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演变论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

    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其就像一条西方文明的历史长河。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哲学家的思想就像灿烂的宝石一样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区区几千字来描绘一部哲学史是困难的。从时间轴上来看，西方哲学被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公元前六世纪---公元五世纪，属于古希腊罗马哲学时期；二是公元五世纪---十五世纪，属于中世纪哲学；三是十五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属于近代哲学；四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哲学的发展开始进入现代哲学时期。四个不同时期，哲学呈现出各种形态以及不同的特征。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脱胎于神话，并打上了宗教神话深深的烙印而高高在上；中世纪哲学沦为了神学的婢女，论证“上帝”的存在成了哲学的生存意义；近代哲学则是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争贯穿近代哲学始终；到了现代哲学则呈现出三大哲学派别---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宗教和思辩唯心主义思潮，以及他们的对峙和融合的特点。

　　哲学的历史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和演进历程。哲学史不是哲学家思想的简单罗列，而是有其内在的筋骨。考察哲学史同样要研究什么是哲学，哲学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体系。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活动中最基本的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即主体同对象性世界的关系。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可见，主客体之间的矛盾是世界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最终要通过人的认识反映出来，即人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从人类认识的发展史看，不同阶段对这一基本矛盾的认识，就层次而言是不同的，哲学史就是这一问题的生成史。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可见，把握哲学的基本---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就是把握了哲学的总体思维方式，真正以世界观的高度去把握西方哲学的历史进程。

　　一、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诉求

　　在远古时代，人并未认识到其自身和世界的关系，只知自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客观世界的部分存在，即“主体性”意识还没有形成，人尚未真正意识到人作为人的存在。人在认识世界只是在追寻世界万物的“本体”是什么。

　　这种对本原的追问，对本体的诉求，自古希腊伊始，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巴门尼德“存在”、柏拉图“理念”、亚里士多德“实体”到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都是对彼岸世界的探索。因此，哲学的“古代”涵义是指尚未自觉地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而直接地寻求和断言世界本身的哲学形态。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也在古希腊哲学的母体中孕育。比如“灵魂不死的观念”就是思考人的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人是万物的尺度”则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萌芽。全部哲学，尤其是困扰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随着中世纪的到来，哲学步入了黑暗时代。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理性思考在中世纪是臣服于信仰的，信仰则趋于迷狂。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在这段时期处于什么状况呢？下面作简要梳理。

　　古时候，受自然科学发展水平所限，人体的构造还不为人所知，尤其梦中产生的景象，给人们带来错觉：思维和感觉是人体的一种独特的体验，在人死亡之时能够脱离人体的灵魂活动。至此，人们时常会思考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能够脱离人体而存在，那么灵魂是不可能死亡的，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无法抗争的命运，“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

　　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两者的关系就成了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也由此上升为哲学的最高问题。

　　这个问题同宗教一样，萌发于那个知识匮乏、思想蒙昧的时代；但是，其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只是到了中世纪，当欧洲人从基督教的长期冬眠中苏醒过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被十分清晰地提出来，也由此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思维与存在，或者说，精神与自然界谁主沉浮，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一度掀起过巨大波澜，究竟二者谁是本原---精神，还是自然界？当这个问题毫不回避地针对着教会提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在问：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可见，在中古时期，本体论思想贯穿始终。对本体的崇拜，掩盖了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更进一步认识。

　　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把握和掌控现实世界成为了可能。哲学研究的着重点也发生了转变，逐渐集中到思维与存在关系、主客体关系上，思维与存在关系、主客体关系问题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这就是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其不再纠结于万物的本原和最终的推动者而裹足不前，这在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康德一直致力于实现主客体关系的统一，他孜孜不倦的探究，成为近代哲学对主客体关系认识的转折点。康德之前，哲学的基本问题虽被提出，但总是在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前见下难于自拔。康德以崭新的视角使主客体最终“统一”在他的理论中，其后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前赴后继，进一步强化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康德之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是近代科学的两种方法---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的演绎法在哲学认识论上的体现。两者在认识的来源、生成、标准和范围等问题上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并从相反的两个角度去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力图克服近代哲学的缺点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康德那里，思维与存在在理性的认识范围内是统一的，二者统一于“现象界”，而“物自体”不可知。主客体统一时主体是自为的、能动的；客体是人为的、被动的。“客体”是主体运用范畴加工“物自体”所提供的“表象”。但是，人的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物自体是不可知的。理性只能无限接近“物自体”，却无法触摸到它，这就导致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这也使得康德理论一直笼罩在“二元论”的阴影中，但他提出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何以可能的问题则是贯穿德国古典哲学始终的。

　　费希特义无反顾沿着康德掘开的隧道一直走了下去，把思维与存在统一于“自我”，“自我”就是“人的意识”。从主客体角度上看，“自我”就是主体，它是现实的根据，“非我”充当客体，成为了理想的根据。“自我”是动力源、发动者。自我在预先设定自身后，然后设定非我来限制自身。谢林在这条道上继续拓展，使得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走向了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主体和客体在“绝对同一”中形成了共同体，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相对应的决定关系。一方面，客体决定主体，主观观念来源于客观材料；另一方面，主体可以能动、自由地决定客体，使主客体相符合。关键的问题在于两者可以转化，转化是在“绝对同一”这样的平台上完成的，这个绝对同一既是绝对非我，也是绝对自我。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做出了自认为是终结版的回答。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统一于“绝对理念”。而“绝对理念”即是主体，同时又是客体，其自身包含了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的辩证运动的统一的“实体”。“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理解或表达为实体，而同时又表达为主体。”

　　三、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融入了主体的实体，其本身包含了主体和客体、思维与存在，看似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形成了能动的矛盾统一体，这本身是一个“完美”的结局，然而，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主要错误在于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指出，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是思辨哲学一贯的行事风格，这是一种颠倒的认识过程。“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遗憾的是，费尔巴哈仅仅把存在看成是自然界特有的属性，这样就排除了社会存在，并进一步地把人的本质抽象理解为以身体为基础的灵与肉的统一体，而不是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费尔巴哈的哲学也未能真正进入人的现实领域，看不到那些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在现实中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的感性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唯物论证以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实践转向”。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认为，应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出发点来探索人与对象世界的现实关系，在人与对象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上，正是人类的实践使主体和客体被联接了起来“互为对象”，并从与对方的关系中获得了各自的规定性。这种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最终成为人的现实。在人的对象化的活动中，人的认识对象就其现实性而言，只能是属人的现实性，是主体性的存在物，是人自身活动的结果。因而，意识的现实对象，既不是“自我意识”活动的产物，也不是抽象的理解的单纯的自然界，而是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现实活动。人的实践活动则是自在世界转化为“自为世界”的内在根据。因而，思维和存在虽然是泾渭分明、天水一方，但二者又水乳交融、互为依存，这种微妙的关系正是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由于有人的实践活动，才有人和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同时也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使人和世界、思维和存在达到统一，马克思最终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人在实践中改造客体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主体。在马克思的主客体关系中，主体仍具有一定的逻辑先在性，主体改造客体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

　　当人的主体性地位被明确下来以后，人自身的问题逐步凸显出来，现代西方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由此产生了另一个转向，那就是“语言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承认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但是人的语言所理解的世界才是和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世界。语言所无法达到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语言成了“现象世界”在人的意识当中的投影，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以及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主体和客体在语言中凝聚着。语言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唯一的功能就是表达事实在思想里的写照。正确和错误的句子都是在谈论大家都熟悉的客观存在的事物，真实或尽可能真实地体现出事实的真相。所以，在他看来，有意义的句子所表达的内容，从总体上看，与自然科学领域是一致的。而诸如上帝、灵魂不灭和自由意志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是“虚假的问题”。

　　最后，维特根斯坦还证实语言（思想）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也是豪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关系本身不是一个事实，因为它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如海市蜃楼一般，只是一个美丽的幻影，他认为，语言具有一定的“向导”作用，人们通过它认识到事实真相，进而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到那时，它自己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可见“人类必须通过而且只能用‘语言’去理解‘世界’和自己的‘意识’，并用‘语言’去表述对‘世界’和自己意识的理解，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中。‘语言’既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又是人类存在的积极界限”。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正是看到了语言作为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载体，把语言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出发点，体现出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中介环节的寻求，表达了现代西方哲学对思维、存在、语言三者关系的总体理解；同时，也表明了对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百家争鸣，将会继续绵延下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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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着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