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启蒙运动中的仁爱与同情道德观探究(3)

　　另一方面，18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在功利主义的推动下得到发展。哈奇森从“道德感即仁爱”的角度推导出“最好的国家就是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国家，而最坏的国家就是给最大多数人带来痛苦的国家”〔5〕221,将满足社会需求视作人之本性，并且认为诸如勇气、节制、正义的道德品质要获得道德感的认同，必须用以推动公共福祉。因此，哈奇森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功利主义原则的人”〔6〕298.边沁和爱尔维修则从效用的理性算计出发，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将此原则作为功利主义的第一原则。边沁的政治改革目标和道德哲学目标也都建立在此原则上。在边沁看来，每个人的权利或利益都不容忽视，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从这一点上看，边沁在功利主义道路上走得比哈奇森更远。换言之，哈奇森的功利主义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主导，而边沁则更尊重个人利益。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思考的问题始终都是如何确保个体的自由。如果说哈奇森的功利主义仍然带有公共感的情怀，边沁则更坚定地走向了个人自由主义。另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赋予了个人太多的自由。这些都为现代性的自由主义危机埋下了伏笔。毋庸置疑，这种基于道德情感的功利主义思想成为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助推力。
　　
　　三、同情与情感主义的萌芽。
　　
　　18 世纪的英国是感伤主义小说的鼎盛时期。“同情”思想主导了感伤主义的潮流。埃德蒙·伯克认为“社会情感激发的同情感觉，也适用于艺术”,因为“正是主要按照这种原则，诗歌、绘画和其他感人的艺术才从一个人的心灵渗透到另一个人的心灵，它们也经常能够给悲惨、不幸和死亡带来一种快乐。”因此，我们应该首先理解“我们如何被我们处于真实苦难境况中的同类生灵的感情打动”〔1〕79,才能真正理解文学上的悲剧。文学创作的感伤主义情怀，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同情的关注，而同情在道德理论上则包含了情感主义的因素。情感主义后来被麦金太尔视为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根源。由此可以推断，同情的道德主张促使情感主义得以萌生，同时也间接地推动了 18 世纪英国的道德现代性启蒙。
　　
　　（一）同情与“公正的旁观者”.
　　
　　情感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于 20 世纪开始盛行。它主要是对 1903 年以后英国道德语言的一种回应与说明。然而，情感主义的萌芽，可以追溯至 18世纪英国启蒙运动，尤其是休谟和亚当·斯密有关同情的道德理论。
　　
　　同情，作为一种自然情感，在休谟看来其本质是“一种与他人的同胞感”,它类似于文学作品中通常所说的移情现象，即“乐他人之乐，而忧他人之忧”.但休谟同时也指出，同情虽然出于人们对事物一种“身临其境”的共感想象 ,但是这种共感想象会因人们的亲疏远近而产生强弱不一的同情。因而，我们对自身的关怀要强于对他人的同情，对亲近的人的同情要强于对远离的人的同情。譬如，面对同样的空难、沉船和地震事件，人们对罹难的人群都会表现出同情，但如果不幸人员的名单中出现自己的同胞，甚或是亲人时，人们所表现的同情会有不同程度的激情区分。因此，休谟强调“我们在对于人们性格的平静的判断和讨论中必须忽略所有这些差异，使我们的情感变成更公共和更社会的”〔7〕9.情感如何才能更公共和更社会？这其实就是强调在感性的情感世界中，还需要理性的引导，只有站在感性和理性相融合的中立立场上，情感才有可能更公共和更社会。对此，亚当·斯密提出作一名“公正的旁观者”.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出于“人道”的本性，会“乐他人之乐，而忧他人之忧”,旁观者会设身处地地想象自己处于对方的情境感受，并将产生同情的处境完善地描述出来。他接受老师哈奇森的观点，同意休谟将同情视作一种天然的感情，并认为这种情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同于休谟广而言之的同情，亚当·斯密的“旁观者的同情”增加了理性的色彩。他不仅仅只是设身处地地使自己身临其境，还会“用健全理智和判断力去思考，自己会是什么感觉”.这种同情“与其说是因为看到对方的激情而产生的，不如说是因为看到激发这种激情的境况而产生的。”〔8〕27-28因此，亚当·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的同情比休谟的同情更加理性，他不是一味地深陷对方的境遇不可自拔，而是在适当地感同身受后，会跳出对方的境遇，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采取中立的态度去理性评判这种情感是否合宜。对情感的合宜判断正是亚当·斯密与休谟对待“同情”的区别所在，也是亚当·斯密对休谟“同情”思想的超越。于是，“同情”“公正的旁观者”“合宜”成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基石。
　　
　　（二）蕴含情感主义因素的同情。
　　
　　无论是休谟的同情，还是亚当·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他们意图阐明的都是行为乃情感的表达和产物，以及情感本身没有恶。当人们判断行为的善恶时，是将行为当作某种情感的表达和产物来判断。换言之，在判断善恶的过程中，实际上表达的是人自身赞成与否的情感。这种对个人情感的强调，并凭个人情感进行道德判断的做法，恰恰是情感主义的主张。正如麦金太尔所言，“情感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具有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特征而言，都无非是偏好的表达、态度或情感的表达。……它完全是由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情感或态度造成某些不合乎理性的影响来保证的。我们使用道德判断，不仅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和态度，而且恰恰要对他人造成这样一种影响。”〔9〕12同情正是这样一种自然情感。它不仅表达着个体的态度与情感，而且还试图影响他人，使之形成与其相同的态度与情感。尽管它有时候是站在他人的立场，有时候又居于旁观者的角度。因此，同情的自然情感蕴含着情感主义最基本的元素。
　　
　　包含情感主义因素的同情，在 18 世纪的英国文学社会掀起了感伤主义的风潮。而在政治社会，则表现为“公正的旁观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是作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另一只手出现，旨在建立一个具有德性的现代文明社会。这也是 18 世纪英国独有的社会秩序模式。然而，后来的情感主义发展成为启蒙运动失败的罪魁祸首，这是当时的英国启蒙思想家们始料未及的。
　　
　　四、英国启蒙运动道德观的隐忧与启示。
　　
　　英国启蒙运动的道德观在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遮蔽下一度被人们所忽视。然而，埃德蒙·伯克在1790 年就曾诟病法国启蒙思想家过于追求理性，将自由抽象化，从而消弭了个体的道德意识和价值判断。反观英国启蒙运动，对道德的关注，使其更加贴合世俗世界，它不是构建道德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地关切人们的内心世界，让人们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做出道德的行为。对道德的全面关注与对个体道德意识的尊重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诚然可贵，然而，它对英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也暗含着深深的隐忧。
　　
　　（一）英国启蒙运动道德观的现代性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