能喻其古雅之部分”.
　　
　　因此，“古雅”虽逊于优美宏壮，但仍有独到价值“:优美之形式使人心平和；古雅之形式使人心休息，故亦可谓之低度之优美；宏壮之形式常以不可抵抗之势力唤起人钦仰之情，古雅之形式则以不习于世俗之耳目故，而唤起一种之惊讶，惊讶者，钦仰之情之初步，故虽谓古雅为低度之宏壮亦无不可也。故古雅之位置，可谓在优美与宏壮之间，而兼有此二者之性质也。至论其实践方面，则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而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虽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创造优美及宏壮之物者，亦得由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又虽不能喻优美及宏壮之价值者，亦得于优美、宏壮中之古雅之原质，或于古雅之制作物中得其直接之慰藉，故古雅之价值，自美学上观之，诚不能及优美及宏壮，然自其教育众庶之效言之，则虽谓其范围较大，成效较着可也。”也就是说，“古雅”的价值正在于其美育普及的可能，所谓“津梁”者也。这篇论文作为王国维对康德美学创造性修正的产物，其价值正在于创新范畴，而试图运用于可能的民族国家之群体性美感沟通和美育实施工程之中。
　　
　　正如有学者指出“:康德美学为人诟病之处，正在于它专注于人类知性的一般规律，却缺乏关照具体文艺经验的能力。王国维虽然以康德为师，却不愿陷身此困境之中，由此提出‘古雅’范畴”,“古雅说的最大价值，是在艺术形式的整体中区分出先天与经验或者说本质与历史两个维度，从而将西方美学中固有的形式与精神的难题引入中国美学。”（12）应该说，格于西学框架，王国维的“古雅”美学似乎并不能完全自圆其说。尤其是他试图以构造出的“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的说法，而将“古雅”强行楔入与优美、宏壮并列而又稍逊的体系架构中的时候。此间体现出的内在矛盾，适足表现出其对所谓“可爱”与“可信”之间裂隙的体味，以及试图突破古典美学“可爱玩而不可利用”之王国而面对本土文化和现代民主的努力。
　　
　　这样回头来看，《古雅》一文其实是近世思想者突破美学抽象，关照文化具体，力图沟通哲学知性与文艺经验，杀出近世思想困境而在内涵上标举“文艺美学”思路的一篇力作，是近世中国人文进思问学的重要典范。通过接引中国传统文艺活动的文学、绘画、雕刻、书法的具体实践和体验，“古雅”说开启了中国近世学人突围西方理念之阵，而转进到与现实生活相沟通而联系的“文艺美学”世界的努力。在这里，或许可以看作为人文进思之路的“文艺美学”,其思想品格和创造性正在于：勇于思想通串、积极应对现实、企望人文化育。
　　
　　所谓思想通串，就是勇于突破单一思想体系的结构，而寻找基于具体和现实的转圜，甚至为了这种具体性和现实性而牺牲玄思的体系性，而将思想在通串关联的过程中问题化。即如学人熟知的王国维，其美学研究在当时处于前沿，有勇气顺应西来学术的分工自治潮流，鼓吹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但他也意识到可爱与可信，乃至中与西之间的裂痕，由此在人文运思介绍和整理西来思想的同时，勇于通过时时刻刻沟通串联和对撞，而将西来思想体系问题化，形成真正有开放而有穿透力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通串确实需要保持博与约之间的平衡。正如有学者所善意提醒，文艺美学要在通于思想通串的同时注意博而返约，“采取一种新的有限度的开放姿态”,“与其被高抛入文艺学与美学相交错的悬空地带，不如在文艺学的确定园地上怡然自得；同时，与其隐身到美学的温室中与世隔绝，不如在与艺术群芳的争艳中自由怒放”,并且争取在开放与节制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13）。
　　
　　所谓应对现实，“古雅”说的启示在于注意平抑理论在先天与经验、形式与精神、本质与历史之间的落差，争取理论在现实面前能够发言而不是满足于理论的自说自话或停留于对理论体系的介绍。如果康德叔本华美学和天才理论不能容纳古雅这些相对的审美形态、不能解释自然-真美和现实-利用之间过渡地带的事物，仅靠掉头不顾而闭上眼睛沉湎于理论的自足，人文思想者又如何甘心呢？《古雅》篇的意义即在于思想者基于理论的世界而又勇于面对现实，而这正是中国第一代现代人文思想家的可贵之处。由此推而广之，在当代世界，文艺研究和美学探讨所面对的世界更趋繁复纷杂，而审美现实和文化领域出现的问题也更愈加缠绕，这就使得文艺美学要不拘泥于自足的理论体系和优游的思想园地，或许要更多地穿行于理论与生活、世界与体制、历史与现实之间，沟通串联，提出有生命力的解释和回答。这方面，比如韦尔施的“重构美学”（UndoingAesthetics），其呼吁就是应对现实的思想努力：当今审美过于泛滥，过度追求时尚，美学必须重构，美学必须超越艺术和哲学问题，必须实现认识论的审美化，必须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和传媒文化以及审美与反审美的矛盾。美学也必须关注当今科技的发展，重视听觉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巨大变化。韦氏又鼓吹重溯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本来联系而新造“伦理 / 美学”（aesthet/hics）一词，强调欧洲本不存在专守艺术而一脚踢开伦理内容的美学，即便晚近如鲍姆加通和席勒，其理论依然建立在审美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这一出发点上。（14）再比如，面对当代文艺审美和文化生活，当代文艺美学的研究往往缺乏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有力支撑，因为既往的研究往往先设了经济理性和文化审美之间的划分，而这一先设其实是基于经济人和审美主体之间的快感 / 不快感的区分，而学界开始出现的“审美资本主义”研究则试图面对现实生活并解构这一区分，聚焦当代文化生活中频繁出现、一再征用的“有组织的想象/理性化”现象，可望有效破解和透视现实社会中经济理性与文化审美之间的区分 / 同谋关系。或许由此可以更深入推进文化体制研究，更内涵地深化文艺研究和文化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有其复杂深厚的历史语境和产业传统，自然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产业有很大的不同，但上述思路在探讨当代中国文化工业、文化经济、文创产业乃至文化消费和创意策展活动方面，可以提供相应的借鉴（15）。
　　
　　所谓人文化育，其实是强调文艺美学应当在积极推进素养化育之“学”,突出美学之美育本义。“古雅”说勇言文化，正视实践，强调相应审美能力“由修养而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王国维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活动的文学、绘画、雕刻、书法乃至小说戏曲中可以引为“材质”以“唤起美情”的“主人公及其境遇”,都可以作为修养和美育的津梁，这其实很有积极鼓吹在绝对“天才”和“自然”之外的艺术普及乃至大众化文艺的意味了。而在 20 世纪初年的蔡元培那里，“以美育代宗教”的思路体现了康德式启蒙主义思路与民国时代对国民改造需要的双重结合。蔡元培认为，和宗教所对立的科学以及科学的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已经解决了知识和意志的问题，美育所要处理的是宗教还影响着的感情领域，所以必须“以美育代宗教”.因为人们之间的冲突正是因为有“人我之分别”“利害之关系”,而“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16）蔡元培以抽象的普遍性为基础，试图通过审美能力的陶养，达到人我关系消失的境界，虽说很有乌托邦色彩，但确实是将知行合一、美育并举的思路。在 1930 年 12 月发表在《现代学生》第一卷第三期的《以美育代宗教》一文中，蔡元培更强调“美育”并不局限于“美术”“: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引者或改美育为美术，误也。我所以不用美术而用美育者：一因范围不同，欧洲人所设之美术学校，往往止有建筑、雕刻、图画等科，并音乐、文学，亦未列入。而所谓美育，则自上列五种外，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供利用，都不是美术二字所能包举的。二因作用不同，凡年龄的长幼，习惯的差别，受教育程度的深浅，都令人审美观念互不相同。”显然是强调学育并举，同时要求文艺化育面向现实的开放性、社会化。（17）在当代，基于自身出发点，放眼思想通串，与其超越美学，不如重构美学，与其回归哲学美学而新造“伦理 / 美学”,不如开拓文艺美学，由此庶几实现通识化育。因为在“学”的过程中知行合一，即是育，亦即学，学育合一，这其实是美学的本义。
　　
　　在胡经之先生那里，“文艺美学”的初心其实是推进传统美学和文艺学融通中西，向文学艺术和文化生活的沟通，向现实世界和人文社群的拓展，向生态科技和自然媒介的开放。封闭自足的纯文学和审美主义并不可靠，所以，无论文学艺术活动的审美实践，还是研究活动及其彪炳影响，文艺美学要注意开放性的思想通串，面向现实，学育并举，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注释：　　
　　（1）关于“文艺美学”在中国学科体系中建制化的开始，王一川有清晰记述“:此后，胡经之先生及其他同道又多次奔走于北京大学校方和新恢复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之间，为文艺美学纳入政府部门的学科设置与建设轨道、并进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而奔忙。这种奔忙加上多方面的协同努力（包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首次开设‘文艺美学’选修课、出版‘文艺美学丛书’、编辑‘文艺美学丛刊’等），终于结出学科硕果：第二年，也就是 1981 年夏季，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终于同意‘在文艺学专业中设立区别于哲学美学的文艺美学这一方向的硕士学位',它是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文艺学二级学科的一门三级学科，并在当年实现全国的首次招生。自此，文艺美学被正式纳入我国学术与学位体制中，受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欢迎，逐渐地活跃在学术界。”参见王一川《：今日文艺美学的限度与开放》，《当代文坛》2006 年第 6 期。　　
　　（2）柯汉琳：《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文艺研究》2000 年第 1 期。　　
　　（3）张毅《：从哲学美学、文艺社会学到文艺美学》，《文艺研究》2000 年第 1 期。　　
　　（4）谭好哲、程相占主编：《现代文艺美学视野中的基本问题研究》，齐鲁书社，2003 年版，第 23 页。　　
　　（5）（6）王一川《：今日文艺美学的限度与开放》，《当代文坛》2006 年第 6 期。　　
　　（7）[英]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 1-3 页；英文版第31-32 页。译文有调整。　
　　（8）Wilhelm Dilthey, Selected Works, Vol. I, edited with anintroduction by Rudolf A. Makkreel & Frithjof Rodi,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50. 转 引 自 董 立河《：狄尔泰的“历史理性”及其当代启示》，《学术研究》2012 年第 12 期。　　
　　（9）转引自谢地坤《：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64 页。　
　　（10）[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5 页。　　
　　（11）参见陈雪虎《：“文”的再认：章太炎文论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65-69 页。　　
　　（12）汤拥华：《“古雅”的美学难题：从王国维到宗白华、邓以蛰》，《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7 期。　　
　　（13）王一川认为，讲博而返约并不是说文艺美学就可以从此就闭门造车了，“而只是说它需要在参酌艺术群芳中守护和开拓文艺园地。你可以……继续以潇洒姿态纵论今日电影、电视、时尚、网络博客、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等，但并不等于你就可以充当那些领域的行家里手，而只不过意味着你有意尝试从这个宽阔平台回望文艺现象，你的本职工作还是自己的文艺园地，也就是照看文学这一门艺术。如放飞风筝，它可以又高又远又飘，飘舞于山川草木之上，流连于百家花园之间，但那根要命的红线你必须紧攥在手心，……你可以知识渊博，也可以跨跨学科，但最好还是埋头耕耘自家的文艺园地，就像老伏尔泰所说’种我们自己的园地要紧‘.”见王一川《：今日文艺美学的限度与开放》，《当代文坛》2006 年第 6 期。　　
　　（14）[德]沃尔夫冈 · 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版，译者前言第 5-6 页。　　
　　（15）参见彼得 · 墨菲、爱德华多 · 德 · 拉 · 富恩特《：审美资本主义》、许娇娜、黄漫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安德斯 · 米切尔森：《视觉体验经济：哪种类型的审美资本？》，许娇娜译，《上海艺术评论》2016 年第 4 期。　　
　　（16）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1917），《蔡元培全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 30 页。　　
　　（17）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1930），《蔡元培全集》卷五，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 500-50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