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韩寒不同的幽默风格

　　钱钟书的幽默尽显学者的睿智豁达，一部《围城》尽显钱氏幽默风格，一直为学者们津津乐道，回味无穷。80后作家韩寒在其文学创作中时有凸显钱氏幽默风韵，已为人们所关注，但基本集中于言语结构方面，从宏观、平视角度对两者作以比较还鲜有人为。本文拟从两人幽默观的形成、表现、承传、贡献等方面作出比较，尝试改变以往比较论中褒钱贬韩的不良倾向，从而肯定韩寒幽默观的文学价值，挖掘其中包蕴的正能量。

　　“幽默”一词最早由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于1924年引入中国，林语堂把“humor”译为“幽默”并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1］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论及幽默不得不提的就是钱钟书先生，渊博的学识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更使得他对于幽默的运用得心应手，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他的幽默既带给读者阅读的惬意与欢愉，又使人重新认识自己，激起读者的理性认知。

　　正如柯灵所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清谈娓娓，私语絮絮，可上九天摘星，可在裤中捉虱，意到笔随，不拘一格，寸褚片纸，却足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思想的深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拂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亲人。”［2］而谈及当代文学尤其是80后作家的幽默，韩寒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最开始《杯中窥人》、《书店》、《求医》时初露头角，到后来《零下一度》、《三重门》里的大肆渲染，韩寒的幽默展现的是新时代青年在时代的迷茫期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和思考，更引发了一代人的共鸣。但细读韩寒作品也不难发现这位“叛逆”的青年作家对于文学大师幽默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正如他自己在《通稿2013》中所说:“《围城》这本书启发我原来小说还能这样写。文学其实就是文字的学问，小说的第一等就是文字里可以让你感受到一种情绪。”本文将通过两人幽默观的形成及其在语言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表现，来审视两人不同的幽默风格。

　　一、钱钟书与韩寒幽默观形成之比较

　　钱钟书先生成长于书香门第，自幼就接触到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等古代文学书籍，自清华大学毕业后，也曾先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深入研究了欧洲各国文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长期不懈的学习拥有了更加丰富的知识体系和超脱的人生态度，这也是钱老先生狂傲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在钱钟书眼中，优良的修养、渊博的知识、开阔的眼界是超脱世事凡人的必要条件，对待世间可笑之人、可笑之事，都应以游戏式的态度一笑置之，才能“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3］钱钟书从一个更高层次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看待生活的智慧，以他独特的想象力将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让读者在笑过之后还能反思事物表面所反射出的本质问题。例如在《围城》中，钱钟书以睿智幽默的语言展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讽刺了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学无术、极度虚荣的病态心理，用辛辣的讽刺表达了对留学生崇洋媚外心理的蔑视，也是对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另一种拷问。

　　韩寒自幼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其父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对韩寒的文学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小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各类书籍，加之对韩寒的任何选择父母都不乱加以干涉，使得他成长得愈来愈自由和不羁。

　　此后他高中连续七门功课亮红灯，毅然退学回家专心写作，放弃名校破格录取的学习机会，都与他这种不被束缚的性格有关，也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个性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渗透于他所塑造的人物里，才使得他的写作风格深受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喜爱。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韩寒的成名也与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密切相关。李欧梵认为:“二十一世纪是网络文化时代，知识分子上网在所必然。但知识精英们并没有全力投入这一‘新空间’，而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成了网络的主角。”［4］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80后青年知识分子被现实所束缚的才能得以肆意发挥，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才华成为众多年轻人的选择。韩寒也在网络中尽情地发挥着他不被外界体制所认可的才能，在他的博客中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对不良的社会现象予以抨击，可以说，自由无束的网络文化成就了韩寒尖锐而不失洒脱的写作风格，也使他的语言能寓事理于幽默之中。

　　二、钱钟书与韩寒幽默观的表现:以《围城》和《三重门》为例《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也是钱钟书幽默艺术的完美呈现，描绘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同样，韩寒的《三重门》也是一部才华横溢的讽刺小说，在年轻的林雨翔的眼中，现今社会热门的师生矛盾、亲子矛盾一一浮现，学生的思考、混沌及梦想得以体现。下面就将以这两部小说为例，分析幽默艺术在两位作家笔下的具体表现。

　　(一)大量运用比喻营造幽默氛围

　　比喻，即通常说的打比方，用具体或形象的东西去描述抽象或概念性的事物的一种修辞方式，作用在于可以把抽象的东西说得具体，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把概念的东西说得形象。［5］据统计，《围城》中的比喻达六百多个，《三重门》中也有数百之多，用韩寒自己的话来说，“如同克林顿的绯闻一样层出不穷”。［6］71这些比喻新意迭出，似乎每一个都是信手拈来，但又刚刚好，看上去是写一件平凡的事，不经意间，脑海中相关的各种理论、生活万象、中外典故都喷涌而来，使整个作品弥漫着浓厚的哲学、历史的气息。

　　明喻本是一种很常见的比喻形式，也是我们在日常中使用最频繁的，在钱钟书先生笔下别有一番滋味。写乘坐的破车:“这是辆病车，正害疟疾，走的时候，门窗无不发抖，坐在车稍的人更给它震动得骨节松脱、腑脏颠倒，方才吃的粳米饭仿佛在胃里琤琮跳碰，有如赌场中碗里的骰子。”［7］148提及病车，最先想到的都是千疮百孔、不堪重负的样子，车子摇摇晃晃的行进中车里的人必然会左摇右摆，和赌场里骰子的样子一模一样，让人不禁莞尔;写方鸿渐与鲍小姐上岸吃西餐，菜却是这样的:“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了醋以外，面包、牛奶、红酒无一不酸。”［7］16本来只是一顿不合胃口的饭菜，但想想“登陆好几天”的死鱼，“无一不酸”的红酒，感到恶心的同时也不禁发笑，看来这也是对方鲍两位的惩罚;写饭店老板娘为孩子捉虱子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却是“她手上生的五根香肠灵敏得很，在头发里抓一下就捉到了虱，掐死了……”［7］150将女人的手比作“五根香肠”，跟前文中将奶水比作“加糖的熔化奶油”呼应，一个浑身油腻腻，不修边幅的女人形象跃然纸上，方鸿渐对其的厌恶之情也呼之欲出;这些比喻可谓句句真切，又趣味盎然，感觉每一句都是钱钟书先生不假思索信手拈来的，本体和喻体的关联又天衣无缝，并不是冷冷冰冰的形象比喻，足可见其想象力之丰富和幽默功底之深厚。

　　韩寒的比喻则更加锋芒毕露，直抵人心。

　　《三重门》中林雨翔没有考上市重点，托人找关系才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进了市南三中，刚到校体育生在会议室开会，情形却是这样:“瘦如铅丝的是扔铅球的，矮如板凳的是跳高的，肥如南瓜的是长跑的;还有脸比豆腐白的说练了三年室外体育，人小得像粒感冒通的说是篮球队中锋，眼镜片厚得像南极冰层的说是跳远的……”［6］190更有意思的是体委办公室主任金博焕居然也是“瘦得像根牙签”。我们都知道，瘦如铅丝的怎么能扔得了铅球，矮如板凳的也不可能是跳高的种子选手，肥如南瓜的更不是长跑的料，练了三年室外体育的脸也不会比豆腐还白，“感冒通”又怎能担当起篮球队中锋?高度近视连沙坑都找不到更别说跳远了。这种极其夸大的强烈反差，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金博焕”这类所谓的教育者的丑恶嘴脸，就连他的名字也是“金不换”的同音，只要有金子就换，没有金子有交情也换，无怪乎体育特长生都是这样一种形象。

　　两位大家作品中都出现了常人难以预料的新奇古怪事件，而正是面对这种令人忍无可忍的现象时的沉着冷静，小说才带给读者一种更为新奇美妙的独特体验。

　　(二)谐音的运用使语言更具喜感

　　谐音双关是指作者利用词的同音，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钱钟书和韩寒在作品中都运用了这一幽默修辞手法，尤其是以博学和睿智闻名的钱先生，他犀利尖锐的语言中透露出的冷幽默自成一家，使得谐音双关的运用更加锦上添花，恰如其分。与之相比韩寒的语言则更加通俗直白，二者各有其妙处所在。

　　《围城》中周太太为了方鸿渐与苏小姐、唐小姐的感情大骂方鸿渐:“他没念过书?他给女人迷昏了头，全没良心，他不想想不靠我们周家的栽培，什么‘酥小姐’、‘糖小姐’会看重他!”周太太并不知道鸿渐认识唐小姐，她因为“芝麻酥糖”那现成名词，说“酥”顺口带说了“糖”;“信口胡扯，而偏能一语道破，天下未卜先知的预言家都是这样的”。［7］106方鸿渐最早的两段感情纠葛与苏文纨和唐晓芙有关。苏小姐之所以姓“苏”，唐小姐之所以姓“唐”，似乎就是为了让周太太在骂方鸿渐时显出“芝麻酥糖”的双关妙语。“苏”与“酥”都是“su”的音，“唐”与“糖”又都是“tang”的音，周太太将“苏小姐”演化成“酥小姐”，又因为顺带口的“芝麻酥糖”歪打正着地说出“糖小姐”，这样一来，周太太原来骂骂咧咧的形象反而有了一丝风趣可爱，语言也更富有幽默，原本骂人的场面因为一个“芝麻酥糖”变得有意思，这样高明的谐音双关更体现了作家本人娴熟的幽默技巧。《三重门》中也不乏类似的谐音双关的语句。

　　作者对于罗天诚面对别人对自己字体的“夸奖”时是这样描写的:“罗———天诚，你的字很漂亮啊。”罗天诚并不客气，说:“是啊，我称它为罗体字!”说着满意地盯着“裸体字”……［6］14这里面“罗体字”和“裸体字”是声母相同的近音词。“罗体字”既含有“裸体”的音又有罗天诚姓氏“罗”的意思，因此“罗体字”也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而让罗天诚洋洋得意的“罗体字”变成了“裸体字”，一字之差语义却天差地别，让人不禁去联想“裸体”的意思，读者不免捧腹大笑。但这种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谐音双关”虽然好笑，对比上面钱钟书先生笔下周太太的话却略显浅薄。周太太的话虽然有女人的小心眼存在，但句句在理，分析的也头头是道，就连“芝麻酥糖”也是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的;而林雨翔由“罗体”想到“裸体”，尽管也让人在读的过程中会心一笑，但显得牵强附会，为了谐音而谐音，没有太深层的含义。总之，韩寒在继承和发展钱老先生的幽默手法时，加入了新时代青年的独特思维和视角，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但也因为年龄、阅历的缺乏有不足的存在，这也是值得理解的。

　　(三)同音近音互换中的幽默语式

　　有数据显示:同音词几乎占现代汉语词汇的十分之一，如果加上近音词，数量则更大，因此，作家往往有意利用词的同音或近音关系借音换词，用异形、异义的另一词语，产生歧义，造成误会，从而达到幽默的效果。

　　钱钟书先生人生阅历丰富，他在运用这一幽默修辞时更能对中西方各类学科融会贯通，从而熟练利用汉语发音的特点并将其与其他语言发音联系在一起，借由同语言在语义上的差异而致笑。

　　对于李梅亭这个角色，作家在一开始就不是很喜欢他，为了把他骂个痛快，在他做完自我介绍后，尤其是在故意将英文名译为“Mating”后，借由他人之口说道:“辛媚很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7］144这里将“梅亭”换成了异形同音的“Mat-ing”，而“Mating”在英文中却是“交配”的意思，同音却有截然不同的意义，既在此处表现出了人们对李梅亭的不喜爱，也与后面李梅亭的种种不检点行为相照应，体现了同音转义的妙处。而钱钟书先生将两种语言杂糅，也是中西合璧下的钱式学者幽默的具体表现。

　　《三重门》中也有这样的点睛之笔。“万老师为人极为认真仔细……其人说惯了老实话，舌头僵掉，话说不清楚，李渔和李煜都要搞半天，一再重申，此鲤鱼非彼鲤鱼也，最近讲到杜甫和杜牧，更是发挥搅拌机的威力，挺着舌头解释此豆腐非彼豆腐也。”［6］276这里通过“李渔”、“李煜”、“鲤鱼”，“杜甫”、“杜牧”、“豆腐”几个近音词，塑造了一个“舌头僵掉，话说不清楚”的老师形象。

　　“李渔”和“鲤鱼”是同音词，与声母相同的“李煜”又是近音词;“杜甫”、“豆腐”虽然普通话音不太一样，但在吴方言区(韩寒是上海人)里，常常将两音混淆，是一种特殊的近音现象。通过这几个同音、近音词造成的误解，讽刺了老师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不仅让听课的学生不知所云，也化解了教师的权威，瓦解了原本崇高的教师形象，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对我们的教育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而对比钱钟书先生言简意赅、痛快淋漓大骂李梅亭的学者式幽默，韩寒的文字更注重构建一个现实的语境，让同音近音词都在语境中存在，借由误解导致歧义从而产生幽默的表达效果，更加通俗易懂。

　　(四)人物语言风趣活泼

　　言为心声，作家在刻画人物时，往往能运用富有特色的语言来表现不同人的不同性格特征，而在钱钟书和韩寒的笔下，这些语言又无时不透漏出一种独特的幽默气息。《围城》中张吉民接待方鸿渐时说的话是这样的:“Hello!Doctor方，好久不见!”“Sure!havealooksee!”“Sure!值不少钱呢，Plentyofdough。

　　并且这些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paper。磁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那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7］39这段话里不时夹杂着看似洋气的英文，但又大多是我们所说的“Chinglish”，用方鸿渐的话说“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不断炫耀自己浅薄的外国学识、展示自己“洋奴才”身份的张先生，他那种令人可憎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丑态也在英文的衬托下格外突出。再如赵辛楣在咖啡店开罪方鸿渐后，为了向方赔罪特意向他打电话说:“喂，老方啊，我道歉可以，可是你不要假生气呀!今天你做主人，没付账就跑，我们做客人的身上没钱，扣在咖啡馆里等你来救命呢!SOS!快来!晚上水酒一杯谢罪。”［7］124这句话中的“SOS”、“救命”明显是故意夸大了他们没钱被扣的窘境，但也正是这样的话语既满足了方鸿渐的虚荣心，又给足了方面子，消除刚刚的误会，达到了赵让方来解围同时向他赔罪的目的，这样一场误会也在幽默诙谐的气氛下得以化解。

　　《三重门》中的众生百相也透过各种幽默的话语得以体现，尤其是主角林雨翔。他喝醉酒后本想在心仪的女孩susan面前展示自己男人的一面，于是借着酒劲大谈不同的思维方式，却在最后冒出一句:“再来一瓶!区区小酒，不足挂齿，老子喝酒像喝奶似的，快拿一瓶力波牛奶!”［6］148这样一句话，使林雨翔在susan面前的形象大打折扣，前后鲜明的对比不但达到了幽默荒诞的艺术效果，也让读者臣服于作者强大的语言驾驭能力。

　　在谈论到“钱”这个一直很敏感的问题的时候，韩寒也借着罗天诚之口给出了独特的答案:“钱有什么意思。一个人到死的时候，什么名，什么利，什么悲，什么喜，什么爱，什么恨，都只是棺木上的一缕尘埃，为了一缕尘埃而辛苦一生，值吗?”［6］38这句话用平常的方式来说就是:“一个人到死的时候，什么名利悲喜爱恨，都只是一缕尘埃罢了。”在韩寒的笔下却多了好几个“什么”，而正是这几个“什么”的重复，使读者很自然地想到一个摇头晃脑、语言拖拉的迂腐老夫子形象。

　　三、钱钟书与韩寒的幽默观

　　(一)钱钟书的幽默观

　　钱钟书认为幽默是一种脾气，可以表现为两种心态:一是具有高深修养的了悟世事人生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这种对于世俗不解的“别有会心，欣然独笑”，静待若干年后万里之外的“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是只有真正了悟人生、豁达以对的人才能具有的了然心境。另一种则是对人生和命运采用“一笑置之”的“游戏”式的自嘲态度。“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反躬自笑”就是对人生和命运采取的“游戏”式的“自嘲”态度，不为外界的流言所动，不被世事的纷扰所惑，坚定自己的内心，即使不被认可，也能以平静的心去对待。这两种心态又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一个人，只有在有了极高的自身修养，能够对世事，对人生有自己的真实了悟，能够明白世事对自身命运的不可为后，对万事万物就能有豁达的心境，才能以“一笑置之”的方式对待人生和命运;也只有能以“游戏”式的“自嘲”方式看待人生和命运了，人才有可能得以升华，才能切实了悟人生的真谛。其实，钱钟书笔下的这两种幽默心态，不仅仅是他对西方众多幽默观点提炼总结出的结论，也是他自己人生幽默观的写照，贯穿他的整个人生。

　　(二)韩寒的幽默观

　　黑色幽默的文风在中国80后作家群中成为了较为普遍的现象，它与这一代人在经历了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恨后的沉淀与成熟密不可分。韩寒作为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幽默观可以说就是黑色幽默的具体体现。

　　首先，在作品的叙述中，他尽量用简单、质朴的话语来描述事物，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来塑造人物，但却能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展现得不同，也各有各的生动好笑之处。这种看似戏谑的黑色幽默，并不是依靠调侃和讲笑话，而是在冷静与夸张的对比之中，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顿悟、去享受这种了然于心的笑意;在作品内容方面，韩寒则更善于对社会的讽刺，通过对各类官方话语的逼真模拟，对“和谐共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等社会热点词语的歪解，以漫画式的手笔塑造一个个现实中贪官、愚官的形象，让读者在阅读中将现实与虚拟相联系，笑过之后对当今社会的种种可笑之处也有所反思;在人物塑造上，韩寒的作品中往往有两类人不可或缺，一是侠士般的英雄，一是愚昧无知的百姓。英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的，韩寒的英雄又往往是民间英雄，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也有独成一套的惩罚方式，但更深层次的共同点是对政府权威的失望，对社会法则的怀疑与不信任;而百姓，往往是无知愚昧的代名词，他们贪婪、自私、幸灾乐祸，完全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旁观者”形象，但对于这样的人群，韩寒又是同情的，他笔下的“旁观者”们，虽然屈服于强权之下，但还是渴望自由，向往更民主的生活的。韩寒用这样一种近似结构主义的诠释方法来审视社会，所谓的权威都是虚假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世界上没有纯情的姑娘，只有疑似纯情。”不得不说他这种黑色幽默的自嘲手法，证明着他自己的真实，也埋藏着他对于社会更多的期许和留白。

　　四、钱钟书与韩寒对中国现代文学幽默艺术的贡献

　　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幽默起步较晚，“五四”新革命运动后，鲁迅、老舍、钱钟书等在积极继承丰富的传统幽默文化的同时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幽默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幽默艺术在中国的全新发展。在继“倡导者”林语堂、“开拓者”老舍之后，钱钟书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完善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熟知外国文学的钱钟书，在幽默艺术理论上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幽默特性，并不断完善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幽默理论体系。他用更加新奇的眼光去审视世态人生，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融入幽默元素，并巧妙地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全方位地营造更加广阔的幽默氛围，用幽默之言讽可笑之人和可笑之事。在他的笔下，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的人群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意识，钱钟书结合自身的亲身体验用看似讽刺的话语冷静地分析了这群人的精神世界，也正是他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对知识分子前途的担心和期许，引导着他们重新走上了奋发图强的道路。韩寒作为80后代表作家，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写作特质，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钱钟书教会了他怎样写小说。因此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的都有钱钟书的影子。不同于钱老先生对于整个社会担忧，韩寒的文笔更加注重对社会的批判、对世事的不满。他的眼中，任何权威都是可以拿来调侃的，没有固定的强者，也没有绝对的弱者。幽默是弱者拿来安慰自己的武器，讽刺更是反抗强权的炮火。虽然由于文化底蕴的单薄和社会阅历的不足，韩寒的文学语言稍显稚嫩，但不可否认的是，韩寒的出现还是给沉寂的现代文坛带来了活力，也让更多的青年作家开始重新认识幽默写作，使幽默之风再次席卷文坛。

　　综上所述，本文从钱钟书与韩寒幽默观的形成、表现、承传与发展、贡献四个方面对两者进行了论述。无论是钱钟书还是韩寒都是中国文坛上不可遗忘的大家，他们的幽默理论不仅各具特色，还为整个幽默文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钱钟书用冷静的眼光，细致地观察审视世事人生，用游戏式的态度看待和揭露生活中可笑的人和事;韩寒则用青年人特有的犀利、不羁的笔锋展示了世人的贪婪、自私，以及当政者的可笑、荒谬。尤其韩寒作为80后的文学新人，能在自己作品中有意摹仿钱氏幽默风韵并融入自己的特色，将幽默体现在针砭社会时弊与教育弊病上，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特有的关注方式。钱钟书与韩寒都结合自身阅历，用自己特有的写作方式激励着读者，推动着中国的幽默文学持续、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78．
　　［2］柯灵．妙哉散文［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2．
　　［3］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3．
　　［4］江冰．论80后文学的文化背景［J］.文艺评论，2005(1):19-25．
　　［5］黎运汉．汉语修辞学［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34．
　　［6］韩寒．三重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7］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